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之我见
一 所谓“日本式”
我对日本古代文化一向知之甚少，从没去过让布鲁诺·陶德 [1] 绝口称赞的桂离宫 [2] ，也不了解玉泉 [3] 、大雅堂 [4] 、竹田 [5] 、铁斋 [6] 这些人物，至于秦藏六 [7] 、竹源斋师 [8] 等名字更是闻所未闻。主要是因为我不常去旅行，对祖国这个村那个镇的风俗啦大好河山啦都不了解。我出生在新潟市，在陶德看来那里是日本最恶俗的城市。他非常鄙视嫌弃上野到银座一带的街道，我却很爱那里的霓虹。我对茶道等一无所知，却唯独深解尽情买醉的滋味，孤独地待在家中，对日式壁龛等物看都不看一眼。
不过，虽然我过着这样的生活，丢掉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但我却并未因此而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我非常贫穷，每每反省，苦恼不已）。
一天，陶德应邀到某位喜爱竹田画的日本富豪家做客。客人约有十数名。主人不让女佣沾手，自行往返于储藏室和客厅之间，每次拿一幅字画过来，挂在壁龛里展示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再去拿另一幅，以众人共赏名画之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结束之后更换座席，以茗茶和礼敬的膳食待客。如果说因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失掉古代文化传统”就不惜称之为内心充裕的生活，那这内心的定位也未免太简单廉价了，简直是胡言乱语。不过，失掉了文化传统的我当然也并非（因此而）充裕。
某次谷克多 [9] 来日本时曾说：日本人为什么不穿和服呢？并对日本忘记了本国传统、对欧美化孜孜以求的景象而兀自慨叹。由此看来法国果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战争爆发后他们首先转移的是罗浮宫博物馆的展品和金砖，为保全巴黎不惜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传统遗产确实继承下来了，但能够创造祖国传统的只能是他们自己。法国人好像对此一无所知。
何为传统？何为国民性？日本人应有的性格中是否存在一定要发明和服、不得不穿着和服这样的决定性因素呢？
读读评书可知，我们的先人往往复仇心极强，哪怕做乞丐也要用尽一切方法辗转寻仇。自这类武士终结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七八十年的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已经成了如梦往事。今天的日本人，在所有国家的国民当中怕也是最缺少憎恶心的一群。当我还是学生时，有一次在Athénée Franais [10] 举办罗伯特先生欢迎宴会。桌上事先放好了名牌，席位是固定的，不知为何只有我被安排到了一群外国人中间，正对面就是科特先生。科特先生是素食主义者，只有他一人的饭菜和别人不同，净吃一些燕麦粥类的东西。我因为没有同伴非常无聊，于是专心观察起科特先生的吃法来。他速度飞快，一拿起勺子来就在嘴和盘子之间高速挥舞，直到吃完才肯放下。我才吃了一片肉的工夫，他已吃完了一盘燕麦粥。先生的慢性胃病看来是有原因的，我暗想。席间致辞开始了，科特先生站起身来。接着，先生突然以沉痛的语调开始发表追悼克列孟梭 [11] 的演说。克列孟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首相，是好战的政治家，人称“老虎”。那天的报纸刚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而科特先生是伏尔泰 [12] 式的虚无主义者、无神论者，他最喜欢悲歌类的诗歌，经常教学生赏读伏尔泰的讽刺诗，而且他自己也很爱诵读。因此，先生会不经理性思考而直接感伤地论说人的死亡，这种事情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以为先生的演说是在开玩笑，我想他马上就该抛出事先准备好的幽默来一举反转了吧。但是先生的演说由沉痛变为悲痛，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这实在出乎意料，我一时惊呆了，不想忽然笑出声来。———那时候先生看我的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像杀了我也不解恨似的，先生用喋血般憎恶的眼神瞪着我。
日本人不会有这种眼神。我在日本人那里一次都没见过这样的眼神，在那之后我也曾特别留意过，但确实一次都没碰到。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会有那样的憎恶。《三国志》 [13] 中的憎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14] 中的憎恶，想要杀人、把对方大卸八块都不解恨的那种憎恶，在日本人那里近乎于无。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可成为朋友，这种暧昧才是日本人共有的感情。复仇这一行为并不适合自己，估计很多日本人都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经年累月之后，甚至都无法再继续痛恨下去，充其量不过施以“紧紧盯住不放”的眼神而已，那就是极限了。
所谓的传统、国民性这些说法中，有时隐藏着这样的欺骗。很多传统、习惯与自己的性情完全不符，但却必须把它们当成与生俱来的希求一般背在身上。所以，以前日本做过很多事情，不能只因为以前在日本发生过就说它们是日本本来该有的，这一逻辑并不成立。很多外国有、日本没有过的习惯，却有可能是最适合日本人的；而日本有、外国没有过的习惯，也有可能最最适合外国人。这不是模仿，是发现。歌德 [15] 曾受莎士比亚 [16] 作品的暗示而得以完成自己的杰作，即使是在尊重个性的艺术领域，也是在不断执行着从模仿到发现的过程。灵感往往发自模仿精神，经过发现之后开花结果。
和服是什么呢？只是因为与西装的交流晚了一千年左右罢了。那样一来，除了有限的手法之外，日本人没能受到其他手法的暗示而做出新发明。并不是日本人瘦弱的身躯特别催生出了和服；日本人也并非仅以和服为美，外国那些身材魁梧的男性穿着和服的样子，看上去委实比我们更有风度。
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座横跨信浓川河口的名为万代桥的木桥被拆毁了。河面宽度的一半左右被填埋，架上了铁桥。因为这个我难过了很长时间。日本第一的木桥没了，河宽也变窄了，自己的骄傲不复存在，真是彻骨的悲痛啊。当时那不可思议的悲伤现在已是梦幻般的回忆，我长大成人、年岁渐长，与事物的关联不断加深，但那种悲伤和难过却越来越淡薄。时至今日，觉得木桥被铁桥代替、河宽变窄这事儿不仅不值得悲伤，反而是极为理所当然的了。不过，也不是只我自己才有这样的变化，很多日本人都是这样，每当故乡旧日容颜受损、欧美风格的建筑物出现时，比起伤感来，内心更多的是喜悦。我们需要新的交通工具，也需要电梯。比起传统之美啦日本本来的样子这些来，更为便利的生活才是必需的。即使京都的寺庙和奈良的佛像全都被毁也不会觉得困扰，但如果电车动不了可就麻烦了。于我等而言，只有“生活所需”才最为重要，哪怕古代文化完全消失，只要生活还在，只要生活本身没有毁灭，那么我们的独立性就是健全的。这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需要以及与之相应的欲求还在，且并未丧失。
陶德在东京演讲时，据说听众中的八九成都是学生，剩下的一两成是建筑学家。他给东京的所有建筑专家都发去了邀请函，然而还是那样一个结果。据说在欧洲的话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通常八九成的听众是建筑学家，一两成是关注都市文化的市长、区长等有名誉职务的人，学生们很少能挤得进去。
我不太熟悉建筑界的情况。以文学圈为例来看，即使是安德烈·纪德在东京举办讲座，估计也有九成左右的小说家是不会去听的吧。这样一来果然八九成的听众得是学生，而且估计三成左右的学生还是女学生。我在佛学系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听一位来自法国呀还是英国的佛教学者演讲。虽然日本遍地都是和尚，但那次的听众却全部都是学生，也可算是未来的和尚们吧。
也有可能是日本的文化人在社交方面比较懒惰，而西方的文化人在这方面却是很勤奋的缘故吧。勤于社交不一定是真的勤奋，懒于社交不一定是真的懒惰。姑且不论勤奋还是懒惰的问题，日本的文化人确实很招人嫌。从未见过桂离宫，不了解竹田、玉泉、铁斋，也不懂茶道；说到小堀远州 [17] 等人，搞不清他到底是建筑家、庭院设计师，还是大名、茶道宗师，甚至还有人会认为他是善用忍术的一代掌门呢。这些人砸毁故乡的古老建筑，盖上些不伦不类的西式棚屋，为此扬扬自得。就这样还不去听陶德和安德烈·纪德的演讲，只一味醉卧在霓虹灯影里，东倒西歪，谈论着烫头发的姑娘们，大口喝着假威士忌。一群让人无语的家伙。
不仅对日本原有的传统一无所知，学习欧美时也是东施效颦、不成体统，留不住一丁点儿的美，净是些唬人的假把戏。加里·库珀 [18] 那里总是客满至谢绝入场的盛况，梅若万三郎 [19] 那边却门可罗雀。这样的文化人确实只能以贫困称之。
然而，陶德发现日本及其传统之美是一回事，我们虽丢掉了日本的传统，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陶德根本没有想到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区别。换言之，陶德必须要发现日本，但我们却没有发现日本的必要，我们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我们或许会丢掉古代文化，但却不会丢掉日本。日本精神是什么，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去论说。那些需要说明的精神不会创造出日本，而日本精神也不需要靠解释说明。只要日本人的生活是健康的，那么日本就是健康的。短小的罗圈腿套上了西裤，穿着西装，急匆匆地走着，跳着交际舞，扔掉榻榻米，装模作样地仰坐在廉价的桌椅上。在欧美人的眼中这些真是滑稽至极，但我们自己却为其便利而感到满足，这二者之间毫无关联。他们的眼光带着怜悯和取笑，我们却是要生活下去，双方的立场根本不同。只要我们的生活立足于正当需求，那他们的怜悯取笑就是极为肤浅的。短小的罗圈腿穿着西裤急匆匆地走着，如果是觉得这景象滑稽而笑，那也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不应拘泥于这样的细节，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那么取笑者倒也不见得就有多聪明了。
圣路加医院的庞大建筑很是宏伟，和它相比干冰工厂显得又小又寒酸。即便如此，如果和干冰工厂那紧实的质感比起来，圣路加医院就成了如孩子们做的手工般微不足道之物。这工厂深入我心，它疏朗大气的美勾起了我遥远的乡愁。
小菅监狱和干冰工厂，有时候不经意间我会想一下二者之间的关联。不过，除了它们都有一种能够激起我乡愁的强烈美感以外，我并没有勉强自己一定要想到其他。它们的美与法隆寺 [53] 、平等院 [54] 这些地方截然不同。法隆寺和平等院的美与古代、历史等关系密切，想到这些就大体会认可它们，但那并不是直击内心、深入肺腑的美。总归有些地方需要补足，否则便不足以服人。小菅监狱和干冰工厂更为有力，其冲击更为直接，没有任何补充物，立刻就把我的心灵带到了乡愁处。原因何在呢，那时候我并未考虑这个问题。
某个早春，我出发去半岛顶端的港口城市旅行。那个小小的海湾里栖息着日本的驱逐舰。军舰很小，感觉很是谦逊，但它的美却在我看第一眼时就震撼了我的灵魂。我躺在海边，全神贯注地望着那浮在水里的谦逊的黑色铁块。这时候，小菅监狱、干冰工厂和军舰三者合而为一，我想出了这美的真相。
为什么三者都如此美呢？它们并没有为了变美而去做任何加工，它们那里完全没有这样的美。并没有出于美的考虑而多添加一根柱子或一块钢铁，也没有以不美为理由而拿去任何一根柱子或一块钢铁。只是把必需的东西放在了必要的地方。这样，去除掉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在“必要性”这唯一要求下以所形成的独立形态呈现出来，此形态仅与其自身相似，除此以外与其他任何事物都不相同。根据需要，柱子可以无所顾忌地东歪西倒，钢材可以圈得长短高低不一，轨道可以突然从头顶上伸出来。所有一切都只是必要而已。这必要不可遏止地生长、壮大，其他任何旧有的观念都无法成为阻止其生成的力量。由此，这三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得以成形。
作为我的主业的文学，和上面这些完全是一回事儿。不能为了让人看起来觉得美而去写作，一行都不可以。在特地用心去感受美并刻意为之的地方，并不会再产生美。要待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写时、必须写时才动笔。唯一可做的，是应那不可遏止的必要性之要求，痛快淋漓地写个够。正是“必要”，不拘何种情形，贯彻始终的唯有“必要”二字。如此，回应这“不可遏止的”实质要求所形成的独立自足的形态便产生出了美。如果抛却这实质性要求，即使是从美或诗意的角度出发去打造一根柱子，最终那也会沦为微不足道的小手工。这就是散文的精神，是小说的真谛，同时也是一切艺术的大道所在。
问题在于，你想要写的那些东西是真正必须得写的吗？即使用你的生命作为交换，也还是不得不写，于你自己而言是那般无法舍弃的宝石吗？再有，是否根据上述要求，用你特有的笔去掉了不必要的赘物，真正做到恰切地表达了呢？
百米比赛全速奔跑时欧文斯 [55] 的美与二流选手很不一样，前者的所有动作都是有必要的，后者却未完全贯彻必要性原则，显得笨手笨脚。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要求百米选手必须又瘦又高，腿要长，身体要轻便苗条；又胖又重的男人全都跑到投掷类项目去了，在运动场的角落里推着铅球，或是抡着链球。还有帕多克 [56] 和辛普森 [57] ，这两位都来过日本，一直到他们所在的时代都还是那样。从梅特卡夫 [58] 和托兰 [59] 崭露头角的时候起出现了变化，高体重带来的加速度成为短跑运动员必须具备的最后一个条件，身体苗条的人都转去了中长跑。有一次我去羽田机场，在那里见到了俘获的I⁃16型战斗机。刚刚看到它从飞机场的左侧出来，一眨眼就飞到了右边，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日本的战斗机重点关注战斗性能，对速度重视不够，在这一点上无法与之相提并论。I⁃16机身短小，矮胖敦实，沉甸甸的，看着很有分量，完全符合近代以来百米选手的体格条件。虽然一点儿也没有轻便的样子，样式确实很不美观，但它那重量具备的加速度却带来了风驰电掣的速度之美，令那些轻巧的客机无法望其项背。
仅有外观上的轻巧好看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美物。一切都关乎实质。为了美而美是不自然的，终究并非真正的美，说到底那只是空虚。空虚之物绝不会如真实之物那般动人，归根到底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赘物而已。即使把法隆寺和平等院全都烧毁，我们也不会感到任何困扰。如有必要，拆了法隆寺改建成停车场也没问题。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和传统绝不会因此而消亡。没有了武藏野宁静的落日，夕阳还是会落到那层层叠叠的简易房房顶上。因为尘土的关系，即使晴天也很朦胧，月夜的景致模糊不清，代替它的是闪耀的霓虹。我们现实的生活和精神扎根于此，如果这不是美，那还能是什么呢？看，天空中有飞机在飞，大海上有钢铁舰船在跑，电车轰隆轰隆驶过高架线。只要我们的生活是健康的，即使是在为模仿西方建起廉价简易房而扬扬自得，我们的文化也还是健康的。我们的传统也是健康的。有必要的话就把公园翻整成菜园吧。只要那是真正必须要做的，在其中就一定会产生真正的美。因为那就是真正的生活。只要是在认真生活，就无须为东施效颦感到羞耻；只要那是真正的生活，即使是东施效颦也能获得毫不逊于独创行为的优越感。
《现代文学》第五卷第三号 1942年2月28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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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鲁诺·陶德（Bruno Taut，1880—1938），德国建筑学家、城市设计师。晚年因受纳粹迫害，于1933年5月至1936年10月亡命日本。在日期间在京都等地研究日本传统建筑，写下了《日本文化之我见》《日本》等多部论述日本传统文化的著作。坂口安吾的本篇散文发表于1942年，与布鲁诺·陶德的论著同名，兼有指向前文展开论述之意。
[2] 桂离宫是位于京都市西京区桂地的江户时代的皇室建筑群和庭院。建于17世纪，是当时皇室八条宫的别邸，总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
[3] 望月玉泉（1834—1913），日本明治到大正时期的日本画家。本名重岑，玉泉是他的画号。
[4] 池大雅（1723—1776），日本江户中期南画家，大雅堂是他的号。
[5] 田村能竹田（1777—1835），江户后期文人画家。
[6] 富冈铁斋（1837—1924），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文人画家、儒学者，有日本最后的文人之誉。
[7] 秦藏六（1823—1890），日本江户末期到明治时期的金工铸造家。因打造孝明天皇的铜印和将军德川庆喜的金印而名声大噪，1873年铸造了明治天皇的玉玺和国玺。
[8] 在布鲁诺·陶德的《日本文化之我见》一书中有关于“二阶堂竹源斋师”的论述。“竹源”疑为“竺源”的误用。据《明治大正昭和人名录》的记录，“二阶堂竺源”（？—1933）是等持院住持，对电影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9] 让·谷克多（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前卫艺术家，身兼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
[10] Athénée Français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外语教育专门学校，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1913年由时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的约瑟夫·科特创办（Joseph Cotte，1875—1949），以法语为主，教授法语、英语、希腊语、拉丁语。
[11]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属激进社会党，绰号为“老虎”。1906年任法国首相，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再次担任首相，扭转战局使法国在一战中获胜。
[12]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13] 《三国志》，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东汉末期到三国时期历史的史书。
[14]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H．劳伦斯所著的长篇小说。
[15]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思想家、作家、科学家。
[16]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戏剧家。
[17] 小堀远州（1579—1647），江户初期的茶道师、庭院设计师。远州流茶道创始人。曾效力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负责宫城建设等工程。
[18] 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著名演员，1961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19] 梅若万三郎（1869—1946），日本能乐表演艺术家，1946年获颁文化勋章。
[20] 雪舟（1420—1506），活跃于日本室町时代的画僧。
[21] 雪村（1504—？），日本室町时代中后期画僧，崇拜雪舟。
[22] 狩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始创于室町时代中期，经安土桃山和江户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是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画流派。
[23] 运庆（？—1223），日本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的造佛师。
[24] 即1937年。
[25] 隐岐和一（1911—1945），京都市中京区人，小说家、编辑，坂口安吾的友人。
[26] 尾崎士郎（1898—1964），小说家，坂口安吾的友人。
[27] 水江泷子（1915—2009），日本昭和时代女演员，电影制片人，人称“阿泷”。
[28] ORIE津阪（1912— ），日本女演员，松竹少女歌剧团的男角儿之一，与水江泷子同为20世纪30年代松竹歌剧黄金时代的明星人物。
[29] 贝比·鲁斯（Babe Ruth，1895—1948），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
[30] 牧野信一（1896—1936），小说家，坂口安吾的老师。
[31] 猫八，日本江户时代模仿猫、狗、鸡等的叫声沿街行乞的人，也指模仿动物叫声的口技艺人。
[32] 江户家猫八，猫八口技师家族的名号，通常也多指初代江户家猫八（1868—1932）。
[33] 天中轩云月（1895—1945），日本浪花曲表演大师。
[34] 保津川，流经京都府南部的河流，全长13公里，水流湍急，行舟困难。流出京都盆地后，便称为桂川。
[35] 丹波，日本旧藩国名，是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阴道，俗称丹州或丹南。区域包含现在京都府中部、兵库县东隅和大阪府的一部分。1874年12月，因废藩置县政策，该旧藩国名废止。文中作者依旧使用该旧藩国名。
[36] 明智光秀（1528—1582），安土桃山时期的武将。臣服于织田信长，为近江坂本城主。1582年在京都本能寺袭击主公织田信长，史称“本能寺之变”。不久后即被羽柴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击败。
[37] 大本教：明治末年，出口王仁三郎组织的神道新宗教。1921年、1935年两次受到日本政府镇压。
[38] 隐元（1592—1673），中国禅僧，福建人，日本黄檗宗始祖。1654年渡日，1661年在宇治建万福寺。
[39] 龙安寺位于京都市右京区，是临济宗寺院。其中的方丈庭院相传为相阿弥所作，是闻名于世的枯山水作品。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0] 修学院离宫位于京都市左京区比叡山西麓，原为后水尾上皇的山庄，以庭园之美闻名。
[41] 《方丈记》是日本镰仓初期的随笔，由鸭长明作于1212年。日本三大随笔之一。
[42] 良宽（1758—1831），江户后期曹洞宗僧人、诗人。
[43] 东照宫是祭拜德川家康的神社，日本各地有多处，其中以日光东照宫和久能山东照宫最为有名。
[44] 丰臣秀吉（1536—1598），安土桃山时代武将，1590年左右统一日本。
[45] 德川家康（1542—1616），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1603年至1605年在将军位。
[46] 千利休（1522—1591），安土桃山时代的茶道大师，千家流开山宗师。
[47] 太阁是对摄政、太政大臣等的敬称，也专指丰臣秀吉。
[48] 阿那克里翁（Anakreon，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其歌唱爱情与美酒的诗歌流传很广，“阿那克里翁风”诗体即由他得名。
[49] 伏见稻荷大社，位于京都市伏见区，日本稻荷神社的总社。
[50] 鸟居是日本神社参拜道路入口处的牌楼，是神社领域的象征。
[51] 《桧垣》，能剧曲目，世阿弥作，被誉为以老妪为主角的三大能剧之一。
[52] 《我们要求自由》（À nous la liberté）是创作于1931年的法国电影，导演是法国电影大师雷内·克莱尔（1898—1981）。
[53] 法隆寺是位于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的圣德宗寺院，南都七大寺之一。1993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4] 平等院是位于京都府宇治市的寺院，属天台、净土两宗。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5] 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1913—1980），美国黑人田径明星，短跑运动员，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佳田径运动员”。
[56] 查尔斯·帕多克（Charles Paddock，1900—1943），美国短跑运动员。
[57] 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1908—1961），美国短跑运动员。
[58] 拉尔夫·梅特卡夫（Ralph Metcalfe，1910—1978），美国短跑运动员。
[59] 埃迪·托兰（Eddie Tolan，1908—1967），美国短跑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