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义记
作者：徐元
传奇剧本。四十一出。明徐元著。明吕天成《曲品》说：“近有徐叔回倾所改《八义》，与传稍合，然未佳。”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以此剧入“能品”，说：“记中以程婴为赵朔友，以嗾犬在宣孟侍宴之际，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以成灵寿之功，皆本于史传，与时本稍异。运局构思，有激烈闳畅之致，尚少清超一境耳。”清焦循《花部农谭》说：“《八义》之程婴、本诸太史公之《晋世家》，婴乃赵氏家臣，以己子易赵子，见其忠于所事。……彼《八义记》者，直抄袭太史公，不且板拙无聊乎?”此剧写程婴、公孙杵臼保孤救孤的故事，和元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南戏《赵氏孤儿》一脉相承，表现了为正义事业前赴后继、对邪恶势力决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其中也夹杂了一些封建性的糟粕。
徐元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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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
本书是本雅明收集的从1783年至1883年一个世纪以来的25封书信，书信以时间排序，有的来自法兰克福汇报，有的来自名人书信，有的就来自普通市民阶层，这些书信集中展示了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迁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市民阶层的巨大思想变化，尤其有意思的是，本雅明特别注意德国市民在法国大革命后词汇使用的变化，他对每封书信尤其是这些变化进行了点评，展现出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人尤其是市民阶层的风云变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进行重新阐释。
死亡草
《死亡草》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死亡草The Thirteen Problems本书是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另一大侦探马普尔小姐的华丽探案集。
太上导引三光宝真妙经
《三洞珠囊》、《上清道类事相》等引 《三光经》、《导引三光经》。《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1《斋坛安镇经目》著录《洞玄灵宝道引三光妙经》,该经当为六朝古籍。本经为《三光经》的一部分。元始天尊述导引日月三光，服气修道之法，称可升居三光宫中成仙。《太上导引三光九变妙经》也是《三光经》的一部分，大概出在此经之后。言导引三光(日、月、星),服御真气,按法修行十八年,则功成得道,气与道合,寿命无穷。但经中并未讲述导引三光之法。《道藏》在此经前另有《太上导引三光九变妙经》,叙述导引三光之法,疑此二经本为一书, 即《导引三光经》之上下篇。收入《道藏》第28册。
黑凤集
现代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7月初版,列入“沈从文著作集”。内收短篇小说7篇:《三个女性》、《贤贤》、《静》、《主妇》、《白日》、《三三》、《贵生》。小说集反映了都市和乡村的现实生活。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个女性》、《主妇》、《贵生》等篇。《三个女性》(初载《新社会》半月刊第5卷第3至第6号)描写蒲静、仪青、黑凤等3个少女天真无瑕的心灵。她们在小山草地上远望大海,畅谈人生、革命和艺术,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作品表现了少女青春的活力和情怀,充满了诗情画意。《主妇》(初载开明书店纪念刊《十年》,修改后刊于《月报》第1卷第3期)描写一个女大学生结婚成家以后,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所引起的惆怅和迷惑,刻划了女主人公由天真烂漫的少女变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过程。作品通过人物独特的心理感受,揭示了充满欢乐和痛苦的人生真谛。《贵生》(初载《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描写湘西山村的生活。主人公贵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农,他老实、憨厚,凭借年轻力壮,替人打短工勉强度日。作品表现了湘西人民勤劳、纯朴的性格,同时也揭示了在封建宗法社会里落后、愚昧的社会现状。
世无匹
清代白话章回小说。16回，分风、花、雪、月四卷。无名氏撰;题“古吴娥川主人编次”。每回后有题“古吴青门逸史(或青门逸客)”的点评。又有学憨主人的《世无匹题辞》。有坊刻本流传。此书为《生花梦》的二集。第一回有类似话本入话的一段文字，写江宁秀才权一庵忘恩负义，终遭报应的故事。正文则叙述明初干白虹救危济困和陈与权以怨报德的经过。广东南雄干白虹性格豪迈，仗义疏财。一日雪中救活冻馁几死的淮南书生陈与权，并供他读书，成家，为他花费万金捐买监生、举人，又因替他报仇而自遭流放。但陈与权不思报答，反而趁干白虹流放在外，赶走其妻金丽容和幼子干浚郊，侵吞了干家的全部财产。浚郊成年后千里寻父，在京应试，进士及第。又赖干白虹义弟曾九功之力惩办了陈与权。干氏父子得以还乡，合家团圆。作品通过干、陈二人的恩恩怨怨直写人心善恶和世态炎凉，以达到“使人勇于为义，速于去非，知善之可嘉，恶之当改，人人做个忠厚长者”(第一回)的劝戒醒世目的。尽管小说对世情的描写还失之肤浅，但在艺术上确有可观之处，尤其在人物刻画上，时有生动、形象之笔。
甲申核真略
史籍。明末清初杨士聪撰。一卷。杨士聪,字朝彻,号凫岫,济宁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历官右谕德。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杨士聪仰药不死,为义军所执;后义军败出北京,他弃家南奔,最后卒于常州。鉴于方以智、陈琯等人所著书中说他曾投入义军;高珩、李呈祥、史垂誉、刘正宗、耿章光等人书中甚至还说他担任了义军的官职,以“名节攸关”,故作此书,记载自己在京经历,为己“辩诬”。同时详细记载了起义军在北京期间的情况。其所记虽与正史间有违异,然皆得之目击,故可信者居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