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王正月考
作者：张以宁
二卷。张以宁 (1301—1370)撰。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今属福建)人，元末著名经学家。泰定年间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以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明灭元，复授侍读学士。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以及以宁名尤重，危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洪武初，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张以宁家古田翠屏山下，学者称“翠屏先生”。除此书外，张氏还撰有《胡传辨疑》、《翠屏集》。此书成于洪武三年出使安南之时。《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为周正，汉以来对此无异议。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用夏正，宋程颐步其后尘，而胡安国本程颐之说而倡夏时冠周月之说，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又加以发挥，遂使这个本无问题之问题更加繁杂化。此书引用《春秋》经传、《易》、《诗》、《古文尚书》、《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材料，排比分析，以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论据确凿，观点成立，足可以破胡氏之说。但其书有两大缺点：一是作为主要证据的是伪《古文尚书》;二是未认识到春秋之时各诸侯国或用商正 (如宋)，或用夏正 (如晋)，故未能抉其本原。现存明宣德元年刻本、清 《通志堂经解》本。
张以宁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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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集
五十四卷。宋王十朋撰。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 (今浙江乐清县)人。绍兴二十七年 (1157)进士,授绍兴府签判,除著作郎。孝宗即位,知严州,除侍御史。上疏论史浩八大罪,使浩出知绍兴府。张浚北伐失利,主和者乘机攻击,十朋上疏劝孝宗勿为群议动摇。后出知饶州、夔州、湖州、泉州等。颇有政绩,人绘而祠之。累官太子詹事,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谥文忠。十朋政治上反对和议,主张恢复。每以诸葛亮、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为朱熹、张栻推重。学以孔孟为正宗,以韩愈、欧阳修,司马光为师,是绍兴末乾道初最有名望的学者之一。刘琪集序称其诗“浑厚质直,恳恻条畅,如其为人。”汪应辰亦称其“于文专尚理致,不为浮虚靡丽之词。其论事章疏,意之所至,展发倾尽,无所回隐,尤条畅明白。”著有《会稽三赋》、《论语解》、《东坡诗集注》等。所著 《梅溪集》五十四卷为正统五年温州教授何㶇所校,知府刘谦刻之,黄淮为序。共奏议五卷,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九卷。并附以汪应辰所作墓志铭。后有其子宣教郎闻礼跋。今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另有 《梅溪王先生文集》五十四卷见 《四部丛刊》。
丹铅余录
十七卷，又《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明杨慎撰。旧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都冠以“丹铅”二字，因“古之罪人，以丹书其籍”，杨慎被流放，名在罪人之列，故以“丹铅”二字寄意。凡《余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闰录》九卷，杨慎又自为删削，为《摘录》十三卷。首刻于嘉靖二十六年。后其弟子梁佐又删同校异，分类合辑，定为二十八卷，名为《总录》。其书考证材料丰富，不乏新见，但因涉及范围太广，难免芜杂之病，且杨慎务奇好胜，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刻印流布，甚至伪撰古书，以助论证，态度不够严谨，难免疏误。明人王世贞评其“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详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略于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内”，非常中肯。时人陈耀文作《正杨》一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专设《丹铅新录》和《艺林伐山》两部分，专门攻驳杨慎之误。《丹铅余录》有《四库全书》本，《丹铅续录》有《宝颜堂秘笈》本，《丹铅杂录》有《函海》本，《丹铅总录》有明万历、嘉靖刊本等。
野菜谱
一卷。明王磐撰。王磐,字鸿渐,号西楼,高邮 (今江苏高邮县)人。约生活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因江、淮之间连年水、旱,饥民多采食野菜充饥,王磐热心饥民因误食有毒野菜而丧命,便多方调查访问,写成《野菜谱》一书,供饥民们参考。《野菜谱》记录了六十多种野菜,且 “题下有注,注后系以诗歌,又绘图其下。其歌多寓规戒,似谣似谚,颇古质可诵。”这使得《野菜谱》成为一本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更加便于它的推广传播。除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存目之外,还有 《山居杂志》本、《三续百川学海》本、《说郛》本、《说郛续》本、及 《古今图书集成》本等。
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
吉冈义丰《道教と佛教第二》将之视为唐代道经。元始天尊述二十四诫,劝人于诸斋日奉守。
已畦琐语
一卷， 清葉燮撰。治民有一定之法程则人知所遵而奸吏猾胥不敢上下其手同一事也赏则均赏罚则均罚故赏一人而天下劝罚一人而天下惩也乃有赏不足劝罚不足惩者可不深思其故乎
孝经讲义
宋育仁著。十八章，以《周官》封建井田、学校军礼之制解释《孝经》，附以详细的训诂、义理考辨，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孝经讲义》成书之时，正值清室危殆，神州激荡之际，故是书旨在托古改制，以孝治国。一方面，宋氏认为，由“孝”之情感而来的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可层层外推，用之以治家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形势复杂，若非系统的制度设计，便不能挽回当时分崩离析的人心。在宋氏看来，《周礼》分封之制严密、详尽，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教体系，其与《孝经》分章一一契合，可为立国之本。故而宋氏眼中的《孝经》，并非一本空言劝孝之书，而是与《周礼》互相发明，为经世政治之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