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始末
当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之初，为军机大臣者，其人如下：恭王、礼王、(其子娶荣禄之女。)刚毅、(此人乃顽固之首，亦挑起拳乱之人也。彼有一言，中国之青年永不忘之。其言曰：“开学堂不过增长汉人之智识，以危我满洲之朝廷，凡读书能文者，皆当摧抑之，拔其根株，勿令留遗。”)廖寿丰、翁同和。此时太后仍静居颐和园，其相伴者二人，一荣禄之妻，一继嗣之大公主也。据闻当时太后在颐园中，或棹扁舟以游于湖，或听戏为乐，或以书画消遣，甚为恬逸。然宫中诸事，仍常由刚毅、礼亲王二人以传达于太后。太后亦偶往内城住一二日，皇帝则每月五六次到园请安。自表面观之，两宫固甚和睦。皇帝每遇国事之重要者，必先禀商太后，然后降谕。太后神色亦极和悦，但亦有时责帝性情暴躁，待下人不善。此皆李莲英唆其太监报告于太后，故甚其词，以便己之私者。皇帝历验之久，深知剪绒手套中之铁腕。太后回宫，千八百九十七年，刚毅请帝降谕练满洲军。帝答之曰：“我看你似乎觉得满洲兵能够打仗。我告诉你罢，他们简直不中用。”刚毅碰此大钉，遂以此语奏闻太后，并告诸王公贝勒等，言皇帝乃满人之敌，将以要职悉简汉人。满人之闻此言者，自然皆怀反对皇帝之意。此等内部之争，不独关系于内政，即外交亦受其影响。自太后以及亲贵满人等皆主联俄。皇帝、翁同和以及南派之人则主联日，以日本变法之后，国势蒸蒸日强，欲中国亦效法之也。李鸿章前本为外交界之主持者，至此时则人不甚注重，以自中日战后，彼之言论，为国人所不信也。但李亦主张联俄者。恭王为亲贵中之领袖，识见老练，虽太后有时亦不得不听其言。惟彼一人在满人中能联络汉人，与南派感情融洽，其学问亦甚好，颇重翁同和之文学。前已闲居四十年，故与中日之战，不相关涉，后与翁同时入军机。当时有一事，外间不甚知者，翁以己见恶于太后，心不自安，欲借一事出外以避其咎，极谋往俄恭贺加冕之差。盖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光绪二十一年，有谕责翁不许再在毓庆宫行走，由是翁遂不能密进言于帝，而其仇敌则可随时中伤之也。中日战后，恭王为军机大臣领袖，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得心肺病，颇重，皇帝侍太后亲往王邸视疾三次，又命御医往诊。但病已不救，至四月初十日遂薨。太后降谕如下：“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恭亲王奕诉，谊属亲支，久襄密勿。溯自同治初年，予同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诚。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枢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秒，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节次亲临看视，惟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酸，追维畴昔，眷念勋劳。恭亲王著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著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
李鸿章前本为外交界之主持者，至此时则人不甚注重，以自中日战后，彼之言论，为国人所不信也。但李亦主张联俄者。恭王为亲贵中之领袖，识见老练，虽太后有时亦不得不听其言。惟彼一人在满人中能联络汉人，与南派感情融洽，其学问亦甚好，颇重翁同和之文学。前已闲居四十年，故与中日之战，不相关涉，后与翁同时入军机。当时有一事，外间不甚知者，翁以己见恶于太后，心不自安，欲借一事出外以避其咎，极谋往俄恭贺加冕之差。盖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光绪二十一年，有谕责翁不许再在毓庆宫行走，由是翁遂不能密进言于帝，而其仇敌则可随时中伤之也。中日战后，恭王为军机大臣领袖，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得心肺病，颇重，皇帝侍太后亲往王邸视疾三次，又命御医往诊。但病已不救，至四月初十日遂薨。太后降谕如下：“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恭亲王奕诉，谊属亲支，久襄密勿。溯自同治初年，予同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诚。其间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枢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二月之秒，旧疾举发，予率皇帝节次亲临看视，惟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时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怀震悼，曷可胜言。本日临邸奠酸，追维畴昔，眷念勋劳。恭亲王著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守卫园寝，添设丁户，四时祭祀，官为经理。伊孙溥伟，著即日承袭亲王，用示笃念宗亲，怆怀贤辅至意。”
后又接下一谕，革去侍御宋伯鲁之职，谓其声名恶劣，引荐康党梁启超。太后恨之甚深，以宋近上一奏，胆敢参劾太后也。但彼未参与密谋，故太后赦其生命。太后到瀛台，李莲英随之。太后命李以其手下之太监换帝原有之太监。帝之太监，或处死，或发往军台。有一满人曾由太后幼弟桂祥处得闻当时之情事，今述之于下：太后以严厉之色向帝，谓己决意赦帝一命，暂时仍许留位，但此后将严密防守，一言一动，皆有人监察报告于太后。又言帝之变法维新，本所允许，但不料帝如此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问帝何敢忘太后之大恩，自五岁时接入宫中，立之为帝，抚养成人，以致归政，皆太后之恩也。谓帝命苦，不能承受。听人唆弄，如木偶然，昧于事理，暗于利害，亲贵重臣，无一人向汝者，皆请余训政。汉大臣中，虽有向汝之人，皆系奸臣，余自有法处治之。珍妃(妃嫔中似只珍妃一人为帝所宠爱。)跪于太后前，请太后宽恕帝罪，勿加斥责，并胆敢言帝乃国人之共主，即太后亦不能任意废黜。太后大怒，命牵至宫中一别室内圈禁之，后至一千九百年即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遂乘机毙之，以报平时之怨恨焉。(联军入京，朝廷预备出走时，太后命将珍妃推于井中。)命皇后留于帝处，以监视其言动而报告之。除皇后及太监侍从外，不许帝见一人。若当太后之面，则可见人。于是皇帝一生之事业及其所谋划之政策，概成泡影，而在瀛台受二十三月之幽禁，最后之遗言，仅嘱其弟记忆己一生之冤苦，为已报仇而已。至于荣禄，则帝反宽恕之，谓彼自应尽忠于太后，此乃其职分所当然，已既欲杀之，则自然不能责其忠于己也。太后之待帝虽酷，帝亦不甚怨之，谓己既欲图谋太后，则太后固应发怒也。此即戊戌年政变之情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