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式性格 日本式性格
欧洲和日本第一次接触，是在距今约四百年前。当时，由于日本的性格和欧洲的性格不同引发了一系列的摩擦或者说是交涉，我想从自己的角度和诸位谈一谈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当时来到日本的是所谓的天主教徒，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他们是天主教传教士，人称神父的这些人纷纷向祖国写信或是写报告，这些信函和报告留传至今，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情况的非常重要、宝贵的文献。
日本也有很多描写当时事件和情况的手记、记录等，但遗憾的是，日本的资料派不上用场，大部分都没什么用。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欧洲等国的外国人的观察方法和日本人的观察方法在本质上存在很大差别。日本人总是偏于从大处去看，这一特征很是明显，比如经常会用怒火中烧、怒目而视这类的表达，且往往就此打住，总以为说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日本人在观察事物时没有着眼于那些事物本身的个性，没有从根本上抓住事物本身特有的真实面目。在这个方面日本人确实很不擅长。
下面举一个实例。织田信长 [1] 在本能寺 [2] 被杀一事，有一本叫《信长记》 [3] 的书里是这样写的———
明智光秀的军队突然从龟冈一路下来，把本能寺团团围住，忽地腾起一阵欢呼声，继而枪箭齐发而入。本能寺一边也醒过神来，英雄好汉们从中跳将出来，杀入明智军中。一时之间明智军稍有退缩，但好汉们相继战死之后，围攻上来的敌军气势渐盛。就连织田信长也现身于寺庙廊下，光着一只胳膊提枪出来，挑落了近前的一众喽啰。酣战之时一支箭射中了他的胳膊，于是他退回屋子正中，引火自杀。
———写作风格如上。
话说当时京都唯一一座天主教堂就建在和本能寺这座寺庙仅一街之隔的地方。住在这教堂里的那些欧洲神父半夜里被打仗似的响动惊醒了。他们先是这个那个地做了很多逃难的准备，然后就等着天亮。不过绝对不是默默地干等着，他们用尽一切手段从各种途径收集信息，尽一切可能展开搜查，绝对沉着冷静。这些人收集到的消息经适当整理之后，马上报回了他们各自的国家。
据这些报告来看，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
“明智的军队包围了本能寺，但却并未就此冲进本能寺内。本能寺一方甚至都没有怀疑这是叛军谋反，因此并没有人迎击。明智军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者，长驱直入来到信长住的屋子附近。信长刚洗完脸，正在用手巾擦脸的时候，最先进来的人射出冷箭。那箭正中后背，信长猛地回过头来拔出箭头，操起长刀鏖战多时。打斗之间，这次是枪弹击中了一条胳膊，于是信长撤回到卧室中，剖腹自杀”———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卧室周边引火自焚”。那之后的事情谁都没有看见，因此也就不为人知了。
关于这同一件事情，天主教徒们的报告其实极为精确，这是有据可循的。时至今日，他们的报告以各种形式写进了书里，诸位只需找来一读，自然就会明白。而如果把这些报告与一位日本人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写实性手记做一比较，诸位也当会认可我的观点。
这里我提到的这位不可多得的、留下真实记录的日本人，当时属于明智一方，是攻入本能寺的明智军的头目之一，名为本城惣右卫门 [4] 。根据他的笔记，信长死亡前后的情形如下。因为是手记，所以这一部分写得也相当简单。
攻入本能寺内之后，对方军中竟无一人前来迎击。他们是把我等当成自己人了吗？为何我等长驱直入竟无人迎战呢？虽说如此，竟也无人躺在地上，留神去看时，竟连老鼠都不见踪影。我心下想：哪怕出来两三个人也好啊。然而并没有人奋起抵抗。我等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这样摸到了信长的居所———
笔记记载的内容如上。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即可看出，在日本人写的手记中，丝毫不受他者干扰、能够把自己的体验原原本本明确地写出来的，实属罕见。仅有极个别的特例能做到如此，大部分，不，是所有著作，都忽视了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把握。总是在考虑他人的思惑，不允许彰显独立个体的自由思考和观察方法，也没有人站出来试图打破这种限制。对于日本人来说，每时每地都要追求普通和一般化，即便是弄虚作假也无所谓，只要是一般化就好。日本人擅长这种做法，仍旧在用怒目而视、怒火中烧这类的表达，这种行事和思维方式力求用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平庸化、一般化的观察来凑合了事，于是这种风格的手记、记录等层出不穷。毋宁说全部都是这类货色。
和这种观察方法相比，欧洲人看事物却是如实地观察每个事物个体独有的、仅存在于各个事物自身的不同个性，并把它们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因此具有非常高的资料价值。那种真实性值得我们尊敬。
今天，我们日本人正在各个方面模仿外国，就此意义而言，必须充分了解外国的特性和日本的特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日本人的性格方面存在这种缺陷，对此必须形成清醒认识。
不过，这些话是今天在这里讲出来的，在本能寺事变发生的那个时代，让人震惊的是，今天我说的基于个性去思考或观察事物这些，都被认为是妇人之见，因此备受贬抑。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身为男子考虑事情时必须更具大局观，面对这些琐屑的事情时要特地捂上眼睛，即使注意到了也要装作不在乎，那样才算是人才。这种人生观一直流行于世，是为日本式的人生观，当时具有绝对权威。日本人普遍持有的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或者说是世界观很是荒唐，致使日本人在观察人类方面变得非常愚笨，不触及实质的抽象思维大肆泛滥。时人不得不以抽象行事，很是软弱。
如前所述，日本第一次接触西方是在约四百年前，即1543年，16世纪，按日本的纪年是天文十二年 [5] 。当时正值足利末期 [6] ，战国时代即将开启。不过那时候欧洲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来日本本土。是要去中国的航船遇到了风暴，随海流漂到了种子岛 [7] 。那艘船上有三个葡萄牙人。
这三个葡萄牙人带着步枪。这是步枪第一次传到日本。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座种子岛的故事，也是欧洲和日本之间交往的开端。
大家都知道的那位马可·波罗 [8] ，在他的手记中把日本记作Zipangu [9] ，称之为用黄金堆砌而成的国度。他的报告中就是这样记录的。因为这一报告，很多淘金者跋山涉水来到日本。有此志向的欧洲人迅速增多。
听到这里，忍室不禁笑起来，随后做出如下回答。
“那种情形下答案是一定的。不是明摆着的吗？当然是向着港口航行为好。如果已经明确港口的位置，又知道自己会受到欢迎，那么任谁都会去港口的。不过，我还不知道自己这艘船要去往何方。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所以即使明白您要问的是什么，我却无法给出答案。”
忍室这个人非常尊敬沙勿略，而且还极其推崇天主教。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天主教徒，为此苦闷不已。
再看忍室所皈依的禅宗。这个宗教肯定人生的所有一切，在此基础上试图达成自己一个人的开悟，实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坐禅，仅在观念层面上追求个体的安心。说到生死顿悟这些，在我们外人看来，能称得上禅宗高僧的那些人必是已经彻底开悟了，但越是高僧应该就越会明白，他们自己的悟道其实尚不成熟。即使是在悟道这一领域，佛教也没有任何实践，没有任何可具体把握的线索或依凭，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与之相对，沙勿略却是视贫穷为第一要义，以此来衡量自己的整个生命。而且，他决定为他人的幸福奉献出一切，毕生都在为此而努力着。
在那种有着明确实践目标的宗教面前，禅宗这类宗教意义尽失。越是高僧，就越清楚自己开悟的内容是何等空虚，忍室为此极其痛苦。
沙勿略回国之后，他的弟子、传教士阿尔梅达 [19] 来到日本。忍室拜托这位阿尔梅达说：
“我本人身为禅僧，拥有地位和名望，因此无法公然成为基督教徒，但能否请您为我施洗？另外，我是主公家菩提寺的住持，主公死了以后，我自己也必须葬入寺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此一件还请务必网开一面。”
听到这里，阿尔梅达明确地回答说：
“那不可以。您还是把名誉、地位这些全部都舍去吧。如果不全部舍弃，就无法受洗。”
于是，忍室终究未能接受洗礼。阿尔梅达回国之后又重返日本，后来第三次到萨摩时，忍室已经离世。据说阿尔梅达从别人处获悉，忍室死时曾留下遗言，说未能受洗就要死去，实属遗憾。
还有一个禅僧与天主教传教士往来的例子。方济各·沙勿略在见到忍室之后又去往丰后 [20] ，于是遇到了一位禅僧深田寺。其时深田寺看着沙勿略的脸径直问道：
“我此前曾在某个地方见过您。您觉得呢，有没有觉得我很眼熟？”
听闻此言，沙勿略很是吃惊。他一次也没见过这个日本人，根本就不认识，吃惊是必然的。于是沙勿略就回答说：
“不，我没有见过您。”
听到这个回答，深田寺大笑起来。而后他对偶然到访自家寺庙的另一位禅僧说：
“这个人说什么从未见过我，真是个大骗子。”
那位禅僧也是一副好像很懂深田寺话中奥妙的样子，但沙勿略却根本想不通。想不通是必然的，沙勿略逼问道：
“这件事听来实在奇怪。我从未撒过谎，现在也没有撒谎。为什么说我是骗子呢？”
面对追问，深田寺做出了如下回答：
“您这是在装傻呢。距今一千五百年之前，在比叡山，有一位商人从我这里拿走了大钱五百贯 [21] ，那不就是您吗？您要是忘了，那可就麻烦了。难道您真的忘记了吗？”
这其实就是禅门问答。
沙勿略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些东西，他并不懂任何禅门问答的要领。不懂也是应该的，这些本不是问题。所以，这名深田寺和尚大概是个惯会胡说八道的家伙。
于是，沙勿略问深田寺：
“您究竟多大年纪？”
深田寺回答说：
“我吗？我五十二岁。”
于是沙勿略追问道：
“一个五十二岁的人，竟然会在一千五百年前的比叡山上借给人家钱，这种说法不是太奇怪了吗？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您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这下就连禅僧也完全败下阵来。
说起来，禅中自有仅存在于禅的世界里的规则，在那些规则的基础上卖弄逻辑。一切都只在事先互相确认过规则之后才能成立，是这样一个世界。
比如，当有人问“佛是什么”时，“是无”“是干屎橛”，这样回答即可。
因为存在那样的规矩，所以问答双方都会摆出一副彼此心领神会的样子，但也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是真明白还是在装明白，不得而知。
所以，实际上佛就是佛，干屎橛就是干屎橛，当遇到这种正常的逻辑时，禅门那套逻辑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么，究竟何种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翻这种极其普通的逻辑呢？这种力量在哪里呢？答案在于必须把实践与思想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
可是，对禅僧来说这种生存方式却很难实现。禅僧这些人总是用那些事先定好的观念在思考问题，陷于观念之中，没有任何实践。他们一直在观念的世界里摸索，依靠智力去参悟，但究竟自己有多少实力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当遇到天主教僧侣那样拼尽全力去实践的宗教人物时，在那些务实的行动面前，禅僧们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酸腐。于是，信仰禅宗的那些人，尽管是僧侣却会背叛禅宗改投天主教，这种现象当时一度盛行。改宗的人数比今天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很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事情让人惊讶，但事实就是如此，有史料记录为证。
在经历了和深田寺的问答之后，沙勿略离开鹿儿岛去往山口。
在山口传教之后，沙勿略继而奔赴京都。当时的京都正是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就连日本这个国家的主权究竟在谁手里都不甚明了。这也让沙勿略茫然无措。但是，凭着传教士特有的执着和不懈搜寻，他终于发现了足利将军 [22] 逃亡的踪影，抓住机会请求将军允许他在日本传教。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沙勿略确实做到了，从这里也能看出天主教僧侣的实践能力的确很强。
可是，对于沙勿略的传教请求，足利将军的态度却很是奇怪。当时沙勿略的穿着与乞丐无异。一见之下，怎么看都是一个穷酸寒碜的僧侣，丝毫没有高僧该有的样子，威严荡然无存。这令将军大失所望。于是将军质问道：
“你对我提出了那样的请求，那么你有没有带礼物来呢？”
沙勿略回答说：
“礼物放在山口了。到这里需经长途跋涉，所以没有带过来。”
听到这里，将军即出言拒绝道：
“没有礼物可不行。”
沙勿略闻言只好放弃，返回山口。有此经历之后，沙勿略心想———时局如此混乱，即使见到将军也没什么意义，见了也是白见。礼物还是不要送给将军了，还是送给山口的领主吧。
沙勿略打定主意要把礼物呈给山口的领主，因为前面在将军那里吃了亏，所以这次他很是注意穿着打扮。
他身着华美亮丽的衣衫，拜见山口领主并献上礼物，领主被其堂堂威容打动，心下很是尊敬。于是他很快就拿到了传教许可。可见，盛装和礼物起了作用。
说来也巧，那时候刚好有一艘葡萄牙商船来到了前面提过的丰后那里。说得再具体点儿，是到了丰后国中紧挨着府内 [23] 的一个叫臼杵 [24] 的地方。
这艘葡萄牙商船上的人们听说东方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正在山口境内，就决定试着邀请一下。见过使者之后，沙勿略直奔臼杵而来。整艘商船为之沸腾，那位东方传教士来啦，大家口口相传，全员盛装出迎。
但是，沙勿略这边是什么情况呢？他还是一如既往，一副乞丐模样，既未骑马也未乘轿，徒步而来。如果只是这样倒也还好，可沙勿略又在旅途中罹患热病，身体发烧再加上乏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
大家建议说：
“您还是上马吧。”
可沙勿略就是不听。没有办法，那些盛装出迎的人本来都骑着马呢，这下只好都翻身下马，一个接一个跟在沙勿略身后，排成一条长队缓步前行。就这样终于走到了葡萄牙商船停靠的地方，刚一到达，葡萄牙商船就连放六十三炮来欢迎他。
臼杵城内一片震惊，以为是葡萄牙航船和海盗打起来了，于是他们赶紧出动军队，慌慌张张前去救援。赶到之后一问才知并非如自己所料，说是今有传教士驾到，鸣放的是礼炮。赶来的家伙们自是非常吃惊，回去如实地向城内汇报。
臼杵的领主听了之后发话说，既然是如此受人尊敬的一位传教士，那我一定要见上一见。于是使者再度飞身来报，沙勿略前去拜见臼杵主公。
这位主公就是大友义镇，后更名为大友宗麟 [25] 。这次会面的场景实在是不得了，葡萄牙商船一行摆出的阵容超级豪华。
首先队伍最前面是一排整整齐齐的乐队，然后是一群葡萄牙人身上穿着金丝缎银丝缎的华美服装，威风凛凛列队骑在马上。再后面是沙勿略坐在车上，船长带着满满当当的特产跟在他的后面，浩浩荡荡开将进来。
沙勿略献上带来的土产，行拜见之礼。他那堂堂威仪让大友宗麟感动不已，当即下令允许基督教传教。不仅如此，看到这样的景象，有人当场就决定改宗。
当时沙勿略做了约一个小时的说教，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改宗的人接二连三地出现。或许这会让人略感惊讶。在那之后基督教的传播也是非常之快。总之，刚开始时的速度确实不得了。
由此看来，如果不表现得威风凛凛、气势十足，日本人就不会相信自己，更不会给予尊敬。而且，如果不拿出赠品，不献上礼物，事情也无法顺利推进。沙勿略看透了这一点，并把这所有一切都报回自己的祖国。
沙勿略还在信中写道，日本人的文化非常先进，日本国民求知欲旺盛，重视名誉，宽宏大度，非常诚实，但同时据说他们的好奇心也极强。如果带上一些珍稀的东西前去，应该能够勾起日本人的好奇心，让他们觉得很有吸引力，带着黑人一起去应该是个好主意。
有一次，葡萄牙人带着这里面的一个黑人去见织田信长。信长看到这个黑人很是吃惊。信长这个人非常理智，是一个日本少有的颇具现代知性的人物。他觉得这像是假的，就让黑人脱光衣服，连兜裆布都取下来，用手触摸黑人的身体，但无论如何还是不明白。于是又用热水洗，还是没有掉色。看来这是真货，于是信长让一同前来的教士把这个黑人让出来，命他做个司茶小和尚供自己使唤。
上面这段在日本也有所记载。后来本能寺之变时，这个司茶小和尚拔刀奋战，本能寺陷落之后又跑到信长之子信忠 [26] 的二条城那里，与明智方军队交战。明智军把他的战刀夺下来扔掉，说我们不杀你这样的人。于是做了俘虏被带到明智光秀那里去，光秀见他不是日本人就下令放了他，由此他重新回到了教会。这段记录流传至今。
话说到一半，还根本没有讲完，不过时间已经到了。也没有什么结论，就此打住。
———一次关于历史的讲演·终———
《历史小说》创刊号、第一卷第二号，1948年10月1日、11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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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织田信长（1534—1582），战国时代的武将。一生征战，力图统一日本。1582年6月2日，征途中的织田信长宿在京都本能寺时，遇家臣明智光秀谋反，织田信长被迫自杀，是为“本能寺之变”。
[2] 法华宗本门流的寺庙，位于京都市中京区。始建于1415年。
[3] 《信长记》：江户初期的传记文学。小濑甫庵著，共15卷，1622年刊行。
[4] 本城惣右卫门，生卒年不详，战国至江户时代的武士。因写有《本城惣右卫门笔记》而为人所知。该《笔记》作于1640年左右，是本能寺之变当事人留下的唯一一册一手史料。
[5] 天文是日本战国时代后奈良天皇时候的年号，自1532年7月29日到1555年10月23日。
[6] 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建立武士政权，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1573年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放逐，足利幕府终结。
[7] 种子岛是位于鹿儿岛县大隅半岛南方海域的细长岛屿，步枪由此传入日本。
[8]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著有《马可·波罗游记》。
[9] 意大利语，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用于指称日本。英语的“Japan”即源于该词。
[10] 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出生于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葡萄牙派至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最早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
[11] 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创始人。
[1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领袖，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13] 弥次郎，生卒年不详，或为1511—1550前后，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人。有人认为他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入基督教的日本人，把方济各·沙勿略从马六甲带到了鹿儿岛。
[14] 果阿（Goa）位于印度西海岸，16世纪以来被葡萄牙占领，1961年回归印度。
[15] 八幡船是室町到战国时期在朝鲜和中国沿海出没的日本海盗船，后世用以指称倭寇。
[16] 岛津贵久（1514—1571），战国时期的武将，萨摩人。
[17] 福昌寺是曾存在于鹿儿岛县鹿儿岛市的曹洞宗寺庙，萨摩藩主岛津氏的菩提寺。1869年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运动中被毁。
[18] 忍室文胜（？—1556），日本战国时代曹洞宗僧人，1545年任福昌寺住持。俗姓萩原，谥号佛照大圆禅师。
[19] 路易斯·德·阿尔梅达（Luís de Almeida，1525—1583），葡萄牙人，商人、医生、耶稣会士。
[20] 丰后是日本旧国名，相当于现在的大分县。
[21] 贯：旧货币单位，1贯等于1000文。
[22] 室町幕府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1546—1565年间在将军位。
[23] 府内是大分市的古称，当时是丰后国最大的城市。
[24] 位于大分县东南部，临臼杵湾。
[25] 大友宗麟（1530—1587），名义镇，战国时期武将，丰后领主。保护基督教，自己也受洗入教。
[26] 织田信忠（1557—1582），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织田信长的长子。本能寺之变时兵败自杀于妙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