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册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庚戌）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三十六岁
正月，政闻社本部迁上海，由总务员马相伯、常务员徐佛苏等主持之。三月，计划开办中之《江汉日报》与江汉公学，以经费困难，暂缓开办。七月，清廷谕令查禁政闻社。十月，光绪帝与西太后先后崩逝，溥仪嗣位，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执政。是岁，海外事业皆濒危机中。
正月二十六日，先生三十六岁诞辰，有诗两首，读了可见先生当时的感慨和抱负：
“虚牝黄金强自宽，蹉跎三十五年间。春华冉冉驹奔隙，吾道悠悠羊触藩。颇悔文章难用世，永怀君国且加餐。儿曹漫祝今年健，试与摩挲髀肉看。
一出修门已十秋，黄花见惯也应羞。无穷心事频看镜，如此江山独倚楼。何处平芜下秋隼，却怜沧海着沙鸥。中年百岁君休问，哀乐中年未易收。”〔《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三十五页〕
（一）政闻社本部之迁沪
政闻社本部于正月从日本东京迁往上海，由总务员马相伯、常务员徐佛苏等主持其事。二月一日，该社在沪开招待会，宴请沪上学界，报告该社宗旨和成立经过。是时适有日本轮船二辰丸以私运军火为粤督扣留案发生，该社曾致电粤当局请始终坚持，并参加两广同乡大会，讨论应付办法，但是结果仍由中国赔偿损失了事。该社社报记致电粤督的事说：
“二月八日，本社开社员谈话会于编辑所，公议电争第二辰丸事。电文云：粤督大人钧鉴，辰丸事公据约捕收，薄海称快，东报虽强辩，亦认捕船地为我领海，不力争将变领海为公海，且失国家自卫权，乞始终坚持。”（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政论》第四号页十一）
当时徐佛苏给先生和麦孺博的信里也说：
“昨日因辰丸事，曾共拟一电上粤督。此事弟原看得极重，加之前日君勉兄又来一电，促社友筹议对付此事之法，故粤电万不能不即打也。其电文各报已登录，一方面弟欲多作数文登《舆论报》。（《时报》挂日牌，闻不便攻击日人，楚卿面云。）此事两公果有何见？弟以为辰丸应捕收无疑，非徒凭国际先例，实吾国与各国通商约章，凡遇洋商运贩军火，照例没收，故捕收之方系实用约章，毫不足别生枝节。惟粤官履行条约之手续，或不免稍涉急躁，使人难堪，如遽下日旗之类。倘日廷始终坚持，则小事将变成大交涉，奈何？”（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佛苏《致任蜕两先生书》）
又二月十四日，上海《申报》记该社代表参与两广同乡大会的事说：
“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上海两广同乡会开特别大会讨论二辰丸私运军火问题，到者百余人，政闻社员徐君佛苏、范君秉钧代表全社来与会，……范君秉钧演说对付办法。”（《政闻社代表徐佛苏范秉钧二人参与上海两广同乡会集议二辰丸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申报》新闻）
政闻社本部迁沪后，社务日见发展，当时活动于国内者，除马相伯、徐佛苏、麦孺博外，有雷继兴奋、范秉钧治焕、侯雪舫延爽、黄与之可权、邓木鲁孝可、熊知白崇煦等。此外非社员而赞助社务者有徐子休、熊沅生、向构甫瑞彝等，负责东京社务者，有罗孝高普、陈蔗青介、向淑予瑞琨、张君劢嘉森、彭熙民渊恂、陈高第、陈官桃等。是时妒嫉该社之发展者，在政党为革命党和杨晢子主持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在清廷为袁世凯，其中尤以袁氏为最甚，后来该社的查禁，便是他的作用。现把先生和南海谋联肃王排挤袁氏的几段材料，抄录如下：
二月七日，南海给先生的信里面除讲对付袁氏方法外，并提到整理广智书局、《时报》和海外事业的亏累情形：
“自腊杪至今，为商务事累几呕血，刻下头痛肝痛，无聊甚。得十二月二十七日书，稍为开解，强病一一复如下：（惟又闻苾老[1]之痛，陈祭哀痛，昨日祭易一[2]，明日祭苾老，祭文当寄其世兄。公度序文当为之。）
马相伯对该报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果能开办，不至大受损失，此外并提倡兴办国民路矿协会，以供政党运动的经济基础。他当日给先生的信里说：
“社会以经济问题为要，不独我社然也。不才不担经济，亦断不以此相困，觉顿想已代达，但不可以此责望他员，雪舫以汉口应酬糜费过于上海，故不敢担任。愚意我社主义在改良社会，相随征逐，望报纸销畅乎？抑望资助亏耗乎？此绝非官商二界所能助力者，以故曾托英君敛之来汉，代为经报，英君亦慨允。窃以为汉口以西南北十省为我销报范围，持改良社会主义以为之，断不至大失败也。
我社经济（近拟在宁镇等地处购荒地）须求生息以自养乃可，社会不足以养人，人将群赴官界，赴官界则断不肯立宪。事前不问理由，事后不担责任，政府何等自在，谁肯立宪以自束缚。以此社会当求经济，左右思维，盖莫如国民路矿协会。每县以储蓄法设一信用组合，售小票时则借此为机关部，则学商界与下等社会皆可联合。故章程须兼用信用组合，人人以为然而惮于发起者，殆由社会所仰望之人不敢出而主持之，其不敢之故，殆亦仰望政府之心过切耳。近今耳目所触，无乙事不诒我须行宪法者。医头医脚而不医病根，不问理由，不担责任，如瘖瞽之人，其手足之动，断不能按规则也，今之政府何以异于是。日内拟遍请学界宣讲一番，能得二三百社员，必当再定社名，（今日社会人每以二字党败之，虽不出诸口，而心病则同。）再行选举。
又《大江报》主笔务请代访妥人，盖英君道德甚高，非此亦不足以改良社会，即不才亦断不敢以纷华相率也。近三十年来，上中下社会无不公然嫖赌，故生财者日少，为匪者日多，社会之可痛哭者，无此为甚，所望我社能起而改良之。
南皮不准民立法政学校，若吴君果肯助一方，则在上海开一法政学堂，于社会必大有鼓动。又国民路矿协会，其办事及权限章程请示尊意。”（光绪三十四年春马相伯《致任公先生书》）
是时麦孺博居沪负责整顿《时报》事，他对于《大江日报》，主张可缓不可停。当日徐佛苏因为痛愤东京社员的攻击，有辞常务员并请改选的事，这也是该社政治运动中一小波澜。现在把麦孺博二月二十四日给先生的信节录两段于下：
“东京人颇有攻佛苏者，佛极愤，已函东京请改选，彼谓必辞常务员。弟之常务员亦一赘疣，去年已欲辞之，今佛苏既辞，且彼致函东京改选，则并弟在内，弟似不可不辞，否则下不去矣。常务员与否，本皆无关要紧，然弟为之，则弟既足妨社（弟出名，诸人均异常惊诧），而常务员亦未尝不妨弟，故辞去亦妙。至常务员在此无事可办，则固早知之。湘老在此，则此直不置常务员亦无不可，公谓何如！如以为可，则请代草数行告东京社员辞之，省弟待兄回书久费时日。盖佛苏函已去，而其函内亦及弟，谓弟在此亦不能作团体之活动，则弟辞亦不可不速也。……
现在经济极困，且先站定勿再生波澜，《大江报》决不停，惟必大股既集乃开办，至他事皆请暂缓，现时不可遽有兴举。彼讲习会究有何举动乎，我亦何必汲汲办大事者，当取势远，不必急急争目前一二小事，先站定脚，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谋进取，若日日浪战，虽小胜亦终必败。用兵之道固如是，立党之道亦谓如是。请兄暂勿高兴，亦暂勿焦急，先为深沟高垒，兵势既集，然后出战，万勿因督战者急遽遂又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大江报》事可为前车，必勿再蹈前辙，至叩至盼。”（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麦孺博《致梁任公先生书》）
又三月二日一书里说：
“《大江报》缓办而不停办，此自无疑义，然缓办亦必当大股既集，足敷一二年，方可再张旗鼓，已一误矣。此时必当准备一二年之经费，万万不可遽又提议兴办。一二年非三万不可，极少亦须二万（除前已用者不计外），二万亦仅支一年，且恐不足，故非于社款外，确得二万元已到手，必不能再提开办。万万不可指望海外，或仅得海外复书允筹而又遽办，必海外之款汇到乃可。前此之狼狈，何济于事，徒令人轻视失笑，自损声望耳。求急反缓，一误万勿再误。兄来书又颇有铺张扬厉之意，恐东京诸公又一拥而起，误事不少，故不辞赘，为兄言之。望兄勉思鄙言，勿急激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日麦孺博《致任兄书》）
是时孙敏斋志曾曾致先生一书，论办国民路矿协会和法政学堂的事：
“虽然鄙人所最注意者，曰国民路矿协会，曰私立法政学堂。以路矿启发人民之权利思想，固顺导之而易为力。久之商会林立，银行遍设，体大用宏，必收奇效。而以绝大财团之势，既可以握全国之财政权，即可以左右全国而操纵之，制政府之死命，箝疆吏之威权，可联合则联合之，可倾倒则倾倒之；至经济益充，党力益厚，凡伟人杰士可网罗则网罗之，可利用则利用之，反对吾政党者则剪灭之，妨害吾政党者则攻击之。利权在手，一呼万诺，为吾党权势之所及，即为人民视线之所归。由此渐推渐广，不难再造新邦，驾列强而上之。所谓蓄之既久，发之愈宏，藏之既深，则成之必大。先生戊戌之举，虽有旋乾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者，即蓄之未久，而藏之未深也。虽然即当日果能遂其希望，而举国臣民必有疑先生，毁先生，而出其死力以对先生者，以其时机不熟，故也。夫时机非可待而熟，必有以造而熟者，所谓英雄造时势，为古今贤豪所公认，而必历万难，遭万劫，以委曲而成就之。故今日路矿之导线，即为造时势之先机，亦即应世变之迁流，而不得不如是者，先生真识时俊杰也。马相伯先生为之担负此任，皆先生热诚之感召，所由致也。
至于私立法政学堂，为吾辈造就人才，扩张势力之根据地，较报馆而尤居其要焉。学堂多一学生，即本社多一党员，学生中获一明达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德国柏林大学约数百人，而多数人才即出其中，政党之成败，即以政治团体之发达及政治思想之普及与否为前提，而欲发达其团体普及其思想，又非起点于学堂不为功。久之群材迭起，布满国中，无往而非党员，无往而非志士。今日为政法之学堂，即他日为政党之舞台，此鄙人敢断言而无疑者。特是学堂必设于适中之地，迨根基既固，将来始有发达之期，夫沿江各省，既以汉口为中心点，学堂之根据不得不注意于此。现闻宪政讲习会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吾辈尤迟迟观望，则事落人后，恐无插足之区，望先生努力为之，勿稍退步，以贻在会诸君子忧。”（光绪三十四年孙志曾《致梁任公先生书》）
三月四日，侯雪舫致先生一书，论办《大江日报》的困难，主张改营印刷业，并促先生出国筹款，为政闻社谋经济出路：
“手教敬悉，并由他函得知我公数月来，大为造化小儿所苦，不胜恻然，今刻已占勿药否也，念念。《大江日报》事进行甚难，前与觉顿在汉左右踌躇，无从着手，今到沪与佛苏诸位商之，不如竟作罢论，改营他业较为得计，今一一为我公陈之。
一、筹款之艰难。前曾详禀，此不再赘，且吴氏之款，今亦并未接到也。
一、报律之羁束。新报律之野蛮，并挂洋旗者亦羁绊之，想先生已于东报览悉。
一、他党之倾陷。杨晢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此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晢子又从而加功焉。（此系督幕中某友密谓爽云云，且谓不速离汉，则祸将及也，党狱若起，必连及岑西林，某军机授意如是云云。）
有此种种困难，则《大江日报》立于绝对的不能办之地步，故沪上诸社员亦无不以暂作罢论为是也。所难为情者，则因此报取消，吾社对于新界人及泛泛之社员必负不信用之恶声。然成大事者，不顾众讥，况两害相形，必取其轻者，此恶声殊不必惜也。吾社以后进行之方法，必注全力于经济界，而社员之手段，必从各方面作其表面示人以静，裨忌者排者无从肆其毒螫之手。数年后，社内之经济裕，官场之局面不能不有所变更，然后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之举，而此刻则万不可空凭理想，为形式上之张皇，知雄守雌，无以逾此者也。报馆取消，已运到之机器可转运来沪，与广智书局合营一印刷所。据擎一云，两处机器合并外，再益以万元之流动金，即为最好之印刷业。如得吴氏之捐款二万元时，拨一半营此，或社员之报股移入于此皆可。觉顿、佛苏诸位皆然是议，未知我公以为如何。
帝、后崩逝后，先生和南海便积极进行倒袁的事，袁氏也多方中伤先生，但是结果袁氏终于十二月十一日奉命回籍养疴。他这次的黜革，先生和南海的运动是有相当力量的。现在把有关这次运动的几篇材料抄录于下。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一书，言已经进行倒袁事：
“顷得颇碻消息，言摄政王之谦，大有深意。其人深沈而有远略，所布置者颇多，现在不遽发者，徒以在大丧中虑失国体，大约百日服满后，必有异动云云。公所示诚切中事理，两旬来已遵此方针进行，肃之外，尚有其途，成否虽未可知，要之人事所能尽者止此矣。觉[13]以指目者众，故都中人来函暂止其行，然行期亦不远，都警厅及沪道皆公路[14]鹰犬，各报受其钤制，故所传消息，无一足信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二书，述夫己氏假造匿名檄文中伤先生事。夫己氏当系暗指袁氏世凯：
“阳历十一、十二两书均奉悉。所筹画皆切中事理，夫己氏之所以陷吾党者，方日出而不穷。昨日上海寄来一匿名檄文，（石印物，其纸张系中国制。）内多侵及监国之语，而信面写横滨某缄，遍寄各处，其必出于夫己氏之手无疑。先生所言之策（十一日函所言），前已行之，顷见此匿名件，更不能不亟辩白。拟除从内疏通外，更登一广告于各报，先生谓何如？”（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间《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三书，商递上摄政王书之法：
“上监国书颇不易达。弟前此方作一书，已设法交去，不知能达否？张燕谋为老邸旧人，闻信用颇厚，公与之有交否？若托彼当无不达。若无交不便托，则请寄来此间，由弟托人交泽公转交亦可。泽抚育于醇邸，与监国一心云。明春家君还历〔广〕，弟本拟一归省，今当危疑之时，不欲行矣。南海并无返国之事，纯属虚构。专此敬复。”（光绪三十四年十一二月间《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二月间，先生致蒋观云第四书，报告办理辨诬和张经过。
“所示各节有已办者，有当即照办者。其已办者，则辩诬一事，已遍登各报，今剪出一纸呈阅。如此措辞，公谓过当否。其上南皮书，亦已于半月前寄去（可谓所见略同），彼中尚有能疏通之人，托其转达，想必有效也。南海通书南皮，未知肯行否？因彼二人前以学术之争，意见颇深，不审能销弭否？已将公原函寄南海矣。”（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致蒋观云先生书》）
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又致蒋观云书，里面除述和张辨诬两事外，并论彻底除袁，和上书摄政王各事。里面所说的萧泽当系肃王和载泽：
“前数函要点，一在和张，一在发电辨诬。和张事早已办，其效果如何，得京函再当详报。发电事，君劢、构父来书颇不赞成，与之、希民则极力主张，然弟细思之，实不愿孟浪遽发。盖此匿名之书，并未指实弟名，不过外有横滨梁缄字样，其措词虽狠毒，然亦隐约，（前来函索原文，适已将此间所得之一纸寄往北京，转呈监国，因纸上有沪中同人眉批也。）既已登报，且发函致辨，若再发电，似不免泥中斗兽。弟为此类事发函于萧郎处，已不下数次，其言亦与公所拟电略同，此似亦已足。得公书后即将公所拟电文再抄一通寄萧处，言本欲如此发电，以迹涉于渎，故中止云云。萧与泽至密，而泽大为监国所信用也，此情想必能达于监国也。其余作祭文，作宣言书，作监国权限说帖等，皆属至要之著，已次第属稿，成后当就正乃发之。最近一函言外国干涉事，请发电助政府事。此间得南海电，知已属南洋、美洲各埠驰电力争，想声势不小。至致电公使团，则极难措词，已属沪上与《字林西报》主笔言之，似只能如此办法，公又谓何如？元凶之必去，绶卿屡次来函述泽萧二公之言，谓必无中变，坚嘱勿虑，但其发之如是其速，即彼辈亦始愿不及。事发后，京函尚未至，一至当知其详。纽约来电，言唐逆在彼拚命运动，嘱设法撤回，已将原电转都矣。鄙意谓，为今日之计，必宣布此贼罪状，乃可杜外人干涉之口。其罪状除离间宫廷为众所共知外，其尤大者则在山东巡抚任上，纵拳出境，以畿辅为邻壑，酿成庚子大祸。此本极显著之事，而内外人均熟视无睹。苟揭此状，则外人将憎恶之不暇，岂肯更为卵翼？顷已以此情详函萧郎，未知监国有此魄力能采用否耳。黑幕人物，纯恃一张燕谋，此吾党所宜大注意者也。公有何良谟，尚希时以见〈诲〉。弟于公所教者虽有一二方命，然心悦诚服者七八，想公必不以小小异同而嗔之也。”（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先生上监国摄政王书达到与否，不可知，即该书全文材料也没有发见。下面一书是袁世凯革职后，先生致书肃王善耆，建议彻底宣布袁的罪状：
“昨由东报见京电，知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矣。惟此事既发表以后，善后方略亦有不可不留意者。谨述鄙见一二乞设法以达于监国，备采择焉。
第一，宜速以明诏宣其罪状也。两宫升遐，未及百日，而骤去一大臣，在国中稍谙朝局之人，固莫不称快。而此人既久当外交之冲，与外人交通颇广，各国或不无骇异，若颟顸了事，反使彼有所借口，或怂恿外国之抗议，以为将来反噬之计。此人罪状之多，实擢发难数，以弟所知之最重者，举其数事如下：
一、甲午战祸，全由彼所酿成。当时东学党之乱，本由彼煽动，煽动之后即求出兵剿之。而光绪十一年《天津条约》有中国出兵日本亦出兵之语，彼全然不记，徒欲借此以成一己之功名，以此搅乱东亚平和，酿出弥天巨祸。故当时彼自朝鲜逃归后，往谒李文忠，文忠指颊上所受弹子语之曰：“汝尚有颜来见我乎？汝试观我之受此，为谁而来？”盖此事之罪魁实由彼一人，文忠知之最深也，此其一。
一、戊戌之事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以致两宫之间常有介介。德宗皇帝十年来未尝有一日开颜，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莫此为甚。夫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当时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爱其才，且以为彼久于外国，谙练外事，欲以为维新之助，岂有他意。若谓康与彼有密谋，康何人，敢以此密谋渎德宗之听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贼所言，有谋围颐和园之事，是必德宗与闻康之谋也，否则德宗为康所卖也。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而德宗岂其然哉？故知此事实毫无影响，而彼贼徒为一人之富贵利禄起见，遂不惜厚诬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郁郁引歉，赍志以殁。此天下臣子所为痛心疾首，而弟等之含冤更不必论。包藏祸心，离间宫廷，此其二。
一、团匪之变时，彼正为山东巡抚，团匪何自起？起于山东也。以彼之才，居彼之位，当其涓涓之时而塞绝之，指挥若定耳。而彼之所以处此者，则巧甚，彼固知团匪之必不能成事也，不肯显然助之，而惮于端庶人辈之威也，乃为两面讨好之计，将团匪驱逐出境，以畿辅为其邻壑。事败之后，彼之所以谢朝廷谢各国者，曰吾山东境内固无一匪踪也。而不思此滔天之祸，谁实酿之？使彼肯将山东之匪迎头击灭，俾免外逸，又何至有乘舆播迁，赔款山积之祸耶？此其三。
其余近来植党营私，招权纳贿，虚耗公款等罪状，则弟在海外所知，反不及内地之详，不必缕举。今两宫既先后升遐，戊戌前事非复臣子之所忍闻，即措词亦复不易易。虽然，此罪若不有所归，则大行太皇太后与大行皇帝慈孝之德，终不暴著于天下，使后世史家不能不有所怀疑，非有疑于太皇太后之慈，则有疑于德宗之孝，夫使二者而有一于是，则今上皇帝与摄政王之心，其能安平。窃谓宜以两宫遗意（必两宫然后可），暴其离间宫廷之罪，措词虽简单浑括，亦所不妨，盖但有此而两宫日月之明，已永不复为浮云所能揜矣。至其在山东首鼠两端，纵窜匪犯畿之罪，尤不可不明著之。盖彼方日以此事市恩于外人，即外人亦方以此为彼之功德，必使天下万国尽烛其奸，然后死灰无复燃之患。
今晨各报所载，外国对于彼贼，颇有惋惜之词。又载彼贼与外人言，有我惟一死以忠君国之语。恐外人不免为所惑，是不可不预防也。（日本各报则多不满于彼之词，见人势利，落井下石，亦其惯技。）以彼贼诬君误国之罪，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但监国仁慈，必不忍出此，且持之太急，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宽仁之度。则以鄙见策之，虽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字句，既宣布其罪状而特恩赦之，则真所谓仁至义尽，为天下万世所共谅矣。
第二，宜勿株连多人也。此贼十年来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势利之徒，无不日奔走其门，外而督抚，内而卿贰，沾其余沥者，不可胜计。冰山一倒，窃意引绳批根，落井下石者，且日出而不穷。夫为国家澄叙官方起见，此辈狗苟蝇营之徒，一扫而空之，固是正办，但滔滔者天下皆是，何能一一取而辨别之。若穷治其党，虽彼辈以势利相结，其势不固，万不虑其为困兽之斗，然举朝汹汹，亦非佳象。窃意元恶既去，其心腹重要之数人，（大约重要者不过二三人，此人人心目中所共见者也。）不得不自引退，则因其辞职而许之，斯可矣。其余幸勿究问，庶可以安人心。
第三，宜广拔贤才，申明政纲，以息浮言，而系天下之望也。此贼与革命党素有交通，以弟所闻，碻有证据。此事一出，而此间革党机关报即扬言，谓此乃满人合谋，以倾汉人，而日本各报亦多附和之。此等不经之论，原不值识者一笑，然当此人心浮动之时，得一题目，即造端生事，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就令不能为害，然已伤太和之气。窃谓今日政府之举措，莫急毋授逆党以口实，而导举国人以欣欣向往之心，则逆谋不弭而自戢。
今革命党中可分二派：其一则凶暴性成，专以煽乱为事者也，若此者不过少数而已；其二则发愤于政治之腐败，以为国家前途无可希望，铤而走险者也，此派定居大多数。而彼少数之派非借此多数派之附和，则万不能以有为。此多数派者但使朝廷于政治改革事业著著进行，示以国家前途有确实之希望，则彼辈皆戢戢回首面内，而彼少数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动乎。
又外国人不通我国内情，谓袁贼为维新派，而指与袁反对者为守旧派，动窃窃焉疑袁之去后，政府政策将为之一变。其实，袁于新政行〔何〕与，袁去而新政之行方如旭日东升耳。奈外人不察，易生疑惑，故对于此事，亦不可无以释疑。窃谓当于明年元旦，焕发大诏，一方面，通饬臣僚整顿内治，与友邦之交谊，务使益加敦睦。（此等语必须有。各国君主临议院时所下之诏书必有此等语。）一方面，示人民以朝廷厉精图治与民更始之意，更晓以兹事体大，非卤莽所能有成，人民务宜随同政府协力以求立宪政治次第之进行，不可轻举妄动，为宪政前途更生障碍云云。其语须极沉痛，务使足以感人。但此诏布后，须碻为综核名实之政，不可更托空言辜天下之望耳。兹事甚长，非楮墨所能尽达也。”（《致肃王书》）
是的，南海先生居槟榔屿，对于这次事变曾上一长书致摄政王，报告去国以来经营保皇事业的经过外，也从各方面运动倒袁的事。下面是他十二月十五日给先生的一封信，里面讨论如何倒袁的话很多，以外并报告振华公司案的大概情形，可见海外事业已经濒于绝域了：
“开禁之议，近复大炽，闻将由常熟、义宁以及六君子，最后乃逮生者云。大约此事终办到，然痛快之举恐不可见。周公固贤，然英断似非先帝，比其视我，当亦寻常一时髦耳。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顾此事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乌可强耶？我亦求其在我者而已。兹为有聘莘顾隆之诚，决高卧不漫起也。近为《财政学》一书，可得百万言，洵疗国之秘方，恐未必见用耳。以作稻粱谋，或可以淩饥于一时邪。
弟曷为非宣统五年后不能归？舍学问外尚有他故否？抑何事不堪语兄也。兄诚不期弟以速成，但颇思一合并尔。若仅为学问计，则不如以此数年之功，转游德国。德之学远优于美，而费亦省于美，弟有意否耶？”（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与仲弟书》）
六月间，前政闻社社员张嘉森、吴贯因、萧坤、向瑞彝、彭渊恂等成立一谘议局事务调查会于日本东京。该会最大的目的，在调查中央直省之权限和各项行政，借求谘议局权限的确定和直省政治的改良。八月，该会主办的《宪政新志》出版，盖为便于公布调查成绩，供各省参考者。（参考谘议局事务调查会开会纪事简章及《宪政新志章程》《宪政新志》第一号）
九月，先生以受振华公司案之累，致一长书于桂抚张坚白鸣岐辩其诬枉。振华公司发起于两年前，上年始着手开办。不料开办未久，就发生骗财惨杀一案。该公司发起人除桂省候补道员刘铭博士骥和宪政会会员欧云樵榘甲、梁少闲外，尚有海外华侨宪政会会员叶惠伯、刘章轩等。该公司之目的，在由海外华侨集股开发桂省实业，所以南海和桂抚张坚白都很赞助其事。不料主持其事的欧云樵，因别有图谋，以至发生侵占杀戮和陷害等事。至于张氏和先生的关系虽不甚深，但他素日也颇敬重先生。上年先生同学孔希白昭焱给先生信里，曾数次提到张氏敬仰并问询先生的话，所以该案之牵连到先生，实是意料以外的事。先生给张氏的那封信，虽然很长，因为读了可以看出先生的为人和立宪党人经营实业商业的弱点，所以全篇抄录在下面。
“坚伯侍郎阁下：曩在香港，得亲颜色，维以引嫌之躬，从未敢以尺素通殷勤，顾屡闻自故乡来者，往往道我公所以存问之良厚，私心感激，固无既也。乃近者复闻诸道路谓我公以刘鸣博观察事，致疑及仆，甚且谓已以公牍相名捕者。仆始以为悠悠之口，殊不足信，而言者凿凿，谓非子虚，不禁大惊。呜呼！岂以我公之明察，而竟听彼素不相知者一面之辞，以轻入人罪也。
鸣博之狱，其蛛丝马迹之足以动公之疑者，仆固无容为讳，若乃仆一身与此蛛丝马迹之关系，则恐有为我公所未能悉者。数年来，海外宪政会员所办之商务，仆自癸卯夏以后，即丝毫未尝与闻。此语在公骤闻之，或大诧而以为诞，然惠伯、少闲今皆与仆为难，而当常与公接者，试得间一问之令其勿为违心之论，则可知仆于此七年间曾有一信与美中港中人，言及彼所谓商务者乎？自其初发起全盛之时，即已不愿过问，非与任事人有意见，良以此举为仆所不主张，既不能持异论以尼其成，则亦置身事外而已。自是以往，惟闭户著书以自乐，与海外及港中既无交涉，音问亦以益疏。彼辈初时犹循例相告，后以我悉不作覆，此三年内乃并此无之矣。惠伯、少闲皆港中司事人，试以仆此书示之，当亦能知其非虚也。及振华议起，彼辈往桂谒公，以至奏明定局，仆亦毫无所知，直至鸣博濒行前十日，以一笺约会，且以章程见寄，乃始知之。未几遂相见于神户，欢然道故，且历述此局前途之佳况，则大慰过望，惟生平不喜欧云樵之为人，当时曾私与鸣博言之，谓所隐忧在此，鸣博唯唯而已。亦尝致南海一书，询其何以前此不以云樵之事一告我，而委信之若彼也。然自彼等作别以后，则亦如云烟过眼，心目中不复忆及此事矣。既而彼辈在美，所以棓击南海者，无所不至。美中港中亲旧贻书于仆，督令函责彼辈，甚或以仆之于公曾有一面之雅，而劝仆冒昧以愬于公者。此类函电高可盈尺，仆悉阁置，几于不欲开封。谓余不信，则云樵、惠伯其时皆在美中，试问仆于彼辈在美数月间，曾有片纸只字致各埠，言及振华事者乎。若夫仆于此一年中，曾否有片纸只字奉渎我公，此则公之所知也。则仆对于商务公司与振华双方之态度，可以想见矣。独因彼辈在美棓击南海，言过其实，则不能不愤愤，方谓彼辈由美返国道出日本时，必且过我，行将责之以情理，而劝之以调停，当时亦颇自任，谓调人之责，舍仆莫属也。及彼辈飚忽言旋，在美既不以一函告我行期，至横滨又不以一电约我相见，惟于船泊神户时，循例一访。夫仆避嚣居一穷乡，必以汽车始得至神户，彼辈所知也，而始终不使我一知踪迹。彼辈到之夕，仆适送一归客小饮于神户，夕九点返寓，家人述电话语相告，始知其来，已无复汽车，翌日凌晨奔往，则舟已行矣。仆知彼辈实有意与仆避面，而调和之事，万无可望，则大灰心。其日以一书托一友人转达鸣博，辞气之间至为不平，方欲俟其所以复我者如何，乃再进言，乃未得复而已闻变矣。当鸣博辈之首涂见访也，仆尝与诸同志发起一政闻社，曾托彼以到美相助运动，又托其若有不时之需，乞相助，彼辈皆唯唯；及其行未一月，而政闻社奉明诏解散，仆自是亦一无所需，辄复置之度外。自审自振华发生以后，仆与彼所有关系，惟此一夕话，及致南海诘其委信云樵之一书，与鸣博返粤后致彼诘责之一书耳，此外则更无一毫因缘。今也我公忽然无端横拽，而诬曾参以杀人，试思天下果有此情理耶？以上所述，言之由仆，而信否由公，公如不信，仆亦安能相强。
虽然仆自问一生无他长，惟心地之光明磊落，庶几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胸中不能留一宿物，有所行有所知，则告人若不及。凡朋辈与仆相处稍久者，无不知其为城府洞达之人，而咸病其浅率，乏深沉之度，良师友屡以此相戒，虽刻意欲改之，而卒丝毫未能改也。公虽知我不深，然一访舆论，当亦能知其所长短。若夫阴险凶戾之事，则非独生平所断不肯为，乃亦其所断不能为者。不意横被恶名而加之者，乃出自我公，则古人之无兄而盗嫂，娶孤女而挝妇翁者，又岂足诧哉。嗟乎！仆虽无似，固男子也，抑尝读先圣昔贤之书，而硁硁以自绳者也。十年以来，忍尤攘诟，苍蝇之口不听闻，顾未尝一屑致辩，独至此等事，则心术所攸判，人格所攸关，虽欲其默，又安得默也。以专阃之威，而加诸辜愆积躬、奔越在外不能赴质之人，则亦何施不可；然不察情实，而妄诬人以名节，恐亦非大君子之所忍出耳。仆向来对于振华及商务公司之态度，既如上所述，彼振华首事人之与公相接者，苟非故作违心之语，必当能证其不虚。如是则仆于彼双方无怨无德，视其相阋也如秦越之相视肥瘠，则鸣博以振华致死，其万不能以仆参其离立，殆无待辨。
而所更欲有辨者，则南海也。鸣博诚有使南海难堪之处，则南海之不慊然于鸣博，亦理所当然，且又其相阋两造之主体也。则公之有疑于南海，吾亦不以为怪，虽然此亦未审情实耳。鸣博归粤仅旬日而遇害，而其归也，又忽然未尝豫定其期，而南海于其归前一月（时日不确记略举之耳），已游欧洲，当变生时方在埃及，又岂能于数万里之外而预闻此旬月间所发生之阴谋者，此固可一言决耳。仆此间尚有彼由埃及所发之书，乃闻变时惊问所由者，故仆能以自信者深信南海。今公乃至并仆而疑之，则仆之言，更何足省者。若犹信其为不妄语之人，则此书固亦一铁证耳。昔曾文正与王壮武相率赴义，亲若手足，而壮武卒以不驯节制，中道分携。人之受性各殊，虽父子固有不能相强者。若以一人所作为者，而举其亲交，使负连带责任，则惧者众矣。仆生平得区区良师友三数人，气谊之感，相爱若胶漆，良亦不解其所以然，虽往往代人受过，至于再，至于三，而终不悔。人之辟于其所亲爱，固莫得而夺也。公如知我，则亦可以谅之矣。
抑更有一言欲忠告于公者。公之构此狱，岂不以云樵之言哉？然公之知云樵不如仆之深也。其生平遗行，罄竹难述，殊不屑以污我笔墨，且亦良不欲以讦为直，但其貌不扬，其心必异，以公之明，岂无所察者。他不必论，即以彼受南海二十年饮食教诲之恩，其稍立身名于社会，何一非南海之赐者？人有畜狗，犹不忍蹴踏，况于义则师弟，而恩犹父子者耶？而乃既挤之于前，复陷之于后，必期致诸死地而后为快，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仆之恶其人也，非自今日，而乃在五六年以前，尝屡言诸南海，惜不能用也。晋侯之告里克曰：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公若常昵此宵人，后必悔之。少闲与仆仅一面，不能深知其为人，然才非云樵敌，则可断也。惠伯则古今第一等君子人，而土木偶者也。今振华则云樵之振华耳，以云樵之振华而谓能得良结果，仆请抉吾目悬门以俟之也。
夫振华则何与我事者？虽然此固国民实业之一端，系念国家者固祝其荣长，而不忍其摧残。抑我公亦贤者也，且畴昔所以遇我不薄，知之而不为公言之，亦不能以自即安；若视为相诟者之无善言，则固在公矣。仆之言，略尽于是矣。
仆之作此书也，无一事诞妄，无一语矫饰，任聚二十四史酷吏传中人物于一堂，尽出其深文周内之伎俩，终不能得与吾书反对之证据，吾所敢自信也。吾作此书已，仰不愧，俯不怍，浩然自得于怀，亦使人录副袭诸箧底，至万不得已时，而始以自白于天下。窃谓我公宜勿徒中于先入之言，稍一平情，澄以察鄙言之诚否一二有当于情实，果有当者，则系铃解铃，公必有以处之矣。若谓是谰言，不足听闻也；或惮于反汗，虽知过而且遂之也，则吾之力何足以御公者？逋亡之余，虽褐宽博得而戮之，况万乘之君哉！而徇一细人之意，周内以入人罪，他日情实暴露之后，吾知公必将有终身自疚于神明者矣。若仆则何有焉？世人皆欲杀，宜九死之日久矣。所患者，立德立言不足以自致于千古，若乃不洁之蒙，莫须有之陷，则天下万世，自有公论，吾有所以自信者，吾不畏也。言尽于斯，惟公察焉。”（宣统元年己酉九月二十三日《致张坚白书》）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开第一届会议。十一月十六日，各省谘议局代表于上海开联合会，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十二月，该会各代表入京请愿。同月二十日，清廷上谕，令仍以九年为期。
从这时起，徐佛苏就正式参加各省谘议局代表的团体，从事于请愿国会运动，这是政闻社和国内团体发生关系之始。先生以后和各省谘议局代表之接近，大半都是徐佛苏的努力。徐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面记先生主动并鼓励他参加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经过说：
“又自政闻社被封禁后，清大员如奕劻、张之洞、袁世凯诸人，深恐民气激昂，流为革命，乃请清主颁布‘预备九年立宪’之上谕，并创设宪政编查馆，专司预备立宪各事。当时清大吏不解宪政为何物，其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尤可笑者，例如当年之法部与大理院两署，常争论权限，又皆无精当之主张，而两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为确定主张及解释权限，甚至双方辩释之奏议公函，均出于先生一人之手，而双方各自诩主张之精辟。故先生当年代宪政馆及各衙署各王公大臣所秘撰之宪政文字，约计有廿余万言。惟此种著作，均系机械的，不能由先生有自动的主张，故清廷筹备宪政一事，毫无系统及彩色也。及预备立宪分期之程序已定，而中央之资政院及各省之谘议局，乃于宣统元二年依次成立。当时梁先生常寄函上海，嘱余注意联络资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努力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余遵先生之计议，当时向京外素有交谊之议员，条议促进宪政之函牍，日夕发邮，不下数十百通。各省议员对于鄙议，辗转传观，至为信仰，并有多友力劝余赴京主持言论，齐一同志之思想步骤。余即于清宣统元年冬间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而当时彼此生计之窘，及亡国之悲观，不堪言喻。且先生在神户迭因不能履行债务契约，日夕难眠，尤无钱购纸出报，迭嘱余在京筹凑小款济急。余虽系至贫之人，然以平日安贫仗义之血忱，当能见信于朋友。故余旋京仅数月，幸能迭次借款汇东。此可见昔年彼此订交，纯系道义的互助，且余之奋斗救国，不谋生计，纯系为先生之精诚及道学所激励者也。”（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先生所作散文中除《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外，有论时事者三篇：《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张恰铁路问题》、《城镇乡自治章质疑》。（均见《国风报》）
是年十月二十四日，三女思静生。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庚戌） 三十八岁
正月，《国风报》出版。五月，各省谘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再度请愿速开国会。九月，资政院开会。十月，清廷应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改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十一月，先生有发起国民常识学会之议。是年朝野议开放党禁之事甚烈，但卒未有成。南海是年与先生书最多，除报告海外事业失败情形和生活状况外，并讨论解禁、币制、为诗、作书等问题。
正月二十九日，《国风报》[17]出版。是报为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等十四门。出版之初，先生撰叙例一篇、《说国风》上中下三篇，阐述该报的宗旨、使命和价值。现把该报出版时登于《申报》之广告抄在下面：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六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先生在《国风报》时之言论，比以前各报时尤为切实，所以该报出版后颇为风行，南海先生极称道之。但从宣统二年十月以后，因清廷政治愈益腐败，所发表之言论又趋激烈，先生在《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一文里，论当日言论主张的情形说：
“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页）
正月，清廷命军谘大臣载涛赴日、美、英、德、法、意、奥、俄考察陆军事宜，先生于日本上载涛一书，历陈立宪应如何进之策：
“窃以为中国危急存亡之机，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先帝洞察天时人事，知挽救之道，惟恃立宪，乃涣降大诰，与民更始。今举国官吏以至士庶，亦既靡然向风矣。虽然，立宪之政，唯其实不唯其名，苟实之不举，而徒袭此名以上下相蒙，未有能济者也。夫国家之有政治，犹轮船汽车之有机器也。机器事件有一不具，或虽具而稍有锈坏，则不能以运行。以甲种机器事件移置以于乙种机器，则枘凿而不相入，其究也归于两败。故古今中外之治国者，莫急于统筹全局，纲举然后目张。而我国今日之筹宪政，譬诸则用锈坏之旧机器，杂取他机器之一二事件以搀入之，而又不能具者也。
夫自筹备宪政以来，亦既若上下戮力，惟日不足，而某顾乃以此比之者何也？盖无论欲举何政，必委诸行政机关，而任之者则在司此行政机关之人。今试以我国行政机关比之东西诸立宪国，其有一相类者乎？以我国司行政机关之人，比诸东西诸立宪国，其又有一相类者乎？以行政机关论之，则京与外署不相联络，京署之中，各部与各部不相联络；外署之中，各省府、州、县互不相联络；而无论京署外署，其署内职司各不相联络。责任无所归，功过无所考，冗员充牣，糜帑而不事事，此我国现在行政机关之情状也。以司机关之人论之，则内外群僚，其乃公国家忠于职务者，千万人中不得一二焉；即有一二，又未必明于世界大势，知立宪国官吏所当有事，唯蹈常习故致谨于簿书期会之间已耳。然此已其最贤者也。其他则大率恃苞苴奔竞以进，视官职为市易之具，巧立名目，罔利自肥，一切要政，悉以敷了之，此我国现在司行政机关之人之情形也。
夫以机关则如彼，以司机之人则如此，此如董仲舒所谓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更张，然后可鼓。苟非挈裘振领，正本清源，于整饬纲纪澄肃吏治之道，痛下一番功夫，而务举其实，则复何一事之可办者。而今也不然。旧制之弊，旧习之坏，一切因而勿革，而徒骛新政之名，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凡他国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几尽有之矣。然人之有之，则以为国利民福之具，我之有之，则以为钻营奔竞之资，信如是也，则不如其无之，犹可以不致浪糜国帑，而斫丧国民之元气也。且国家凡百庶政无一不互相连属，而其缓急先后之序，非统筹全局，则无以剂其宜。同是一要政也，往往有非先办甲事而乙事万不能着手者，一误其序，则并归于无成而已。乃今之筹备宪政，其本末倒置者不知凡几，此某之所最为寒心也，试举一端论之。
夫政无大小，其举之莫不需财，故欲办一事，必须将此事所需之财源立一计划，确有把握，然后兴作。一国财源只有此数，而应办之事太多，则权其轻重缓急而分配务使得宜，此施政之本也。乃还观我国之财政则如何？岁入不满二万万，而偿外债本息去其六十万，所余者乃分配于中央政府及二十二行省，以为政费，即新政一事不办，夫固已竭蹶不可终日。今也朝设一署，暮颁一法令，条诰两集，责吏民以奉行。而奉行之经费，则唯挪东补西挖肉补疮，而绝未尝有一定之计划，此而欲其办有实际，安可得乎？今且勿论他事，殿下所司者军政也，请言军政。陆军三十六镇之计划，创之已数年矣。而考其所以程功之道，则唯有分配各省而责成于督抚，无论督抚未尝实心任事也。即有实心，而费又安从出？各省所入，其支销皆已前定，而未有一省入能敷出者。今中央政府责某省练若干镇，某省练若干镇，文告急如星火，而一语及费之所出，则不复能置词，唯曰饬该省督抚，无论如何，必须先尽此款而已。督抚虽极公忠，虽极多才，而无米之炊，云何能致。陆军既吝是矣，而海军则亦有然。今之筹办海军，非欲借此以自齿于东西诸强之列耶，而试观现在世界海军之趋势则何如？各国每次之扩张案，其经费动十余万万，一战舰之制造费，动数千万。今我国之筹备海军，其将以为装饰之美观耶，抑期于可以一战耶？若期于可以一战，而先不从财政着手，以现今区区之岁入，就令将大小庶政一切停止，而悉举以投诸海军，阅十年之久，而无所成就者，犹不足与欧洲第三四等之海军国比，况乃列强哉。今于陆军海军财政一无所计划，而唯责督抚以报效，报效者虽逾千万，而迁延年余，实缴者不及二三十万。夫恃千余万以办海军，已如九牛一毛，不知何用而可，况并此而为虚数也哉！而各督抚所认报效之款，又岂尝将该省财政通盘筹画，确见有此余闲款项可以随时提支者，不过以此买政府欢心，得为升迁之资，迨升迁他适，而前此所报效之责任，非复吾事矣。凡今日督抚之所以对付政府者，胥是术也。由此言之，则殿下与诸邸虽日夜不遑启处，以图陆海军之发达，而其效又乌可睹耶。然此固不能尽为各督抚咎也。每岁所入，仅有此数，而待支之款百出而不穷，今日陆军军谘处及陆军部曰：无论款项若何紧急，先尽陆军；明日海军筹办处曰：无论若何紧急，先尽海军；又明日则邮传部曰：先尽其铁路；又明日则民政部曰：先尽警察；学部曰：先尽教育；其他凡百庶政，莫不有然。要其结局，则无论何项皆不能尽。以其尽无可尽，且虽不尽，而政府亦无辞以相难也。各督抚亦知其然也，故唯悉置不理，一味敷衍迁延以塞责，或揣测某部某处权力较大者，则略为应酬，以谋升迁地，其他非所闻也。然则无论若何良法美意，但以财政不给之故，即阁置不能举，借欲举之，则不过京外文牍往还，涂饰了事。此实我国近数年来政界之现状，无可讳者也。
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殿下特未尽知之耳。苟其知之，必将瞿然愀然而一日不能以安者。夫以各国租税所入与吾相较，则吾民之负担似不得云重。虽然此当视其国民之富力何如，未可以皮相断也。盖欧美列强，国民财产，平均每人约二千余圆，其每岁收入赢息，平均每人二百余圆，故虽纳十余圆之租税于国家，毫不觉其重。今我国家财产收入未有调查，虽不能言其实数，然各种生利事业，尽为外人所夺。十年以来，入口货物所值平均过于出口者一万三千万两，合以外债本息，每年漏卮于外者，合计约二万万两，以上积十余年，为二三十万万两，民力几何？奚以堪此！故二三年来，各处城市，破产频仍，恐慌屡起，今日全国实已至民穷财尽之时，更事诛求，不出数年，悉成饿莩矣。然则国家将一切不取诸民而坐听各种新政经费无着悉置不办乎？是又不然，苟能遵财政学之公例，以理一国之财，则自有许多新税源，可以绝不厉民，而增国帑数倍之收入者。以某之谫陋，前此曾略拟一《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窃谓苟能实现施行，则每年得十万万元之收入，殊非难事。但非将财政机关从根本以改革之无从措手耳。今不此之务，而唯竭泽而渔，以朘削贫窭之小民，充其量，所得不能增数千百万，而举国已骚然矣。夫民不能自赡其生，则铤而走险，何所不至。无曰养兵，即可以防乱，试观唐、宋、元、明之末叶，何一非由财政紊乱酿成巨变，以至于宗社为墟耶？试观英国、法国百年前之革命，何一非由赋税繁重，民不堪命，举起而与王室为难耶？夫即以财政一项论，苟非及今以霹雳手段经理之，而其祸之所极，已不堪设想，况乎今之所谓筹备宪政者，其纷纠而无纪，敷衍而无实，无一非财政之类也。夫苟非迫于时势之万不得已，则亦何取乎立宪？既曰立宪矣，苟徒袭其名，思以涂饰天下耳目，而实际乃与立宪政治之原则相反，则将来患之所中，必有视专制为更甚者。彼波斯、土耳其两国，固与我国同一年宣布立宪者也，徒以阳托其名，而阴反其实，遂以酿成大乱，两国之皇室几覆焉。殷鉴不远，此去年事耳。
今者，举国官吏见朝廷立宪明三令五申也，则人人自托于筹备其奏报之文，虽若甚美，而究其实心实力，忠于国家，忠于宪政者能有几人？大率供此为干进之阶，罔利之途，择肥而食，饱则飏去耳。彼辈视官职为传舍，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国之安危，于己无与也。故人人明知外患内忧之岌岌不可终日，顾各怀得过且过之心。若殿下则安能？殿下与国家为一体，与朝廷为一体，国家朝廷，万年有道，则殿下安富尊荣，与天无极；国家朝廷脱有不讳，则殿下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得耶？某岂好为此不祥之言，实有见夫今日官方之颓坏如彼，民力之雕悴如此，而徒日托于筹办新政，毫不审缓急先后之序，绝不为综核名实之谋，此如久病之夫，而杂进庸医之药，不至速其死亡而不止。此某所为椎心泣血而不自觉其言之戆也。
抑某更欲有言者，殿下今方总戎政，或且深自引嫌，不愿干与国家大计。然以某所闻，彼立宪国军人，不谈政治者，指偏裨以下言之耳。若在元戎，岂以此论。日本首相桂太郎，非陆军大将耶？况殿下以旦奭之尊，秉方召之寄，与国休戚，为民具瞻者哉！殿下而犹谦让，则天下将何赖焉。
某逋逃之余，罪当九死，岂宜仰首伸眉，论列大计？徒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念尝受先帝一日之知，无以为报。十年以来，不敢自暇，窃博考列国图治之轨迹，按以宗邦当今之时势，所怀万千，欲陈无路。今值车莅止，吐握贤劳，窃愿假阶前盈尺之地，俾得谒拜献其刍荛。某自审获戾甚深，非敢有所希冀，以求肆赦，且闭户著书，足以自给，更无借此干进之心。唯迫于忧国愚诚，不能自已，故不避冒昧，愿贡狂瞽。惟殿下垂鉴而赐接见，不胜大幸。”（《上涛贝勒书》，引自《近代十大家尺牍》）
二月，先生以偿还正金银行借款事急，曾两次致书徐佛苏，请设法代筹千金，可见先生这时候的经济情形仍然很窘，现在依次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日生活情形之一斑。
二月二十六日致徐氏第一书，读了可见先生向正金银行借款的原因和经过：
“陆君拟助《国风报》，万不敢受，盖此报乃营利的，非慈善的也。况陆君又非素封耶，乞为我敬谢，非客气也。独有一小事欲公或能援手者。弟三四年来，在滨、神两处负债至数千金，皆零碎之项，甲数百，乙数百者，实觉太不好看，至去年乃从正金银行贷五千金悉偿之，定期以今年阳历四月三十日偿正金。弟别无所恃，惟恃《国风报》定阅者稍多，或可了此。今据上海信，则每号印三千部虽悉罄，然大率零售者多，其各处代售者虽或有定阅全年，而报费总不能遽收得（取收者须为继续印刷费）。现在距期限不满一月，决无从得此款，而此款乃由日本友人担保，且去年借时期以六个月，实已破银行之例，今若不还，即不致缧绁之辱，然已大不好看。今四处张罗，未知能有一二应者否？即应亦不能足额，不识公能间接设法，为借得千金否？以《国风报》之现状，三个月以后度得此数千金断不难，特缓不济急耳。若能借得，则三月内必能偿还也。呜呼！以公之贫，殆天下所罕，而今犹求助，真可叹也（一年来节衣缩食乃至思顺之学校亦停却，真可笑也），然亦可想其窘急之状矣。度公恐未必能办到，姑为此一途耳。若他处有得，则可无须也。但其期限为阴历三月十九日（即阳历四月三十）。若能筹者必于三月十五六以前寄到，始有效，否则无谓也。”（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苏先生书》）
以下是徐氏对该书作的跋注，惟所云辛亥当是庚戌之误：
“此函系辛亥年发，当时梁先生生计极窘，托余在京代借银千两，所示期限极促。余亦毫无经济能力，然不得已转借债于华侨国会请愿代表粤人陆劼夫君，名乃翔，其人竟于数日之内借汇千金，与先生济急。嗣后三个月，先生曾还银二百两，后并由余代还此款。此可见昔年先生办报养家，境遇艰苦，及吾辈有无相通，甘苦合作之一斑。虽然，此系细事耳。至于余昔年服劳先生之事，有什倍重于此事之处，则不烦缕述矣。”（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苏先生书跋》）
二月晦，先生致徐氏第二书，里面除续言借款事以外，并详言当日的著述和生活情形，最后论中国前途，不在政府，而在同志少数人的话，可见先生这时候的政治见解和态度。
“二月二十一日书敬悉。公之念我，发于梦寐，此皆由爱国至诚至深极厚，而借弟以寄之。弟之不德，何以当此。弟近日心境略具二十六日书中，想已达。至日用饮食之节，则一年以来，虽力思自矫，求为有规则的活动，然二十年结习，革之实难，兴居之节，尤莫能自主，晚睡晏起之时终多，达旦不卧亦常有之，无如何也。然已成习惯，此固不足病耳。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文大率以夜间作，其日间一定之功课，则临帖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又颇好作诗，每作必极苦吟，终不能工，此结习甚可叹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此则自去年七月初一日（从是日起每日用日记，誓持以毅力，幸至今未间断）至今未尝歇者也。心境常泰，虽屡遇拂逆，未尝以撄吾胸，（弟生平于事虽尽力，谋所以应之，然力已尽而无如何者，则惟听之，若以忧伤生，弟断不肯为此愚举。）精神尤充足，过于前此，（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吾兄勿为我多虑矣。
柳隅处今日方有复书，谨以呈上，既已如此，似不能强之。按月寄稿，似亦未为不可，公谓何如？来书言办杂志不易，诚然。盖今当举国不悦学之时，读报者本少，而杂志之性质极难为通俗的；况公所办之报，限于政治问题，导以兴味，更非易乎。（《国风》本意原不限于政治问题，但今所出各号，已全毗于此，此亦因弟之所嗜本在此故耳，以后拟稍矫之。）故弟意谓办日报为佳，今更不能，则亦惟有于此范围中求特色耳。至询弟能否有寄稿一节，若《国风》未出，弟稍有所任，本绝非难，今者《国风》每号之文弟所作过半，实更无力以旁及。若旧稿则惟《财政博议稿》存有三十余万言，（《国史稿》虽亦有十余万言，更绝对不适用矣。）但其体裁不适于登报。且弟稍筹得款，便当付印，恐不足以应公之需，奈何，奈何。公知我深，必能谅我也。
前书言及弟为正金银行借款事，想已达。以此事求助于公，直可谓无聊之极思，然即此益可见其窘状耳。来示言伯葵公子盛意，本极惭愧不敢当，但今实困极，若能苏此涸辙者，则此后方可为力无已，则公或更一言之可乎。今上海当可得千金内外（沪书呈上一阅），弟亦四面张罗，或有一二处能应，然总欲公能设法，在都凑借得千金内外，乃可有恃不恐，惟其期乃三月十九日，距今不过十日，非期前到达，决无用耳。弟前此于私人生计太不留意，以致有今日之困，虽曰小事，然未尝不稍为心境之累，以后当稍从事检点也。
至谓党禁之开，此为一梗，诚亦有之。然吾意总谓此事实关于四万万人之业力，孟子所谓‘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也。’弟昨日见一极要之人，述都中政界实状甚悉（所谓宪政改革云者），诚无复一线希望，然弟终不以此自沮。盖弟向来不望政府，若民间能有希望与否，则此责仍在吾辈耳。故弟于政府之态度，虽未尝不日祝其向上，惟本原则不在此，故闻此亦不惊也。今日国之存亡，实全系于吾党同志之少数人；此少数人者，若起厌世思想，则国真万劫不复矣。
公在都凡见我所亲爱者，或虽我所未相识之人，而亲爱我者，乞常以此语相劝勉，至幸。雪舫、木鲁、骏声皆吾所极念，乞以此书示之。与之、希明亦不通书久矣，每日劬于他事，作书实不易，公能并为我达此两书之意否耶？”（宣统二年二月晦《与佛苏吾兄书》）
五月，各省谘议局请愿代表进行二次请愿。同月二十一日（6月27日）清廷谕令，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后再行召集国会，但各省代表仍进行不懈，决定为第三次之请愿。
七月，由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出版，以后先生为该报撰文甚多。
九月，资政院开院。十月三日（11月4日），清廷应资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上谕说：
“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予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宣统政纪》卷二十八页二）
这次上谕颁布以后，国会请愿代表中除少数人外，仍觉不满，并拟继续运动，非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是时先生的主张尤坚决，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的目标，所以先生读这次上谕以后，他立即草《读宣统二年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一篇（载《国风报》第二十八号），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可见先生不满清廷之措施和愤慨情形之一斑：
“时局危急，极于今日。举国稍有识，稍有血气之士，佥谓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尔乃奔走呼号，哀哀请愿，至于再，至于三，于是，资政院全体应援之，而有九月念六日之决议上奏，各省督抚过半数应援之，而有九月念三日之电奏。旬日以来，举国士辍诵，农释耜，工商走于市，妇孺语于闾，咸喁喁焉翘领企踵，庶几一朝涣汗大号，活邦国于九死，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诏。”〔《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一四三页〕
自国会请愿运动发生以来，先生就极端表示同情，所以除暗中主持和鼓励外，在言论方面尤积极赞助。国会请愿同志会二次请愿失败以后，先生曾撰两文：一篇是《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十七号），一篇是《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同上书第十四号）。对于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不速开之危险，和政府诸公无理阻挠之失职各点，讨论非常详尽。此外先生尚有《国会期限问题》和《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两篇文章，也都是讨论国会期限问题的。
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先生赞助国会请愿运动的经过说：
“余来京二三月，各省谘议员多数北上，集议如何促进立宪之法。于是议决：（一）联合全国谘议局及各界民众，呈请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集国会后，再由国会协订宪法。（一）由各省谘议局议员筹款创办一日报于首都，并推定余为请愿国会及日报之主撰人。于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后大可接洽全国议士及优秀人士，灌注其政见学说。而常由余向各议员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诸先生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嗣后《国民公报》发刊，先生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盖出版伊始，余即预求先生赐文提倡，并约定报中论文应贯彻《国民公报》之名实，专对国民发言，而痛除并时报纸上两种积习，（一）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二）不对革党及他派下攻击。梁先生非常奖许鄙意，故能〔疑衍〕赐稿均能开导国民宪政上之智识及兴味，而《国民公报》遂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矣。
梁先生自就立宪政治发表数文之后，各省优秀人士，群谋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先生尤乐对人平等博爱，往返通简无虚日，新交渐多，先生并常募款补助报业。在此庚戌辛亥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亦即余爱戴先生最笃之时。
《国民公报》于己酉年发刊之后，一面利用排满革命之暗潮，痛诋清政而鼓吹立宪，（查此报之言论记载，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余之报中文字，常因有左袒革命之意义，致招公私两面人士之质责。）一面即以报社作各省议员及请愿国会团体之会场。当时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暴，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故孙洪伊等代表首次呈请速开国会时，清廷即下谕旨，承认对于筹备立宪之期限缩短三年。此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姓名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亦即清廷发布明谕承认平民干涉朝政之创举也。
虽然，梁先生仍不满意清廷缩短立宪期限之举，曾函勉余与孙洪伊诸君，谓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原系至缓进之法。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然吾辈何颜以对国民及各省请愿代表，并何颜以对激烈党人乎？故今后仍当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进请愿，不达到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余等闻先生之主张，至愧至悚，孙洪伊先生更有血忱义愤，百折不挠，乃复领袖法团继续请愿。及第二次请愿书留中，孙君更愤。其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词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然清廷毫无所闻，方幸各省请愿代表已经出京，则中央政府仍可苟安无事矣。”（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原注）“窃溯昔年请愿国会之始，余与孙洪伊诸君于请愿团之外，并已组成一宪政团体，名曰宪友会。梁先生始终与闻其事，且于会中多撰论著。此会之组织系以总会设于北京，分会遍设于各省区，总会设常务干事三人，各省分会各设会长一人，均由总会会员选任之。当时选出总会常务干事三人，其姓名：徐佛苏、雷奋、孙洪伊。
各省分会会长大半系就各省谘议局议长选任之。其第一次选出之各省会长，约有十余省，就余脑中所能记忆者，其姓名：直隶籍忠寅、河南方贞、山西梁善济、奉天袁金凯、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江西谢远涵。
又按宪友会之性质，第一步系欲团结各省议员及优秀人士，一面对政府呼吁，速开国会；一面对民众培养运用宪政及自治之智识。第二步系拟俟国会成立之后，即以此会充任政党。此种组织及性质甚为精密及远大，故开创之始，加入之人才甚多，声光日大，实为吾国创见之大政团，而有督促清廷，速办宪政，及培养国民政治上之智识能力之潜势力也。”（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运动开放党禁的事，从夏秋间就开始进行，主持其事的是先生同学潘若海、麦孺博、长寿卿。（“长寿卿最为重要之人，若海至北京寓碑塔胡同长寿卿家，长寿卿为神户领事时，与先生往还至密，对于此事，寿卿至为尽力。”——原初稿批注。）他们运动的门径大概是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人。此外徐佛苏、黄与之、侯雪舫三氏运动于国会请愿代表中，罗杰、方还两氏提议于资政院，而台谏诸公如赵熙、温世霖等也相继上奏。但各方面几个月努力运动的结果，仍然没有达到开放的目的。现在把有关这次运动的几件重要信札抄录在下面，作为参考。
七月二十三日，徐勤致先生书，言载泽曾经阻挠开禁事，所说八九月间有一最可喜之事的话，当系对潘若海氏运动开禁事的希望。
“示悉。泽公之阻，诚出意料之外，至今内外交困，亦由此也，只有忍耐从事而已。弟观政府之腐败，亟欲为暗杀之举动，以一死了之，尊意以为然否？已将来函寄蒋经可、梁介民矣。八九月间有一最可喜之事，未知何事，甚欲一知之。美洲欲筹款之法，非开禁不可，然此事不易办到，则即将宪友会章程及捐册寄来，以便劝捐入会，或亦可筹一二也。乞即商之。高丽之行亦不可少，能拨冗一行尤佳。”（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徐君勉《致孟远足下书》）
七月二十八日，麦孺博致先生和汤觉顿书，所说若公就是潘若海，锡则不知何人，北事即指运动开禁事：
“北事若公当有报告，想知其详。雪[18]款本约以六月初旬至，届时渝约，当有变动。此间两电促询，得渠复电云，防三个月乃有。似此，远水不救近火。前日得若公电，言锡已入都，催取此款，焦急万状，若已与锡有成约，而雪款不时至，则不特失信，且恐失机。港地又未能即售，前月已虑雪或不能如约，先与师母商，请其设法。曾得复书，谓当竭力筹谋。前日得若电后，即电请其速筹，今日尚未得复电，未知彼处有可筹措，应北急需不？邂逅不如意，则直是束手，仰屋无聊。窃计东中隈公前曾有慷慨之言，则公往假万金，或亦可得。以不名一文之人而贷此巨债，自是险着，然舍此以外，更无他途。已函若与商，倘锡久留，事可徐谋，则可勿行险；若机紧事急，锡又不可久待，则不可失此机会（港不能如意），请公冒险谋此，已属其相势见示。公等谓此议可行否，请细商之。如以为可，则得若信后，当即电公等照办。雪书如此确定，则二万之款当不至竟成子虚，惟缓不及事，则虽有如无耳。渠云如事不成，当璧还。明公之议诚不谬，然此事之重而且急如此，止能放胆受之，扫数交北，东沪捱饥，忍死不用一钱，则亦可告无罪矣。至于北中用法，则实难言。若公原议将此物全交锡翁，不问出入，事不成索还与否，若翁恐未与约明，且亦极难约明，止有向龙旗处稍露为难情形而已。他日能如雪言与否，实不敢知。然仆意以为事已至此，安能更有顾虑，止有步步冒险前行而已。原议本老招牌办货，今仍是向从此着手。张易三之议，本是枝叶之言，且亦未有实在办法也。”（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麦孺博《致沧明二公书》）（“海外党事由南海及徐君勉主持，先生不过连带关系耳。运动开党禁事，亦由先生之友办理，似宜略述而不必详记。”——何擎一注。）
八月二日，潘若海致先生书：
“前上长者一缄，居士必得入览，千金之赠，感荷莫名。惟金屋之营，事体尚远，何望居士买珠胜利，成我好事。此女郎历史甚长，宿缘构于二十年以前，仆亲见其再世，佛家轮回姻缘之说，真不谬也。暇时当为居士详言之。北方事局，前缄略言。顷闻居士在东别有运动，荷老为我言之。昨与荷商，以为我辈既为舆人，当扛助有势有力之人，山公[19]势力毫无，一时造作，大为费力，故不如扛助城北[20]为得计。此公声名才力，在今二樵之外，当无伦比，且又与我辈感情切密，朝气尚新，左右均是吾党，无先入为主之人，一切指挥皆为吾辈操纵，又有现成势力不待造作，凡此种种，皆胜山公。居士何为不思及之。此公素有飞扬四海之志，其所以暂雌伏者，以饷胥不能不仰之于人，若能别有生发则纵步万里矣。闻荷言东中能觅绩拥之人，且为数极大，不悉然否。若能极力得此以为后盾，则事无不可为矣。如有眉目，乞飞电示知。仆与东渡与主动之人面商，事机不可失也。中央变局当在秋末，宜亟预备以待，毋因循以蹈前辙，千万千万！”（宣统二年八月二号潘若海《致沧江先生书》）
八月十五日，麦孺博致先生书，所说的“陶”大概就是载涛：
“两奉赐书，雪舫至，又奉大教，敬悉。雪舫之行，诚不及料，果能有成，亦一奇也。此间苦追力索居然能得万金，（实出意外，师母之力为多，紫功亦不可没也。）此款港中押地所得，已悉数电北矣。前得若公电，言锡已至，嗣又屡书催促，仓皇万状，今幸得此可开谈判，顷闻陶公亦颇主此议，或一机会邪。未与雪舫言之，盖此种事无论成否，少一人知则更妙，故雪之稔热，亦未与言，渠再东亦请秘之。弟仅告渠，若运动颇有入处而已。若有函来，极不高兴，盖公有书致之，言雪广所云云，而公又谓索然，劝其罢手。故渠颇以责弟，谓公与弟意见尚未一致，事如何能办？欲归信弟等商妥再作道理，大有舍此而生之意。适得款，立电去而以函释之。渠犹有函来云：事倘有眉目，当电弟往参闻其事云云，似此则不高兴，极言事不办则已耳，办则当澈始澈终，不宜忽热忽冷，令办事者无所措手。（若已约锡至，有成言矣，如何能食言中止乎。）至雪广所云云，诚一难题，虽雪所处，亦极狼狈，然总有法可想。不成归赵之说，若岂能自主，且如何能开口与锡言乎，告之何益，徒乱人意耳。若甚牢骚，至谓金钱经手，恐且有疑之者，则渠不能负此重责，则其不快可见。公下笔太快，书词有未及斟酌者，请即函若解释之。”（宣统二年八月十五日麦孺博《致沧江大兄书》）
九月十七日，先生致汤觉顿书，问运动开禁情形，并言与代表团建言并行不悖：
“此函系庚戌年发，所谓帝国统一党者，后来未采用其名，而另有宪友会之组织也。”（宣统二年十一月四日《致徐佛苏足下书跋》）
同月，先生有发起国民常识学会之举，当时筹备已臻成熟，除三千金开办费已经筹得外，并已向商务印书馆张菊生接洽印刷事，惜该事卒未底于成。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曾致徐佛苏黄与之一书，可见先生计划开办该会的宗旨和筹备的情形：
“前书言国民常识学会事，今将章程寄上。此事殆全属慈善性质，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一年以来与荷老念兹在兹，苦力不克举，今已筹得三千金（璧泉之力也）为开办费，可底于成矣。惟当广募会员，担任颁布所印小册。故同人意欲先觅多人为发起人。二公勿论，此外如伯兰、搏沙以及凡公等所知之各同志，皆望为之广觅。限得信半个月内将姓名开寄，俾得即布，将以正月杪即出书也。选举法许久不见提出，何故？岂有不惬耶？闭会期近，安可蹉跎，临时会能开否？至盼。前此扰扰两旬，今方穷日之力为《国风》作文，恐日内不能有稿奉寄耳。静生书乞代交。半月以来，吾乃患〔疑衍〕多财，可以卒岁无患。公等闻之，当亦忻然。”（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佛苏与之足下书》）
是年南海给先生的信很多，有言海外事业失败状况的，有言生活困难情形的，有论开禁和币制问题的，有论学为文作诗作书的，现在摘录几篇论海外事业情形的于下。
二月十三日，南海与先生书，所谓“彼等布告文及征信录”等，即欧榘甲等因振华公司所行种种破坏手段。黄宽卓是墨西哥华侨商人、立宪党员，海外事业尤其是在墨国所经营的实业，差不多完全失败在他的手里：
“书电皆悉。米绞自正月来，危甚。以彼等布告文及征信录遍布南洋，（吾等又无驳文，故人皆信彼文中子心谤勿辨之说，真误人也。）吹入银行，故不放款，而反追款，去冬已虑之（用联邦法与各米号），强成总公司，乃以人误至正月不成，则垂败亡矣，无可救矣。（若两月内不批出，则米竭听喊冷而已，无款自承，人可用数万而喊冷，如此则数十万金尽，今仍只望速批示，速开联公司以救命。）
今得勉书，言墨中铁路若开（与宽卓同丈量），月亏三百，若是则必不能办。而两年来虽以福基、巨纲之忠，百面皆催款，□□皆言批文，一日不筑路，即充公（电文已费百），故竭米数万以救之，乃今若此。勉又有充公之说，米今之竭，实由救墨之故，而所救所竭力者，乃欲成此月亏三百之路而已，闻之心痛（真令人气涌如山），今思其故，（勉尚频书来责备我。今人皆委过。）一切皆自黄宽卓为之。此人才高，术深，迹密，笼罩一切，而吾党人皆为所卖也。吾令雨[30]带十六万入墨，为买地筑路之计，乃忽筑石楼至十四万（事成开数吾乃知），又筑此路费数十万（时雨驻墨今亦不敢认），彼昔则日言大利，吾亦为所惑。彼前饵力，今饵（美言厚礼）勉（今亦无攻彼一言），中饵我（我已识其滑，未知其奸一至此耳）以投巨资于墨，而墨语文实无一人能解，一切惟彼扬弄。墨中人皆其所选羽爪，又荐日初（司事）以操纵之，（彼自割十四博洛，又借数万元，今已还。）事成则享其利，事败则归罪日初，而吾等实不能卖，彼又熟金穰木饥之运，到时（前年闻官承之，后不成，想又为彼所阻。）彼必以贱价承之，今吾实不能耐，决意卖之，收拾余烬，但彼必不听之。今乃悟数年来，一切皆为彼所弄于掌上，凡才高力厚之人，断无为人用者，吾等昔误信，义心待之，大谬矣！大谬矣！此则彼费六千以饵君力之血本也。可怜福、纲之忠，吾所倚为心腹者，为其所愚，日驻墨而不知。而吾远卧数万里外，乃欲操之，亦傎矣。今墨若此，米缘墨而倒，大局同尽，大局俱裂，我岂徒身败名裂，牵累万端，为此大痛几死，今惟有日病待亡。总之，权利二字一涉，即争盗并出，或阴或阳，其来万方，入其中者，必狡险辣毒，与之相敌然后可。且又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究其终，又必躬必亲，衡书担石，一一手目检校，如是乎然后可。而吾以虚名遥领，关津荆棘，跬步难行，（港败由吾不能还港，若吾能还港者，即可无前事。）处处隔数万里，行动费千万，谈何容易检察。又国事、党事、学问事一切兼之，而付之于人，乃欲坐得利，谬妄甚矣。（况事事与党相牵，一人变畔，全党皆动，何能办事。）乃今知孟子不言利之深切著明也。”（宣统二年二月十三日《与任弟书》）
三月七日，南海寄先生和汤觉顿、麦孺博、麦曼宣、何擎一等诗：
“闻报墨铁路数十万被封，示任甫并示觉顿、孺博、曼宣、擎一。（入春华益《商报》倒，米绞危知诬案被劾。）
百万金钱一扫中，杀淫贪孽并诬攻。似闻怨敌飞章上，又报田园割地空。李广数奇应宿业，臧仓力阻亦天功。安危出处关中国，日月光明贯白虹。”（三月七日如去《示任弟诗》）
五月二十八日，南海与先生书，言暹罗米绞报馆之败，和出售墨国石楼事：
“米绞昨日绝命矣！暹报之吴侣鹤出矣，暹报散矣！勉不听命，乃以一暹报易全局，而吾与全党受其咎；今日接收，败鳞残甲满天飞，真可痛也。
又久不得书，想撰报甚忙。（振已散象，住坡祖一园，移家矣。）擎一来百元收。闻墨石楼已卖得十二万，未见勉书。此次得此，当统筹全局，以为后图。”（五月二十八日《与任弟书》）
七月二十日，南海与先生书，言解救广智书局之危和出售墨地遇阻事：
“得书及擎一书，知近状若此，大惊忧，亦得曼、宣书，同意。此间方在陈与亲戚（以重息二分）假得千金，立即（由沪丰）电汇擎一、孺博收，以救《国风》、广智之危亡。
另闻港已有万两汇沪矣。墨地原可售八万，将交易，而宽卓起而阻。此人立心本如此，昔者君力称之如神，今真为所卖矣。禁不解，叛者益日起，此次未知有效否耳。吾近阅事多，甚惧又石投大海也。若不能赎此地，吾又负此一重谤矣。连日小疾，不详复。”（宣统二年七月二十日南海先生《与任弟书》）
十月二十二日，南海与先生书，论墨事之变，可见海外事业失败的原因：
“书悉。闻丑十二月来，欲十二日接印。吾于九日母寿后，即行返星坡，东中既为拒，何必冒犯乎。顷得墨中书，乃知一切。屋地不能出，皆为吾附权纸有黄宽卓名，故宽变，即一切不能售动。今两书来请附权与勉（一人）。以勉之公廉，本至可信，惟勉用人之性颇偏。罗藻云今虽无他，而昔与勉无面，勉即（以其书函之美言）举为总理，此真险甚。如惠伯实颇忠厚，屡求，吾不许。汝当时受其情，误徇其请，今遂至此。即少闲（吾实未深知）亦勉引用，一不慎遂败大局，今无以制之，而黄宽卓今遂师之矣。勉安能长留墨，势必附权于一人，其人或少不慎，则非我所附权，吾不能去留之，大局岂敢再误乎（甚或非我所识如国事报之电宜定）。即勉独附权与雨（计或与雨，以二人最相宜），其又可耶，则吾早与之矣。然除附勉外，实无他人可信者，若不全附与勉兼付与雨，则今之所用已先怨，为此甚踌躇，汝意云何？可复。日本新书若理财银行各书目最精者，望寄来，或代购数种，无新书阅，甚苦也。且有用处。”（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南海先生《与任弟书》）
十二月十七日，南海与先生书，内帝国统一党即指由同志会改组之帝国宪政会，华益是立宪党港中商务机关：
“宪广来书，言北中已改为帝国统一党，已注册民政部中，欲海外一律行。吾欲俟解禁后乃布告，且借以筹款也。至帝国二字，应否用宪政二字，可商之。海波渺渺，人天多恨，书到计已开春。
又顷吊阅港中华益各数甚奇诧，真天下所未闻。各数入华墨银行来多六万余，而年结出数，则云欠八万余，纽局数云支过万余，而年结出数则云欠五万余，乃以此布告截汇而倒二百万，真梦想不到也。其它支离谬妄者，不可究诘，真令人气涌如山，中国人人皆穷，不可听闻，亦无可付托。吁！根原则在吾不能归港，遂至此，革党之相攻致之。吁！起屋难，放火易。”（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南海先生《与任弟书》）
先生是年著述除《宪政浅说》外，都是散篇文章。《国家运命论》一文长凡数千言，可见其人生观；《国民筹还国债问题》和《再论国民筹还国债》两篇，是评论是年所发生的国民筹还国债运动的；《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一文，是评论政府大借外债问题的；《中国外交方针私议》一文，是研究国中联美联德等外交政策和主张的；《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是先生两年前所著，本年略加订正的。
腊不尽五日，先生撰《将来百论》一篇，盖岁暮多感，随念所及而为之者。是岁日、俄协约成，朝鲜被日本吞并，先生有《朝鲜亡国之原因》、《日本吞并朝鲜记》两文和《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此外，愤慨和针对当时政治情形并社会状况的文章，如《岁晚读书录》里有《治具与治道》、《学问与荣利之路》、《不悦学之弊》、《雪浪和尚语录》二则、《使法必行之法》、《治治非治乱》、《所令与所好》、《怨天者无志》、《欲恶取舍》等篇。
此外先生所为时事和政治方面的文章有下列各篇：《谘议局权限职务十论》、《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官制与官规》、《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军机大臣署名与立宪国之国务大臣副署》、《资政院章程质疑》、《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论资政院之天职》、《外官制私议》、《国会开会期与会计年度开始期》、《评新官制之副大臣》、《珠谕与立宪政体》、《国会与义务》、《说政策》、《评资政院》。
日计虽不足，月计必有余。
业终及行成，匪系聪与愚。
偶锲旋复舍，不能摧朽株。
盈科进无息，溟滓成尾闾。
程功固要终，辨志良在初。
汝于百家学，乃今涉其涂。
日记肇庚戌，藉用知所无。
卒岁得千纸，占毕亦云劬。
吾唯爱汝深，责难与凡殊。
文章所固有，相期在道腴。
简编我手答，戢戢蝇头书。
发蒙通德艺，陈义杂精粗。
当学岂只此，为汝举一隅。
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
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
凡百可效我，此二毋我如。
灯火自亲人，忽忽岁已除。
言念圣路遐，益感日月徂。
作诗诰小子，敬哉志弗渝。”〔《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五十一页〕
注释：
[1]苾老，指李端棻苾园。
[2]易一，何树林字，梁启超等《康广仁传》：“三水何树林易一者，南海门下之奇才也。”
[3]袁劭，指袁世凯。
[4]庆，指庆亲王奕劻，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总理大臣。
[5]肃，指肃亲王善耆，满洲镶白旗人，时任民政部尚书。
[6]泽公，指载泽，封镇国公。时任度支部尚书。
[7]铁良，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时任陆军部尚书
[8]凤山，原姓刘，字禹门，汉军厢白旗人。1907年10月命为西安将军，旋命留京。
[9]盛怀，即盛宣怀。1907年底苏杭甬铁路风潮大起，英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西太后召盛入对。
[10]坚帅，指广西巡抚张鸣岐，字坚白，一作健白。
[11]丙午，应作丁未。
[12]丁未，应作戊申。
[13]觉，汤觉顿。
[14]公路，指袁世凯。
[15]潘，潘博（1870—1916），字若海，广东南海县人，康有为的学生，是改良派派往北京从事秘密活动的人物之一。
[16]“人”字之上，似有漏字。
[17]《国风报》，1910年3月10日（正月二十九日）创刊于上海，至1911年7月，共出52期。编辑兼发行人何国桢，梁启超为总撰稿人。该报是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18]雪，指徐勤，字君勉，号雪庵。
[19]山公，指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四川总督、邮传部尚书，时因受奕劻、袁世凯排挤，开缺闲居。
[20]城北，指徐世昌，字菊人，直隶天津人。《战国策·齐策》“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时徐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
[21]山人，指潘若海。
[22]希，似即前函之“锡”。
[23]北江，指康有为。梁仲策云：“北江，乃指南海。”
[24]子云，指杨度。
[25]江陵，指张謇。
[26]肖公，指赵熙，字尧生，四川荣县人，时任江西道监察御使。
[27]周公，指摄政王载沣。
[28]吴统制，指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时任新军第六镇统制。
[29]巨源，指载涛。
[30]雨，即季雨，号康有霈（1868—1952），字广泽，是康有为的堂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