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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孤独的猎手
《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是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创作的小说，首次出版于1940年。该小说讲述的是以聋哑人辛格为核心和四个小人物之间的故事，这四个人物分别是咖啡店老板比夫，小姑娘米克，黑人医生考普兰德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杰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可是却不被身边的人所明白与理解。 该小说主旨凸显了孤独是绝对的，最深切的爱也无法改变人类最终极的孤独。绝望的孤独与其说是原罪，不如说是原罪的原罪。
我们
《我们》是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创作的长篇小说，完成于1921年，但当时前苏联当局认为该作不宜发表。1988年《我们》才在前苏联公开发表。这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全书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我们》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1984》、《美丽新世界》，更是开创了反乌托邦这一文学作品类型。
葵书
十六卷，清王桂撰，刘琦解，李仪鹏释义。写于乾隆甲戌年（公元1754年），是一部研究治军、救灾、勤王、农桑、经史子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奇书。是书初刻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其博大精深，不胫而走。邓州刘琦为之作《溓壁解》，解梁李仪鹏为之笺注并作《释义》。咸丰初年李仪鹏意欲再刻时，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为之写序。书设四纲、十六目、一百六十子目，子目之下或数条，或十数条。刘琦解、李仪鹏释义散附原文之下。其内容，自厚生、正德之常经、整军、勤王之远略乃至经史子集之奥赜，凡益国利于民用者，靡不探究发挥。曾国藩称“其所谓《葵书》也者，以为葵一微物，睠睠向日，匹夫报国，义亦如之。……其文体无所规摹，句锻而字鍊之，征引故实，博极群书。”民国八年(1919)排印本。省图藏。
乐论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万花楼
清代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书题《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全称《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简称《万花楼》，十四卷六十八回。题“西湖居士手编”，则作者当为李雨堂。演绎英雄传奇人物杨宗保、包拯、狄青等忠臣良将抗击外侮、斥佞除奸、忠君报国的故事。包公断狸猫换太子案，杨、包、狄与奸相庞洪（即庞吉）的斗争都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杨宗保的老成持重，狄青的血气方刚，包拯的足智多谋，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官箴
扬雄著。《官箴》25篇,继承"官箴王阙"传统,对最高统治者进行箴诫.从流传至今的21篇箴文来看,《官箴》所涉及的官职皆为中央的公、卿及其属官.公卿为辅佐大臣,位高权重,其属官位于皇帝侧近,直接服务皇帝或者担当特殊职责.箴文溯源官名来历,叙述官职职掌,回顾历史鉴戒,提出官德要求,是西汉末年"三公制"变革和"九卿制"形成的重要见证,亦是新莽官制改革的基点,不失为考察西汉末年中央官制的一个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