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册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三十岁
正月，《新民丛报》出版。十月，《新小说报》出版。先生除为两报撰著文字外，并开始著《中国通史》一书。
《三十自述》：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呜呼，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韩孔广诗云：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呜呼，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报国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尝不惊心动魄，抑塞而谁语也。”（《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页）
正月初一日（2月8日），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现在把该报初出版时的告白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创办该报的缘起：
“中国报馆之兴久矣，虽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足与东西各报相颉颃者，殆无闻焉。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殆幼稚时代势固有不得不然者耶。本社同人有慨于是，不揣梼昧，创为此册。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矣。”（《新民丛报》第一号）
至于《新民丛报》的宗旨和内容，先生在该报章程中讲得很清楚，现在择录三条在下面，以见一斑：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一、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一、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同上）
《新民丛报》的开办仅赖向译书局借得几千元的款，最初原议附属于译书局，后来公议归先生和其他几位同志经营，先生在四月间给南海先生的书里，曾讲到这件事。
“《新民丛报》今年必可以全还清借款，明年以后若能坚持，可为吾党一生力军（指款项言）。但弟子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则立溃耳。现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似比前此《时务》，尚有过之无不及也。紫珊、为之[1]等公议此报，股份分之为六，以二归弟子，而紫珊、为之、荫南、侣笙（侣笙即陈国镛——原初稿批注。）各占其一。盖紫珊、为之为吾党公事赔垫不少，现在译局报局经彼主持，皆未受一文薪水。荫南每月仅支四十元，实亦不足用，且彼为此事亦极尽瘁，广智代派报，亦不除二成，不可无以酬之。侣笙在清议数年，备极劳苦，此报无侣笙，犹之无弟子也，而其薪水尤薄，故共议如此办法，亦颇为合情理。但此数人皆如骨肉之交，他日若报款有赢，可以为调剂公费之一道。故初议以此报附译局，今改为此议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先生又在同书中，述开报后著述生活忙碌情形说：
“此间自开《新民丛报》后，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因此窘甚。无论何处之书，动多阁不能覆，诚无如何也。”（同上）
这年《新民丛报》里面的文章，以《新民说》、《新民议》两篇为主。《新民说》里有《论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等十余章。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论述当日所为言论的影响情形说：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页）
先生那时候言论的影响力之大，称道的人很多，黄公度在四月间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清议报》所载，如《国家论》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计此报三年，公在馆日少，此不能无憾也。）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又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书里说：
“公言《新民报》独力任之，尚有余裕，闻之快慰。欲求副手，戛戛其难，此亦无怪其然。崔灏题诗，谪仙阁笔，此乃今日普天下才人学人万口一声，认为公理者，况于亲炙之者乎。虽然，东学界中故多秀异，即如《宴花》一出，不特无婢学夫人之诮，且几几乎有师不必贤于弟子之叹矣。公稍待之，必有继起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我中国人民之众，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可以称雄于大地而自保其种者也。吾同胞何幸生于此文明之大国，当如何自喜自奋自合自保，以不至侪于高丽、暹逻之列，而为印度、安南、缅甸之续乎？
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毕士麻克生当欧洲盛言革命之后，近对法国盛行革命之事，岂不知民主独立之义哉？而在普国独伸王权，开尊王会，独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为德国，称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权者，而必立萨谛尼为共主，备力设法，而合十一邦以为意国，故能列于众大，为欧洲之强国。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则日耳曼、罗马纷乱数十年，必永为法、奥、俄所分割隶属而已，岂能为强霸之国哉？夫普、意本以小国，而毕士麻克、嘉富洱则苦心极力而合众小为大，以致强霸。吾中国本为极大国，而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毕士麻克而绝无知识也则可；使毕士麻克之合众小而得霸而为有识也，则革命者力为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则可法也，印度不数十年而全灭，则是岂不可鉴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号称志士救国者，而出此下策哉。幸于一时之自立，而忘同种之分崩；顾于目前之苟安，而不计百年之必灭，何其无远虑也。宁攻数百年一体忘怀之满洲，以糜烂其同胞，而甘分数千年一统大同之中国，以待灭于强国。若此之谋，一何与毕土麻克、嘉富洱相去远也。愤发舍身。不为大中国而为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我之愚，窃爱大中国，爱一统，若其如印度焉，分为众小以待灭，此则我之愚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与强国合者昌，与亡国合者亡，我宁从毕士麻克之后，安能法印度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新民丛报》第十六号第五十九——六十一页）
黄公度在维新运动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领袖，他的思想见解，除了保教一点外，大体都和南海先生相近。戊戌以后六七年内，他和先生有十万言以上的通信，所以先生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五月间，他给先生的一封信里讨论将来的政体说：
“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因于所著学术中《论墨子》略申其义。
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著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
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已不能插翼奋飞，趋侍左右，一往复上下其议论，甚愿公考究而指正之也。
天下哗然言学校矣，此岂非中国之幸？而所设施所经营，乃皆与吾意相左，吾以为非有教科书，非有师范学堂为之先，则学校不能兴，而彼辈竟贸贸然为之，一也。吾以为所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而彼辈弃而不讲，反重大学校，二也。吾以为所重在普通学，取东西学校通行之本，补入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通之学，然后乃能立国，乃能兴学，而彼辈反重专门学，三也。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四也。吾以为学校务求其有成，科举务责人以所难，此不能兼行之事，今变学校乃于《十三经》外，更责以《九通》、《通鉴》，毕世莫能究其业，此又束缚人才之法也，而彼辈乃兼行科举，五也。吾以为兴学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贯之事，今兴学校乃专为翰林部曹知县而设，然则声光化电医算诸学，将弃之如遗乎？抑教以各业，俟业成而用之治民莅事乎？而彼辈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于学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断非督抚所能画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辞之。”（东海公来函案即黄公度致先生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第五十五页）
先生自反对保教以来，对于孔教思想时常有过激的批评。七月间，黄公度有一封信论其事说：
“报中近作，时于孔教有微词，其精要之语，谓上天下泽之言，扶阳抑阴之义，乃为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者，借口以行其压制之术。此实协于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虽然，儒教不过九流之一，以是诟儒，儒无可辞，惟孔子实不当以儒教限之。（刘歆《七略》列儒者于九流中，实为允当，其以六艺为九流公共之业，汉初学派则然，亦据实之词，惟不能出孔子于儒教之外，此则未悉源流无此卓识也。）举世界各教主而絜短较长，孔子无专长，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其圣在时中。所以时中，在能用权；所以能权，在无适无莫，毋固毋我。无论何教，欲挟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抉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吾欲著一书，曰《演孔》，以明此义，他日当再与公论定也。（自汉以下，儒教独尊，实以忠孝之故。然孟子于君臣专论施报，不言忠君；孔子言忠君，有礼有义，有分有制；不如汉、宋诸儒所云云也，彼所云云者，诬孔子也。吾独疑孔、孟推尊孝字，踰其分量，颇受他教以疵议之端。吾反复思之，孔、孟之意，或者据乱世重孝，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耶。太平世乃不必重孝，所谓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耶。公谓何如？苏子由有言曰：曾闵孝在二人，文王仁及天下，孝安能比仁？儒者敢为此言者，只此而已。）儒教可议者尚多，公见之所及，昌言排击之，无害也。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孟子于儒时有出入，孔子后一人而已）惟仲尼日月无得而毁，请公慎之。”（《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二十号第五十一页）
是年秋，先生曾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诸黄公度，黄虽然很赞成其事，但是不以保存国粹之说为然。他在八月给先生的信里说：
“《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
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虽然，持中国与日本校，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此大事后再往复。粗述所见，乞公教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续前函）
同月二十二日，黄公度给先生一封信里面，讲到为先生定日课的事：
“所商日课，公未能依行，谓叩门无时，难以谢客，吾亦无以相难。今再为公酌一课程：除晨起阅报，晚间治学，日日不辍外，就寝迟则起必迟，见光少则热亦少，而身弱矣，于月、火、水、木四曜日草文，于金曜作函，于土曜见客，（见学生尤便，彼亦得半日间也，且偕见比独见不特师逸而功倍，亦使仁人之言，其利更溥也。公自榜于门曰，某日见客，此固泰西贤劳之通例也。过客不在此限亦可。）于日曜游息。此实为养生保身第一善法，万望公勉强而行之，久则习惯矣。若兴居无节，至于不克支持，不幸而生疾，弃时失业为尤多，及近于自暴自弃矣，乌得以自治力薄推诿哉。杀君马者路旁儿，戒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
九月，先生偕狄楚青、汤觉顿、黄慧之游箱根。
十月，何擎一辑先生数年来所作文为《饮冰室文集》成，先生为序文一篇，详述汇辑该书的缘起和感想：
“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将汇而布之。余曰：恶恶可！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迁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虽泰西鸿哲之著述，皆当以此法读之，而况乎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之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奖借之，谬以厕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惭，抑亦一国之耻也。昔扬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无藏山传后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虽然，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戋戋者为梨枣劫也。
擎一曰：‘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中国之进步亦缓矣，先生所谓刍狗者，岂遂不足以为此数年之用，而零篇断简，散见报纸，或欲求而未得见，或既见而不获存，国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为国民前途有所尽也。使天下学者多憾，天柱等实尸其咎矣，亦岂先生之志哉。’
余重违其言，且自念再录此以比较数年来思想之进退，用此自鞭策，计亦良得，遂颔焉。擎一乞自序，草此归之。西哲恒言谬见者真理之母也。是编或亦可为他日新学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乙巳本《饮冰室文集自序》，见原书）
同月，《新小说报》出版，先生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一篇，他在绪言里述说著这篇小说的缘起和目的说：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一页）
又说：
“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过臆见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徵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读者诸君，如鉴微诚，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驳义，则鄙人此书，不为虚作焉耳。”（同上）
这篇小说完全是阐发先生的政治理想和见解的，里面最精采的部分是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人的辩论，现在择录几段于下，可见当日先生政治思想的趋向。
其一云：
“黄君道：（驳论第十）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甚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见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但据我想，若可以不干碍到朝廷，便能达到国民所望的目的，岂不更是国民之福么，……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彀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那一个有这种资格呢。”（《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二十三页）
其二：
“黄君道：（驳论第十四）不然，群学上定例，必须经过一层干涉政策，才能进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原动力，却不知道这大革命还又有他的原动力，那原动力在那里呢？就是这干涉政策便是了。欧洲自从法国哥巴，英国克林威尔主政以来，大行保护干涉之政，各国政治家，跟著他学，都说这是强国的第一手段，到了后来连民间甚么事业，都干涉到了。这种政体，在今日还能说他是好吗？但当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却是像小孩儿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实管束教导他一番，将来才能成人。平心而论，现在欧洲的文明，你能说这干涉政策一点功劳都没有吗？若不是经过这一回，他们的国力民力，能彀充实到这般田地吗？我们中国虽然说是专制政体，却是向来政府的人，从没有干涉到民事的。”（《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二十六页）
其三：
“黄君道：（驳论第四十二）所以当那破坏建设过渡时代，最要紧的是统一秩序，若没有统一秩序的精神，莫说要建设不建设来，便是要破坏，也不破坏到。兄弟啊，你说要革命，这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革得来的么？一定是靠著许多人，联著手去做，这却除了国民教育之外，还有甚么别样速成的妙法儿呢。讲到国民教育，自然是要拿著你那‘自立精神’四个字做宗旨了，既已这种教育工夫，做到圆满，那对外思想，自然发达，外人自然不能侵入，就是专制政体，也要不攻而自破了。兄弟，这‘民权’两个字，不是从纸上口头可以得来，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这才能彀安稳到手的。你几曾见没有政治思想的国民，可以得民权。又几曾见已有政治思想的人，不能得民权呢？这民权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让来给他，亦不是三两个英雄豪杰可以抢来给他的。总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既然会想会求，也终没有不得到手的哩。你看英国最著名的‘权利请愿’，岂不是由五十多万人联名公禀得来吗？（英王查理士第一时事）英国废‘谷物条例’，岂不是由三百多万人呈词力争得来吗？（十九世纪初年事）将来民智大开，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难道还怕这专制政体永远存在中国不成，中国若能到这个田地，你和我也彀心足了。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无血的破坏。好兄弟，我实告诉你罢，现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讲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时候，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合集·专集》之八十九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印度王后火船月昨之初六日平安抵浦，卓如先生、黄慧之、鲍炽同志到来，增光一切，人心大为踊跃。先生为同志留宴，连绵不已，未暇他行。先生与慧之兄是船有平安信付上，详明无容弟赘及矣。”（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李福基《致福生泰大宝号司事同志先生书》）
先生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先生到加拿大后，居留约两月，至四月初始行。在这个期间里，先生曾经参加湾高华保皇总会二月间的选举会，和三月间兴筑总会所的树基典礼。而最努力进行的，便是上述各事。二月二十五日，先生给蒋观云一书里面，讲到请蒋氏维持《新民丛报》和爱国学社的事。现在把它节录下来，借见先生当时忙碌情形：
“客中既无寸暇，《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望公必垂怜，有以拯之，无任感盼。
爱国学社事无日不来往胸中。近彼中状况复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则不能预言。有书往沪，望勖同志以坚持而已。”（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夕《致蒋观云先生书》）
又三月十六日一书里，除再以《新民丛报》事恳托蒋氏外，并言及此行的感想和进行各事的成绩：
“别几两月矣。在外无寸晷暇，一字之文不能作，《丛报》指日立毙。他无足惜，惟此报现在颇有势力于社会，听其若此，深可悲耳。弟决须闰五月杪乃能遄返，若能支此三月，则弟归来可无虑矣。先生为大局计，想见怜耶。若承不弃，望与孺博、孝高、伯勋、百里（望代哀衮甫诸公）诸君熟商，（即麦孺博、罗孝高、周伯勋、蒋百里、汪衮甫——原初稿批注。）勉筹济此三个月之法，其应若何乞稿之处，一惟先生命。
弟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今后誓将去空言界，以入于实事界矣。但今年一年之空言，尚不可少也。此行目的颇达五、六，大约实业界之基础可成八、九，秘密界之基础亦得三、四也。知念，略以奉闻。”（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这个时期里，港、澳当局和横滨方面同志因为意见的隔阂，事业上的误会，引起很大的龃龉，就是先生和南海间也有许多不能谅解的事实，这次的误会和龃龉，虽然后来都消除了，但是全部的事业在进行发展上已经受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择录几节材料在下面，借见这次龃龉的大概情形，和保皇会内部组织的缺陷。以下是三月一日徐君勉给冯紫珊的信，里面所讲的璪云，便是办理香港党务的同志罗璪云。
“港中璪云等大攻卓如、为之二兄，可恶已极。且云译局（译局亦乞兄留心整顿为盼）办理不善，如不遂所求，必布告各埠，为一拍两散之举。此人立心之险，不可言喻，而港中人竟信之，真令人气短。乞兄即函告康先生解之，勿因港中之谗言而败大局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徐君勉《致子山我兄足下书》）
三月二日，黄慧之给横滨麦孺博、冯紫珊、谭伯笙、罗孝高的信：
“港局租铺开办，各埠大哗，而港中人尚不设法收拾，以解人疑，尚来信斤斤致辨，尽归咎君勉一人身上，并大攻译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谓福生泰资本全系译局之款等语，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间人不信，不然真无地自容矣。到此凡与人论及港局，甚难措词。而港、澳为办事总局，弟等万无相攻之理，只有掩饰。不料港中诸人，大加攻击，虽外不信，而互相攻讦，实令人有可疑之处。弟等推原其故，实璪云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从和之。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璪云则云君勉举其为报栈总理，并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云绝无此事，须问其取出授以全权之凭据，乃为作实，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认云云。港中接此信后，更生大波澜矣。但璪云一人做甚么谣言，尚无他碍，若镜、寿（寿，邝寿民——原初稿批注。）等从而和之，则大局瓦解耳。乞公等即行信返港，嘱镜、寿两兄幸勿相攻，尚可挽救，不然，不堪设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日黄慧之《致孺博紫珊伯笙孝高诸兄书》）
三月四日，先生从湾高华给徐君勉的信，里面讲这次误会的原因，经营译书局、《新民丛报》、广智书局的大概情形，和对于以后事业的计划，颇为详尽。最后仍然不忘革命一途：
“港局支离，真不可思议，铁君（梁铁君乃南海之友，康幼博遇难，铁潜送其柩南归，后以谋刺西太后被戮北京，亦奇士也——原初稿批注。）前有书与默庵（时彼中派默庵来滨），相攻之言已满纸。彼辈总谓译书亏本，故我辈须急救弥缝。岂知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来往流水账，亦存数千，而账目亦七八千，而存书存纸存机器，（约值二万余）尚不计也，何至竭蹶？彼等闻译局欠《新民丛报》账万余，则大惊讶，谓必无钱故欠账，岂知其中处？因弟自澳洲归后，已用去万七千余金也，（大率为公用耳，若自用者不及三千，即如汇印款亦已有数千，其余派人北行，及助智若助东中学生等，皆公用也。）此款弟皆从译局借支，非向《丛报》取者；然《丛报》之款，弟名下应支取者，约六七千金，此款一划便了。（弟书在译局出版，应分回利息与弟者亦数千金，故弟去年所用虽如此其多，然尚可勉强敷衍过去，未尝亏空局中款项也。）故弟所用者报款，非局款。报欠弟款，弟欠局款，故局欠报款耳。而所谓译局欠报款者，实连《清议报》全编计算之。《清议汇编》未出版，局未能收回全款，故局欠报款之实数，亦不过六七千耳。局之获利明白共见，今年本当即出年结，惟出年结必须将弟交涉之款划清。而开春以来，弟与为之即预备行程无一刻暇，（必年底乃能结，过年后二十日，弟等即来，港中人设身处地，此二十日内有暇否耶。）故未出耳。大率港中人妒滨人殊甚，久欲相攻，向无隙可乘，适广智革除余某，（实子山所荐，子山所革）余某大造谣言，故彼等乘之以相攻，真愦愦也。
然广智去年只嬴此数，弟实不满意。荫南诚有不在行之处，亦诚有刚愎之处，弟切责荫之函，亦不下二三十次也。然荫之劳瘁亦至矣，不能谓其不尽心。彼费用颇大，去年支用三千余金。然除彼应得薪水外，尚有花红应分彼者，《丛报》亦应有花红与之，总计亦可得三千余之数，彼即有借支局款，亦不过三五百耳。总办借支三五百亦寻常事，何足妒耶？然弟无日不念译局，诚恐弟行后，《丛报》、译局两皆减色，而今年赢利或反不及去年，故欲急行急归，然护照又阻，真不如人意也。
港中至疑我辈，造邵公[9]抄家寿民倒盘之谣，真可骇异！彼有此疑议，怪不得其意见如此其深也。和昌隆倒盘之说，（记兄函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语。）弟去年接兄信来问，方相与共笑，谓相隔万里，捕风捉影，乃至如是，当时已有函与兄辨其妄，使兄放心，并诘此语从何而来，想兄或犹存此信，若存则请寄港以解之。弟虽极愚，犹知同志互相引重之义，虽有破绽，犹必极力掩饰，使和昌隆倒盘，其于我声名为有益乎，为有害乎，不问而知矣。我果何恶于港，即为公事相争，又岂有妄造谣言之理。彼等乃至以此疑人，真不可思议也。去年年尾接寿民来两信，信末皆有美洲传和昌隆倒盘之说，不知从何来，奇绝怪绝云云，当时弟亦以为奇绝怪绝耳。及今思之，乃知其言外有意也。既以小人相待如此，此等极阴险无行之举动，乃至以相疑，则邻人窃，安往而非可疑耶，无怪弟等之言，总不能入也。甚矣浸润之言之可畏也。以寿民之朴诚，而一余某一罗某乃能使其迷惑如此，可畏哉！至邵公家变，则是实事。当时横滨甚传，街巷沸腾，弟有电往澳慰问，随即函兄处商量，如何布告各埠，以安人心之法，此函兄当亦能记忆。其后能得小安，固属差强人意。然穗今日之拮据，亦众人共见者，（斗南来滨言穗现状可怜极相与恻然。）我辈内里数人，岂能自相强耶。至弟所发外埠信，何尝不弥缝耶，想兄亦见之也。惟在此间对惠伯一二人，则略言实情，惠伯等实同志中之最同志者，不应相瞒也。
若长者谓举穗为商会总理，则弟等始终反对之；盖反对之由，不因穗之家变，而实因穗之非商才也。穗以如许大家资，而能为一黄叶秋尽蚀之，致有今日，此同人所同叹息者。穗之至诚热心，固可敬，然其为一阔公子，绝不知商务中甘苦，此则无能为讳者也，岂可以如此重任委之？在长者之意，亦非见不及此，但以以穗名坐镇（向来会事皆如此），而他人协办云耳。然弟之意，谓长者若能自归港中，指挥调度一切，则以穗出名可也；任以一寻常人出名，皆可也。而长者既不能，且远在数万里外，则穗出名后，协助之者谁耶？必镜如也，寿民也。二人果有商才否耶？镜、寿所倚赖者，则汝磐也，璪云也。璪不足道，汝磐则极有才也，然以全局委汝磐兄能放心否耶？虽非以全局委之，然港中人无一可与汝磐敌手。磐在场则玩弄诸人于股掌上耳，局事安得不败坏？此弟等所以极力反对也。
至兄谓举子山、慧之为正副总理，此亦不可行。两人皆出滨中，即使外埠无间言，而港中吃醋将益甚，风波又必大起。初时，弟等之意，欲在外埠举一总理，而或子山或慧之（慧与紫一体耳），以一人为副理。近日观此情形，慧之决意并副理亦不肯居；惟无论谁人为总副理，彼必从中暗助云耳。弟细思之，此亦善法也。前信言举孝高为总理，兄意谓如何？孝高之学、之才、之毅力、之诚心、之地位，实吾党中独一无二者也。虽少阅历，然得数人助之，则大可矣。他人阅历或胜孝高，至其统筹大局，措置裕如，则无能及彼者也。而彼以不言革命之故，长者亦太信之、赏之，必足以消港中之忌。故弟熟思，舍孝高外无他人。彼就大学堂之聘，所得虽多，然比较轻重，似不如主持商会之为妙也。外埠人才，弟等初时颇有厚望，及今到此，则加拿大无一人可胜任矣。檀香山弟所知者，亦无一人可胜任矣。澳洲则有数人，欧阳万庆、陈霞、邝亮，皆好人才也，然恐其未必能归，美国各埠据兄言如此，则亦无一人矣。此事既我辈发起之，则我辈固不可不负其责任，而港中人之不适当也，既如此，则舍孝高无别人矣。弟已函长者及孝高，未知高之意肯就否。然同人强之，彼亦当不能辞也。若长者及弟与兄合力保举孝高，授意各埠，则其事亦必成无疑也。兄若以为然可先略函各埠。
兄急欲归，弟亦深欲兄速归，以镇定各事，然必欲与兄一会面，面陈内中细情，商定办法乃可，故兄亦万不能速行。若弟诚不能过美境，则无可如何，更须留兄运动数月也。至兄谓欲往望天拿再招报栈款。此万不可多立名目，令人生厌；此事将来必归入商会办理耳。港中报既不可办，栈亦不可办，然则奈何？惟有待商会成后，在港中另设一俱乐部，专接应同志来往，别筹款以办之耳。其筹款之法，弟亦颇有所计画，今此事犹缓无暇细及。译局再招之股，今不印，入场书无所用，单办译局，前款已优优有余矣。现多此款而未暇经营他项生意，诚可惜也。（慧之欲急归者亦以此款存在银行数月，何处得一分周息耶。）长者来函言归入商会股。此事将来当必如此办法，然现在却不必声明。惠伯诸人皆云然也。（因股以多为贵，若云合并，则认做商会股份者皆将新股之数除出昨已交股反少矣。）商会大成，则译局、报馆、客栈之款，或可竟行合并（译局之合则须询明股东愿否，报栈之合殆可决矣）亦未定，不然现在港局开销数目已收抓李抓罅，碧架雪地之款从何处弥补耶。（商会办理得宜，获利不资，从赢利中弥缝此款，或从办事人花红中弥缝亦非难。）
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由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故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故非孝高主全局不可也。此意兄能会否？长者信屡言商会成以济译局，（长者来信由滨转寄来者，其言亦略相同。）其意一若译局甚危险者，然远隔不知情形，乃至如此，真可叹。（长者屡信来属勿散商会，然则港中人必以我此行非为开商会乃为散商会也不知其心中竅若何古怪乃发出此等谬想，可叹可愤。）而港局之谮言，真不知若何也。又云樵昨来函，言长者有信与敏生、美近，词颇严厉云云，不知其信如何？若为港言所入，发信来各埠与港中人一样口吻，则弟无地自容，而大局全败矣。念此心悸。其信望即寄弟一阅为盼（云信附上）。
东京学生有大闹事。因满洲鬼良弼（满人派来学兵者），干涉监督，不许送学生学军故也。须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云。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四日由湾高华《与勉兄书》）
三月十日，邝寿民给冯紫珊书，可见广智书局的事确有使人不满意的地方：
“广智积弊如此，弟早有所闻，外间人洞悉内中情弊者，已不知凡几矣。若非得足下再走上海一次；披荆斩棘，改弦更张，必无可观。万乞足下为大局计，不避嫌疑，破除情面，澈底澄清，从新整顿，事乃有济。倘迟迟不举，积弊日深，将来牵动全局，必至不可收拾，至全坏而后图补救，则悔无及矣。”（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日邝寿民《致紫珊仁兄足下书》）（不知内情者以为此书是实情乌知其别有深意耶。）（此时梁荫南为沪局经理——原初稿批注。）（寿民为不满意先生之人，借广智事以攻先生所谓积弊如山者，不知何所指，寿民在港并未到沪，此函可删。南海最信寿民、镜如，而二人则攻击先生——何擎一注。）
三月十五日，先生给徐君勉的信，里面讲到和南海先生发生误会的原因说：
“一、顷为内地办事计，已托惠伯代兄入英籍。并代子刚、觉顿、孝高、黄慧之、鲍炽，皆已入了。可笑之至。
一、长者处与滨中嫌疑，颇亦为金钱之故，因弟去年（时弟不知情形）屡书谏节用，长者处窘境，宜其怒也。故屡函责皆言以无赖子相待。前寄上之信，犹有此言。盖长者数月之怒，犹未解也。然弟前此所以如此者，实因支绌之故，即如去年印度之款项，非二分二取给于此间乎？寿民处拨丛报费寄去者，千八百余元（其确数弟不甚记不知止此否），不知彼写信先生声明系滨中所筹，抑自认港中所筹？即如今年二月寿寄印五百来，弟信言划丛报款，而与兄及云樵言系自筹，其写信先生当亦如，兄信所言，故先生亦不知滨中之苦也。其实去年港汇印之款，除美洲会款有些少外，其余岂有一文非滨款耶？弟未尝谏先生节用者，既一年矣，而今犹有此言，是先生未忘前嫌也。兄有书去，不妨略言，即将寿民两信寄去可也。惟切不可寄弟此信，不然又以琐琐金钱之故（恐更生嫌疑切嘱切嘱）打笔墨官司，岂不羞死耶。先生处既非滥费，而吾党皆有服劳奉养之责，党中他人无能分此劳者，则其责任非在弟肩上而何？弟无论如何困难，不能卸此责也。惟港中人屡屡如此办法，亦不可不令先生知之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与勉兄书》）
又三月十八日一书里，颇悔已往种种举措之失当，但是“革命”主张，仍然不肯放弃：
“今夕得砵仑转来佛长书，背人匆匆读之，直至夜阑（今已三点矣）人散，方再出熟诵数次，汗流浃背甚矣。启超根器之浅薄，道心不坚，而乃以此施诸长者也。长者前屡责，得书辄怦怦自省，过后偶触他事，辄又妄疑复起矣。恶根之难拔如此，可畏也。今与兄订约，弟此后难保无起妄念之时，若有之则兄当来责我，曰汝忘三月十八夜在加拿大所发书乎？我必当猛醒矣。今夕已夜深，不能赶此船写信往佛处谢罪，只发数行去耳。明日入奶么夭寅米，恐此礼拜内不能发信，望兄先以信往言，启超知罪也。
译局展股事，不意长者怒至此，（弟前书与长者已认此罪，其实我惶恐而认也。今细思之，实不应认。）然弟为此之时，实非欲搀夺商会也。其时与港中意见，并不深也。弟今思其时日，乃始自知。译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记弟发此议后，然后紫珊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后在箱根得紫珊由港来书，始知港已开办，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滨两日，章程乃寄到。盖弟发译局展股之议时，尚绝不知港之欲办商会也。（港之办会，乃章程寄到时，有一封照例不写上款之公函来耳，又数日然后有信来我，时我真怒甚矣。）弟当时不知何故，觉得商会或难大成，又欲急办入场书，故忽发此议。时紫珊、慧之亦不甚赞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澜。由今思之，实无谓也。今办译局，真嫌款多耳。至无书与长者，此真我之大谬处，不知何以如是。弟之上长者书，常觉不易，盖一写则必数十纸，常欲得一空闲时日乃写之，遂日延一日，而信反疏。至谓弟欲背长者，（港中人屡以背长者三字攻先生，不意莫须有三字竟见于党中也——原初稿批注。）弟自问其良心，亦不许尔尔也。……而竟于译局事未一提及，则弟今既忘之，果尔是天夺我魄也。大抵一年以来，波澜纷起，弟于长者书或诤论此事，或辨难彼事，及至写完，辄忘言译局，或此之由，然弟知罪矣，甚矣，长者与弟不合并一处之为害也。念及此，不得不痛恨日本政府矣。
九月三十日，先生给南海先生一封很长的信，报告运动会事的种种情形和困难，非常详细。现在把它抄在下面，藉见当时各事的大概情形：
“得所示云樵书，敬悉一切。南洋不甚可恃，弟子及云等早已虑及之，今果然，亦情理耳。惟印、缅两处先生所以运动者，其道究何从，颇难索解，此俟相晤时，乃敬叩耳。先生返港甚善。此函到时，想既在港。弟子亦归心似箭，然此间事未能遽舍，又所定期欲搭之船，因檀岛全岛华民恶其辱我国，与之绝交者既六阅月矣，故又不能搭之行。既定议不复往檀，惟仍由‘皇后’船归耳。到滨之期，约在十月杪。在滨约逗留一两月。未知究能赶到港与先生相见否耳。至大会之期，则必不能及矣。
来函论及会款事。兹将现所收得会款清单及支数清单写呈，并各埠汇款来之信一并呈览。君勉以半年之力，弟子以将及一年之力，而会款乃仅得此数，合计不及华银一万，除去舟车之费（梁、徐、鲍三人），几一无所获，悲夫。计惟波士顿于上半年曾汇港二千，此次续汇港二千，纽约上半年汇港二千，皆港银，合计（此次数）殆共得一万五千之谱。任、勉两人两年来之经营，尽于是矣。可胜浩叹！现弟子经手沙加免度罗省忌利及裴士那三埠，论理总应得美金三千，以上之会款，但既初期未收，不识究能收齐否也。墨西哥全国会款当可望得墨银七八千（未知详数）。然君力（力函附呈）函言，欲在彼处稍谋收来办殖民事业栖足之地，故许其暂划二千，所余亦当有五六千。此两年内，全美会款计充其量不能过三万元（华银），以实数计之，断不止此。即如纽约会款实过万数，而君勉属提千余（忘其数）汇粤赈济焉。弟子到纽时，纽人招待费大半用公款，此所谓慷他人之慨者也。计现在纽款当尚有美金千余，而不肯汇来，无从强之。费城款则曾提数百以扶《文兴》，彼又截留若干，为本埠用，亦无如何。波土顿界限尚分明，然亦旧会，新款无几，计今亦当尚存千数也。哈佛则小埠，其款附属于纽约耳。芝加高款当在四千以上，而彼中人无热心者，即有一二，人微言轻，故款乃至不能收齐。观陈文惠来书自见。故芝加高实无望之埠也。君力在彼二月，呕血以行，君勉到三次，而会不成，弟子淹留半月，演说十数次，当时踊跃，一去即散，亦几令我呕血矣。此东方各埠大略情形也。其余各埠皆旧会，无款存。大埠旧存款千余，弟子此次来亦当增二千以外；然大埠人极难处，彼当自有主意，不甚听调度，而又深轻港局诸人。董荫卿来信（原信呈上一览），大攻寿民，不遗余力，坚嘱款勿汇归，故弟子亦无从强之，惟嘱其捐港银二千于广东公学耳。然大埠亦实时时有他种需用之处，未能提清，亦是实情也。而在此舌焦唇敝者两月余，竟不能将所筹之款，有权操纵，以办实事，可愤滋甚矣。
各埠不使之立成会所，则会不久即散，使之立会所，又往往动支会款，此无如何也。计开会之法，君力最精，故其所开之埠款项，无不收足，会所亦坚固。然君力气魄小，能开小埠，不能开大埠。然勉避嫌，所订权限不分明，故会款实收到者，不及十之四五，然埠愈大，则团之愈难，而疑心愈重，勉之迁就，亦非得已也。弟子于近日新开之一二埠，如罗省沙加免度之类，皆仿君力法，划清款界，究不知能实行能持久否耳。
办事之难，万方同慨。先生前来书，以南洋人易摇动不可恃，谓弟子好运气，处处得意。孰知其中之曲折，固一辙耶。以表面言，则先生之受欢迎，或尚过于弟子，至其内情甘苦，此间殆亦不让南中也。即如款项一事，弟子等方指望尊处可大得手，而岂意尊处反日待此区区之款，为荆、聂计耶。
弟子等在此间日日下气，柔色怡声，以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然问其有益于办内地实事者几何？又有益于该本埠之社会改良者几何？清夜自思，真觉不值，厌倦久矣。徒以既来此地，岂能舍去，而既做焉，又不能不用狮子搏兔之全力，穷精敝神于此间，至可痛，亦可怜也。不宁惟是，且担受一虚名，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原初稿批注。）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
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樱田之事，弟子以为舍钱买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非谓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现在所谓林侠者，弟子未见之，不能断其人，而何以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然则此等人供养之，果能为用乎，非弟子所敢言矣。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岂犹未尝透耶？日日下气柔声，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故弟子常与勉、云等言，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故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此最险、最拙之谋也。今先生所供养之人，或与前此不同。而弟子则入世愈深，机心愈甚，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先生于意云何？
今会款若先生移以办秘密，弟子亦不能强争，但弟子等真益无面目见人耳。先生责弟子及勉以专擅行事，特又未知其间之苦况何如耳。日劝人入会人问会款作何用，无以名之；秘密之事，非可尽人而语也，而新开会之埠，新入会之人为尤甚。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学，且欲为将来地步，亦非此不可也。先生以此相责，乌知乎非用此名，将此区区数千金之会款恐亦难收集耶？先生观各处汇款来之书，可以知其概矣。夫先生在南洋各处如此欢迎，其人又皆如此大力，而先生运动彼等亦只能以学校报馆等事，而秘密费一无所得。人情不甚相远，先生亦可以会此间甘苦矣。今公学事由公使领事及各会馆提倡，或亦可得多少，若先生南洋兴学之款，果有实际能移若干于广东，则会款移为他用，似尚易为，不然恐无以对人耳。但此区区之款，无论作何用，亦不能成多大气脉，又奈之何？念此真令人气结。”（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与夫子大人书》）
十月十二日，先生由湾高华乘中国皇后船归亚洲。该日，接到各市同志送行电报九十六通。午后登舟时，送行于海岸者一百余人，爆声巾影，绵亘一时余。二十三日，抵横滨。次日，诸同志开欢迎会于大同学校。（以上纪事见《新大陆游记》）
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当时先生有《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三篇文章，现在我们把《答和事人》那篇文章节录在下面，藉见先生这次转变的经过：
“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吾谓‘和事人’以此相虑，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若夫吾发表吾现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已，则吾既言之矣，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然此非唾骂之谓也，非攻讦之谓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者，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嫚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语和事人，可无虑此，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本报前号中鄙著《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两篇，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之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四十六——四十八页）
十二月，先生曾患寒疾数日。其时各地噩耗纷至沓来，以是先生心绪不宁，感慨万端。十八日给蒋观云的信里说：
“东还以来，不过月余，各地噩耗乃五、六至，每有港中来书，未开缄先自怵息，计弟外游三次，每次归来，其失意事皆重沓，心绪竟日突跳，意不能自制，公何以教我耶？念前此亲近浏阳、碎佛（浏阳，谭嗣同。碎佛，夏穗卿——原初稿批注。）时，心境迥非今比。呜呼不学道益殆矣。今年广智亏累不少，此虽小事，亦不得意之一端也。西事一函，顺检呈览，公亦当为一长叹也。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公何以教之。碎佛顷有一书来，略论近学，颇可借以娱魂，把玩不忍释。”（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又一书里说：
“今日得南海来一书，内述南洋所预备事之变局，（般岛之地莫良之地也，资本所投亦逾万矣惜哉。）一年来所经营，一旦遂成画饼，念之怆愤欲绝，勇气稍不足者，久阅事，无不灰心矣，呜呼！原信剪呈一览，览毕并切望掷还。”（光绪二十九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第三书说：
“昨因心事烦扰之极，偶一读《内典》，以收摄之，故有感触，忽起念托购经论，函想已收。不如意事，纷沓并接，心如辘轳，并文字亦不能成一称意者。治心之学真荒落，奈何奈何！”（光绪二十九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先生归来后，将考察所得和游历情形，著为《新大陆游记》一书，刊于《新民丛报》中。
是年，南海先生发表了《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宣扬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政见书》，予以辩驳。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三十二岁
正月，先生以开保皇大会于香港归国。三月，复返日本。四月，《时报》出版。五月，癸卯年份《新民丛报》出毕。同月续出第三年份。九月，伯姊之丧。冬，著《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两书成。所著《中国民族外竞史》改名《国史稿》，即前名之《中国通史》已成二十余万言。
“西省[13]前半月亦曾一人来，惟彼与柳党[14]不相属，且极诋柳党之无用，仍主持重蓄势之说也。公所言秘密之军事教育，拟在何地开办，能微示一二否？此事与制器一事，诚预备科之最要科目也。”（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这年有两位和先生有间接关系的人，在国内从事秘密的军事活动，一位是罗璞士[15]，一位是陶涣卿[16]，罗君和先生相识，活动于桂粤，陶君和蒋观云相识，活动于湘。上面信里的前半，便是讲罗君的事，可惜他于次年便遇难了。先生在给蒋观云的信里，述他死难的经过和自己痛伤的情形说：
“顷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罗璞士者，前曾与涣卿言其人，想公间接闻之。此公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归，方将实行。而此公昔本在广西运动占势，近在粤与西党中一重要头目通电，为吏诇悉，客月初间被逮，此间极力营救无效，于月之廿三，继两浏阳而去。弟为此事苦痛不可言状。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苍之虐，一何甚耶。公闻之，想亦为一哭也。”（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九月二十一日，先生有伯姊之丧。先生在十月初给蒋观云的信里痛述其事说：
“仆于十日前有姊之丧，（其夫在此，姊随家君来，遂居于此，以产孪子，力不胜而亡。仆少丧母，与姊相依为命，觏此大故，痛彻心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读尊著《养心用心论》惠我良多，日来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拟节钞之印行，公谓何如。”（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庚子年勤王运动失败以后，南海先生便筹谋暗杀计划，他的主要对象当然是西后，其余如荣禄、李鸿章、刘学询、张之洞等都曾在谋刺之列。这个主张发起于南海，以后便成为党中重要事业之一。他们以为西后是变法维新保皇救国的最大阻力，其余如荣、李、刘、张等也，都是保皇运动的妨害者，所以不惜以巨资收买侠士，谋刺杀他们。数年以来，以经营此事，费去数万元之多，但是，结果毫无成绩。以后两年里，南海先生专以好友梁铁君在京经营刺西后的事，两年中又费去数万元，结果梁君在光绪三十二年遇难。先生对于这种做法，原则上虽也赞成，但是颇不以金钱收买他人从事为然。以下录先生十月五日给南海先生的一封信，可见当日为此事造成经济方面的困难情形：
“铁老来此后所商各节，前曾略禀。今铁老有一书详言，不必再赘。现铁、默、刚皆已行，朴亦日间决再往。铁、英一枝，刚朴一枝，合办必得当也。惟现据铁老所预算，最少为办至明年四月实行时止截者，约须一万元（为最省之数），而此间既已无存，现罄丛报所有，交彼诸人为行费，许以一月以后陆续接济。盖弟子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然虽许之，而实一文无存。现所恃者，拟将广智之地皮按揭数千以应用，然后徐图填补之法耳。然能按得与否，尚难确定也。现在又当广智派息之期，势不能复挪用广智之现银，是以益困耳。数日前约半月前，曾电港借五千元云：‘镜、寿、祐鉴：承佛命电滨五千。望必应。’此与铁、默等公拟之电也。而港中竟不允。顷得镜函云：祐力持不许也。此事又不能告之彼等，即告矣，而彼果坚持，亦无如之何，真是无法，除非先生将实在情形告惠伯，求其协助耳。不然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弟子实属焦虑，无法可施，惟望先生有以善其后耳。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今弟子亦拼为孤注一掷矣。顾所最可痛者，则并一掷之力而无之。所以徬徨而不知所出也。”（光绪三十年十月五日《与夫子大人书》）
商会和广东公学倡办已经两年，到现在仍然没有正式开办。原故便是各地会员因为不满意于办事人的手续和操行，迟迟不汇款归。十二月十日，徐君勉为催收公学捐款的事，曾发很长的公函，给各埠同志。现在把刘汝兴给先生的一封信抄在下面，藉见海外会员不满会事情形之一斑：
“近来商会、公学两事，问者纷纷见疑，而广智年结又不见出，受人以议，惟公之计，不若由海外派一亲信可靠之人，主持书局每年年结利息，早日出清，免使同志疑惑，对敌者乘机造谣，此诚我党之大关键也。公祈度之！稍得海外人归主书局，则人心为之大定，此与纳谏用贤之意，布之遐迩，同志自然心悦诚服也。是否有当，为我公卓夺。弟仅就所见，聊作刍荛。盖近日人心摇惑不定，所谓坚固者，安慰之语耳。弟蒙公委以文兴重任，故直告愚衷，统祈见谅。”（光绪三十年刘汝兴《致任公会长先生书》）
先生游美归来后，便由横滨山上移居新民丛报社内。杨维新记先生甲辰前后的居处各事说：
“弟初见任公先生时，在《新民丛报》时代，先生已游美之后。……先生初住横滨山上，后迁住山下町新民丛报社之三楼。当时日中除写作之外，晚上到大同学校讲中国历史。（原注：弟之受教始于此时。）留学生来见者甚多，如杨晢子、邓孝可、廖仲恺等，皆常到者也。”（杨维新《与在君先生书》）
是岁，先生著《国史稿》成，二十余万言。《国史稿》就是先生壬寅以来计划编著的《中国通史》，以后改名《中国民族外竞史》，现在又改名《国史稿》，这个时候已经准备付梓。先生在给蒋观云的信里，详述编著和准备付印的情形说：
“示及涣卿来示，及《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均读悉。涣公坚苦刻厉，今之墨子也，钦佩无任！今不复书，俟到东时，再图良晤耳。《民族史》组织之完密，考证之详碻，陈义之高尚，洵称空前之作，度其中经先生参订者必多多耶。伫望全书之脱稿，将来影响知爱国心者，必不可思议矣。鄙人《外竞史》之作，见此书后将阁笔矣。拙作原稿本名外竞，近乃并内部之文明亦述之，自见此书后，益不敢专述外竞，盖万不能有加也。拙作今题曰《国史稿》，已成二十余万言，日间亦将印第一编，待丛稿就理，更当亲赍记室，乞先生一叙，乃付梓人也。再者，拙作颇欲附图画，近所搜罗得者亦不鲜，今思得一会稽禹陵之影画，先生能代觅否。（记《浙江潮》似有之，今此间所有之《浙江潮》半散佚，先生有之否。）《史学杂志》内言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之论文最多，先生曾浏览否？盍搜之寄涣卿，为将来第二编以下之资料耶。承示及‘武士道补遗’诸条，感谢无量。彼书草率脱稿，脱漏良多，若需再版时，定当增入也。《国债史》漏略亦多，今已复觅得多数之材料宜补者，惜已付印，其机总俟再版耳。”（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此外先生又著《中国之武士道》和《中国国债史》两书成。先生在另外给蒋观云的一封信里，述说编著《中国之武士道》的经过，并征求他的序言说：
“顷者，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既成，欲乞先生一序文以宠之，想先生必无弃我。今将‘自序’原稿呈上，（尚有一后序，欲言生死之理，尚未成。）此书用列传体，约十万言，起曹沫，讫李广，（尚欲为续编，起傅介子，讫张汶祥未能成也。）凡七十八人，采《史记》最多，《左传》、《国策》、《吕氏》、《淮南》、《韩非》、《墨子》、《说苑》、《新序》次之，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以赶付印，故未能将全稿寄上，幸恕之。得先生一言，荣幸靡加矣。弟初为此书原因，著《民族外竞史》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且欲以供学校科外讲读之一用焉。十日来专注此书，《外竞史》又阁起矣。承两示论狄戎同种碻多理解，为我辈粗心人所未能领悟者。弟前说当稍改变之，但尚有与公出入处否，则旬日来未得考证之机，无从贡之。他日有所得，当更就正耳。”（光绪三十年四月七日《致蒋观云先生书》）
先生又在自叙原文里记其缘起说：
“顷编国史至春秋战国间，接先民謦欬，深有所感。动为史裁所限，不能悉著录也。乃别著《中国之武士道》一编，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乙巳本《饮冰室文集》谈丛类第一一四页《中国之武士道自叙》）
《中国之武士道》和《中国国债史》两书，都有单行本，《国债史》是广智书局所发起《通俗时局鉴丛书》的第一种。现在把先生那段叙言抄在下面：
“‘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今日之中国当之矣。醉者岂惟政府，抑全国民皆实梦梦焉。情实且不知，而欲其有道焉，以拯救之，安可得也。吾故以显浅通俗之言，述近二十余年来国债之历史，使全国民知我辈及我辈子孙负担之重而推原其所由来。西人恒言曰：‘无无权利之义务’。我国民而据此义，以读兹编也，其感想当何如？”（《中国国债史自叙》）
关于政论方面，有《论政治能力》一文，里面讲立宪党与革命党之关系和彼此应持之态度。《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读了可见先生是年对于革命排满之态度。此外关于财政问题者，有《中国货币问题》、《外资输入问题》两篇。关于中国学术方面者，有《墨子学说》一篇。
是岁，大事除日俄战争外，在国内有英藏交涉，在国外有俄国的立宪运动。八月，英、藏新约成，举国痛愤，争之无效，先生撰《英国之西藏》和《哀西藏》两文。年来俄国虚无党之暴动和今年立宪运动之开始，先生均极注意，时评中言俄国事者，有《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俄国新内务大臣》、《续记俄国立宪问题》、《俄国虚无党之大活动》、《俄国芬兰总督遇害》数篇，此外有以下几篇：《日俄战役关于国际法上中国之地位及各种问题》、《朝鲜亡国史略》、《日本之朝鲜》。
是年，十月七日三子思永生，同年四妹生。
是年，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号召划清保皇与革命的界限。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三十三岁
是年，先生仍主持《新民丛报》。六月，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出版。八月，清廷所派出洋考察宪政之五大臣遇炸，十一月，始成行。先生是年著述中，除散文外，成《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两书。
二月二十三日，嘉应黄公度遵宪以肺疾卒。黄在维新派里面占极重要的地位，虽然因为遭遇不同和痼疾关系，没有能够和先生共同从事实际运动，但是他的思想见解和主张，以及给维新派的赞助和鼓舞，在当时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赞助鼓舞和规正先生和他的事业上实与梁颇多共通之处。有很大的力量和功绩。今年一月十八日，他还致先生一书，里面讨论维新派的方针事业、前途，并详谈了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看法，和南海先生的感想著述等，可以看出他们彼此了解是十分深刻的。现在把它抄录下来，可见其思想见识和与维新派的关系：
“饮冰主人惠鉴：腊八日聚数友啖粥，得士果（士果姓何，前驻日公使何如璋之子——原初稿批注。）函，中有公书，外有阿龙造像，又时务学堂留学诸君公赠摄影。（为我致谢。前有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汝曹。为我诵之。）今腊不尽只三日矣，又得公书及秉三西京所发函。爆竹声中，屠苏酒畔，挟此展读，半年岑寂，豁然释矣。前方函告由甫[17]讯公所以疏阔之故，得此札已喜又忧。喜则喜吾之病中纪梦诗，既入公耳，且与秉三促膝读之。（己亥杂诗，公以为成连之琴，足移我情，此数字直入吾心中，安得尽发箧中诗，博公赞辞，作我良药也。）忧则忧公意兴萧索，杂坐于秉三、晢子之间，神采乃不如人，面庞亦似差瘦也。
至见面筹商务节，弟之一身如此痼疾，不堪世用，此可无庸议。若论及吾党方针，将来大局，渠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逃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得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今之府县官所图者，一己之黜陟耳，一家之温饱耳；吾饵之饲之，牢之笼之，羁縻之，左右之，务使彼无内顾之忧，无长官之责。彼等偷安无事，受代而去，必无有沮吾事者，继任者必沿袭为例，拱手以事权让人矣。其尤不肖者，搜索其劣迹以要挟之，控诉于大吏以摘去之。总之，二百余年朝廷所以驭官之法，官长上图保位，下图省事之习，吾承其弊，采其隐迎其机而利用之。一二年间，吾人羽翼既成，彼地方官必受吾指挥，而唯命是听矣。异日相见，再倾筐倒箧而出之，公先抄此纸藏其名而密告之，何如？
近得南海落机山中所发书，嘱以寄公，今递来一阅，他日仍以还我。前岁获一书，言事事物物，与吾同无丝毫异者。所著《官制考》屡索品题，如所谓保国当中央集权，保民当地方自治，此真所见略同者。（二十年来吾论政体即坚持此见，壬寅所寄缄曾略表之。）即圣贤复起，亦必不易此语。惟此函所云，中国能精物质之学即霸于大地，以之箴空谭则可，以此为定论则未敢附和也。渠谓民主革命之说，在今日为刍狗，在欧洲则然，今之中国原不必遽争民权，苟使吾民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无公德，无团体，皮之不存，毛将焉傅。物质之学虽精，亦奚以为哉。
所惠《中国之武士道》（杨序极精博为吾致意）、《中国国债考》均得捧读。以公之才识，无论著何书，必能风靡一世。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吾极赞其言。（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此二书均救世良药，然更望公降心抑志，编定小学教科书，以惠我中国，牖我小民也。
公二年来所谋多不遂，公自疑才短，又疑于时未可，吾以为所任过重，所愿过奢也。当公往美洲时，吾屡语由甫，事未必成，但以吾离美日久，或者近年华商其见识力量，能卓然自立，则非所敢知耳。今读公《新大陆游记》，则与弟在美时无大异，所凭借者不足以有为，咎固不在公，公之咎在出言轻而视事易耳。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来磨折，苟深识老谋，精心毅力，随而增长，未始非福。（七年来所经患难，不足以挫公，盖祸患发之自外，公所持之理足以胜之，惟年来期望不遂，则真恐损公豪气，耗公精心矣。）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
弟所患为肺管微丝泡，舒缩之力，不能完全，此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然诚能善于摄养，或好天时，或善地时自调停亦不至遽患伤生，惟不能任事矣。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时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孔子所谓君子息焉，死而后已，未死则无息已时也。公谓何如？此缄初作在腊底，雷雨时行，继以积阴，凡二十日，无一日晴。此在去岁时，必阁笔枯坐矣，今犹能作此数纸，可知稍愈于前矣。尤有病间时公读此，亦可稍慰，各努力自爱，不布所怀。布袋和尚。”（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黄公度《与饮冰主人书》）
先生得黄公度逝世噩耗后，痛悼异常，当即在《饮冰室诗话》里记其事说：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于诗界辟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祸中国，蹉跌之数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遽夺斯人，呜呼！何一酷至此极耶？
先生著述百余万言，其数年来与鄙人通信，则亦十数。壬寅本报中所载师友论学笺，题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国学，或箴时局，一皆经世大业，不朽盛事，鄙人屡请布之，先生以未编定，不之许也。呜呼！先生所以贻中国者，乃仅此区区而已耶？天道无知，夫复何言？
先生平生所为诗，不下数千首，其赠余诗仅二。畴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呜呼！吾安得不屑涕记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八十四——八十六页〕
以后先生在宣统元年为撰《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一篇，里面记他的事迹和学术，都很详细。有一段述两人的交谊情形说：
“某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卒前之一岁，诒书某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六页〕
六月，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出版，此书较何擎一之前辑本材料增多，至乙巳年夏季。前辑本用编年体，此书则分类汇辑，每篇题下注明年份，以便检阅。（参考本书凡例）
八月，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遇炸于车站以后，延至十一月始再成行。张季直《啬翁自订年谱》里论述这次考察宪政事件的原委和经过说：
“八月，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伤毙送行者十余人。是时革命之说甚盛，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十一月，宗室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等复出洋考察宪法。先是铁良、徐世昌辈于宪法亦粗有讨论，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覆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既盛宣怀倡异议，袁世凯觇候风色不决，故延宕至三月之久，重有是事也。”（《啬翁自订年谱》卷下第十八页）
日俄战争停止后，清朝亲贵中一些人也附会风气，标榜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先生在给徐佛苏的一封信里，曾略言其事：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公前周间所惠书，今日始得见，亦此之由。所示秘事，闻之甚喜，惟在内任此事之人，因前此曾与一二它省人共事，颇蒙损害，故非彼稳知者，不欲共焉。今当以书与彼，得彼许可，乃能定也。又顷欲俟彼出洋者，复命后消息如何乃图之，故得彼复书后，亦正不迟也。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顷新归百事积阁，须以一礼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现在未能约公来谈，届时当相约也。（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寄返。）”（光绪三十一年《致徐佛苏先生书》）
又同书徐佛苏[18]跋注说：
“此函系乙巳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所请余告秘事者，即当日某督有奏请立宪及赦党人之秘奏也。”（光绪三十一年《致徐佛苏先生书》徐氏跋注）
八月，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举孙中山为总理。
十月，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出版。《民报》从第一号起，便宣布同梁启超宣战，从此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日益严厉。
先生是年著述中，有《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两书，前者是《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文章之作，为《新民丛报》第二次临时增刊，后者是先生十年来读《明儒学案》时节钞之有得部分，多属治心治身之要。两书均印有单行本。
散文方面其论时事者，有《读今后之满洲书后》、《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再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日俄和议纪事本末》、《关税权问题》、《记东京学界公愤事》、《自由乎死乎》、《自由死自由不死》、《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九篇，此外有《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记越南亡人之言》、《世界将来大势论》数篇。
注释：
[1]紫珊，冯镜如字，《新民丛报》发行人；为之，姓黄，《新民丛报》社股东之一。
[2]念劬，钱恂。
[3]汤志钧注，“书中缺字，系用墨色所涂，疑为原有而经吴君遂抹去者。”
[4]徐、欧，即指徐勤、欧榘甲。
[5]欧榘甲所撰，后辑成《新广东》一书出版，署名太平洋客。
[6]唐才常之三弟。
[7]以上三事俱发生在1902年。3月直隶广宗人景廷宾举起“扫清灭洋”旗帜，发动起义；8月湖南辰州人民发起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9月四川义和团逼进成都等地，四川省广大人民积极响应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举起“灭洋、剿洋、兴汉”的旗帜。
[8]蒋智由，字观云，号因明子、愿云，浙江诸暨人。曾在日本协助梁的《新民丛报》编撰工作，任《政论》主编，后又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设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
[9]邵公：东汉何休字邵公，此指何穗田。
[10]指吴稚晖。
[11]枚叔，章炳麟字。
[12]某社，指爱国学社。
[13]西省，指广西。
[14]柳党，指广西人民反清起义，起义中心在柳州。
[15]罗璞士，名孝通，梁在《诗话》中说：“与余交十年，去岁同舍居又十阅月。”
[16]陶涣卿为陶成章字。
[17]由甫，黄遵庚字，黄遵宪之弟。
[18]徐佛苏，名应奎，字以行，湖南长沙人。据沃丘正子（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载，徐“尝共刘揆一、黄兴谋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遂与梁往来日密。后回国鼓吹立宪，与孙洪伊、雷奋等组织宪友会，主办《国民公报》，成为国内立宪派头目之一。民国时，任袁世凯政府政事堂参议，币制局总裁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