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回忆录 三
一○一 妒忌图破坏
回国慰劳团通告发出后，平素妒忌之反对派及某报，则坐卧不宁，力思破坏，然不敢公然斥组慰劳团为非义，而以必须侨领亲行为合格。盖明知侨领多系资本家，谁肯于战时回国经历各省，又因语言及营业关系，当然乏人可往。后来见各处报名日多，反对无效，则转攻受薪参加者，谓费须自备不应动支公款。后又见多系私人捐助，则以不当津贴家费为言。日日措辞大登特登，及见无效则转词以为“徒花费十万元巨资，大半为外国赚去，回国慰劳乃形式上无谓应酬，无丝毫实益，不若将巨费汇往救济难民为远胜。”并利用同流之筹赈会某委员，每当开会极力措辞反对，然为诸委员鄙视，无人赞成其提议。尚哓哓不休。后被某委员责问：“本会所委派代表既免动支赈款，又免向汝捐一文钱，自有热诚私人资助，与汝何干？”盖新加坡派代表九人，均当助费支薪，以教育界居多，闽侨四人，广、潮、琼、客、三江各派一人。诸反对者两月来尽其九牛二虎之力，亦归失败。乃发若干电文与重庆政府等机关，谓诸团员大半为共产党，若回国对政府如何不利，然所发各电文均不敢用正名，故重庆政府不致被荧惑。此计无效后，乃请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往重庆，冀达其破坏之目的，故乘慰劳团未到之前，乘机先往。幸重庆政府知余亲同慰团回国，虽高凌百如何努力终归泡影耳。
一○二 余决意回国之故
余发起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兼考察，明知各处侨领不能亲行，而诸热诚爱国之文化界及职业界，必多有参加者，盖无重要事务缠绊，容易成行，语言文字为所素习，亦较利便。所以发出通告便附带优待条件，俾受薪者得以参加也。至于亲身回国之举，自发起慰劳团后，虽经数月之久，绝无丝毫存意。若云为自身将回国，故发动慰劳团以为荣耀，此种诈谬行为，在余绝未梦想，诚可以对天日而无愧。且余素知回国有三种困难：（一）国语不通。（二）年老怕寒。（三）数年来腰骨常疼痛不耐久坐。且余若回到重庆而止，有何意味，盖不归则已，要归必须能领导团员，尽力多行，以尽南侨代表责任。为上言不便诸端，所以绝未计及亲行，亦绝对不做梦想也。迨越年（民廿九年）春，慰劳团员将集新加坡之前，总领事高凌百忽来见，云慰劳团将回国，你何不到重庆？余答绝无此意。高又云伊来此数年未曾回国述职，思欲回去可做你之代表如何，余答慰劳团有团长毋须代表。高又云伊决定回去，顺便代表耳。他回后余思今日此人来言决将往重庆，必非好意，或者受人委托，恐不利回国慰劳团至为可虑，于是转念余非亲往重庆不可。即发电往召南侨总会副主席，吧城庄君西言，菲律宾李君清泉同行。庄君回电可往，李君往美未回。余既决意回国，则召李秘书同行兼任翻译员，并赶制寒衣。至腰骨酸疼，前曾买报纸所载西药丸，屡服无效，即往求中医诊视，开药方二味，人参一钱、附子三钱，附子先煎汤，然后将参加入炖三点钟，服后甚有奇效，后附子增二钱共五钱，参仍一钱，两日服一次，连服七八次该病若失，余便起程矣。余按如乏财力之人，以党参数钱代人参亦可也。
一○三 慰劳代表抵星
余通知各代表准二月末抵新加坡，计各处参加者五十名。菲律宾、香港、安南等处代表由安南往昆明，缅甸二名由仰光启行，故到者三十余人。在新加坡开会数次，并举团长及职员。余再三告诫：“此回系到祖国工作，而非应酬游历者比，务希勤慎俭约善保人格。至于华侨投资开发实业，前屡有不兑现大言不惭之人，空雷无雨贻华侨羞。此行无论到国内何处，若非提议切辞以非本团任务为要。”及最后新加坡筹赈会开欢送会，余致辞引《论语》：“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盖孔子深赞使者能为主人谦逊。”今日本会开会欢送诸代表，无他物可奉赠，只有“谦逊”二字做赠品，万望诸代表带回祖国谨守勿失，至荷至感，古之使者即今之代表，诸代表虽由各埠举派，然到国内非仅代表一州或一属，乃系代表全南洋千万华侨，故通称曰南洋华侨慰劳代表。此次祖国抗战为历史以来最严重之大事，尽人皆知。海外华侨虽源源捐资不断，然尚未尽责任，盖所输甚微。以华侨财力宏厚，应增加十倍廿倍亦不为过，无如观望者多，致成绩有限。诸代表尤当明白不足之憾，更不可夸张自满为幸。
一○四 慰劳团回国
民国廿九年三月六日，慰劳代表三十余人，由新加坡搭丰庆轮船起程，到仰光转重庆。未动身之前余接国内友人来函，云团员须带帆布床、蚊帐、洋式长衣，手电灯等件，故为备办一切，足供五十人之额，交团员带去。到仰光后搭火车至腊戍，然后转坐西南运输公司货车，每辆一人或两人与司机伴坐。不幸至下关界一辆坠落，团员蒋才品李英受伤，李英数日治愈，蒋才品因腰骨跌断，留下关医院，其他达到昆明者四十余人，蒙各界热烈招待，不下数十机关，每日应酬两三次，延七八天方得起行。至贵阳亦受多次欢迎至三四天。余原按该团至多卅天可到重庆乃竟延至四十余天，盖初未料及昆、贵各界招待之繁，故未预告团长辞谢。或联合招待至多一两次，便可节省许多耗费与日子也。
一○五 面辞华民政务司
嫉忌之反对派力图破坏慰劳团之计，虽层出不穷，而终归失败，及闻余将亲行，乃向英政府宣传运动，以余为共产党，利用英某商人向高等官吏报告。新加坡有三家红砖公司，英商一，华商二，数年来联络有利故有情感。余亦营一砖厂在坡外，与彼等竞争，故反对派一华商唆使英商，向官吏运动。甫在进行，余便闻知，盖其同业之人即来报告，然余置之度外。迨将回国之日，往见华民政务司佐顿君辞行，并告以“前日有贵国人，向政界宣传余系共产党，君必早已闻知。”佐顿君笑而不言，余又云：“余若不离开新加坡，绝不辩白，兹欲回国故不得不言。余原为同盟会会员，民国光复后多人续招入党，余概拒绝不加入何党。其抱定理由为‘我不能领导人，亦不能受人领导。’盖乏同志而孤立故也。君审此便可彻底明白，至某商人宣传余为共产党者，彼系营同业之人，误受他人唆使所致也。”
一○六 余起程赴仰光
余按慰劳团由滇缅路回国，四年月初可到重庆，余与庄君及秘书，拟三月终坐飞机往仰光转重庆，不欲留仰光做多天应酬。而蒋委员长来电，嘱准三月内到渝，赴四月一日参政会开幕，谓此系末届，欲海外华侨参加完满，故须早日起程。然乘机往仰须经暹罗，诸顾爱者多劝止，谓亲日派恐生不利，或此间反派作弊，不若坐船较为安全。故十五日同秘书搭英邮船先行，而庄君在吧城未来。十六日余到槟城，马来亚有多区筹赈会侨领来送别。十九日到仰光，各界多派代表来船迎接，余则不客气与代表磋商，谓“余须留仰多天等候庄君，对于开会筵宴应酬等项，在此抗战期间，愈少愈妙，最好联合一次便可，否则，彼此麻烦均属不便。”幸蒙接受，故少应酬。膳宿由曾和衷君及族侄福顺诚意招待。而公众宴会计有四次，各界联合会、国际会、集美校友会、颍川公会。在各界联合会余演说制药厂移重庆原因，蒙诸热心家捐助一万余盾。在国际会演说，“凡两国战争必有发生之原因，前次欧战为奥国太子被刺杀，今次欧洲再战，为德国收回前次损失领土及各殖民地。至于中日战争何由发生，不但今晚到会各国人不知，即世界诸国人亦不能知，不宁唯是，虽交战国之中国人、日本人，亦莫能说出为何因由也。既无因由动手而侵占杀戮，便是盗贼行为。盖盗贼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安有因由可言。既属盗贼举动，狼心兽性，绝无限度，得陇望蜀，得寸进尺，中国可以抢杀，马来亚亦可以抢杀，缅甸印度亦可以抢杀，而尚未波及之诸地，贪眼前微利，与世界大盗贼友好贸易，是真余所不解也。”集美校友会，在仰光办理甚有精神，校友数百人诚意会见，余不得不接受。至颍川公会，余婉辞不获，乃待至最后赴会，在筵间余演说“我国自光复以来已决定实行三民主义，而民族主义居在首要。凡我中华国民当一体亲善，不可如前由省界姓氏之同异分别亲疏，互存意见”云云。
一○七 自仰光飞重庆
三月廿六日早，余与庄君西言及秘书，自仰光乘机起程，经腊戍、昆明各停一小时，午后四点钟到渝，停江底机场，时江水适涸退也。各界欢迎者颇众，在机场设临时茶会，诸记者要余发表此来目的。余则报告余与庄君此来，虽与慰劳团五十余人约期会集首都，然余非团长，乃南侨总会主席，代表南洋一千多万华侨，回国慰劳及考察，“盖念祖国抗战三年，军民遭受痛苦，华侨未能参加，只有派遣机工三千余人，在各路服务而已，故应向军政界及民众致敬慰之意，此其一。抗战必需金钱，海外华侨负外汇重要责任，虽逐月比前公私增汇不少，然尚嫌不足，未尽抗战责任，故亦应派代表回国考察，冀可获悉抗战以来军政如何努力进步，民众如何同仇敌忾，各党如何团结对外，将诸良好成绩材料，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侨众增加爱国热心，俾私人汇款及救济义捐，月月增进，以外汇财力助祖国抗战，此为余及庄君并慰劳团回国之原因。然余久未回国，究可往若干处，能否达到，不便预告。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云云。最后余续云：“今日蒙各界欢迎，余无任感谢。但余到仰光时，曾不客气与诸欢迎代表磋商，以现在抗战艰难期间，此来系有工作，而非游历应酬，愿彼此极力节省无谓宴会，如开会筵宴最好联合一次便足，蒙仰光侨众接受实行，余铭感无任。今日亦愿恳请首都各界从余要求为感”。散会时在门前备三辆肩舆，供余及庄君并秘书坐用。余见众人步行则辞不坐。侯西反君言众人之轿在江边，余答待至江边乃坐，及至江边侯君言汽车在江上等候，余云江岸上既有汽车，何必独坐肩舆，盖由江边至岸上，须历石阶三百级，于是同侯君步行登阶至岸上，回头与诸欢迎者相辞，坐汽车往招待所。
一○八 嘉陵招待所
余偕侯西反君到招待所，该所在重庆嘉陵江边山坡上，系平屋六间为一座，余与庄君各住一间，侯君与秘书一间，办事室及膳房客厅各一间。尚见有两座，亦平座，各六间，一座在前地势较低，一座在后地势较高，均未有人居。闻该三座平屋，系组织部新置，费银五万元。余休息后，闻前日政府各机关开会，议招待余等及慰劳团，按费八万元，举组织部、政治部、海外部为常务，招待员多闽人，亦有厦大出身者，已向市中有名旅馆定一二等房位，为慰劳团寄宿。余闻后至为不安，盖政府如花许多招待费，则应酬宴会必繁，市中各界亦将热烈仿效。不宁唯是，他日分团往各省区，到处如皆依例，不但消耗各处无谓金钱，且须迟延许多日子。在平时尚不宜，况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余虽在机场茶会时，对记者及各界表示，第恐未能实行，不得已越日在各日报登《启事》，大意如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启事发表后，余则托招待员向组织部假借前后两座空屋，为慰劳团住所，卧床经有自带，只欠膳厅桌椅及盘碗等，亦托向某社团借来，伙夫原已雇定，菜资每桌八人，每天廿元，连余等计七桌，每天一百四十元，慰劳团延至十四日始到，五月一日分三团出发，一切共开出国币六千一百余元，只有备慰劳团使用之客车两辆，及其车油系由政府供给而已，余概由本团自理。
一○九 冯将军来访
蒋委员长约定廿八日上午会见，余与庄君拟待谒蒋公后，即往谒见林主席、冯副委员长及其他政界要人，而是日早七点钟，冯副委员长玉祥单身来访，云渠昨天曾阅《启事》，甚表同情，故特来会见。余答：“蒙将军辱临，无任感激。昨行装甫卸，即闻政府厚意，筹备巨款招待慰劳团，且已预订旅馆，逐日支费不少。首都政府厚待，市民或不免仿效，异日慰劳团到各省，亦恐以此为例。在抗战艰难时间，不宜耗此无谓开销，故不得已登报辞谢，以表真诚。原拟本天下午登府拜谒，以尽代表南侨职责，乃荷先时惠临，不胜惶感之至。”冯君云：“大家均为抗战服务，可免客气。且我久闻先生实践爱国义务，毁家兴学，影响中外，抗战后领导华侨源源捐输襄助战费，汪精卫叛国，先生首倡攻击，我久铭钦佩，今日得见深慰下怀。”
一一○ 谒蒋委员长
三月廿八日，余同庄君等往谒蒋委员长，蒋夫人亦在座，互相问候毕，移时辞出。约更十余天，蒋公夫妇设宴招待，筵终蒋公问余：“到重庆后，所见景况如何？”余答：“政治原门外汉，愧不能言，工厂尚无暇参观，唯经过全市，到处土木大兴，交通便利，大大有蓬勃气象，实堪欣慰。唯人力车及汽车甚不整洁，与马来亚大不相同。马来亚各市区凡有不整洁车辆，禁诫甚严，故车主逐日必须洗刷清净，盖不但关系车辆而已，因市中大众观瞻所系，且影响卫生，故甚重要。”蒋委员长立即登记手册，更十余天，诸人力车改良甚多，而汽车则仍旧。诸官长所用汽车，多属大型，外观亦颇光洁悦目，若俯瞰车下车翼等，则泥土积寸厚，似乎日久绝未清洗，车夫怠惰，车主不知督责，机件易坏，用油加多，皆由是也。
一一一 教部陈部长
余往见教育部长陈立夫，相慰问毕，他即云：“现有一件要事，原拟发电告知，知君将来故中止。前福建省政府来函，要求开办福建大学，本部已经有厦门大学，在此抗战期间不宜复增一大学。省政府再来函云既不许可，请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为此一事本部特就商于君。”余置之不答，而问：“在此抗战期间，对于全国教育，贵部如何计划？”答：“自去年已有规定，由本年元月起，限五年普及教育（全国除沦陷区外）。按每保约一百户，每五保于三年内须设国民小学三校，至第五年须设至五校，若大乡村则合办。又于三年内设中心小学一校，至第五年须设两校。早经通告各省教厅，决须实行。”余问：“各省师资能否足以分配？”答“师范学校亦令积极多办，以便应付”云云。
一一二 行政院孔院长
余本拟先往见孔院长，因彼时间未便，故先往见教部然后到行政院。慰问后孔君亦详述福建省府将厦大改名，其理由如陈部长所言，余亦不答是非。更数天设两筵席招余赴宴，并褒奖“领导南侨源源捐汇巨款，助益政府财力不少”。致辞毕后，续云：“前在南京有某洋人对他言，伊曾参观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均开办未久，而规模与设备甚有可观，费款甚巨，闻为闽省南洋华侨某君，独力创办，其热心公益，慷慨牺牲，在贵国为首屈一指之义举。伊虽外国人，极表敬佩，且为贵国前途庆贺。”余起答谓：“战争切需人力与金钱。华侨虽富有金钱，际此国家危急之秋，所输无多，实深抱歉。至余捐资办学，力小愿宏，以南洋华侨众多，切需祖国文化为之陶镕，冀可略有影响。不幸适值世界不景气来临，七八年间营业资产损失甚多，致厦大拖累政府接办，不能尽国民一分子天职，歉愧实甚。”
一一三 军委会何部长
余往见军事委员会兼参谋总长何应钦君，慰劳后，并告以“此次南侨慰劳团回国，系空手来，未带金钱与药品，以慰劳前线士兵，盖逐月义捐全数汇交行政院。至药品如金鸡纳霜，经在荷印定购五千万粒，寄交贵机关，其他方谋制送。兹请教贵总长，对金钱事如有需要，计需若干请示知，余当请孔院长拨交。”何君言：“应分送多少，以鼓励士气，现前线军兵二百八十师，人数二百八十万人，每人一元共二百八十万元，伤兵二十万人，每人按二元，计四十万元，合计三百二十万元。”余接受其数目，即函请孔院长如数应承，备交军委会何部长分发。后闻伤兵十七万余人，尚存数万元。余又询何君：“抗战迄今，计征调壮丁若干人？”答：“至民廿八年终，共征六百余万人，最多为河南省八十余万，次四川七十余万人，湖南六十余万人，湖北广西各五十余万人，广东三十余万人，其他二百余万人。”余又问：“死伤若干人？”答：“死者七十余万人，伤者一百二十余万人。”又问：“现下一切军兵若干？”答：“前线二百八十万人，游击队八十余万人，后方训练九十余万人，合计近五百万人。未抗战前，全国号称兵力二百万人，而实额不上一百三十万人，现已增加三倍矣。”又问：“现下新式武器配备如何？”答：“前者步枪形式不一，轻重机关枪亦甚寡，近来步枪概已一律，新式占七八成，再加数月可全数一样，至机关枪亦分配六七成，数月后可配足，唯大炮则甚缺乏，至于枪弹、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等，均能自造，原料国产亦日增，逐月所需可以自给。”又问：“敌人军兵多少及死伤？”答：“敌军一百二十万人，死伤比我减少，因彼武器优良，然患病及死者则甚众。”
一一四 军事政治部陈部长
余往会见军事政治部长陈诚将军，时适白副参谋总长崇禧亦在座，余均致慰劳外，并问白君：“闻将军不在渝，何时回来？”答：“昨天始回来。”于是陈部长推白君先言，白君则让陈君，且云：“尔是主人。”陈君复推让白君云：“你是官长。”白君乃奖誉余领导南侨诸客气话，余除谦让外，并言：“前屡蒙贵省派代表往南洋，招华侨投资振兴实业，结果均归泡影，徒负将军等盛意，而南侨不免有虚浮泛实之讥，甚以为惭。然余每向贵代表言，南侨个人绝不能投资祖国，盖富者在洋养尊处优，谁肯舍近图远，贫者信用不足，虽欲招股份公司，势不易成。所恨者华侨有好夸言之人，空雷无雨，致祖国误信。兹因限于时间，不能畅谈详细，如有暇时当剖明原因，冀可补救多少。”陈将军亦向余说许多褒奖话，余谢不敢当，并言：“此次我国抗战，为有史以来最严重关头，海外侨民万分关怀，将军等负抗战重任，必能知将来胜利谁属，敢祈惠示。”陈君云：“最后胜利绝可属我，现已确有把握，抗战已近三年，我国民气日盛，军兵日多，战具日备，敌人亡我之计划，确已根本失败，了无疑义。至于民气之盛，可从我主持政治学校诸青年学生验之。来受训诸生初高中毕业及未毕业者居多数，大学生亦有之。概系志愿自动而来，有由远地步行两三月来参加者。受训期间不一，自一月至两三月，受训后往战地服务，颇能认真努力，逐月连膳费仅支十五元。此校自抗战后迄今，毕业往战区者四万余人，其廉洁与耐苦，实属可嘉。”余问：“受训如许短促，往战区做何任务？”答：“彼等非担任战争，乃在民众、军兵间疏通合作，联络感情，俾军民免生误会而有恶感，又向军民演说，或教兵士读书识字，或代写家信等。”余又问：“现兵士逐月支薪多少？”答：“每兵每月薪膳十一元五角，近来米贵加贴米价，少尉逐月卅二元，少将原四百元，现仅支一百四十元，中将原六百元，现支二百元，上将原八百元，现支二百四十元。军费逐月支清楚，未有短欠。”白将军言：“敌人初时按二三十万兵力，三个月可尽占华北各省，六个月可占华中等省，一年内可占我全国。不图军兵增加许多倍，死伤数十万人，所占领仅交通便利区域，其他十居八九，仍在我军民势力范围之内，但战争日期势必延长。我国人力较敌国加数倍，所缺乏者民气与金钱两项。然民气自抗战后日盛一日，全国皆然，顷陈君已报告矣，此项已无问题。至金钱一事，若海外华侨源源汇来，则战争无论如何持久，最后胜利绝可属我。敌之财力人力既被我牵制，损失日巨，不能与列强并驾，亦取败之道也。”
一一五 参政会王秘书
余往见国民参政会王秘书世杰，告以“余此来，为南侨慰劳团四十余人，拟到重庆后与政府商酌，分作几路出发慰劳，非为出席参政会者，因国语不通，尸位无益。”王君云：“参政员国语不通者尚有许多人，如蒙古、西藏等处，不但国语不晓，中国文字亦不识，尚且来出席，况君识中文，国语亦略能听，兹既到此，务希出席为要。因参政会本届系最后届，故蒋委员长欲海外参政员参加，较为整齐完满，所以前日去电请来参加也。参政会开会按十天，由四月一日起，首日仅行开幕式，并拍照而已。越日系政府官员报告，并印有中文可阅，然报告亦需三四天乃能完了。君于数天切希出席，以后来否无妨也。”
一一六 参政员欢迎会
三月卅日晚，参政会副会长张伯苓，来柬邀余往赴茶会，并报告“南洋华侨状况”，因再两天参政会将开会，故诸参政员到此颇齐，约百余名。余报告四项：（一）南洋各属华侨人数及待遇；（二）华侨之商业；（三）华侨之经济及义捐；（四）华侨之教育。最后并述昨天始闻教长及孔院长言，厦大拟改称福建大学事，又致谢前年通过余攻汪提案。余言：“第一项，南洋华侨最多者在暹罗，约五百万人，占其全国人数三分之一强，此乃近顷驻新加坡暹总领事告余之实在数目。次为英属约四百万人，其中马来亚二百三十余万人，香港一百余万人、缅甸四十余万人，婆罗洲二十余万人。再次为荷印一百六十余万人，法属安南四十余万人，美属菲律宾十三四万人。合计南洋华侨全数约一千一百余万人。言待遇，则最宽者首推菲律宾，其次为英属，若法荷则相差无多，近年来待遇最辣者为暹罗。暹罗土产以米为大宗，米厂七八十家，华侨占八九成，余系洋人之业。暹人虽属地主，然性怠无远志，不能与华侨竞争。数年来亲日派执政，歧视华侨实行种种排斥之手段，华侨之实业教育被认为眼中钉。对华人之米厂，暹政府或租或买，已近三分之一，仍雇华侨任经理。以政府财力华侨安能与竞争，故华侨商业日形退化。至于教育方面，所有华校初则限制取缔，近更变本加厉，尽行停止根绝。抗战后如爱国义捐，禁止活动，救国公债更不许劝售。然暹罗华侨虽多，积年已久缺乏祖国文化，大半读暹文，虽知为中国人，而思想已殊。在政界服务者，多属侨生，才干远胜于土人。我国因积弱，竟受此无名之国欺侮，至为可叹。第二项华侨商业，如缅甸安南亦系产米区域，米厂大半为华侨经营，荷印近来产米足可自给，米厂几完全为华侨创办。南洋华侨虽掌握此米业，然均如散沙，无团结，到处自相竞争，非争买则争卖。又如马来亚之树胶厂、黄梨厂、椰油厂、锯木厂等，皆操在我华侨之手，而竞争剧烈，多至两败俱伤而后已，此为海外华侨最大缺点。其他贩卖日用品及收买土产，则处在中介之间，无论大城小埠及内地，都是华侨经营。至日用品多来自日本，每逢抵制剧烈之时，难免遭受许多损失。若我国工业能发达，出品货价能与日货竞争，则华侨定必格外欢迎国货也。第三项经济与义捐，华侨资本家财产宏厚者多属侨生，非因彼等较善经营，彼等多系承受先人遗业，日久增值，地方发达，产业涨价，故有达千万元以上者，数百万及数十万元者，则到处多有。若身自祖国来者，能成为资本家，存数十百万元者虽不少其人，若达千万元者则甚稀。我国此次抗战，关系民族存亡，而侨生似觉痛痒无关。加以暹罗华侨且被当局阻止。故南洋华侨经济力虽有可观，而对祖国抗战以来义捐甚少，除药物外逐月仅汇国币六七百万元而已。第四项教育，若论南洋华侨教育，应比较祖国为重要。祖国儿童若失教育，至长大后亦自知为中国人，虽后代子孙亦不失为中国人。若南洋华侨则不然，幼时如未受祖国文化，则常被土人或欧人所化，并自身亦与祖国脱离关系，后代子孙更难挽回。幸自民国光复后，学校勃兴，马来亚现有一千多校，全南洋有三千多校，概用国语教授，故南洋到处国语可流通。至殖民地之教育，但培育一种人使可供役使而已，除医学外乏专门或大学以培养技术人才。此次抗战无可遣回帮助，只有多年熟练之驶汽车及修机等工人，去年应政府要求，南侨总会代为鼓励，招募并资助回国服务于滇缅路及他处者三千余人。余蒙张副会长厚意，略报告南洋华侨大概。现有一事亦与南洋华侨略有关系，敢费诸君时间，略陈一二。昨日余往见教长陈立夫，渠云省政府前来函，要办一间福建大学。陈君复函谓经有厦门大学，在战争期间不宜增加大学。而省府再来函，谓既不许创办，请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本拟电余知志，为余将来渝故中止。后余往见孔院长，孔君亦以此事见告，余均未回答可否。余不幸前遭世界商业不景气多年，致损失颇巨，不能维持厦大，十六年间费款四百余万元，结果无条件归政府接办。既不能尽国民天职，为善不终，抱愧无地。今晚对诸君所不能已于言者，窃有三项怀疑。（一）新加坡有一所病院，名曰“陈笃生医院”，系七十年前，华侨陈笃生捐资六千元创办，迨后由政府接收。因地方发达，规模扩大，每年政府开费至百余万元。距今约二十年，政府欲新办一中央医院，有人提议将陈笃生医院改为中央医院，乃将提案交新加坡“议事会”解决。该会议员二十余人，华侨仅占三人，结果否决，其理由为“陈笃生虽仅捐六千元，当时若非彼首倡义举，安有此医院，今日政府如欲创办中央医院，应另外设立，不宜埋没创办人名誉。”以殖民地洋人尚待华侨创办人如斯高风，我国素称礼义之邦，反欲如是摧残，诚所不解，况厦门大学系地方名，与余姓名无丝毫关系也。（二）我国科学落后，近来对农业已有注意，设大学农林科及实验场许多处，至于海洋生物尚多未及，若外国则山海并重。以我国海岸线之长，海产丰富，利源之大，不亚于诸富强国家。抗战前两三年，北平某大学提倡派员调查，可供研究之机关，乃召数大学组织委员会，议决须有三项资格，方合为海洋生物实验所：第一，该大学或专门学校须临海：第二，该处海产须丰富；第三，须化学生物等仪器完备。委员会由天津至广东，沿海调查结果，认厦门大学为最合格，故每年暑假两个月间，北平及他处大学，多有派员来厦大研究海洋生物者，已经两年。国内各大学或专门学校，如需用海产物标本，亦常由厦大供给。此为厦门大学与国内诸大学不同之点。兹如改为福建大学，当然移往他地，对于海洋生物无从实验，关系非轻。（三）南洋华侨福建居半数，其家乡多在厦门附近一带，自厦门失陷，闽侨无家可归，痛苦哀情不言而喻，因厦门为闽侨唯一出入门户，盼望抗战早日胜利，俾得重睹家乡，兹政府无故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或难免海外闽侨，疑政府将步甲午故智，如台湾放弃乎？此未免增加闽侨之悲痛，于抗战时筹赈及外汇之助力，难免有多少不利。以上三项疑问，与华侨略有关系，故并述之。复有一事，应向本会诸君道谢，则前蒙通过余之提案是也。汪精卫与余相识已久，厦大倡办时，渠曾来函愿任校长，余亦接受，其妻陈璧君已来住鼓浪屿，其后粤军回粤，乃因从事政治无暇兼顾，来函告辞。自南京失陷后，在洋屡闻彼主张和平，余绝不敢置信，盖和平则亡国，虽孩提亦能知晓。乃广州汉口相继沦陷，报载路透社记者，电传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余即发电查询是否有此误国主张，渠复电承认，并道其理由。余再电极力驳斥其错误，并劝其回省，渠复来电力辩其主张，谓须和平乃能救亡，并劝余通告南洋华侨与表同情。余至此知无法挽回，一面复电极骂其为卖国奸贼，甚于秦桧；一面致长电此间某大报，请发表反对意见，然未复可否。不得已乃发电向本会提案，谓“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虽未指何人，而目的则针对在汪身上，蒙诸君赞成通过。今晚得相聚会，特为此事敬致谢意。”云云。越两天教部陈立夫召同萧君吉珊来见，云前日所告厦大改名事，从兹作罢，以后绝不复提起，并已函复福建省当局不准其要求矣。
一一七 日本通戴考试院长
考试院长戴季陶，前已相识，渠以前久居日本，对其国内政治社会颇有研究，故有人称渠为日本通，年来奉佛甚笃，礼佛拜跪，迷信难返。余到渝后，应往回见，并询日本内容，及侵略我国，将来成败，见解如何？而渠所言甚详，约可两点钟之久。然余大半忘记，兹只回忆大略而已。据云：“日本自明治维新，人才辈出，历数十年，老成练达相继执政，主张稳健，按部就班，故国势蒸蒸日上。迨廿年来新人物崭露头角，既骄且悍，眼空一切，以为世界唯我独尊，尤以武人为甚。执政之老成一辈甚不赞同，每抑阻其举动。然议员亦多与表同情者，由是诸新派人愈加激烈，为欲逞其雄心，不得不树立威权，俾可横行无阻。复重以两三家巨富财阀，利用金钱势力，助长政治军事上激烈派梦想。竟视老成稳健者若仇敌，结果遂出于铲除异己之手段，十余年间明攻暗杀除去要人十余名，不啻自坏长城。考之历史及世界政治人物，凡能振兴邦国者绝不如是，唯有祸败之国家，故生此恶兆，虽可荣耀一时，结果终必至惨败无疑矣。”
一一八 于监察院长
监察院长于右任，系陕西三原县人，三原为唐李靖之故乡，距咸阳不远，文化颇发达，有小学百余校。于君善书翰，曾写对联来赠怡和轩俱乐部。余往会见，询以“监察院负责重大，凡查有确实情弊，经过贵院弹劾后，当局能否奉行，达到激浊扬清之目的？”于君言：“我国自来私情积弊甚深，今欲遽行改革，实非容易，故虽任何弹劾激励，亦难免有不如意事，况在抗战期间，职权复杂，更能增加困难也。”
一一九 居司法院长
余往会见司法院长居正，询以“我国自司法独立，已数十年，究竟能否实行，免致有法外干预之事？”答：“我国官民多未能明白司法独立之宝贵，故常有轨外行动，或情面干求，或势力威胁等事，此种不自量者，不无其人，但从否在我负责之人，若能守法持平，不怕权要，虽有强横亦何能为。”余答：“君言诚是，各处当局若能如君抱定主张，以法治为前提，不但少却许多不白冤枉案，亦可免久讼纠缠，倾家荡产为人民之不幸也。”
一二○ 王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洋时早已相识，余往会见，告以“英属殖民地，自去年欧战发生后，对华侨汇寄家信，及义捐赈款均实行限制，逐月汇款减去一千多万元。马来亚赈款，逐月仅限坡币五十万元，现积存未汇者数百万元，因是而影响捐款之催收，凡不热诚之人，多以存款难汇而推诿，或拒不续捐。至汇寄家信，每人至多每月可寄坡币二百五十元，逐月已减去不少，近闻复将缩减至一百元，如果实行则南洋华侨外汇必更大减。现英国与我几等于共同作战，金钱有无尚当相通，何况华侨血汗所得之汇款，更不宜如此束缚，请与英大使交涉，或电我国驻英大使，向英京要求。”王君答应即办。余又告以慰劳团员马来亚二十余人，出入口案限三个月，就兹计之，须再加三个月方能回洋，请向英大使要求展限，蒙王君亦应承办妥。
一二一 张交通部长
交通部长张嘉璈，即前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余已与相识。此次到渝后往见，询以“我国抗战多赖交通，前诸铁路大都沦陷，现西南铁路及各处公路进行如何？”渠答：“抗战后，如陇海及其他各处铁路，知无法可守，多将车头及车辆驶避于安全地，铁轨亦拆卸六千余里，运入内地。近年新完成衡阳至桂林，柳州及他处铁路，概系取用旧铁轨。衡阳等路线长数百里，照抗战前工程须三年乃能通车，然因急于需用，开工仅一年便已告竣。至滇缅铁路，路线及桥多已竣工，唯铁轨未到，故须延缓日期，如安南运输无阻碍，再一年便可全路告竣。至于汽车路，抗战后新造数千里，路面皆铺碎石，他如西北四川及西南，前所辟诸马路，多未铺碎石，抗战后亦陆续补铺，数月后概可完竣矣。”
一二二 翁经济部长
经济部长翁文灏，前在洋经与相识。余往见询以“抗战后对各工厂及矿产经营如何？”答：“自上海南京汉口等处失陷，诸工厂可移者，移来重庆居多，但因途远费重，加以敌机沿途轰炸，阻碍及损失不少。计由本部资借各工厂迁移费二千余万元。有一家造纸厂，自上海移来损失最多，本部资助至四百万元。现计划在云南办一橡皮厂，专制造各种车胎，资本五万元。至各种矿产进行颇顺利，如炭矿、铁矿，比抗战前增加数倍，足供政府及民众需用，大半由川省出产。若铜矿则多产云南，工厂亦设在该处。”余又告以慰劳团拟往参观，然须略迟因彼等尚未到。余不日先往参观，希将较重要之工厂，详列见示，并派人导往，蒙应承明日列送。
一二三 白副总参谋长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自前日到陈政治部长处，会面时顺告彼此免麻烦，故未再往见，过后数天渠来电话约再会，余乃往见，设茶点颇丰。告余云：“此间有一要事，欲向君面述，即中央政府与共产党摩擦严重一事。抗战后约一年间颇相安无事，迨后意见日深。至去年（廿八年）夏间，渠思若不及早调和，决裂后对抗战甚形不利。余平素对共产党无恶感，彼所行为是者，多表同情，故拟作中间人调解，适长沙战事急立即离去。近日回来，彼此恶感更深，似有剑拔弩张之势。若照近日新闻，共产党颇有不是。兹思一调解办法，即划定界线，以彼此均属对外行动勿复相犯。拟将此事征求蒋委员长同意，是否能成事实尚未敢知，舍此无他办法”云云。余答：“在洋略有风闻，窃料未必严重，或为汉奸造谣，及到此后始悉比前所闻更为危险，若不幸破裂发生内战，南洋华侨对抗战必甚形失望。盖全国协力一致对外，尚恐未易获胜，若能合作持久，抗战到底，庶有后望。兹如不幸分裂发生内战，则无异自杀，为敌人万分快意。海外华侨不但常月义捐减少，即私家汇款亦必失意缩减，关系政府外汇金钱非轻。余自到渝后闻此不如意事，心中无限忧虑。将军既有排解之策，深望极力斡旋，若得化险为夷，一致对外，实国家民族无穷之福也。”
一二四 赴孙立法院长宴
立法院长孙科，任宅距余寓所颇近，均在嘉陵新村区，设席邀余，却恐不恭，故即赴陪之。客十余人，席间孙院长言：“客年海外华侨汇款来祖国至十一万万元之多，南洋华侨七万万余元，美洲及他处三万万元。海外华侨以巨大金钱助祖国抗战，厥功甚伟。”余答：“祖国遭此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危险，侨民应尽之天职尚愧未尽，应当增加方为合理。”筵中有航空协会要员陈君，告余云：“我国因于财力，致飞机不足，对抗战实为缺憾。按前线须有飞机三百架，后方补充须亦有三百架，计有六百架，乃能维护战线阵地。至前线三百架，每月约损失二成半即七十五架，必须逐月补充。该协会已议定计划，将派专员往南洋募款。”余答：“南洋华侨募款有两种，即公债及义捐，公债第一次进行，已不能募足，无法可以再募。至义捐各处逐月热烈进行，未有间断，每月仅国币六七百万元，汇交行政院及贵阳中国红十字会吴主席，亦无法可以增捐。若贵协会再往劝募，虽任何有力介绍，亦不过挹彼注此，所谓一只羊不能剥两条皮。余主持南侨总会知之颇稔，故据实报告也。”然彼不见信，后竟派员前往，结果空手而回，唯菲律宾承认国币数百万元，该款系将常月义捐转购航空债券，遂致常月捐大减，至延迟数月末报所汇之数。南侨总会屡次函询，则覆因购空债之故云。
一二五 赴朱部长宴
国民党机关称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负责招待余及慰劳团。朱君设筵招余，同席十余人，戴院长亦在座。筵间朱君招余入国民党，余尚未回答。戴君则云，凡人若热诚为国家社会服务，入党与不入党无殊。余答戴君所言实有至理，且华侨居留海外，政权属之他人，各政党皆不能自由活动，如欲开会须假借名义，否则，指为非法团体，干犯例禁。若负责人平素与国家政党无何关系，尚无妨，如或不然，凡所举动当地政府必格外注意反多生阻碍也。
一二六 访宋子文君
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前在南京任财政部长，济南惨案发生后，余屡与通消息，抗战后渠因主持救国公债，及代表财政部与南侨总会时常通讯，但未尝见面。此次渠适来重庆，余往访问数事（一）自抗战迄今向外国借来现金若干？（二）救国公债成绩如何？（三）战事按何时可结束？渠答：“抗战初，仅英国借我国五百万金镑，系维持纸币基金，其他绝未有再借一元现金。美国两次许借四千五百万元美金，系货物交换之存欠，若苏俄借我更巨，乃属军械而非现金。至救国公债政府经发出多次，只首次向国内各省及海外华侨招售约半数，其他概由国内银行负担。至于战事何时结束，须待欧洲战事了结后，英美以势力压迫日本，许时乃有结束希望。”余答：“欧洲战事要了结，未免日子甚长。”宋君云：“本年内德国必败，因其国内反对派甚有势力，故不能持久。”余辞出后，即告侯西反及李秘书云：“德国虽有宏大势力之反对派，然国民咸能爱国，未对外开战之前，反对或诚有之，迨既开战之后，万无反战自杀之理，宋君此见，难免错误。虽然亦莫怪其有如斯见解。余将回国之前日，在新加坡往辞华民政务司佐顿君，适先有两位英军官在座，及彼等去后，佐顿君语余云，该两人甫自英京来，言欧战数月后可结束，因德国反对派势力宏大故也。又我国中央大学校长某君，在成都某大学演说，亦云德国不久必战败，因内部不和反对者多，然过后未及一月，而法国已惨败矣。”
一二七 中共党员来访
我国共产党员，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三人访来，并送羊皮衣三件谓可御寒防雨，系陕北出产云。三人均为参政员，坐谈数点钟，均系国共两党磨擦事。余询“前日白崇禧将军，曾言欲设法调解，彼此划定界线，免启争执，不知已告知贵党否？”叶君答：“白君经有提出，我等万分赞成，第不知中央有无诚意，若我等绝对无问题，但求能一致对外，中央勿存消灭我等之意，白君能主持公道，则均可接受矣。”余告以“南洋华侨无党无派，自抗战后热烈一致，输财中央政府，并鼓励增寄家信、益加外汇、以佐战费、亦望国内和协对外，期获最后胜利。倘若不幸发生内战，华侨难免大失所望，对于家信及义捐，不但不能增加，尚恐悲观退步。余到此后始悉近来两党恶感严重，心中焦灼莫可言喻。今日闻诸君诚意，愿从白君调解，实我民族无穷之幸福，万祈互相迁就，以国家为前提。”叶君将辞别，约余再数天往中共办事处茶会，余应诺之。
一二八 访谢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谢君，（余忽忘其名）办公处不在重庆市，而在乡村，约距离十余里，系避空袭而疏散。余往访三事：“一、抗战后各省民众生计比前如何？二、治安如何？三、民气如何？”渠答：“民众生计，因物产价高，农民较形殷裕，唯非农民不免困难。至于治安较前良好不少，如汉中险地，盗贼占据许多年，亦已平靖，此盖半因抗战而改善。若论民气以前村民对抗战多不了解，现已明晓抗战之义，多能同仇敌忾。君如欲知详细，待我造一书面报告，不日送上。”余答甚感谢。后数天部长亲自送来。闻该部长为云南人，在云南龙主席处任厅长，为龙君最亲信之人，故荐与中央委用。其出身为前清翰林，确有根底，观其人似属肯负责作实事之流也。
一二九 访救济会许会长
余初到重庆，中央救济会会长许世英，亦来机场迎接。渠与屈映光同掌救济难民事。余往访、问抗战以来，对难民如何进行救济？渠报告甚多，余因日久多不能忆，只记大略而已。据言：“政府限定每年二千万元，施救经过战祸等处难民，然逐年常不敷数百万元。就所经验而已，受救济者多是受薪阶级，工界亦有之，若农民则甚寡，初时虽由沦陷区逃出，其后多已回乡，仍治旧业。”许君身材不高，前服官颇久，言在东三省虽严寒未尝戴帽，足见其身体健康。许君又在座中对王宠惠君言：“当前次欧洲大战，德国败后被凡尔赛条约束缚，我曾言以德国人之精神，绝不久屈人下，再二十年必能恢复强盛，王君能记忆我当时之言否？”可见其有眼光矣。
一三○ 访邵力子君
邵君力子，其时任何官职余已忘记，与余谈话甚长，多不能记忆，唯所言西安事变，及苏俄真诚助我，略记大概。渠言：“西安事变，实由张学良急于报仇，乃与杨虎城同谋，及与延安共产党计划，总是彼等存心，却非要陷害蒋委员长，第不过要挟条件冀达其目的。至苏俄借助我军火，源源不绝，虽有货物交换，然相差甚巨，但他亦半为自身计，除苏俄而外谁肯如此仗义乎？”
一三一 与《中央日报》王经理谈话
重庆《中央日报》，经理王君来访，该报为国民党机关报。重庆各日报计有十一家，而《中央日报》最有权威，每日出版仅八开纸一张，较之新加坡每日四开纸六大张，仅十二分之一而已。各报咸都如是，首都之不重视报纸，可以想见。以重庆党政等机关之多（五六十处），事务繁冗，新闻消息较之新加坡，当加许多倍。虽营业广告较少，然以中外事务之多，各机关逐日至少有数处开会，定有新闻可采登。新加坡各报社会上略有关系之事常详加记载，重庆则不然，除各机关有时自行投稿外，所有开会议何事项，多不登载。本坡新闻如此放弃，莫怪南洋华侨虽有要闻，不但不肯转登，即有直接寄稿，亦置之度外。如南侨总会逐月各属会捐款，及汇款统计表，除寄交行政院外，曾另寄三份，一份与《中央日报》，两份与他报。迨余到渝，各该报记者来问在洋捐款事，余答：“经逐月寄贵报一份何尚不知？”记者云：“未尝登载故茫然。”余将上言告王经理，并言“首都党报为全国注意，应增加材料，俾中外民众明晓国事，现乃仅出一小张，除转载外国电报外，其他内外要闻咸多放弃，绝非首都第一大报所宜。”王君答为有两项原因，一经费问题，现虽每日出一张，逐月尚须亏蚀三千余元，若加张数必更多亏款，二为政府多守秘密，凡开会议案及其他有关系之事，多被禁止或被检查员删去。余答：“政府及党部事事多守秘密，不作坏事，何畏人知？至于限于经费更乏理由，党部每月开支人民血汗金钱以千万计，而乃反爱惜喉舌机关细微之费。且报馆若有精神办得好，则销路广大，广告费定多收入，何至亏本乎？”
一三二 范长江君来访
重庆全国报界记者协会主席范君长江来见，坐谈后云：渠有事访问，按须两点钟方能完了，问余肯否接受，若可者明天当复来，余应诺之。越日范君提出各问题，多为南洋华侨之情况，如义捐、公债、商业、报界、教育、党派、待遇、爱国等等，余逐一据实回答，约三点钟方毕。余并告以“首都十一家日报，每天各报仅出一小张，除政府分送中外电报外，甚少其他新闻，篇幅既小，大都雷同，有如一家而已，大出余意料之外。虽中央党报，及政府机关报，亦都如是。此何能模范各省，开化民众？”范君答：“首都日报不能发展，多系政府钳制太严，善守秘密，复加检查员慎重奉行所致也。”
一三三 慰劳团迟到
余原按慰劳团四月初可到渝，而日日盼望乃迟至十四日始到。其迟到原因，为蒋才品翻车受伤，加延一两天，到昆明受各界热烈招待，每天约有两三次，应酬七八天，到贵阳应酬虽较寡，亦延三天，合计加延十余天。安南香港菲律宾等处代表，亦到昆明集合同来，其他有数人先到重庆，总计五十人。数日后吉隆实吊远香港等三人因事回洋，新加坡及森美兰两人，因病不能出发，除此五人外实额四十五人。至在昆明及贵阳多延日子，实出余意料之外，幸余到重庆主张，辞谢无谓应酬，否则各团到处，如在昆明之麻烦，日子必加延许多，而各处亦当多花招待费。不但无裨事实，恐反增加国内不良风气，对南洋侨胞亦不佳也。
一三四 孔宴慰劳团
行政院长孔祥熙，设宴招待慰劳团，由庄西言君导往，余未参加，政界要人亦多陪席。筵间主客必有致词，为普通应酬俗例。散筵时全体经动身行数步，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乃大声唤诸团员回来，发言云：“尔等慰劳团员，我早识尔在南洋俱是任职受薪之人。此次加入慰劳团，幸来首都获受行政院长及诸贵官厚待，尔可想何能当得起？此后回南洋应当感激万分，极力报国，庶不负政府格外美意”云云。诸团员回寓后，余始闻知，乃责团长及团员无人驳斥，任彼夜郎狂吠。至高凌百自居为高贵官员，而不自揣彼有何根底资格，中文则有限，英文英语甚浅，约三四号位而已，既非如前清之翰林进士出身，亦非今时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又素未曾历过外交领事馆经验，一跃而任总领事，不外因私情及谄媚幸遇耳。民国以来诸官员资格大都有限，即有相当专门学历出身，亦须谦虚，共和国总统尚且自称为公仆，唯诸贪污腐败官僚，乃妄自夸大也。
一三五 各界欢迎会
重庆军政民众联合，假国泰戏院开欢迎会，主席警备司令刘峙，余与慰劳团员均到，主席致词毕。余答词述此来任务，及南洋华侨人数，（均详上文不赘）又报告南洋华侨自抗战以来逐月义捐之工作，及抵制敌货之剧烈。并言：南洋除暹罗亲日禁止华侨捐款外，其他英荷法美各殖民地，对华侨募捐宽严不一。最宽而可自由者，为美属菲律宾，然华侨无多，仅十余万人而已。次为英属马来亚、香港、缅甸、婆罗洲，若荷印及安南，则较严。计逐月义捐数目，约国币七百万元，概汇交中央政府财政部。华侨虽闽粤二省居多，然绝未有私汇交省政府者，盖表明一致拥护中央政府领导抗战也。至募款工作，各属各埠均有组织筹赈会，加入新加坡南侨总会者八十余所，由诸会再设分会千百所。逐日若干人担任义务，出发劝募，任劳任怨，多则千百元，少则数十元数元数角数分，不厌不倦，积少成多。至富侨捐出十万八万元，或数万元数千元者，只有初时认捐一次而已，再后常月认捐多已袖手，虽有因情面难却而续捐者，则极微末。有承认常月捐者，逐月无多。其他如游艺、演剧、球赛种种特别捐，月月都有，每次动员百余人，分界或分途卖票。至于劳动界亦颇踊跃，虽辛苦所得之资，亦能按月捐出多少，故能集腋成裘。彼不知者必误会华侨逐月义捐，概为富侨及巨商乐输，征求容易，只需开一次会或发出劝募函，无须如何努力，便可募集巨款，此与事实相差甚远。盖富侨虽多，所捐者亦属有限，彼等若肯捐出其财产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则逐月义捐，可以增加许多倍。至于侨生虽富，然未受我国文化，视国难为无关痛痒。总而言之，南洋华侨，自抗战以来月月义捐不断，有增无减，非完全依靠资本家，实际上如上所言系由各处募捐会，日日动员数千百人，努力劝募而得。我国民众辛苦抗战，牺牲生命财产，而海外华侨安居乐业，略尽义务，何敢言劳？出钱出力实国民人人天职，在此救亡时代，中外同胞当然一体。所抱歉者华侨雄厚资本家，及中产诸商，不能热诚多捐，致逐月所汇无多，对国内同胞不住耳。南洋华侨对于抵制日货之剧烈，与前大不相同，以前每被人讥为五分钟热度，此次则自抗战迄今三年，再接再厉，绝未有放松一步。所差者华人居人篱下，政权属他人，当地政府自谓是中立国，不但不能同情我抵制，尚且科以干犯法律罪责。然华侨诸爱国分子，不顾身系缧绁甘受苦楚，竟能勇往严惩诸贪利汉奸败类。譬如查知某家与敌买卖，则先用匿名函警告。若不悛改，则用乌油或其他秽物，抹擦其招牌或门面，俾市人咸知某家是奸商，如仍冥顽不理，则于无人处用武力对待，或割其两耳，以惩诫示众。若执行者不幸被政府拘拿科罚，热心家则捐资维持其家费，此为对待华侨贪利奸商之行动。故凡有无耻之徒，虽尚贩售敌货，亦必暗藏橱内，不敢公开排列门市也。南洋各殖民地贩卖日用品之业虽多操华侨之手，而印度人或他色人，亦有贩售多少。外人经营敌货，我侨虽不便干涉，但对侨胞则禁止向该店买卖，如或贪其价廉入店购买，则待其出门时，爱国分子亦以乌油或秽物，抹擦其头面或衣服，俾市人咸知警诫。以上种种惩奸之事，凡有发生，各日报必详为记载，南洋各属地尤以新加坡最常发现，报纸亦最通行，故各处闻风互相感励。而各小埠政府管束比较宽松，故抵制更加严厉，敌货竟有绝迹者。最可自由行动者，当推菲律宾，不但抵制敌货可自由行动，对待鄙吝华侨及贪利奸商，亦可编成戏剧，在公众前表演，直指是某某如此。故自抗战以来，南侨总会核计各属会义捐，以人数比较，菲律宾成绩最佳，若英属及荷印，能如菲律宾之自由，则逐月义捐可增加不少也。余到首都尚见市肆中有排列敌货，民众仍公开买卖，深怪与南洋华侨不同。问诸友人云多是前存未售完之货底，余未敢信为事实，因其日子已久；即属货底，亦必有相当限制，不可使显露市上，阻碍同仇敌忾之观念也。
一三六 蒋公宴慰劳团
蒋委员长在嘉陵宾馆设筵宴慰劳团，亦即约定为慰团员进谒地点，余亦参加，政界要人及参政员等者颇众，蒋夫人亦到。筵虽用西餐，然物系土产，四五样，加以面包，似颇简单，足以果腹有余。闻蒋委员长提倡节约，宴客多如是。席间蒋委员长致词后，余答词，除慰颂蒋公领导抗战拯救民族，及谦逊华侨输财不足外，并言“南洋各属华侨千万人，前辈先往者已在百余年之上，有传至数世未曾回国者，大约以闽侨居多，别称曰侨生。华侨在南洋殷富者，侨生最多，盖受先代遗业及久积而来，然多不受祖国文化，视祖国为无何关系，此次抗战募捐义款，彼等鲜能解囊者，致义捐逐月成绩有限，汇寄家费更不足言，因彼等忘祖已久也。华侨一万人中能成为资本家者不过一二人，艰辛劳苦勤俭粒积，自身既不能运资回国，身后全付其侨生儿子，对祖国则一切皆脱离关系。此条为国家一部分之损失，希望抗战胜利后，政府如何设法以挽救此弊。已往之事虽难挽回，后来应思有以补救，而塞此漏卮也。”
一三七 中央政府宴慰劳团
政府各机关公宴慰劳团员，余亦参加，主席于右任院长，筵终主席致词后，余答三项：（一）海外省之譬喻；（二）华侨受不平等待遇；（三）华侨缺乏团结之害。“第一项南洋各处地土肥美，雨水充足，物产丰富，油锡铁煤多有，而地广人稀，未开垦土地尚居大半，土人虽不少，然性质愚怠，志虑短浅，较我华族相差甚远，且与我国至近，或相毗连，关系国计民生至大。现全南洋已有华侨一千多万人，可比国内一省之众，故南洋可譬为海外之一省，希望政府注意为幸。其次华侨受不平等苛待，非但不能与西洋人平等，即与土人比亦较被歧视。如土地所有权及农业，亦被禁止，其他可以想见。近年来又限制华人入口，仅许少数得入，如荷印暹罗且须缴入口重税。希望抗战胜利后，国内不平等条约取消，而海外华侨亦得同享此福也。其三，华侨在南洋各处商业，除西洋人占上盘把持欧美出入口外，若贩卖土产及日用品经营工业如米厂等，大半操之华侨之手。唯性如散沙不能团结，各存意见，自相竞争，虽有商会公会亦等于无。余深思熟虑，无法挽回，唯望祖国能实行团结以作模范，则南洋华侨或能感悟耳。”
一三八 林主席公宴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名子超。闽人，与余久已相识，前日余曾往谒。慰劳团到后，渠设宴招待，余亦参加，筵中无演说，无可记载。
一三九 西南运输会
西南运输公司，主要办事处，设在昆明，主任为龚学遂君，重庆设运输站及办事处，均在对面嘉陵江边坡上，受昆明管辖，邀余及慰劳团往参观，并向诸机工演说。到者数百人，华侨机工约半数，吴铁城高凌百均参加。主席站长致词后，余答词谓：“我国积弱，海陆空军均落后，而尤以海军为甚，致沿海交通完全丧失，而国际公路可入口者，只有新疆安南及缅甸而已。除安南铁路外，若以汽车运输，新疆一路因路太远所运无多，唯滇缅路最为重要。第因新路崎岖，司机非有经验者不可。国内乏此项机工，故宋子良君函电托南侨总会，代募驶车及修机工友，以应军运之需要。由是南侨总会登报征求，并函促各属会努力，鼓励诸爱国侨胞，富有经验者回国服务，计半年间招募三千二百余人，所有川资等费，由南侨总会负担。至于机工等待遇，照国币核算薪水，不及南洋半数。然因热诚回国，均甘愿牺牲，不但舍去优厚薪水，尚须离开家室，绝非游手失业不得已而来者。余为南侨总会主席，知之最稔，望国内同胞及诸同业工友，明白原谅。同为救国努力，应和衷共济，不可分别国内与华侨，互生意见，为敌欣快。（余有此言，为国内司机，误会华侨司机失业而归）至华侨司机，既愿为爱国回来，务必克守初志，应当耐劳耐苦，以达到抗战胜利为目的，万万不可有始无终，半途放弃，不但无颜可对侨众，亦无颜可对家乡。若论工作及薪水，比较在战线同胞及兵士，何可以道理计也？”余言毕，慰劳团团长潘君国渠，发言除勉励司机外，则驳斥“有人妄借官气，侮辱慰劳团，夜郎自大，不知自己何资格出身，只有谄媚无耻耳。”（潘君所言系报复高凌百前日事）
一四○ 中共欢迎会
中国共产党，叶剑英君等前日约余赴会，越后叶君及林祖涵并周恩来夫人，依期来导余过江往村舍中中共办事处茶会。到者百多人，秦邦宪、叶挺君亦在座。主席林祖涵致词毕，余答词三项：（一）南洋华侨总会之组织；（二）南洋华侨汇款与抗战；（三）当为人模范勿模范于人。“南洋英荷印美暹罗各属华侨，散居各地，距离遥远，素无系统，故无所谓领袖。迨七七事变后，各处多自动组织筹赈会，捐资救济祖国，然因居人篱下，不能直言帮助战费，咸以救济伤兵难民之慈善事业为名，如英属多称曰筹赈会，荷印则曰慈善会是也。独暹罗政府严加干涉，不许华侨成立机关筹捐活动耳。抗战数月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君、荷印侨领庄西言君，均寄余函、电嘱余在新加坡倡组南洋华侨总会，余辞不敢当。庄君则呈函中央蒋委员长，以南洋必须有总机关，领导筹赈，方有成绩。蒋委员长将函交行政院办理，孔院长乃一面令外交部，电达南洋各领馆，通知各侨领来新加坡开会，一面由新加坡总领馆，电转委余组织总机关。余于是不得不接受筹备一切，登报及致函订期民廿七年国庆日，请各属会派代表来新加坡开会。暹京华侨不能参加，而暹属他地则有举派，唯不便宣布。各属代表到者约二百人，举余为正主席，议决重要议案。各属承认常月捐义款国币七百余万元，须逐月汇交行政院，或政府指定之机关。其次则鼓励侨众利人，增寄家费以益外汇。盖战争最重要为人力与金钱，缺一不可，人力完全靠我国内民众，若金钱则多倚靠海外华侨。不但战时如此，就抗战前亦何独不然。远者可以免计，单就民国光复后近卅年，华侨逐年汇归祖国三四万万元，合计有一百万万元之多，于国计民生，补益不少。外人以货品，往外国换金钱，而我国则以人命往海外换金钱。缘十人外出能归家终老者，恐不及半数耳。自抗战以来，华侨汇款年年增加，如去年（廿八年）汇来至十一万万元，南洋华侨居三分之二，美洲等处三分之一。照世界银行公例，如有基金一元，发出纸币四元，即可称为基金充裕。客年华侨汇归之款，设我政府如提半数五万万五千万元，往外国采办军火原料，余半数五万万五千万元，汇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则银行可发出国币二十二万万元纸币。除十万万元交还华侨家费（华侨义捐一万万元交政府），尚可余十二万万元。然交家费之十万万元，至少半数仍存寄银行来往也。据何部长报告，去年战费开出国币十八万万元，足见华侨汇款与祖国抗战有密切关系也。兹转论第三项。西人有格言，当为人模范，勿模范于人，百余年前欧洲法国，首倡共和政体，废专制帝王而公选总统，为后来多国之模范。民国光复孙总理既改革国体，而提倡三民主义，我国当局如能忠实奉行，将来亦绝可为他国之模范。苏联列宁革命，提倡共产政体，已行之有效，亦确可为世界多国之模范。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略有不同，然均为废除独裁帝制、资本权利、奴隶阶级等流弊，而实行人民自由平等之幸福。在革命初成时间，立法行政各项，难免有多少不能适合民情，及经过相当经验，逐渐改善，兴利除弊，必能日臻完美，故我国既有三民主义好模范，国民应悉力奉行，无须求他人之模范也。南洋华侨千万人，处人篱下，无自主政权，无党无派，所有义捐一切汇交行政院，一致拥护中央政府抗战到底，历兹三年再接再厉。所以然者，亦深望国内能团结对外。以我民族之众，土地之广，华侨之资，加以国民爱国程度日高，确信敌人不能亡我，最后胜利已无问题。兹若不幸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定必痛心失望，对义捐及家汇，不但不能增加，势必反形降减。余久居海外，深知华侨情况，盖各属会之成立，热诚努力者，不过侨领少数人，负责提倡，任劳任怨，鼓励千百募捐员，利用国内好现象为宣传品。若不幸内战发生，侨领等与热心募捐员，势必垂头丧气，或者反谓为资助内战，不愿输财之人更有所借口。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最后叶剑英君上台道谢，并云余所言彼等甚欢迎，盼望余在国民党处亦当如此表示云。开会毕在茶会中，余问如往延安访贵主席等，将从何处去？日程及交通如何？叶君答不难，如到西安可到七贤庄街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他就能设法车辆，两三天可达延安。越后数天毛泽东主席来电邀余往会。
一四一 参观工厂
重庆工厂，抗战前大约素未发达，唯有一家洋灰厂，闻日能出一千桶，品质颇佳，销路亦畅，此或自战前已成立矣。战后由上海汉口等处，移来及新创办者颇多。余将往参观之前，经济部列示一单，约百余厂，余择十余厂，由经济部派人导往。如化学制造厂，及上海移来之造纸厂，规模略有可观，然均设备未竣，尚未出品，据当事言，按加数月就可开工。其他数厂，均系普通工业，无何兴趣。余最注意在炼钢厂，及到则是日停工，然观厂内各机炉等，均系熔铁翻砂者，不知炼钢厂在何处。至于规模较大之纺织厂，一为郑州移来者，余均无往参观，因非余所注意者。工厂最多者为铁工厂，约数十所，又玻璃厂亦有多少。
一四二 参观军械厂
重庆军械厂，均系战后移来及新创办者，计有数十处，化整为零，设在丛林山边等，离城市稍远区域。余往参观一厂，其主任系前厦大教师，据云任厦大教师两年。午间在山庄设筵招待，并告余“前诸军械厂不分工，一厂之中兼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炮弹等等，现已分开，各厂专造一种械。余所管之厂工人三千余名，亦分开数处，以避敌机空炸。”并特在江边叠沙包，试演手榴弹备余等看。该弹分两种：一用不及尺长之木柄置弹于柄上，用手力抛去，极远不过五七十步。又一种用机械发出，远可达二百步，机械长短均可，短者尺余，人在战壕内免露头面，便可发出，较之用手抛掷，安危相差甚远。敌人概用机械，我国系用手掷，闻为此事吃亏甚大。至抛手榴弹之机械，该厂亦有制造，唯出品甚少，不若木柄手掷之容易造也。另有他厂经理，导往别处参观，专造手榴弹厂，工人数百名，除大小车床外，其他概用手工。若有母机全副，不但人工可减十分之九，而出品较能一律。然我国工业落后，政府前时对军械厂无相当设备，抗战后又不能急向外国采办，故只有如此也。
一四三 参观合作社
我国工业合作社，系美国人某君提倡兼主持，据言初时系向行政院孔君建议，支出国币五百万元作资本，后来陆续扩充，全国二千多处。在重庆设有多处工厂，散在乡村以避空炸，规模不大，每厂工人一二百人。余参观一厂系织军毡者，用少数纱作经，多数羊毛作纬，机械用木造，为旧式手工改良，每日出品近百条，尚可再进步。又一纺织厂，其机械亦系旧式改善，铁少而木多，其他诸省之工业合作社，余未曾参观，因在他处日子甚短，且无人介绍。迨余回新加坡约半年余，该倡办人来见云，在西安一厂工人多至千余人，有国民党人向政府报告，厂内工人多有共产色彩，几于停闭，幸伊力往交涉，乃得仍旧工作。其他诸工厂，凡工人较多者，国党诸特务员，就以有共产嫌疑，屡生交涉，政府若不能公平宽大，恶待异党，轻信诸特务员，全国诸工业合作社工厂，实岌岌可危也。
一四四 慰劳团分三组
慰劳团在重庆，除回洋及患病五人外，余四十五人与政府商妥，分作三组，由三路出发。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六省为一路，云南、贵州，前已经过免往。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五省为一路。甘肃、青海、绥远，及四川为一路。故分为三团，每团十五名，由各团员志愿参加，各团举团长、财政、书记、监察等职员。第一团团长潘国渠往四川等省。第二团团长陈忠赣，往湖南等省。第三团团长陈肇基，往甘肃等省。在重庆寓所复开会数次，因香港、菲律宾、安南、缅甸等代表，未经新加坡开会，故余不放心，必须再如在新加坡明告，要节约、谦逊、耐苦，并言投资祖国，开办实业，非我等之任务，并以在昆明无谓应酬为戒。务希辞谢应酬，应如在首都之起居简单，及膳宿费自理，不可多耗各处招待费。又制旗十余面，交各团带献各省军政领袖。未出发之前，全团参观政府较有关系机关，及诸工厂，计在首都十余天，公共宴会三四次，私人亦少应酬，与登启事所言幸能相符也。
一四五 扩大炼药厂
上言政府要求诸药，在新加坡既不能出口，故拟将机器移渝制造。然自立门户恐事烦费重，亦且太迟，如有相当药厂与之联络或附设较为简便。故参观数家，结果与“中国提炼药厂股份公司”合作，该公司原定资本三十万元，系中国交通川康等银行组织，以本国药材化制西药，而本国药材尤以四川甘陕等地出产为佳。余念此项事业，我国应积极推展，以挽回利权，救治疾病。故与该公司董事磋商，扩充资本国币一百万元，旧股东增本廿万元，共五十万元，南侨总会廿五万元，（捐作残废伤兵基金，凡有入息，概作赈费）集美学校廿五万元，（凡有入息作校费）至制药供军用事，订附设该药厂内，议定后余即电南洋汇国币五十万元，如数备交清楚矣。
一四六 诚恳之卢区长
距离重庆二百余公里，有某地方繁荣，风景佳妙，某大学亦移建在该处，乃命驾而往，暂寄迹市中某公所。该所办事人往告区长卢君，渠系广东黄埔军校毕业生，余素未相识，见面后招待甚诚挚。导往某山上参观温泉旅舍，其建筑颇好，游泳池可容百数十人，又有单人浴房十余间，汽车路不日可通。卢君导往山坡上游览，参观该处寺庙，往回三点多钟。雇来四辆车为余等坐，而彼则穿草鞋步行，余心甚不安，西反兄屡欲让坐，彼坚执不肯，云：“逐日下乡村跑惯，绝未坐轿。”余在南洋曾闻好县官，穿草鞋下乡视察，今日方亲见之，颇生感慨，安得全国各县官人人如是，民众定可减少许多惨苦矣。晚间回公所，适遇旧相识陶行知君，云伊到此多日。又见某大学新校舍相联矗立，为时间迫促，未曾入内，余回到重庆已近午夜。
一四七 华侨投资问题
四月廿八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邀余参加演讲，到者颇众，座位皆满，政界、银行界、实业界、教育界要人多有参加，演说员亦有多人。主席马君寅初上台报告毕，演说员余列首位，余演题为“华侨投资祖国问题”大略言：“南洋华侨一千多万人，资本家不少，财产富裕，颇有声誉，国内民众屡望彼等运资回国，开发实业，以益民生，而尤以闽粤及广西最为注意。华侨中亦有好夸诞之辈，答应筹措少者数百万，多者数千万元。远者勿论，就民国光复迄今近卅年，屡次有大规模投资祖国之宣传，其实都是空雷无雨，自欺欺人，使我国人失望。然至今中外同胞，尚多未能明白其缘故。以余个人见解，彼此均属错误。盖华侨资本家决不能投资祖国，其理由如下：余按可称为资本家者，其财产至少有新加坡币五六十万元以上，至数百万元或千万元。然当分为两种，一种为侨生，一种为本身自祖国来者，而侨生资本家居多数。彼等非能较善经营，第久承先人遗业，并因后来产业涨价，增加其殷富。然侨生多不受祖国文化，常被土人或欧人所同化，几不复知有祖国，如此次眼见祖国抗战救亡之严重，尚多袖手不肯解囊，此种资本家虽日进万钟，于我何加焉！如欲望其投资祖国，无异缘木求鱼也。其次身由祖国来者，其能成为资本家，必历过多年艰难辛苦，饱尝风尘滋味，年龄已高，毛发半白，在洋已久，眷属安定。所存亦非现金，如非不动产，亦必为货物账目等项。我民族性又富于进取，欲望无厌，有资本一百万元，便欲经营至百余万元，势必侵支银行，或将不动产抵押，此为通常之事。兹欲望其舍弃家眷，变卖产业，运资回国，再张旗鼓，复踏入辛苦路径，更尝昔日风味，虽其人有心祖国，岂肯如斯冒险变动乎？试问在座诸君，以己度人，可想见一斑矣。其他交通是否便利？环境能否相安？政府能否保护？尚属次要问题。若云将款信托人办理，谈何容易！余故云希望华侨个人资本家投资祖国，不能实现也。余上述华侨资本家不能投资祖国，未免使人悲观失望，若以余个人见解则不然。华侨确能投资祖国，但非资本家。余所谓非资本家之华侨，即是积资无多之人，如十万八万元，或仅数千元，或数百元、数十元等，华侨百人中彼等可占九十九人以上，若资本家则不及一人。此大多数非资本家之华侨，每人如投资国币二千元，按新加坡币仅三百元，华侨中有此三百元之资格者约略言之可数十万人。每人投资国币二千元，一万人可二千万元，十万人可二万万元。以世界银行公例，有基金一元，可发出纸币四元，华侨外汇现金，若有二万万元，国内政府银行可发出八万万元流通纸币。其有益祖国事业诚非浅鲜。至非资本家多数人之投资二万万元，比较少数人资本家投资二千万元，更觉容易。以前空雷无雨之错误，实由不得其人耳。至余所谓非资本家投资办法，系由国内政府或社会发起提倡，如铁路、矿产、电力、轮船或大工厂等，组织股份公司，托南洋各处商会或银行招股，每个公司资本可按募数千万元。然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国内政府信用甚孚，或社会组织健全可靠，能有可靠门径，复有获利希望，华侨在洋既略剩金钱，且动于爱国观念，定必争先恐后，加入投资，不患目的不达也。然自民国光复以来，约三十年，闽粤二省何尝不组织股份公司，往南洋招股，无如前经两次失败，华侨几如惊弓之鸟。清末时代约距光复数年前，福建将造一条铁路，首段由厦门至漳州百余里，预算二百万元。清政府派闽人陈阁学宝琛，到新加坡招股二百万元。开办二三年营私舞弊，不及半途，款已用尽，完全失败矣。约在同时期清政府许美商承办粤汉铁路，粤人争回自办，预算资本四千万元，五年完竣通车，以粤人财力及热诚，数月间招股四千五百万元，多系华侨投资者。收股截止后，股份由五元升至六元，风传该铁路大可获利。安知董事中发生意见及舞弊营私；五年后款已开尽，而工程遂半途停顿，亦如闽路之归于失败。南洋华侨闽粤居多，甫投资于此两个股份公司，便如此失败。华侨不能运资回国，无非以此为前车之鉴耳。光复之后，军阀劣绅、土豪盗匪，欺凌抢劫，甚于清朝，华侨几于视家乡为畏途，空身回省庐墓尚不自安，奚敢言及投资祖国哉！余居南洋久，明悉侨情，用敢将所知贡献贵学会及到会诸君。于抗战胜利后，希望政府社会注意改善，则华侨之热诚内向，投资祖国，确信必能实现，绝无疑义也。”余言毕下台，例应由第二演说员上台发言，乃马主席立复上台，云：“我适闻华侨领袖陈君所言，确信为至情至理，金石良言，投资必靠大众为有效，然须我国内政府社会公正无私，信用昭著，实切中时弊。现国家不幸遭强敌侵略，危险万状，而保管外汇之人，尚逃走外汇，不顾大局，贪利无厌，增加获利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买棺材。”马君发言时，面色变动，几于声泪俱下，且重行复述，激烈痛骂，其忠勇豪爽，不怕权威，深为全座千百人敬仰。在余座右川康平民银行，周君季诲告余云：“此种言除马君外谁敢说出。”
一四八 难童寒衣捐
重庆难童保育会，及寒衣募捐会，主席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南侨总会规定，筹款概汇交行政院，故无论何机关要求，不宜另筹另汇，唯有请准行政院许可方有效。难童保育会及寒衣捐，委托南侨总会筹募，均有行政院来电许可，乃通函各属会，由该会另筹捐助。救济难童，虽各处有多少汇去，却未有规定若干数额。唯寒衣捐客年秋，接宋女士来电，拟募三十万套，每套国币十五元，背心三十万件，每件国币三元，合计五百四十万元，此额数按由国内及南洋募足。余接电后月余之间，由马来亚募二百万元，其他各属会募三百余万元，共五百余万元，均汇交行政院转交。该会邀余茶会，欲商本年再募寒衣事，及报告难童逐月增加，各物又贵，经费不足等项。是日宋女士因事未到，由某主任等招待、各项商妥后，决定对寒衣捐，须提早发电嘱新加坡南侨总会代理主席办理，并请行政院同意方符手续。
附录一四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二四号
蒋夫人委募寒衣分配英荷菲越港泰各属共同募集应付事
为通告事，案准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女士敬电（九月廿四日）内开，“南侨筹赈总会陈嘉庚主席勋鉴，请通告华侨团体暨侨胞，敝妇女慰劳会发起捐募冬季大衣三十万件，铺棉背心二十万件，分给前方将士，冬季大衣每件国币十五元，棉背心二元，全国妇女慰劳会人员，现在赶制衣服，恳请侨胞捐款购采材料等品，侨胞屡赐惠泽，将士莫不感奋，蒋宋美龄敬（廿四日）”等由，查前方将士，为国奋斗，天寒无衣，理宜援助，惟以格于行政院前令，凡国内有何捐募，须经院核准之规定，及南侨代表大会统筹统汇之决议案，未便遽行接办，当经据情电复，请由院核准电知，自可照办，并请示交款机关，去后旬日未复，嗣是各埠侨团发动寒衣劝募，报章已屡有传载，而本总会迄未将此事发表者，乃为上述缘故。迨至昨十月五日，始接获蒋夫人卅日复电，谓经院核准，盼即日进行，可将款汇交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等由，准此，本总会合为照办，惟再查原电，委募冬季大衣三十万件，棉背心二十万件，核诸海外一向捐募汇款情形，似不必细加分别，应以综合捐筹为便，故略按原拟价目，统行规定劝募大棉衣三十万件，每件估值叻币三元，英属以外各属虽币制各有不同，亦可依照叻币自行规定，将款直汇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核收，所有各属应行劝募总额，兹经本总会统为分配如下：
英属马来亚十二万件。 英属婆罗洲二万件。
英属缅甸一万件。 荷属六万件。
菲律宾属四万件。 安南一万件。
泰属（暹罗）二万件。 香港二万件。
计三十万件
除英荷属各埠，更重为分配细目而外，其他各属辖内各埠，应由各属领导机关自行分配，以合于总额为度。值此严冬倏届，将士无衣，忍冻受寒，辛勤为国，实堪轸念。海外侨胞，应即仰体蒋夫人恻隐之心，而发为慷慨之助。且蒋夫人此次向海外侨胞劝募寒衣，实与救济难童有别，盖救济难童，时间无限，多多少少尽可随时陆续寄汇，至若寒衣劝募，诚为应时急需，霜雪降临，时刻难耐，挥戈浴血，寒冻奚堪！吾侨安居乐业，须不忘后方之任务，不论团体个人，男校女校，宜当更加努力。抗战两年有余，蒋夫人向我南侨呼吁劝募寒衣，仅此一次，其重要可知，切莫漫不经意，以致成绩微弱，使其失望。为此合行通告，冀我各属各埠筹赈团体，热心侨胞踊跃响应，实所厚望。此布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月六日
一四九 黄炎培君谈话
黄君炎培江苏人，相识已久，上文经有述过，此次自参政会相见后，各因有事未便再会，迨余将离渝之前数日，约期相会。渠前在申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移到重庆仍旧续办，学生百余名。黄君除参政员外，兼任政府他务常往别处。是日所谈系国共磨擦事。因本届参政会开会，亦注意消除恶感，于是举出参政员十一人，负责调解。从中国民党二人，共产党二人，社会党青年党各一人，无党派者五人，共十一人，黄君为五人中之一，其调解条件，约如白崇禧将军之计划。现虽积极进行，能否达到目的尚未可知。余将前日听白将军所言，及共产党叶剑英君之意见告知黄君。并言：“余对该事极为关怀。若不幸破裂内战，则华侨公私汇款必将冷淡。先生既参加调解，幸示我意见。”黄君答“调解条件，为（一）新四军尽移江北；（二）江北等处划定界线；（三）共产党发行三千万元纸币，中央负责以国币找换，此后不得再发；（四）逐月须增加若干军费，及军械子弹等；（五）共产党不得复扩张军兵。计此五项经提出讨论，结果如何未敢逆料也。”
一五○ 慰劳团出发
五月一日华侨慰劳团分三团出发，第一团团长潘国渠为新加坡代表，第二团团长陈忠赣为菲律宾代表，第三团团长陈肇基为安南代表。每团共十五人，政府派两人同行，共十七人，用客车一辆。第一第二两团，由重庆往成都，再由成都往广元，然后分途而行。第一团由广元往南郑、西安、河南、安徽、湖北、（后因安徽路难通未往）回至成都，事毕回洋。第二团由重庆往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事毕回洋。第三团由广元往天水、兰州、青海、宁夏、绥远后回到西安又至郑州，此团路程最长，故最迟回洋。第一团因未往郑州及安徽，故六月杪便到成都解散，十余人往峨眉山游历，然后回洋。第二团任务最早毕，到广西七月初便分散回洋。第三团最有勇气迟至八月然后经西安回洋。各团幸均平安无故，唯各项手续因到安南，被政府没收，不许带回南洋造册报告，殊以为憾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