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
作者：徐祯卿
诗论专著。明徐祯卿撰。成书年代未详。书一卷,二十四则,专论汉魏古诗。其主要内容为创作论,基本观点是重情贵实。认为诗人受外界客观事物的触发而产生的感情活动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有了这个源头,才能由“情”而产生“气”,由“气”而生“声”,由“声”而生“词”,由“词”而生“韵”。这就把诗人的感情活动放到诗歌创作的中心地位。同时,“情”与“气”、“词”等表达得好不好,又需要借助“思”、“力”、“才”、“质”等因素来加以辅助和协调。《谈艺录》的许多观点与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何景明相同,如倡导复古,认为“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主张“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但是,《谈艺录》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该书论诗特别强调情:“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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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静默
本书收入了纪伯伦不为人知的大量散文、杂文、演讲、译文、箴言录等等，纪伯伦的诗歌才华掩盖了他作为冠绝一世的散文家的身份。这是目前全球收录纪伯伦散文、杂篇最全的一本书。从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慷慨激昂、横眉冷对的纪伯伦，或许这才是他作为20世纪最富盛名的思想家该有的一面。文中饱含纪伯伦对时代、民族、家国的忧思，因为这本书，他足以和鲁迅一起留名青史。 很多时候，很多人有多重的身份，往往一方面的才华反而遮盖了他的本业。纪伯伦也一样，他其实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时代战士，他的一生都是家国忧思。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真正让他流芳百世的却是那唯美的诗歌。本书想让你看到是那个在美国街头怒斥西方的大胆狂徒，他的名字和你喜欢的诗人一模一样，他叫纪伯伦。
日本访书志
目录书。杨守敬著。清光绪二十三年杨氏邻苏园刊本。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清代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举人。精地理、金石。杨氏自幼嗜书,光绪六年应使日大臣何如璋之邀,赴日充随员。一年后黎庶昌继任驻日公使,至光绪十年杨氏回国。时值日本明治天皇十三年至十七年,明治维新之际,轻视传统文化,中国早已失传的珍本秘籍,守敬往往以廉价得之于市肆。或有难得者,恒以随身所带古金石拓片与日人互易,所获颇丰。光绪十年以所获秘籍载归,黄州有屋数十间,皆贮藏充栋。当时每得一书,辄考其原委,撰为书录,积20余册,光绪二十三年刊为《日本访书志》16卷、《补遗》1卷。每书记其写、刻、抄、照之年月,载其版式行款之异同,并录卷帙之完缺、讳字之年代。其刻入《古逸丛书》者亦一一著明。至于搜求之始末及其甘苦,尤再三致意。全书著录236种,多海内久佚之本,实为治古代文献者不可不读之书。杨氏藏书处曰“邻苏园”,曰“观海堂”,其藏书数万卷在杨氏去世后1919年售与政府,藏政事堂。后部分拨归松坡图书馆,其大部则藏于集灵囿。1926年集灵囿图书又拨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后被运往台湾。杨氏《日本访书志》序曾云:“惊人秘籍尚多未录出者”。1930年王重民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得观杨氏藏书,以数年之力辑为《日本访书志补》1卷,共收46种,皆移录杨氏批校序跋而成,杨氏生前叹为缺憾者,遂成完帙。本书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
道光二十年,林则徐领导禁烟抗英运动,因受琦善等投降派谗言而获罪。这二首诗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林则徐被贬伊犁,由西安启程作别家人时,随口吟诵而成的两首诗。全诗抒发了诗人在即将流放边疆时刻,仍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怀,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能的不满。
我的记忆
戴望舒作。1927年夏作于松江。初收于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版诗集《我的记忆》。戴望舒在创作《雨巷》后，对刻意追求诗的音乐美感到厌倦，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努力“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诗论零札》)。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探索诗的形式方面，为自己制造的合脚的鞋子，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也因此命名为《我的记忆》。诗人在这首诗里，运用了象征主义“思想知觉化”的创作方法，对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开掘。诗人将记忆作为熟稔的朋友，赋予记忆以性格、声音和神态，用幻化的“第二自我”来暗示实体的自我。诗人通过记忆这个好朋友，不拘形迹的随时来访，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自己蛰居松江时的矛盾心态。这首诗的韵律不在于字的抑扬顿挫，而在于诗情的强弱起伏，虽然不押韵，但念起来和谐。诗人还摒弃了典雅华丽的藻饰，而代之以朴素自然，富于表现力的现代口语。诗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在诗的形式上，趋向散文化和口语化，体现了诗的散文美(或口语美)。戴望舒开创的这种新的诗体，是借鉴了法国后期象征派的无韵自由诗体，结合我国新诗的传统发展而成。卞之琳说：这是一种“既有民族特点也有个人特点的白话诗体”(《戴望舒诗集·序)》。这种具有散文美的诗体，经艾青等人的宏扬，已成为一种风气，将新诗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艾青说： “戴望舒起初写诗是用韵的，到写《我的记忆》时，改用口语写，也不押韵。这是他给新诗带来的新的突破，也是他在新诗发展上立下的功劳。”(《就当前诗歌问题访艾青》)
孔子与儒家哲学
梁启超著，《孔子》写于1920年，不仅论述了孔子的事迹、孔子提纲，还谈了孔学与《易》、《春秋》的关系，可谓对孔子学说做了明晰的阐释，将我们引入孔子思想的殿堂。《儒家哲学》收录了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关于儒学的深入浅出的讲演稿。他围绕学术界及读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讲述了儒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他注重哲学与经学的结合，关注哲学与人生的联系，讲述中常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因而极具感染力。他出入于学问与社会之问，讲述简洁明了，观点明确新颖，常有发前人所未发之见。对于儒家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儒家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和儒教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儒家哲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无量寿佛赞注
无量寿佛赞注，一卷，宋 元照撰，戒度注。大智律师所制赞词。文约义丰。旨趣宏远。唯心之道尽於此矣。尝慨吾宗二三豪杰注释流行。随言取解暗乎指归。有抑乎作者之意。深可惜焉。偶诸同道。以愚曾习山家之教。薄究斯宗。再命笺注。愚虽不敏。有异前闻。遂采经论格言。直申厥旨。庶几少悟西迈之资粮。非特沽出蓝之誉也。览者取长其理。无取长其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