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如
- 姓名：黄汉如
- 别名：
- 性别：男
- 朝代：
- 出生地：上海市人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黄汉如，近代医家。上海市人。自幼有志医学，尤喜推拿一科。习内外功，以一指禅推拿闻名。初因为官，惟业余行医。1911年后始专业医。著有《推拿科》及《黄氏医话》(1933年)，阐其数十年之推拿心得。子一照，亦精医。
黄汉如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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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鳌退食笔记
宫苑志。清高士奇(1644—1703)撰。二卷。士奇有《扈从东巡日录》已著录。此书系作者供奉内廷,公余之暇偶访曩时旧闻,征信载记,康熙二十三年(1648)成书。约二万四千字。所著是书2卷,上卷介绍了太液池、瀛台、乐成殿、紫光阁、芭蕉园、玩芳亭、承光殿、琼华岛等处建筑,下卷介绍了大高玄殿、乾明门遗址、玄都胜境、藏舟浦、雪池、五龙亭、凝和殿、迎翠殿、西海神祠、乾佑阁、大西天经厂、左临海亭、右临海亭、聚景亭、宏仁寺、清馥殿、腾禧殿、櫺星门、果园厂、玉熙宫、大藏经厂、万寿宫等等。
康济录
《康济录》原名《救饥谱》,系清初钱塘县监生陆曾禹所辑。乾隆四年,其同乡吏科给事中倪国琏“录其大要,共为四卷”,奏呈御览。乾隆谕令南书房翰林“详加校对,略为删润”,命名为《康济录》,于乾隆五年刊行。此后至乾隆四十九年,又经校核,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吏部十三之政书类三“邦计之属”(以下简称“四库本”)。该刻本总目共列“前代救援之典”、“先事之政”、“临事之政”、“事后之政”等四卷及附录(包括“摘要备观”、“赈粥须知”、“捕蝗必览”和“社仓条约”),但其正文又将第三卷“临事之政”分为“卷三上”、“卷三下”两部分;将第四卷“事后之政”和“附录”并为一卷,分称“卷四上”和“卷四下”,后者所附内容次第编入“卷四下之一”至“卷四下之四”。故《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共为六卷。
历代兵制
中国古代最早的专论兵制的军事著作。南宋孝宗时陈傅良撰。共8卷，约4万字。该书按照朝代顺序，记述自西周到北宋的兵制。对西周的乡遂井田兵农合一制，汉代的京师兵、地方兵，隋、唐的府兵，唐代的骑、禁军，以及兵制的继承、发 展也有所论述。有关历代兵员征集办法，兵役、徭役情况，军功爵赏，兵员数额，军费开支，战争状况等亦有记述。对其中重要内容，还加以评论。如在兵农关系上赞赏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在征调问题上，主张爱惜民力反对征调无度;在统御关系上，强调权限分明，既要保证“强干弱枝”，反对“诸王擅兵”，又要保证将领必要的指挥权，反对“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在练兵问题上，主张号令严明，严加考核，选拔优秀，反对“练习不精”，等等。 该书对北宋兵制的流弊，言之尤详，旨在通过古今兵制对比，以针对南宋将弱兵骄，冗兵充斥，军费浩繁的现实，提供改革兵制的借鉴，以贯彻其兵要少但要至精的主张。《历代兵制》作为论述中国古代兵制的第一部专著，对后世有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值得重视和探讨。
太上护国祈雨消魔经
元始天尊劝人诵经书卷、恭敬诸神,以获福消灾,呼云获雨。
黄帝阴符经注
一卷。唐张果撰。张果，据《旧唐书·方伎列传》称，不知何许人，武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 (临汾)、晋 (太原)间，时人传说他有长生秘术，武则天遣使召之，诈死未应。唐开元二十一年 (733年)，有人在恒州 (今大同市东)山中见到他，朝廷遣使迎至东都(今河南洛阳)，唐玄宗想要将玉真公主下嫁给他，竟大笑不奉诏。后来他恳请还返山中，唐玄宗准其请，放其归山隐居，张果便隐入恒山，不知所终。他的著述除此书外，还有《阴符经辨命论》一卷(已佚)。《黄帝阴符经注》，亦称《阴符经玄解》，又称 《阴符经太无传》、《张果阴符经注》。唐人研究 《阴符经》者，有李筌等人，且传有李筌自称得《阴符经》于嵩山虎口岩石室之中、于骊山逢老母传授微旨等怪诞之说，故张果在《阴符经注序》中，批评李筌 “假托妖巫，妄为注述。”并称 “偶于道经藏中得《阴符传》，不知何代人制。”因其“词理玄邈，如契自然”而编之，附己注而成书。张果采用所得无名氏的 《阴符传》，参照李筌注本，引用太公、鬼谷子、伊尹等数家之言注解经文，以简明流畅之语，详尽阐述圣人如何运用心智、体察自然之本性，掌握机变、体天用道，进而达到用大义除天下之害，用大仁兴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的目的。认为《阴符经》主要讲述圣人体天用道之机，照之以心，契之以机，就是《阴符经》的主要含义。此书注文中常引李筌之言并斥之。五代、宋、元以后学者，对张果注本争议无多，但以不同标题录入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通志》等皆有载录。张果注本是继李筌之后最早的注本，与李筌注本并行于世，近古而颇能阐明经旨，迥出于它注之上，是后世研究《阴符经》的重要典籍之一。现存宋 《云笈七签》本，明 《道藏》本。
诗格
唐代诗论著作。原署王昌龄著。又名《王少伯诗格》。书中分诗为“十七势”,即17种结构体例。讲诗的“入作”、即“言题目意”,并有例诗为说明,探讨了诗中景物描写的作用及写景与情意表达的关系,注重写景为“入作”服务,在唐代诗歌理论著作中为首见。由对具体诗例的研究得出的“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的结论,对诗歌理论的深化有启发。又如“含思落句式”中讲“不得令语尽思穷”,写景要“与深意相惬”,指出写景可以使诗中的情意更加含蓄感人,实际上是承接了六朝诗歌理论中对“兴”的认识。这在“理入景势”、“心期落句势”中也有所反映。《诗格》论诗十分重视“用意”,既要“起于无作,兴于自然”,“不傍经史,卓然为文”、“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又要含蓄不尽的“含思”。王昌龄论创作中的运思,继承了陆机、刘勰的“神思”理论,主张由“忘身”、“凝心”、“心击”超越物象的外在形貌,从而创作出尽情而又得物之妙的情物相融的诗作,这在唐代诗歌理论中是很突出的。今本《诗格》的内容真伪相杂。读《诗格》,应以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地卷》中的“十七势”、“六义”及《南卷》“论文意”中引录的“王昌龄语”为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书系伪托王昌龄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