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遗书
作者：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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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
初版于1853年，《太平天国》是西方人观察、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作品，是当代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无法回避的重要资料。本书依托当时在华游历的传教士见闻、西方在华官员的记录等一手资料，全方位、多层次、宽角度地展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兴起、发展的全过程。
阴谋与爱情
德国戏剧家席勒(1759～1805)青年时期的代表剧作,写于1783年。故事发生在德国一个封建小公国里,宰相瓦尔特的儿子斐迪南,爱上了平民音乐师米勒的女儿露易丝,他不顾阶级地位的悬殊和父亲的反对,毅然要与露易丝结婚。瓦尔特为了达到捞取政治权力的目的,强令斐迪南和公爵的情妇结婚,遭到斐迪南拒绝。瓦尔特便和秘书伍尔牧策划阴谋,先逮捕了米勒,然后告诉露易丝说,如果她能写一封情书给宫廷侍卫长卡尔勃,就可以使她父亲获释,并要她发誓保密。露易丝为救父亲,只得照办。他们还故意使“情书”落到了斐迪南手里。斐迪南质问露易丝,而露易丝却不能告诉他真实情况。绝望中的斐迪南给露易丝服了毒药,自己也服了毒,临死前,露易丝才吐露了真情。这一爱情悲剧,深刻地反映了18世纪德国市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对封建专制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同时也反映了进步青年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恩格斯称之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作者塑造人物善于刻划其性格的多面性,使人物真实可信,富有立体感。如斐迪南这个人物,他能认识到贵族阶级的罪恶,勇敢地追求真诚、平等的爱情;但他受阶级、家庭的影响,主观、偏激、爱妒忌,以致不能识破阴谋,毒死了自己的情人。
郭公案
《郭公案》为清代的武侠公案小说。最著名的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以及窦二墩的故事，即出于本书。
朱子晚年定论
明王守仁所编南宋学者朱熹信札摘录,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在死后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至王守仁时,“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己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年谱》,《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卷三十二),“是朱(熹)非陆(九渊)天下论定久矣”。因此,王守仁要袭承陆九渊学说,建立自己的“心学”伦理思想体系,与朱熹学说相抗衡,就被视为“异端”,辄遭非议,“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为摆脱困境,他便苦心积虑地从朱熹著作中,抽出与自己思想观点接近的34篇信札,冠以序文,名之为《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此乃“其晚岁既悟之论”。意在说明朱熹晚年已向“心学”伦理思想转化,与自己学说一致。其实,这些信札,并非全是朱熹晚年所写,其中亦有早年和中年著作。正如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所明确表白的:“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因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全书》卷二)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仪礼集释
南宋李如圭集郑注贾疏,于《仪礼》多有发明的著作。30卷。宋自熙宁 (1068—1077年) 以来,罢废《仪礼》,学者多不传。乾道(1165—1173年)年间,有张淳订其讹; 淳熙 (1174—1189年) 中李如圭复为之集释。李氏生南宋,曾与朱熹核定礼书,尚见古本。乃全录郑玄注,旁证博引,发郑注贾疏所未备,次第一如《仪礼》。又考论宫室之制,作《释宫》; 分别章句之旨,则有《纲目》。全书原17篇,首尾完具者15篇。《四库全书》以其文稍繁,分秩得30卷。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释文已佚,乃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于经文多有改定,《仪礼》始得完备。其《释宫》则别为一书,《纲目》 已佚。有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
论衡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