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囊记
作者：邵灿
传奇。明邵灿撰。《南词叙录》、《曲品》均著录。此剧演南宋张九成考中状元，因策论违忤丞相，被遣派岳飞幕下监军。不久又遭谗言，受命出使契丹，羁留漠北。其妻邵贞娘思夫心切，忽有败兵持九成所佩之紫香囊，前来易食，并谎称九成已战死。其弟欲明真相，远赴朔方探信。值契丹南下，兵破汴京，贞娘与婆母逃难，中途遇贼惊散，寄居周姥姥家。紫香囊复为赵军使之子所得，遣媒欲强娶贞娘。时九成经历十二载，始自契丹逃归，以功授观察使，遇贞娘前来告状，夫妻相会。后合家团圆，一门旌表。作者自称撰写此剧是紧步丘浚《五伦全备记》的后尘，说忠教孝，宣扬封建纲常。剧本结构松散，情节多蹈袭《琵琶记》和《拜月亭记》。又以《诗经》、杜甫诗句匀入曲中，宾白亦多文语。此种自诩才情、卖弄学问、追求典雅工丽习气，开明代戏曲史上骈俪派之先河。《香囊记》出现后即为一些封建文人称赞，誉为像《大雅》那样能“厚风俗，正人心”(见明陶奭龄《喃喃录》卷上)，效尤者亦纷沓而至。徐渭《南词叙录》曾对此类“以时文为南曲”之作予以严厉抨击。今存明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继志斋刻本影印。
邵灿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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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所著。根据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一书手稿于1884年3～5月用德文写成，同年10月在瑞士苏黎世出版。先后被译成英、法、俄、 中、 日、意、波兰、丹麦、西班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有着巨大影响。全书共有两篇序言和9章。第一版序言简要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因素。该书的第1、2章，叙述了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和婚姻家庭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对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和家庭形态发展顺序理论作了概括，并加以补充和发展;第3～9章，着重从社会经济基础方面论述了氏族制度产生、发展和瓦解的过程及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的实例，指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氏族制度的解体到国家的形成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或途径，明确地提出了文化进化的多线性问题。同时，该书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批驳了国家是保护全体公民利益的超阶级力量的资产阶级观点，并预示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到来的光辉前景。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的基本观点。正如列宁所说，它是现代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也由于它利用人类学的资料，阐述了人类学所注重的问题，并对现代人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故它也是现代人类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石渠宝笈
中国书画著录书。四十四卷,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命张照、梁诗正等奉敕编撰。成书于次年。后又命董诰、阮元等编纂续编,共四十册,成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仁宗颙琰命英和、吴其彦、胡敬等编纂三编,二十八涵,一百十二册,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内府所藏书画可谓尽于此,并多为民间未睹之珍品。依贮藏之所,详加别白,荟萃成篇。卷一至卷九贮乾清宫,卷十至十八贮养心殿,卷十九贮三希堂,卷二十至二十七卷贮重华宫,卷二十八至四十贮御书房,卷四十一贮学诗堂,卷四十二贮画禅室,卷四十三贮长春书屋、随安室、攸芋斋,卷四十四贮翠云馆、漱芳斋、静怡轩、三友斋。卷内各分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九类。每类又分上等、次等。上等著录纸绢、尺寸、款识、印记、题咏、跋尾,一一详列,悉志无遗;次等甚简。这部巨著,一改自古以来,书画著录依据旧文粗陈名目之陋习,所录均为秘藏精华,且按方幅稽核详明,逐项予以载录。既精于鉴赏,又不囿于所闻,既长于搜罗,又不短于识别,堪称“艺林之鸿宝”。编前有乾隆九年二月初十日上谕,继选凡例及总目。初编、续编,则专录乾隆内府所藏有关佛道经典的书画。1918年涵芬楼曾出版初、续二编石印本,三编仅有目,无著录。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三编著录影印本,并附索引。此书与《秘殿珠林》为姊妹编,一般书画人《石渠宝笈》,道释书画入《秘殿珠林》。
百香诗选
诗集，元代郭居敬撰，郭居敬除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诗》之外,尚著有《百香诗》一卷。《百香诗》在中国亡佚已久,却流传到日本,以抄本的形式存留了下来。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新编郭居敬百香诗选》抄本一种,是郭居敬《百香诗》存世的孤本。日本抄本《百香诗选》载录了郭居敬撰写的以《琴》、《棋》、《书》、《笔》、《画》等为题的咏物七言绝句一百零一首,均为元诗佚篇。
中国革命史论
陈天华撰。《中国革命史论》系为批驳梁启超保皇论调而作。梁启超为反对革命,于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他宣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来的革命,皆是野心家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都要祸及全国,祸延百数十年,使社会倒退,人口锐减,而且势必造成外族的人侵,所以革命者乃是灭亡中国的罪人。对于梁启超的挑战,陈天华于1905年在《民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此文,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梁启超曾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具体列出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诸如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中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等等。陈文首先指出,梁的这种比较,是搞错了时代,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要比较中西革命,应该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接着又指出,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革命以后虽未享有自由,然而无特别的奴役制度。西方则不同, “所谓平民团体,其范围极其狭窄(希腊平民、罗马公民,其数极少)也是次等的贵族团体。”所以,在中古以前,西方没有平民革命。再次,又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这种革命多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二为“国民革命”,这种革命“出于责任心”,而不是私心,因此,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在文中,他对革命作了热烈的颂扬,指出“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并赞美秦末农民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国民革命。此篇史论虽然只完成了《绪论》、 《秦末之革命》前二章,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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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花违王上佛授决号妙花经
昔者世尊，游罗阅祇说经散慧。初语亦善中语亦善竟语亦善其义微妙。净修梵行。所讲广普。时王便给使数十馀人。常采好花以给王家。後宫贵人采女大小。一日俱出城外采华。欲还入城路迳遇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