第九章 野蛮主义与科技
再次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这里所分析的情境，亦即当前的情境，其本质是暧昧不清的，至今尚未明朗。因此，在本文一开始，我就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尤其是大众的反叛这一现象的特征，表现出两种倾向，每一种倾向不仅容许而且要求我们做出双重的解释：一面是有利的，另一面则是不利的。这种模棱两可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心理感受，相反，它根源于事实本身：不是说当前的情境从一种立场来看是好的，从另一种立场来看则是坏的，而是说它本身就包含着兴盛与衰亡的双重可能性。
本文无意构建一套系统的历史哲学，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正在尝试以我自己的哲学信念为基石，建立一种历史哲学。我并不相信绝对的历史决定论（the absolute determinism of history），恰好相反，我相信，所有的生活包括历史生活，都由一个个纯粹的瞬间与片刻构成，其中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与片刻相对于前一个而言，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在这些瞬间与片刻当中，现实显得犹疑不决、首鼠两端，面对诸多的可能性，它举棋不定，难以抉择。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犹疑与踌躇使得一切生物都带上一种震颤不已的特征。[1]
实际上，大众的反叛既可能转化为一种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人类组织结构，但也可能变成一场人类命运之旷世罕见的浩劫。无视进步的事实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修正“人类的进步是确定无疑的”这一观念，更接近事实的毋宁是：若没有“回转”和退化的威胁与刺激，就不会有必然的进步和发展。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无限进步与变幻莫测的周期性衰退并行不悖。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私人的还是历史的，在浩瀚的宇宙中都属于同一个实体，而宇宙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生活就是一场戏剧。(1)
还有什么支持科学论据能比汽车和医药品更为有力呢？汽车使大众可以来去自如；医药品则极大地消除了他们的痛苦。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持久而明显的福祉，比起人类对科学所显示的兴趣和热情来，是何等的不成比例！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实在无法抱有任何虚幻的希望和企盼：他们的所作所为纯粹就是野蛮主义！尤其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待科学的这种弃之如敝履的冷漠态度，竟然在技术人员——医生、工程师等——自己身上也暴露无遗。他们在从事这些职业时惯常表现出的心智状态，与那些心安理得地使用汽车或购买阿司匹林的人在本质上毫无二致：他们对于科学与文明之将来命运全然没有任何关切之情。
或许让有些人感到更为忧虑、烦恼的是新兴之野蛮主义的其他一些征兆，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是积极的，是行动的结果而非盲目短视的产物；它们更加引人注目，更加生动逼真。但就我自己而言，普通大众受益于科学的与他们回报于科学的——或者不如说是忘恩负义——二者之间的不相称，才是更为可怕的。(7)只要看到，今天连中部非洲的黑人也可以神气活现地驾驶汽车，服用阿司匹林，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漠视态度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依我的假设来看，那些即将走向统治地位的欧洲人应该是与他所由出生的复杂文明血肉相连的人，而不是一个原始人，一个通过天窗登上历史舞台的野蛮人，一个“横冲直撞的入侵者”。
注释
[1]奥尔特加的历史哲学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是一个体系》一书中，他的基本观点是：“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是一个体系，是以一条单一的、不可抗拒的锁链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经验的体系”。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一文。
[2]斯宾格勒的文化观参见《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1章（商务版《西方的没落》中译本没有译出第一卷；可参见陈晓林的中译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奥尔特加对文化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的看法，参见《大学的使命》第五章。
[3]奥尔特加对哲学的看法，参见其《什么是哲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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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毫无疑问，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这些说法，甚至那些最有心的人也仅仅把它们看作譬喻——不管这个譬喻是多么贴切。个别读者可能会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没有看透生活到底是什么，哪怕知道它不是什么也行；唯有他们才能领会这些说法的精义，唯有他们才能判断这些说法正确与否。其他人的观点几乎是众口一词，唯一的差别在于：有些人认为生活是一个灵魂的存在过程；有些人则认为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即使把我的整个思路概括为一句话，在那些冥顽闭塞的读者看来，我的观点仍然没有改进多少。我的概括是：只有在传记意义上，而非生物学意义上使用“生活”一词时，生活的根本要义才会显现。其最有力的理由是，任何一种生物学最后在传记中也仅仅是一个章节而已，在记载生物学家生活的传记中，它只能占一部分，其他所有的内容都经过了提取、想象和神化。
(2)因此，这种对待过去的自由态度并不是一种气急败坏的反叛；相反，它是每一个“批判时代”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即使我捍卫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而反对肆无忌惮地攻击自由主义的大众，也并不意味着我摒弃了对待自由主义的充分的思想自由（即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译注）。反之亦然，对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尽管本文着重强调了它最消极的方面，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每一种伟大历史进步之sine qua non［必要条件］。参见数年前我在《生物学与教育学》［Biologia y Pedagogia，收入《观察者》，第3卷：“悖谬的野蛮主义”（La paradoja del salvajismo）］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3)因此，在我看来，以“技术主义”来定义美国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给欧洲人心智带来最大困惑的事物之一就是人们对美国做出的一大堆幼稚的评论，甚至连最有文化的人也倾向于此。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可以说明，在当前问题的复杂性与当代人处理问题的心智能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4)自由民主政体与技术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容的，以至于当其中一方缺失时，另一方几乎无法想象；应该用一个一般性的名称来为它们共同命名，这样的名称同时也将使上一个世纪及其以前的世纪获得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30年代英译本没有这个脚注，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5)我们这里没有必要论及更深刻、更内在的问题，因为，今天就连大多数科学研究者自己，都丝毫没有意识到，科学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致命的内部危机。
(6)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893a 10。（原注有误，国际标准版中893a 10部分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内容，似应为983a 10：“一切科学都比它更为必要，但却没有一种科学比它更为高尚”，引自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七，第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译注）
(7)社会的病态与畸形由于这一事实而急剧增加，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文化的其他所有重大原则，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和宗教无一不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至少已经暂时垮台了。唯一躲过此劫的就是科学，它非但没有垮台，反而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贡献成果，甚至已经超过了它原有的许诺。因此，它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普通大众是因为对其他的文化要素抱有过分热情，而导致对科学的忽视，他们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