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

作者:王符
潜夫论

东汉王符著。《后汉书·王符传》:“和、安(东汉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其中《本训》提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生成论,因其将“道”、“器”并列,又有二元论倾向。《卜列》、《巫列》等篇批判了世俗迷信思想。其他大多篇章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风俗教化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广泛的评析。政治上继承先秦“民本”思想,强调“天以民为心”(《本政》),“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应爱惜日力民时,使“民安静而力有余”(《爱日》)。书中伦理思想丰富,主要见于《论荣》、《考绩》、《思贤》、《慎微》、《爱日》、《交际》、《明忠》、《德化》等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潜夫论》“洞悉政体似《易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注本有清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收入《诸子集成》、《百子全书》。

王符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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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卷。明清之际孙承泽 (详见《尚书集注》)撰。是编属杂记,所记只限于明代北京。分四个层次,首记建置、形胜、城池、畿甸;次记城防、宫阙、坛庙;再记官署;终记名迹、寺庙、石刻、岩麓、川渠、陵园共计十四门,但叙述沿革的甚少。其中官署一门四十卷,居全书过半。体例庞杂,兼有政书、掌故、方志之特点,而以政书内容为详。内引实录、邸报、上谕、章疏、礼制、法律等古代文献资料极博,于明典章源流迁革,中央机构职掌和北京地理人文研究均有史料价值。为记载明代北京特为详瞻的著作之一。书中标目,以记明代为主,则不应泛及前代,即便泛及,也应遵其原貌,原原本本,丝牵绳贯。是书第一子目名礼制,首条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次条吴澄三礼考注,三条朱子家礼,皆先儒著述之文,非朝庭典章,亦非明代新制,不应归于礼部。承泽受门派纷争余波影响,持论常有偏袒。周延儒持官纳贿,赐死不冤,承泽乃从内阁门中录其《直房记》一篇,大加赞誉,实为其袒护。惟于材料去取,时杂成见,叙次仍有挂漏。后作者又补撰《天府广记》一书,较侧重于北京史地和宫阙情况。版本有清康熙、乾隆间内府刊本,《四库全书》本,清同治、光绪间孙氏 《古香斋袖珍十种》 本。

还丹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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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丹歌诀,原题「元阳子集」。元阳子似为晚唐道士。《通志‧艺文略》着录「元阳子还丹诀二卷」,当即此书。今《正统道藏》本收入洞真部方法类。此书为诸家还丹歌诀之选辑。上卷辑录《古神仙身事歌》、《吴真君歌》、《真晓真人诀》、《魏真人歌》等歌诀十首。下卷为元阳子所撰《还丹金液歌》。诸歌诀宗旨大多相同,皆咏颂外丹。以真铅真汞、华池神水、阴阳合互而结丹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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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南宋袁枢撰。宋朝之前,中国史书不外两种,即编年、纪传二体。前者以年为纪,后者以人为主。虽各有所长,但都不善记事,“或一事而隔阅数卷”;“或一事而复见数篇”。袁枢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有时一事延续数年,如果想要知其全貌,便要翻阅数卷。为解决这个困难,便以事件为中心,把分散的史料集中起来,按照《通鉴》原来年次,抄上原文和司马光的论,并起一题目,共编纂239个条目,另有附录66事,附在各条目之后,以类编纂,辑成一书。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记载1360余年的史事。由于每事一篇,起迄了然,故称“纪事本末”。全书共42卷。所记305件大小事情,绝大部份是政治、军事事件。涉及经济方面的,只有唐朝两条。一是奸臣聚敛,一是两税之弊。作者开始编撰时间不详,书成约在乾道九年(1173)。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上孝宗。孝宗阅后大为赞赏:“治道尽在是矣”。诏令严州摹印10部(作者时任严州教授),此书因而得以迅速流传。从史料价值方面看,本书内容全部录自《资治道鉴》,没有作者一句话。所收集的也是材料集中的题目,零碎材料,也还要查阅《通鉴》原本,因此其使用价值就受到一定限制。但从史籍的编纂方法来说,却是开创了一种新体裁。另外阅读方便,故事性强,也吸引了不少读者。之后,各种纪事本末体书相继问世,极大丰富了中国史学宝库。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赞此书“文省于纪传,事豁编年”。《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明,一览了然,遂使记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此书最早刻本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摹刻本。明末,张溥在《通鉴纪事本末》每一篇后作一论,附在原篇之后,并按原本条目重新析为239卷。此书刊出后,宋42卷本渐为减少。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是为最好版本。此本为四库本,本站也有标点本,可以搜索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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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学著作。明陆粲撰。二卷。陆粲,字子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陆粲除此书外,另有《左传附注》十卷,《春秋左传镌》二卷。此书旨在驳正胡安国《春秋传》之失。其自序谓胡氏说经或失于过,辞不厌繁,而《春秋》之意愈晦,故著此书以论辨之。书前自序:“胡氏说经,或失于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故此以辨论之。”大旨主信经而不信所谓例,体例先列胡安国《春秋传》于前,后用己说纠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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