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集

作者:赵景良
忠义集

元代诗歌总集。7卷。元赵景良编。此书由刘壎《补史十忠诗》、刘麟瑞《昭忠逸咏》和部分南宋遗民诗歌合编而成。《补史十忠诗》(1卷),收诗歌10首,为纪念李芾、赵卯发、文天祥、陆秀夫、江万里、密祐、李庭芝、陈文龙、张世杰、张珏等10位忠节之士而作。其自序云:“采清议得忠义臣十人,史不书,各赋十韵,纂其实,曰补史诗。”《昭忠逸咏》(4卷),收七言律诗50首,歌咏南宋末守边抗敌的文臣武将以及同赴国难的部卒、家眷,每一诗后详述其抗敌死节的经过,目的在以诗存史,昭明英烈。附录2卷,收文天祥、唐泾、刘深等26人诗作71首。集中诗作,颂歌精忠报国的忠臣义士,痛斥投降卖国的懦夫,对同赴国难守将家眷倍加褒扬。语言激烈,慷慨悲凉。如“茫茫南国重回首,一片丹心照海红”(《丞相陆公秀夫》);“一门尽节均无愧,千载西山叠叠青”(《江东制置使谢公枋得》);“细君含笑从君后,忠节双双今古奇”(《池州通判赵公卯发》)。这些诗作,颇能激发读者的爱国激情。“后来多少偷生者,掩面西风不敢看”(王介夫《题刘如村昭忠逸咏》)。岳天祐为之《序》云:“如村之逸咏,实可备太史氏之采择,非特游公之赏识而已”。例如文天祥死节的叙述,谢枋得绝食的记载,陆秀夫投海的经过,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因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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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

入侵

《入侵》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也是房龙所有著作中仅有的两部小说中的一部。房龙称这部以他自己为主人公的小说是“一本极坏的戈培尔风格的肮脏可鄙的小书”。1940年在美国初版时,被称为“纳粹入侵美国的目击者的描述”。该书试图戏剧性地表现当时已发生在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事件将如何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重演:纽约遭入侵,而美国的和平协会和参议员们害怕激怒希特勒,反对采取任何抵抗行动。为了使所写的东西更具有文献似的真实性,房龙将自己、家人、邻居和友人都置于一次纳粹入侵的中心舞台,提到他们时用真实的名字或外号。当然最终他们战胜了纳粹入侵者。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件——日本人以航空母舰为基地袭击珍珠港和纳粹破坏分子在长岛东端登陆,房龙所要传达给美国人的危机感并不算牵强。房龙在写给报纸编辑的信中,称他所描写的纽约的情况已经在挪威发生了,他只是将奥斯陆换成了纽约,而他的用意是要激发起人们对法西斯的强烈憎恨,并让人们认识到现在已经无法再缩进象牙塔不问是非了。

东山存稿

东山存稿

七卷。《附录》一卷。元赵汸(1319—1369)撰。汸,字子常。休宁 (今属安徽)人。长于经学,所著有《周易文诠》。晚年筑东山精舍,时人称东山先生。明洪武二年(1369) 曾预修 《元史》。汸门人汪荫裒辑其遗文为一编,后范准又收集补缀。但并不完备。又有嘉靖间鲍志定序,此本乃鲍志定之父所编,诗一卷,文六卷,附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有元 代,经术莫深于黄泽,文律莫精于虞集。汸经术出,于泽,文律得于集。其渊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议论有根底,而波澜意度均有典型,在元季亦翘然独出。诗词不堪留意,然往往颇近元祐体,无雕镂繁碎之态。”有《四库全书》本。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汪荫刊本、明抄本 (藏于北京图书馆)、清德化李氏木犀轩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均题名 《东山赵先生文集》。

行军掉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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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队以后,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在这荒山中已经走了四个整天了。我们的心中,谁都怀着一种莫大的恐怖。本来,依我们的计划,每天应该多走三十里路,预料至多在这四天之内,一定要追上我们的部队的。但是,我们毕竟是打了折扣,四天过了还没有追上一半路程。彷徨,焦灼……各种各色的感慨的因子,一齐麇集在我们的心头。五个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有一枝手枪——一枝土式的六子连——其余的四个人,差不多都只靠着我这枝东西保护。

庐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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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别集。5卷。董嗣杲著。本集收入的,是诗人在九江任职时所写的诗。原本久佚,今传本是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出。与《庐山集》同时辑成,并附于一册的,还有董嗣杲另一诗集《英溪集》,1卷,收入的是诗人在武康任职时所写的诗。这两部诗集中所收录的诗歌以寄情山水为主。宋代亡国前夕,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景象,在诗中时时可见,如《谢村》:“暮役朝行此可停,临平山色入船青。烟窑惨淡多逃户,泥井虚园有废亭。”《西风》写道:“大江西风三日起,激起怒涛三万里。客子口噤悄无语,纵有高楼危莫倚。”诗中流露出的凄惋悲凉之情,正是时代风貌的反映。从《寄庐山道士》一诗中,又可见作者已经预感到国家将亡,从而表现出消沉的心理:“才怀故里余清梦,方说庐山得好诗。何日与师传菊酒,剧谈浩劫未分时。”《四库全书总目》说:董嗣杲的诗“吐属新颖,无鄙俚琐碎之态,固非江湖游士所及”。

乐府指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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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南宋沈义父撰。一卷。义父字伯时,吴江(今属江苏)人。宋亡,隐居不仕。此编前有沈氏自序,谓得词法于翁逢龙、吴文英,故作此以传子弟。作者对词篇创作中诸多理论问题用“得之所闻”,糅合己意,分门别类予以阐述。此书原附刻在明代陈耀文所编《花草粹编》卷首,共29条。第一条带有总论性质,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沈义父论词的4个标准,即:“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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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便说过,他「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佛经不是仅供信仰持诵的,更当『如说修行』,应用於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法师也指出:「『解义』是对听到、读到的任何学问都能了解其内容。这又可分成两个层次:第一种是从语言文字的表面去理解,望文生义,却不一定是真的意思;第二种则是以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及对佛法的修行来通达、识透文字的内涵,根据实际经验,根据证悟层次之不同而有不同的体认。」 由於圣严法师特别重视观念与实践,所以「义理透彻」、「善巧实用」便成了法师解经的两大特色;尤擅长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导读者了解经文本意与内在精神,并常以其一贯睿智幽默的譬喻,提示大众如何将佛法的智慧与慈悲,落实在生活之中,读後总让人有当头棒喝、如梦初醒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