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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香记

传奇剧本。明王玉峰著。明吕天成《曲品》以此剧入“下上品”，说：“王魁负桂英，做来甚恳楚。”清梁廷楠《曲话》说：“《焚香记·寄书》折，关目与《荆钗记》大段雷同：金员外潜随来东，孙汝权亦下第留京，一同也;卖登科录人寄书，承局亦寄书，二同也;同归寓所写书，同调开肆中饮酒，同私开书包，同改写休书。无之不同，当是有意剿袭而为之。”近人姚华《菉猗室曲话》说：“此本为王魁翻案而作。”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说：此剧“打消背约事实，使之重圆，是虽出于传奇常套，反减杀悲剧之兴味焉。”“此记关目布置、用笔疏密不得其宜，宜疏处反冗漫令人倦，宜密处反草草一过，淡然无味。”《王魁负桂英》原为一部著名悲剧，作者为替王魁翻案而改为喜剧，实是点金成铁。关目布置处处捉襟见肘，情节发展落入传奇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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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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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蜀记 [四库本]

《入蜀记》6卷，南宋陆游撰。陆游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8)十二月被授夔州通判，次年闰五月十八日以故乡山阴动身赴任，于十月二十七日方抵夔州。《入蜀记》就是他在赴蜀途中记其所见所闻的一部日记。此书与一般行记惟知流连风景不同，它所记沿途物产、民俗及社会情况甚为丰富，不论是对研究陆游本人，还是对研究南宋社会，都有较大参考价值。陆游在六月二十五日记他在镇江神庙中遇到的一个北方义军战士王秀，王秀向他发了一通感慨：王在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时参加了北方的抗金义军，并攻下了大名府，与宋军遥相呼应，但他南归以后却未受到朝廷任用，王秀说时觑欷不已。陆游对此事虽未加一句评论，但他对朝廷薄待爱国志士的不满却已流露无遗。《入蜀记》的文采也颇可观，陆游本是大手笔，书中描摹山川风物极有韵味，如十月二十六日记瞿塘峡云：“入瞿塘峡，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如削成。仰视天，如匹练，然水已落，峡中平如油盎”。在宋代的行记游记类杂著中，《入蜀记》以它优美的文字受人推重，何宇度《益部谈资》上卷说：“宋陆务观、范石湖皆作记妙手。一有《入蜀记》，一有《吴船录》，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陆游还对沿途所见古迹进行考辩，如谓丹阳皇业寺即古皇基寺，因避唐玄宗李隆基名讳而改，又谓李白诗所称“新丰酒”，其地在丹阳、镇江之间，非长安之新丰;谓欧阳修诗“江上孤峰蔽绿萝”中的绿萝是溪名，而非泛指藤萝，等等。这些考订对历史地理及文学的研究都有助益。《入蜀记》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最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就是采用的这个版本。

古诗歌笺释三种

古诗笺注。近人朱自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此书为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之二,收录《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古诗十九首释》三种论著,大都是汉代以前无主名诗歌的笺注和解释。《古逸歌谣集说》,原稿题为“诗名著笺前集”,收录诗骚以外的十三篇古诗歌,每诗下总汇诸家的论述考证,原始记载,由古至今,不作案语,是作者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古今诗选班上所用教材的一部分。《诗名著笺》是作者授课时的参考教材,收录《诗经》中的十五篇作品加以疏解,先列毛传、朱熹集传,另附三家诗说及后代各家考论,最后列有黄惟庸、郭沫若等人的译文。又有大小雅中的八篇,列为存目。篇末附有《毛诗序》、《季札观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文心雕龙·比兴》以及顾颉刚、吴康等人的有关文章凡四篇。《古诗十九首释》原文刊登在1941年的《国文月刊》上,仅释九首而已,这九首是《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栢》、《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除第一首有注外,馀皆仅抄原文,然后加以阐述,颇为精微。

资治通鉴纲目[文白对照]

简称《通鉴纲目》,别称《紫阳纲目》。南宋哲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赵师渊共同编著。全书六十卷,成于乾道八年(1172)。《通鉴纲目》一书“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纲”是根据时间顺序写出的史事提纲,犹如《春秋》之经,既具有标题作用,又表达了作者对史事、人物的看法,字数不多,顶格而写。“目”是对“纲”的具体叙述,即注语,字数比“纲”要多,犹如左氏之传。《通鉴纲目》虽脱胎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却不是简单的删繁就简。它根据义理的标准来裁剪历史,使历史“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为之,它把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春秋》书法”加以发展和完善。《通鉴纲目》取“《春秋》之义”首先表现在辨正闰、明顺逆。认为自周至五代千余年历史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朝为正统王朝,其它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等。其次是严篡弑之诛,倡节义道德。认为轼君是大逆不道的,为天理所不容,要大书不隐。要褒扬尊者、贤者和死节者。最后是站在汉民族立场上强调夷爰之防。为伸明“《春秋》大义”,在书法上则极尽褒贬之能事。《通鉴纲目》是一部通过叙史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的著作,因此,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理学著作。正如李方子所说的,《通鉴纲目》“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版本较多,清康熙帝取明末陈仁锡刊本逐加评定,是为《御批通鉴纲目》。

契丹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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