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鳌退食笔记
作者：高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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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
年轻漂亮的倭文子，追求金钱，抛弃结发之夫谷山二郎，嫁给百万富翁烟柳庄藏。烟柳庄藏诈死逃狱，毁容偷生，潜伏回家暗守宝藏。二郎之弟谷山三郎发誓除掉倭文了，为兄报仇。他以情人身份接近倭文子，暗中扮演各种角色，烟柳豪宅自此不得安宁，绑架、凶杀，怪案叠出，扑朔迷离。警方干探恒川警部几经周折，案中发案，惊险离奇，不能揭迷。私人侦探明智小五郎，精明干练，睿智机巧，和罪犯几经较量后，魔术师般层层揭开迷案的面纱，真正的元凶浮出水面。谷山三郎聪明狡诈，巧与警方周旋并屡屡得手。杀死倭文子实现复仇后，无路逃脱刺胸自裁。一对恋人——仇人，双双长眠地下。故事惊险离奇，高潮迭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伊滨集
元代诗文别集。24卷。王沂撰。王沂文集久佚无传。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题名王沂《伊滨集》的诗文若干篇,重编为《伊滨集》24卷。卷1为赋、四言诗、五言古诗,卷2—3为五言古诗,卷4—5为七言古诗,卷6为五言律诗,卷7—8为七言律诗,卷9为七言律诗、五言排律,卷10为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卷11为七言绝句,卷12为七言绝句、词,卷13为诏、辞、设问、序,卷14—16为序,卷17为序、说,卷18—20为记,卷21为记、题跋,卷22为题跋、文、赞、铭、碑,卷23为碑、墓志,卷24为行状、哀辞、祭文。王沂历跻馆阁,屡掌文学之职,庙堂著作多出其手。他与文坛名流傅若金、许有壬、周伯琦、陈旅过从密切,他的诗文风格也与许有壬等人大致相近。在元末社会动乱中,他写过较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从作品内容和实际看,王沂在元代文坛都有一席位置。由于《伊滨集》很早失传,致使王沂及其作品长期被忽视。
玉皇经
全称《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道教经典。作者不详,或谓出于隋唐道流之手,一说成书不早于宋代。《正统道藏》及《道藏辑要》收入注本数种。本书乃道士每日早晚功课及斋醮仪式上必诵经文。共3卷,内容主要托元始天尊在清微天中,宣讲玉帝来历。乃仿效《佛本行集经》之作,或以为系隋唐道士所造,出于唐玄宗时期。经文由《清微天宫神通品》、《太上大光明圆满大神咒品》、《诵持功德品》、《天真护持品》及《报应神验品》组成。
晋纪
(1)西晋陆机撰。四卷。记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在曹魏当权时事迹。久佚。今有清汤球辑本,收入《广雅书局丛书》。(2)西晋曹嘉之撰。十卷。久佚。今有清汤球辑本,收入《广雅书局丛书》。(3)东晋干宝撰。二十卷。记述自司马懿在曹魏当权至西晋愍帝共五十三年的历史。编年体。 史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为当时佳作。久佚。今有清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汤球辑本,收入《广雅书局丛书》;近人陶栋辑本,收入《辑佚丛刊》。(4)一称《晋元明纪》。东晋邓粲撰。十一卷。记东晋元帝、明帝时事。久佚。今有清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汤球辑本,收入《广雅书局丛书》。(5)东晋徐广撰。四十五卷。记东晋事。已佚。今有清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6)南朝宋王韶之撰有《晋安帝纪》,亦称《晋纪》。(7)南朝宋刘谦之撰。十卷。已佚。今有清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汤球辑本,收入《广雅书局丛书》。
![四书章句集注 [标点本]](/d/file/books/ddabdf0161e589d7c4210cf2a2d35ad1.jpg)
四书章句集注 [标点本]
简称《四书集注》。南宋朱熹编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四书》之名始由此定。朱熹称其“集注”乃多年研究成果,“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而且“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中庸序》)。选取前人注解并附己意,多从义理上发挥。在《论语集注》中以《学而》篇用力最深,认为“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学而》案语)。对解释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谓:“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孝悌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以“爱之理,心之德”的概括解释孔子的“仁”。颇具道学家义理之学的特色。明清时期御定为读注本。版本甚多,卷数略异,以《四部备要》本为佳(有1957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另有明嘉靖年间广东崇正堂刊本、南康府六老堂刊本等。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是研究佛典成立史的专著，书中对原始佛教时期的经典形成状况做了详尽探讨，并从原始圣典一再结集的历史中去细致考察佛法形成的真实过程。本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作者认为，惟有能理解圣典集成的实际情形，才能理解巴利圣典及与之相当的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而代表不同部派的经律——华文圣典，比之单一的属于一派的巴利圣典，应有更多的比较价值和意义。这一观点对西方学界“巴利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的提法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奠定了华文圣典在佛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