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册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 四十四岁
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是时先生有渡日之议，但未果行。三月四日，先生由沪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荣廷举义，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四月四日，先生抵南宁，六日，广东宣布独立，十二日，浙江宣布独立，同日，广州有海珠之变，汤觉顿遇祸。五月一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举岑西林春煊为都司令，先生为都参谋。六日，军务院成立，举唐蓂赓继尧与岑西林为正副抚军长，先生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十五日，十七省代表开会于南京。十八日，先生出香港，二十日，抵沪，二十二日，四川宣布独立，二十九日，湖南宣布独立。是月杪先生始闻其父莲涧先生逝世消息，得讣后悲痛万分，立即辞去本兼各职。六月六日，袁世凯羞愤成疾卒，七日，黎黄陂元洪宣布就大总统职，二十九日，政府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与旧国会。七月十五日，军务院撤销，皆先生主张斡旋之力。八月一日，国会开会。十月，先生往香港省亲灵殡。十一月八日，蔡松坡病故于日本福冈医院。十二月先生发起刨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之。
此次护国之役，先生既为最初发动者，又为各方面之中心，其居沪期间的种种筹划布置和运动，实为此役成功的最大关键。一月十五日唐蓂赓继尧、任志清可澄曾致先生一书，论时局各事，可见他们期望于先生的情形：
“敬启者：袁氏叛国，自致败亡。先生迭进忠言，曾不觉悟，海内豪杰，发愤相闻，松坡、循若到滇具述尊恉云云，弥用坚决，为是计不旋踵以从今役，同人浅薄，未能远谋，深惧不克负荷，或致蹉跌。前电敬迓行旌，冀为辰视，海山艰阻，未奉还云，引睇春申，时深怀想。今首事经旬，部署粗定，松坡不日出川，凡诸军师之谋，与夫地方之事，责在同人，当竭棉薄，惟大计所关，不能不仰望于先生者，厥有数事。一、方今举动一致，惟有滇、黔，陈氏在川，尚思支柱，龙、陆态度，亦未分明，此于大局犹非重要，但长江下游一有摇动，全局立可解决，而南徐北固，讯复杳然，惧或观望徘徊，觊延刻漏。致夫己氏得以从容布置，挠我群谋，抑恐乱事迁延，启人干涉，所关殆非细故。先生一言重于鼎，吕之数子亦早已倾心，乞速定策发谋，相为声应，翘跂无穷。一、今兹举事，人心大同，内无可虑，所难者外交耳。滇事起后，德领奉其使署密谕，令以善意对待，故照复滇政府，极表亲善，法领亦颇赞成，英领稍持异议，则以某使于袁氏有特种关系之故，亦不足怪。惟此后非有负全国重望且为外人信仰之人，出任国际交涉，不能善事，似宜急求此项人才，分驻港、沪等处，以便接洽，并先赴各国，专事联络，使明悉民军种种内情，可免现在困难，并为将来要求承认地步，似亦非缓图也。一、滇、黔夙少人才，此时居行两方已苦竭蹶，将来川事稍定，善后尤难，临事周章，何能集事。沪上人才麕集，且并在先生药笼，务乞商约赴滇，襄滋义举。滇中外交人才，尤为缺乏，闻温宗尧君现在沪上，可否道达鄙忱，暂来相助。此外有相当人才，亦乞代为速驾也。一、袁氏必败，已无可疑，同人前此迟回，则举于破坏后建设之难，深用忧沮，默察现时人心，均有趋重联邦之势，恐遂将演成事实，惟如美如德，宜何取法，外如中央地方权限之划分如何，机关之组织奚若，凡此建国问题，均非先生精思密运，先决大凡，无以衷群言，定民志，亦乞预备提示，俾当事者，并有轨辙可循，不致泛轶。以上数事，计先生筹之已熟，愚虑所及，辄贡一言，凝望前途，交并喜惧，所冀南针时锡，庶克奉以周旋，瞻望斗山，惟为国万千珍重，不尽缕缕。”（民国五年一月十五日唐继尧、任可澄《致任公先生书》）
先生居沪期中，除他种筹划布置和运动外，对于蔡松坡的军事进行，也指导不遗余力，总计先生前后致蔡松坡八书，其中惟第五书已经发表，现在把第一、二、三、四书钞在下面，借见当日各事情形和先生筹划布置的一斑：
一月八日，致蔡锷第一书：
“二十四日得两电后，消息便尔梗断，闻续有数电至，皆被伪政府押收，顷方以此罗织溯初也。此间亦续有两电由宁代发，其一极长，为对外通牒之全文，想亦不达矣。旬日来苦求所以与尊处通电之法，智尽能索，卒不可得。且闻各口岸厉行拆信，以至兹书不敢寄，今乃得专人赍此。
吾今所首宜请罪于诸公者，则在前托宁代发之哿电。其时大树将军方有参谋总长之命，自危甚至，适吾方至，彼以人来言，盼滇速起，彼当立应。（彼实未知滇内情，因数日前得亮才一电，知有动机，彼方以为弟偕我同在沪也。）吾为东南大局计，故徇其请。电发后，旋派溯初两次往与接洽，见其衷心，虽甚愤懑，然殊持重。且徐州（徐猾甚可厌）似尚未有所决，以故至今不敢发。此公虽知大义，而极寡断，吾恐其为曹爽也。以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都中有变当别论），不能有所动作。固由彼等所处地位较险艰，不足深责，抑其国家观念亦自有不能尽与吾辈从同之处也。缘此亦可见西南责任之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而已。二十一日尊电言，二十日内揭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哿电，不审曾缘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此书方写成适得日本来书，言滇若缓发一星期，则对日交涉已妥协，然则速发终是幸事也。）果尔，则吾罪真末由自赎。然成事不说，今惟祝进取之胜善而已。
各省诘责滇军之电文甚多，皆由伪政府拟稿迫令拍发，与前此推戴之电文同一笔法。其实各军巡中，安有效忠于贼之人？甚表同情于滇者，且十而八九，特响应与否与应之迟速，自是别问题耳。此间除大树外，其直接间接通声闻者尚不少，而伪政府则亦无所往而不用其猜忌。一两月后，滇军进取稍得势，诸镇胆稍壮，而伪政府更从而煎迫之，则同时蹶起意中事也。
逆贼不患不覆亡。然谓覆亡之后，天下事即大定则殊不敢言。莽、卓伏诛，大乱方始，前事屡然，今亦胡幸。毒根既种之极深而滋蔓极广，芟夷蕴祟，岂旦夕闲事，而况于海疆诸区有人眈眈以视夫其侧者耶？吾辈当认定西南一隅为我神明氏胄唯一遗种之地，挟全副精神以经略而奠之，而必毋或视他方之态度以为欣戚。吾军今所据之地利，既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吾复何馁。所忧者，吾内部之不整而实力不充耳。大树为溯初言，闻四方之士云集于碧鸡、金马间者已数百人，能否保不生冲突？言次深致慨念，而伪政府之御用报则日以滇人内讧相谣煽，吾侪固信断无不祥之事，然真不可不深自警惕，而力防此种恶兆之发生。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己氏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海上民党方努力从事于大合同，其大部分之有力分子，既有耦俱无猜之感，滇中群彦，鳞萃气象，宜益郁葱。唯坐谈与实践殊观，临事各出所见，岂能遂无同异。然以鄙人生平所信，窃谓凡是若不从一身或一党派之利害上打算，则天下断无不可调和之意见。深望共事诸贤念敌氛之猖勍，审负荷之艰巨，求精神上之一致结合，分劳赴功，毋授敌者以丝毫口实，致为中国不适共和论增一证据，而其关键则在首义诸贤。现在担任最重要之职务者，各精白乃心，而勿以一毫将来之权利思想杂于其间，则感化力所被，其或可以一洗前此之诟病，而树模范于它方。天心悔祸，庶有其期，此虽常谈，然深愿于首事伊始，与同志共勉者也。
全力规复三川，自是滇军第一责任。顷所接蜀人所得蜀消息殊多，皆足强人意。此间蜀人及与蜀有关系者，皆极盼吾弟亲督师入蜀，所陈理由吾皆极佩。惟万里窎隔，何能悬断事势，孰为居者，孰为行者，想诸贤早已熟权得失而有所决。惟吾所欲进言者，则必以主力注蜀而已。蜀军及蜀士其踊跃欢迎义师，自无待言，惟蜀中党派繁多，意见久积，调停固应殊非易易，万不可轻心以掉，必赖主军之帅德量机智兼备，乃能收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之效。吾对于蜀事，乐观之中仍不免抱一二分悲观，盖以蜀为根本之地，必内部不生丝毫问题，然后能出其力以定中原。然办到此着，谈何容易。颇闻前此蜀军之散在草泽者，其主人今已在吾军，计当已与义师作桴鼓应，谓宜令凡有枪枝者，一律归伍加以节制而率之出境讨贼。盖在境内则易触旧感而生轧轹，出境外则义不返顾而益骁勇也。自辛亥来，蜀中会党若日之升，今为当午，而与第五师之散于草泽者，若合若离，其系统颇闻别有所属，此曹滋蔓已广，不易淘汰。今日情势尤不能操之过急，惟欲从事招集必曲与其首领相接，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若犹有怀挟私见，不受节制，则所以镇辑之者，亦宜惟力是视，不能稍事姑息。盖必能奠蜀，然后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如有害马，在所必去也。凡此，悉当已在诸贤伟画之中，聊效一得，以助机断耳。川军宜结合，北军宜诛讨，在津已曾商及，联合之效，比复何如？亟愿有闻。北军若成穷寇之势，似宜资遣，如往岁川政府解散端方军队之法。伍军为川境北军中坚，闻目前即单身赴叙（闻近已有觖望于陈氏），不审现在向背如何？此间有人与伍为道义交者，已委曲风以大义，今当更以明白痛快文字督助之。此君为中国不可多得之良将，深望其能自拔于贼中也。
三月四日，先生与同人等由沪乘日轮横滨丸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起义，行前曾给梁令娴一书说：
“吾明日行矣。此行似冒险，而实万全，勿以为念。本欲令此间眷属即返津，因吾寓左右有侦者四布，忽然尽室而行，彼必踪迹吾所往，恐缘此路上生波，故同人之意谓宜勿动，并所雇之印捕亦仍其旧，待吾到目的地后，有电来乃可他往，故暂仍之。希哲亦暂不随行，因此间尚有经手未了之件也。任发亦不带，铺盖亦不带，惟孑身挟两革囊行耳。汝母归宁之议，尚须从缓，好在距八月尚有半年，届时或吾同行，亦未可知也。吾有一手写极贵重之品赉与思成，（钉装完成当交存王姨处，现尚未完也。）为生日纪念，可告之令其力学，思永成绩若良，吾亦将有以赉之。”（民国五年三月三日《与娴儿书》）
关于先生这次入桂的详细经过，除了他那篇《从军日记》以外，尚有吴柳隅的《丙辰从军日记》可以参考。先生在他的《从军日记》里记此行的缘起说：
“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凡曾与陆幹卿将军接者，共信其无变也。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渐或窃窃焉忧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书，将三千言，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吾与幹卿既未前识，且兹事苟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吾书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幹卿所为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初吾侪于此事秘之甚坚，与闻者六七人而已，而协五、伯珊之来，借展转介绍，其踪迹渐露于外，沪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利消息而腾播之，以夸眩其声气，吾之行止寖假乃供多士谈柄，日益烂漫，乃至《时事新报》之北京访员以专电见报，吾虑自此不复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来谒，亦既有所闻，持以相质，吾告以实，遂乘势托以代筹途旅，盖逆料此行之艰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议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从军日记》，《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一页）
又吴柳隅氏记其事说：
“无何陈君祖虞由京师至访。余言陆公荣廷实蓄讨袁之志，可说之，即起义。然广西一起义，必谋下广东，欲下广东，非得梁任公相助不可，因请余能请任公南下否？余告以君如能说陆公即起义，请任公南下相助事，余当任之。陈君遂回广西，谒陆幹卿，陆公披襟与谈天下事，言将起义，极愿得梁任公相助，因遣陈君至沪迎梁任公。二月二十七晚陈君至沪访余，言陆公派彼迎任公，翌日余遂偕陈君访梁任公于静安寺路寓所，任公言极愿入桂助陆，公拟先遣汤觉顿、黄孟曦先至广西，与陆公商量一切，未及行，陆公又派广西测量局长唐君绍慧至，迎任公速入桂，于是任公遂偕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及余，于三月四日乘舟南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
先生虽然在一月二十五日曾一度致书陆幹卿，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黄溯初在一九二九年致丁在君的另一信里论其事说：
“任公与陆幹卿之关系，并不因孝怀及其弟子而生，乃因陆派要人陈炳堃（曾为师长及粤督军）本与松坡通兰谱，松坡与幹卿间夙系此人牵线，故陆之推重任公，要求其赴桂，共同发难者，其原因半为慕名，半系松坡、舜卿（炳堃之号似为此二字）从中促成之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三月七日，先生抵香港，以由粤入桂诸多不便，乃于十二日赴海防，拟为偷度之举。关于先生抵港前后情形，他的《从军日记》里讲的很详细，这里不再赘录。现在只把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所记的情形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七人南下之目的，黄孟曦则将假道于云南以入四川，黄朔初则将先至云南然后入广西，汤觉顿、唐伯珊则将取道梧州，以入南宁，余与蓝志先则拟偕梁任公经海防以入南宁，除汤觉顿、唐伯珊外，皆须经由安南，然虑不易经过也，拟假作外国人，由是各改姓名，并于舟中先印西式名片，余名柳留多，同行者皆以柳Yanagi样称余云。
七日午前十一时舟抵香港，汤觉顿、唐伯珊起寓广泰来客栈，馀四人因将赴海防，仍住舟中，不上岸也。有顷，余觉舟中无聊，与志先、孟曦上岸访觉顿，入室未及五分钟，有二英捕及二华捕至，诘问余等姓名及来香港目的，继而穷搜觉顿行李，见有字纸，必读之数遍。盖余于四日离沪，五日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数人将潜入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梁任公入龙州时即见此电文），意同时必并电香港政府。香港适在戒严中，不准党人托足，故对于觉顿行李严行搜查，卒以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此护照乃唐伯珊之物），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时香港政府尚未知陆公将起义也。）最奇者，行李中包物之字纸，警吏亦读之数遍，而汤觉顿有一小皮包，中藏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檄文二，康南海寄陆幹卿之书一，皆未被搜去，岂非天幸。呜乎，觉顿此日既能逃港捕之手，岂意后来竟不免海珠之祸，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余等旋别觉顿归舟中，而觉顿与伯珊，则于翌日乘小轮船入梧州。黄昏船长忽与余等曰：香港水上警察窥伺绝严，君等五人在此，虑难保密秘，不如留梁任公一人，我有一密室可以居之，馀数人则上岸，别求寓所。余等然其说，旋由某洋行理事代租松原旅馆三楼大房一间，夜十时余遂与志先、孟曦上岸，投宿松原旅馆，惟溯初尚伴梁任公在舟中。
八日，香港警吏得各方面报告，仍思搜索余等，本日午后索之附近东京ホテル，卒无所获。
九日，李印泉来告余等，香港务旅馆住袁、龙之侦探甚多，断不可住，余与志先、孟曦遂于晨起移住跑马地李印泉寓所。午后警吏遂来松原旅馆搜索，而余等则已移居矣。余等之由沪南下也，闻人言假作外国人，则入海防可无须护照，及抵香港，而驻港法领事发布新章，无论何国人欲入海防，皆须领护照，每一护照，须有二殷实商家担保，并缴相片二张，且须亲盖手模，试思余等将谋揭竿事，安所得如许殷实之商家，以作余等领护照之担保人？且如梁任公又安能上岸拍小照？于是余等绕道海防以入广西之计画，将成泡影。此时余辈之心事，其焦逼为何如耶！梁任公见势至此，拟冒险入梧州，以赴南宁，余等以广东之地，袁、龙防范甚严（欲入梧州须由广东西江经过），此去徒自投罗网已耳，极力阻止之。商量两日，遂决定梁任公无须护照，径赴海防，别相机绕道上岸，旋再觅得一现成之护照，给黄溯初伴任公前往，而余与志先、孟曦则留香港，以待时机。
任公所乘之舟，初泊九龙，故予虽住岸上，尚得与通消息，然虑难保密秘，至是驶至大海中停泊，余等与任公遂消息隔绝矣。方余等之初至香港也，由广州日本领事传出消息，袁军已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已攻下剥隘。恶耗频来，无在非恼人意事，余等斯时以为非再有他省响应者，则云、贵义师恐归于颠踬，而欲入广西又生窒碍，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其所以拟冒险入梧州，及无护照而径赴海防者，皆急欲为云、贵谋得援军也。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可见矣。”（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日）
此外有先生七八两日给梁令娴的两封信，可见先生抵港后的各事情形，其七日书里说：
“吾于七日抵香港，尚须淹留一二日，乃向前途进发，抵目的地总在二十一二日也。在港不登岸，住在船中，（此次乘船亦别蛰居一室，不与一等室之客相见。）一二日后便过别船，故极安稳，切勿远念。王姨暂留旧寓，掩人耳目，意欲令其于本月杪返津，但将来到最后之目的地（故乡）时，恐又须彼往，盖欲使饮食得极安全，非此不可也。姑令其返，届时若需彼，亦不过多费二三日行程耳。任发终是忠实，吾亦不深怒，彼将来仍可用之。”（五年三月七日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又八日书里说：
“吾于初八日到香港，（匿舟中舱底七日，吾最喜海行，此行乃殊不得享海行之乐。）十二日由港往安南海防（船到港仍伏匿至今），约二十四五乃能到南宁。初时吾决意冒险由梧州往（经过广州省城），同人皆反对，（荷丈前晚已由梧先行）故仍迂道，殊焦急也。广西局面佳极，吾一到后即发表（或先发表），若种种计画，无他支障，则祖父寿辰吾当在省称觞也。此次同行者本七人（荷与桂代表偕），二人先由梧往，吾入安南极不易，（因护照须照相，故他人皆可取得，惟我无法取得，故行独难。）因尽摒去从者，独黄溯初一人偕耳。尚有孟希、志先、柳隅三人，则再设法分道行也。吾带来之行李已极少，（因假充日本人故行李中之支那物尽斥去，吾到彼乃并无一衣服矣，可笑。）今再省去，只携一小皮包，亦可称行路难矣。然危险却毫无，切勿以为念。（贼党似已知我行踪，但吾注意极周到，彼无从捉摸耳。）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此后寄信可由八旗会馆谭典虞转交（或再加一封托香港日领事转典虞尤妥），信内加封写‘家大人启，思顺托’字样，外信封勿写我家（最好写天津谭宅），吾此后极忙，或越半月（一月亦不定）始有家书，勿以为念。”（五年三月八日香港横滨丸舟中《与娴儿书》）
又《丙辰从军日记》记先生在香港舟中决定总统问题和军务院等组织的经过说：
“云、贵起义而后，所极费讨论者，则为总统问题。当筹安会发生后，冯华甫有反对帝制消息，上海民党多谓冯如能首义，即举冯为总统，继而冯默无所举动。南方民党又有谓岑西林于新旧人物皆能融洽，有拟举岑西林为总统者。滇、黔师兴，又有谓宜举唐蓂赓或蔡松坡为总统者。及梁任公至香港，与李印泉等谈及此问题，任公主张仍遵照国法，推黎宋卿为总统，一则可以息争，二则可以明护国军之兴，为拥护国体而起，非为争权夺利而起，袁氏无词可非难护国军，又无术可离间护国军，此最上策。又云俟至滇、桂，当与唐蓂赓、陆幹卿等商定推黎事，择适当时期发表之。及军务院成立，任公即亲自起草，以推黎继任事为军务院第二号之宣言，其后此事成为舆论，举国皆言推黎继任，而首倡此议者，则为梁任公也。
军务院之历史，梁任公实与相终始。当任公至香港时，即谓将来起义诸省，对内对外皆不可无联合的机关，此种机关使以政治命名，恐未起义之省疑为组织政府，有垄断政权之意，不如以军事命名更少窒碍，可即名之曰军务院。后来南方有军务院之设立，其议即发源于港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六日，先生抵海防，此行有黄溯初相随。黄氏记先生在途中情形和准备各种电文事说：
“任公自沪赴港，同行者共七人，即任公与汤觉顿、蓝志先、黄孟曦、吴柳隅、唐绍慧及溯初是也。唐为陆幹卿派来密迎任公入桂之人，到港为五年三月初七日，因警吏侦察太严，无法越广州而入梧州，乃不得已分为两组。即任公与溯初于十一日夜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赴安南洪崎运煤之妙义山丸，为偷渡海防而后入桂之计，因在港不能得护照故也。其余五人则先后直接前往梧州，惟洪崎距海防尚有半日之行程，白日偷渡尤为不便，乃由日本驻海防之名誉领事横山君挈眷多人，独赁小轮，托词往游白大龙，朝发海防，经洪崎密载任公、溯初同游，至夜而归。其夜适大雨，故任公等于三月十六日入海防，而警吏竟不之知。白大龙为海防附近之海湾，距洪崎仅十余里，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阴，美观无匹，不图吾侪身为逋客，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真生平之奇遇也。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日人之助，否则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矣。任公在妙义山丸中起草护国军军政府宣言，上黎大总统电，致公使团领事团电，及军务院布告等文，溯初则起草军务院组织条例，经任公加入三字，是即以后所陆续公布者也。原稿今尚存溯初处。”（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
先生到海防后的情形，除《从军日记》所讲的以外，黄溯初在给丁在君的信里也记述其事说：
“弟与任公于五年三月十六日夜到海防，即晤滇之驻防秘密代表张南生，（华侨，弟等在沪动身前，早与此君通消息。）始知陆已派定当时驻镇南关交涉员福建人某君（弟已忘其名矣），迎接任公入桂。南生云即通知某君来防密迓，惟横山固其家，耳目众多，恐漏消息，乃于十七早晨（微明即行），以汽车亲送任公及弟赴其所经营窑业牧业之山中所谓帽溪者，深居以待。桂使之来迎也，任公因其在妙义山丸中所著之宣言书等件及他要事有须与唐蓂赓接洽者，乃托弟代表之。先赴云南晤唐，并有要电托唐转致松坡，事了即返防，与其共同入桂。故弟即于十七下午与横山乘原车返防，翌晨仍由横山亲送弟共乘火车至东京，转托一日友送弟入滇境，而日友始归也。迨至弟自滇返海防（系用护照，但非弟本名，此照今不知存何处，遍检未得，殊可惜）往晤，始知任公已先数日与桂使同乘汽车由间道而秘密入桂矣。弟乃自行入桂，先期亦由南生通知某交涉员，亲到谅山火车站迎接，故得安然而入桂境。弟南宁住陈炳堃署中，（询知任公已于三月二十六到南宁，翌日东下。）由陈电告任公在肇庆相见，惟弟到肇而任公已东下，直到封川附近，始在舟中相见耳。此后弟曾询任公在帽溪及入桂途中情形，据云在帽曾著《从军日记》及《国民浅训》两书，自防入桂，仍充日人，故途中停泊之处，均有日侨及日妓到站相迎，以遮法人耳目，盖亦横山之布置也。岑西林未入桂以前，弟与南京有事须往接洽，故先返沪。”（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先生居海防十日，至二十六日始能成行，此十日中之生活备极艰苦，然而尚能著成《从军日记》一篇、《国民浅训》一书。现在录他当日给梁令娴的几封信，借见他那时候生活情形之一般。
十八日与梁令娴书：
“寄去《从军日记》一篇，共九叶，读此当详知吾近状。书（此间无书不拆故不敢付邮）展转托递，恐须一月后乃达，其时吾踪迹当暴露于报中矣。此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文辞亦致斐亹可观矣。吾尚须留此六日，一人枯坐，穷山所接，惟有佣作，然吾滋适，计每日当述作数千言也。王姨计已返津，汝等见报知我已入粤时（粤事定时），即当遣王姨来港（到港住家中，问永乐街同德安便知港家所在）候我招之。盖到粤后不便久与陆同居。一分居后，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彼时之险，犹过于居沪时也。越南入境如此其难，汝母归宁只得从缓一两月后，局面剧变，彼时或可自由行动也。”（民国五年三月十八日自越南帽溪《与娴儿书》）
二十日第一书：
“吾居此山陬四日矣。今夕乃忽烦闷（主人殷勤乃愈增吾闷）不自聊，盖桂使尚须八九日乃至也。最苦者烟亦吸尽无可买，（夜间无茶饮，饭亦几不能入口，饥极，则时亦觉甘。）书亦读尽，一灯如豆，虽有书亦不能读也。前此三日中作文数篇，（有日记寄去，已收否？不见日记则不知吾此书作何语也。）文兴发则忘诸苦，今文既成，而心乃无所寄，伥伥不复能为怀。此间距云南仅三日程，吾悔不于初到时即一往彼，稍淹信宿，更折而回，犹未晚也。呜呼，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吾欲更作文或著书以振我精神，今晚已瞢瞢不能属思，明日誓当抖擞一番也。吾欲写字，则又无纸，箧中有笺数十幅，珍如拱璧，不敢浪费也。离沪迄今虽仅半月，而所历乃至诡异，亦不能名其苦乐，但吾抱责任心以赴之，究竟乐胜于苦也。约二十七八乃能行，行半月乃能至梧州，此后所历更不知若何诡异，今亦不复预计。极闷中写此告家人。”（民国五年三月二十日自帽溪山庄《与娴儿书》）
二十日第二书：
“嗟夫思顺，汝知我今夕之苦闷耶？吾作前纸书时九点耳，今则四点犹不能成寐。吾被褥既委不带，今所御者，此间佣保之物也，秽乃不可向迩。地卑湿蚤缘延搨间以百计，嘬吾至无完肤，又一日不御烟卷矣。（能乘此戒却，亦大妙）今方渴极，乃不得涓滴水，一灯如豆，油且尽矣，主人非不殷勤，然彼伧也，安能使吾适者。汝亦记台湾之游矣，今之不适且十倍彼时耳。因念频年佚乐太过，致此形骸，习于便安，不堪外境之剧变，此吾学养不足之明证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更念吾友受吾指挥效命于疆场者，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适耳。吾今当力求睡得，睡后吾明日必以力自振，誓利用此数日间著一书矣。”（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夜《与娴儿书》）
二十五日书：
“吾至今仍滞此，计明后日可以成行，仍须半月乃可渐近故乡也。曾发热病两日，极狼狈，（此间脑不能受日炙，吾病乃如昨年蹇家公子之病，甚危险也。）以为且将客死此间，乃真不值矣。旋复霍然矣。病起后即捉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约二万言，此书真我生绝好纪念也。吾一切自能自卫，切勿远念。此告家人。”（民国五年三月廿五日《与娴儿书》）
二十六日书：
“娴儿读：吾今成行矣。在此山中恰已十日，而其间却有一极危险之纪念。盖此间有一种病，由烈日炙脑而生者，故土人必以黑布裹头（印度入之红布亦为此）。吾初至之日，主人本已相告，而我不检，乃竟罹之。记一夕曾作书与汝，谓薅闷思家，不能成寐，不知为此病之发也。明晨起来稍觉清明，及下午而热大起，一夜之苦痛，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实则终日室中并人而无之，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来省视，急以一种草药（专治此病之药）治之，不半日竟霍然若失，据言幸犹为轻症，然若更一日不治，则亦无救矣。险者！病起后，脑无一事，于是作《国民浅训》一书，三日夜成之，亦大快也。二黄皆已往云南，吾一人独入桂，尚须挟骑走山中四日乃能易舟也。自此以往皆坦途，可勿念。（病虽全愈，然两日来浑身发痒，搔之则起鳞粟，今遍体皆是，非蚤所啮也，不解何故？此地卑湿，非吾侪所堪，幸即离去，否则必再生病也。）”（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与娴儿书》）
此外有十八日致陈叔通、刘厚生等六君一书说：
“别后行程具详日记中，乞阅后立寄天津舍下，（为饬抄一份存副本亦可，惟切勿登报。）贱状具彼，不复缕述矣。别有《敬告国人》一篇，请即登报，并托亮畴兄译西文登之。仆尚须在此五日，闻桂已于十五日发表，果尔，则正觉顿到之次日也。计此书到时，粤已合围，佛、厚、慎三公能早到港相会耶？馀不尽。”（民国五年三月十八日《与叔通厚生尘甫佛苏慎之静生书》）
又二十五日致陈叔通、范静主两君一书说：
“今日尚未成行，焦灼何似。顷偷此空隙，著成《国民浅训》一书，兹将原稿寄上，请即付印。但商务现时恐不便挂名出版，请任意提一书局名充之（似〔俟〕将来能挂名时再改正），其版权则仍以归商务，惟先印十万部，作为代弟印，由弟设法销之，其印费请商务先代垫也。（其由商务分售各处者仍照版租例算，应印多少，商务自酌，此十万部则额外也。）在此大病了两日，甚狼狈，顷已全愈，勿念。”（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叔通兄静生弟书》）
三月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其时先生正在赴海防途中，汤觉顿到桂的次日。吴柳隅《丙辰从军日记》记其经过说：
“自十五晚上接梧州电报，知广西已宣布独立，本日午后由广州各国领事馆传出消息，广西独立事已确实。此消息传播后，澳门华商竞燃爆竹以志喜，人心之积愤于袁氏，于此可见矣。
广西独立事，本拟俟廿二日始发表，因十二日有在百色勒令龙觐光军缴械事，不能再延，遂于十五日由桂军务将领宣告独立，推举陆荣廷为都督。
龙觐光军驻百色极无纪律，骚扰闾阎，民皆苦之。而龙觐光方且征色选声，以求行乐，于‘美人帐下犹歌舞’之余，忽焉云南护国第二军前锋张开儒兵遮其前而与宣战，而黄毓成则率挺进军潜田贵州‘他郎’转入‘西林’，突攻其侧。龙觐光两面受敌，已难支持，而马济更率广西游击队十余营包抄其后。于是龙觐光在四面楚歌之中，势将成擒，不能复战，乃连发数电与陈炳堃、谭浩明，请令马济兵停战，陈、谭不答；觐光计穷，始令其子发两电于谭夫人（陆幹卿之夫人，龙子即陆之婿也），电文曰：救命。谭夫人乃令陈炳堃电马济，勒令龙军缴械，而贷觐光父子一死。觐光哀求，许其卫队五百仍带驳壳枪，桂军不准。于是龙军就地遣散，而其所带过山炮十余尊，机关枪三十余架，步枪七千余枝，由桂军滇军分而有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六日）
桂省响应起义后所发《致北京最后通牒电》、《致各省通电》，皆署陆幹卿和先生两人之名，两电都是先生事前预备好，由汤觉顿携去者。（两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六页）
先生以三月二十七日抵镇南关，四月四日抵南宁。先生入镇南关后，始得袁世凯二十二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消息，乃于二十八九两日分电陆幹卿、汤觉顿和各都督总司令等，请勿言调和，坚持袁氏退位的方针。（各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三十一——三十三页）
先生入镇南关后，于四月三日曾给梁令娴一书，可见他在途中经过的大概情形：
“娴儿读：吾于阳历三月廿七日入镇南关，（吾孑身行耳，盖黄溯初、黄孟羲皆往滇未返也。）当即寄一纸想已达。吾在越南十日，实历无量艰辛。盖伪政府已知吾在彼，谍骑四布，必欲暗杀，次则截留，由海防经河内、谅山以达镇南关，汽车须两日程，每站皆有敌谍，群以为吾决无飞渡之理。而廿七日午后三时，镇南关大悬国旗，列队肃肃，到车站军乐爆竹声中，簇拥我入关矣。料敌人必当叹为神助，然吾实已忍饥两日，露宿一宵，至今念之犹痛怖也。在关一宿，翌晨（廿八日）破晓即首途赴龙州，山程百五十里，吾驰（马行，中间亦易舟）到时日未晡也。而沿途所经市镇村落，皆悬旗燃爆欢迎，父老相携，迎送十里外。及抵龙州，则全城爆竹声，喧天沸地，父老儿童皆感极而泣，良不知其何以如是，盖绝非由军吏之教劝也。其夕接到全省各军官欢迎电数十通，而陆督及荷丈（荷丈早已由梧入）皆有电来商要事，吾一一作答，又须致电云、贵、蜀、湘各处，是夜又竟夕不寐，盖方行百五十里，而复熬此一夜，疲倦极矣。龙州各团体预备欢迎，请演说者凡六七处，然吾以急于晤陆督，虽一日不能淹，又不便辜负其盛意，因使之合并，于翌晨午前往莅，然犹须到两处，其一则龙州各团体之联合，其二则广东会馆也。廿九日晨接见各军官地方官后，即往演说，演毕即乘船下南宁，倾城出送，亘江千数里，人如堵墙，然吾目不交睫，手口不暂辍者，已三十八小时矣。水浅不能通轮舟，（陆道本可通，惟太辛苦，故改遵水路。）雇民船行，军署派队三十人护送，矮篷货船，与军士同纵横卧一舱中，此况味亦二十年（吾幼时由乡往省赴试时未有轮船，曾经此况。）所未经也。至四月初三日行至镇龙村地方，始有兵轮此相迓，盖已行六日矣。明午便可抵省城南宁，苟无兵轮，尚须行三日也。陆督本在梧州行营，特返南宁相迎，明日相见后，商定一切，便当携手东下故乡矣。龙觐光已缴械投诚，顷已将其人俘归（昨已至）南宁，极优待之，钦廉已下，海运顿通，此后进取益易矣。舟中匆匆写此，余续闻。”（民国五年四月三日晚由广西第六号巡轮《与娴儿书》）
先生抵南宁后有致徐佛苏、范静生等六君一书，报告到达后各事情形兹录如下：
“三月二十七入镇南关，四月四日抵南宁，距发沪时恰一月矣。溯初、孟曦入滇未同行，然三日后亦当至此。陆督之豁达诚挚，求诸古人尚未知谁可比，而又极精细有条理，真国之宝也。百色龙军已缴械，其军仍编入我军，此间饷械仍缺，规湘尚有待也。粤通款甚勤勤，数电哀恳（可怜），荷庵往为画计，荷已于今日东下，想此书到时，粤事或已揭晓也。滇电坏，信息久不通，惟知松确在泸，敌军顷惟死守成、渝耳。此间各派人麕集，情形颇复杂，以仆性情颇复不耐，顿生厌事之想，拟俟粤事定后，更一往滇，此后颇思远引也。此间军人可爱已极，与军人接则色舞，与政客接则头痛，待元凶既殪，我辈仍当休息，还我故业，任衮衮者好自为之耳。途中读哲学书，醰醰有味，颇复斐然有述作之志。前在越南寄上《国民浅训》一书，凡三十本，已收到否？别无副本，若失去则枉费心力矣。座客（最不耐此）云集，匆匆作此，余续陈。”（民国五年四月六日《与佛苏静生厚生叔通铸甫慎之诸公书》）
又六日给梁令娴一信说：
“初四日抵邕南宁（省城），陆督亲至江口相迎（率水军全队出迎），入城时军民之欢迎狂涌，非语言所能形容。吾两日间应接劳顿，无片刻息，故不能作详函。荷丈（随陆督自行营溯江三日来迎）今日往粤，应龙、张数电哀恳敦请也。书到时报〔想〕吾已在粤矣。”（民国五年四月六日《与娴儿书》）
四月六日，广东宣布独立，吴柳隅在《丙辰从军日记》里论述其事说：
“正月，陈炯明曾起义于惠州，虽归失败，然屡谋卷土重来，而朱执信、邓铿等亦各有所计画，至于三月末，潮汕独立于东，钦廉独立于西，至本月而高雷亦告独立，而徐君勉、王和顺等集民军数千，期于七日扑攻广州城，闻警卫军数千，将为内应，而江大、宝璧两兵船及其他小兵船五六艘又为魏邦屏所收复，至六日午后，魏率江大、宝璧两舰至白鹅潭，行将炮击观音山，而广州城则已高悬独立之旗矣。盖龙济光见广州城以外，各处纷纷独立，洪宪郡王之头衔，断不能再保存也，故昨为袁皇帝之忠臣者，今不惮变脸而为袁皇帝之叛臣。本日广州城各衙门遂高贴奉龙上将军命广东宣告独立字样，夫龙济光安知独立为何事，彼知独立二字可以抵民军之进攻，而保持其禄位耳。”（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四月六日）
十二日，广州发生海珠惨案，汤觉顿遇难，先生以后有《番禺汤公墓志铭》一篇〔《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五页〕、《祭海珠三烈文》一篇，读了可见该案的大概情形。此外吴柳隅《丙辰从军日记》记该案的始末甚详，录之以供参考：
“晨起由日本领事传来消息，悉昨日海珠会议，颜启汉、蔡春华等卫兵开枪，击毙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
海珠之变，由梁士诒遣其弟士谋之，颜启汉、蔡春华诸人，许以重金酬谢，而龙济光亦参与其谋。然在梁士诒兄弟则欲尽杀诸民党，在颜启汉则因与徐君勉有旧，欲脱徐而杀其他诸人，在龙济光则以汤觉顿为梁任公、陆幹卿之代表，有所顾忌，欲脱汤而杀其他诸人，故梁、颜、龙之大目的虽同，而其所杀之范围则不无广狭之异。有为龙济光开脱者，谓海珠之事，龙实不与其谋。吾且诘之龙济光，先有酒柬约觉顿于是日午后六时赴宴，而海珠会议于午后一时开会方一时左右龙济光即两次以电话催觉顿赴宴，夫由一时以至六时尚有四时间而必急急于催觉顿赴宴，非逆知海珠将有变，欲于未发之前先调开觉顿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一。寻常小民横遭冤杀，犹须缉凶，况王广龄则省城之警察厅长也，谭学夔则陆军少将而将军府之顾问也，汤觉顿则广西都督及总参谋之代表也，冤死之后，龙济光不下缉凶之令，无一哀悼之词，仅出一布告，谓其因误会致死，劝人民勿惊疑，谓非尝与其谋，如斯大事安得若对岸观火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二。为之解者，谓事变之后，颜启汉已逃，虽欲缉凶，将安缉之，不知颜启汉虽逃，蔡春华尚在，执而鞫之，此中阴谋即可暴露，然蔡安居省城，龙熟视之若无睹，斯又何说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三。是故欲为龙济光开脱，谓梁士诒、颜启汉等为主谋，而龙为从犯，人或信之，若谓其全不与闻，虽有苏、张之舌，终无以释人之疑，而为龙翻此铁案也。顾阴谋之士，欲变乱是非，则又别捏一说焉，谓徐君勉实与颜启汉同谋。问其理由，则谓汤、谭、王皆死，而徐何以独生还，以是揣知其为同谋也。夫谓生还者即为通敌，然则临阵战败，凡得逃归者皆可谓事前尝通敌，以是断狱，则为士卒者其皆惧矣。况当时生还者，尚有王伟及其他一二人，固不独一徐勤已也。持此说者，则又谓徐之杀汤觉顿，欲以挑拨梁任公与龙济光之恶感，不知徐与汤系旧友，后来交谊纵不如前，亦何至顿萌杀意，就令果如人言，徐别有目的，欲以杀汤，然在谭学夔、王广龄乃与徐同谋独立之人，徐极需其相助，谓其愿杀谭、王，斯又何说以解之耶？不宁惟是，徐逃归之后所发表文电，大攻龙济光与颜启汉，使果同谋，则龙、颜何不揭徐同谋之事，以缄其口，而乃听徐指摘，独蒙恶名，龙、颜不若是之愚也。然则君勉同谋之谣言，果何自而来，今试揭之。第一，龙济光、梁士诒辈既与民党不能相容，今见徐竟生还，故散布此种谣言，冀使民党之间自相水火。第二，广东民党派别甚多，各有攫取都督一席之野心，而此时徐之势力最为雄厚，他派忌之，故乘机附会此种谣言，以相中伤。第三，港、沪报章纷传康南海倡复辟之说，而徐为康最亲信之人，民党之急激者虑徐一得广东，而南海将凭借之以倡复辟也。故以此种蜚语中伤之，俾无所成，知此三种原因，则徐之为无辜被谤，可以了然矣。此海珠案之真相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四月十三日）
又四月二十七日先生给梁令娴一书里，述其事兼筹汤氏的善后说：
“自到邕后，家书殊稀，固由邮递极艰，抑亦心力交瘁，竟无片刻暇晷，以及家事也。吾于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粤独立之报，粤中来迎之电不下数十通，初八遂偕陆督东下，十三抵梧州，忽闻汤、谭、王凶报，吾之肝肠寸断，汝等当能想像得之，此事主谋为谁，今尚成疑案也。吾本拟即下广州，因此遂中止，而数日来对于广东问题乃绞尽无穷心血，至今犹未得解决，一省处置之难且如此，国事可知耳。荷丈事其家已知否，恐不能瞒，不知若何哀伤，宜常往存问照料。陆督有五千元（广东毫银）托希哲汇吾家，代交彼家，为暂时支持家费用，可先交二千元，其余三千交季丈，妥为存储，随时支用，其遗孤教养费当另筹三四万元，专派数人代为经理。吾现驻肇庆，陆督已返梧州，将往桂林指挥北征之师，吾待粤事稍定后，即当他行，或赴前敌，或往日本，皆未可定。在此有桂军三千护卫，凡百安谧，可勿远虑。吾精神甚王，惟眼疾迄未大愈，因每夜常睡不足也。极欲觅清静之地，休养旬日，顾安可得。汝及诸弟学课如何，常以为念也。有安禀可寄广州日总领事转寄肇庆镇守使署妥交。”（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娴儿书》）
四月二十一日，唐蓂赓曾致先生一书，论进行倒袁主张和军事布置情形。现在抄在下面，可见滇、黔军事领袖对于继续讨袁问题的态度：
“目前问题帝制既终，关于倒袁进行之主张如何，及倒袁后之建设如何，先生成竹在胸，当必早有硕画。此间同人叠开会议，多赞成由沪组织国民代表会为正当之解决，代表会员即以民国二年之国会议员当之，但由各议员自行集合不用政府名义，昨已电致汤济武、王幼山诸君矣。又我军前途消息，川、湘方面均在停战期间，故战状无何等之发展，惟我军仍筹备实力，节节进行，将来作战计画，应用全力注重，拟以第二军长李协和所领军队暨第三军之一部并挺进军补助蔡军，以第一军右翼司令戴循若所领军队补助王军，盖诉诸政治法律，恐不易发生效力，故仍积极筹画进取方法，诉之以武力，管见如此，未识当否？前示军务院组织条例及各公电宣言书，极佩伟画，惟自帝制取消后，是否仍照旧组织，地与人之问题如何决定，叠经详电奉商，只因电信阻隔，是以久未奉复，将来究应如何组织，地点应在何处，抚军长应否设置，抑或即由军务院所在地都督代表，务请就近与幹公从速筹商见示。桂省自宣布独立后，又得先生荩筹，力为主持，成功自易，翘瞻三管，忭颂良殷。兹特派敝府参议林君赞侯、交涉员徐君保权到桂，乞赐接洽，并代致继尧及滇省全体军民父老子弟之恳忱，欢迎先生来滇，一切详情即由两君面陈，临颖神驰，不尽缕缕。”（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唐继尧《致任公先生书》）
“致叔通数书及江岛邮片，均敬承齿及，己亥书条瞑想已为颡泚，益见万事不可轻于出丑，虽小可喻大矣。溯初计已相见，各事无所缕■。七日来书有组阁云云，全属远道风影之疑。下走虽热而好动，亦不至逾轨至是。同人中虽颇有以消极为不可，若似此自杀之举，始终盖未有一人作是念，而公乃忧之如是其甚，则旁人之疑猜又不足怪矣。对日人宜有所表示，诚如尊旨。公来在即，拟相见商榷后乃发表何如？孙云已在敝寓，公至似仍以下榻此间（何日归请电示船名）为宜。此间殊无杂客，揆初处虽相距非远，然弟此时犹未能出门，公行动又非易，故以同居为宜耳。叔通明晨行（敬明已到京），不及待公矣。”（民国五年八月十三日自上海康脑脱路十八号《与季常吾兄书》，时蹇在日本东京）
九月十三日致与庐诸贤书，可见先生之行止此时尚未大定：
“今日入杭，季常、希陶皆在，但非偕行耳。小住三日即去，当以次入宁，惟北行则殊觉迟疑，盖现在投身旋涡，危险无匹，此非爱惜羽毛之谓，古人称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明知必败，而甘作数月之牺牲，以隳永远之资望，非惟自戕贼，为国家计亦不应尔也。然默揣吾若北行，必促进政界形势之变化，作重茧以自缚，故甚惮焉。且观徐州数电，两造斥堠兵似已交绥，伯虎北行后形势恐更险恶，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此所为踌躇却顾也。佛苏、叔通、志先能否一来，再作商榷，更定行止耶？季常不欲住滇、桂，拟溯渝入黔，但恐亦未必能成行也。如何之处，乞速示覆。”（民国五年九月十三日《致与庐诸贤书》）
一九二九年袁伯揆思亮致梁思成书，可见其当日对于先生出处问题之意见和影响：
“尊公居忧侨沪之日，坐客常满，弟厕其间，常竟日无一言，惟一夕客散独留，因为尊公陈古人出处之义，孔孟之栖栖皇皇，何尝不欲凭借诸侯之力，以行其志，而终不肯诡道以求合者，诚自重其道也。今天下谁可与计事者，不如以著书明道自任，毋更以身为武人之牺牲。当时尊公亦极谓然，后尝一度再出，而终于失望，曾有书予弟谓当终其身于教育事业，数年以来，著书讲义足以成一代之学者，垂千秋之令绪，则区区片言规讽，未始无涓埃之助。惜乎天不假年，不得竟其所业，以饷后人，此则吾曾所引为大戚者也。”（民国十八年袁思亮《致思成吾兄书》）
八月间，先生为副总统、宪法、省长等问题，曾对报馆记者发表谈话三篇，其第一篇里有一段论自己出处的话说：
“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汤觉顿屡劝摆弃百事，专从事于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汤君同行间关入广西，在南宁分袂时，痛谭彻夜，汤君力言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别后数日，汤君遂殉国于海珠，亡友遗言安可久负，顷方有所经画，若能缉熙光明，斯孔子所谓是亦为政也。”（《与报馆记者谈话》，《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三二页）
十月十一日与梁令娴书，可见先生是时已在谋办教育事业了：
“月来季常丈在此同居，所益不少，前游杭游宁，皆备极欢迎，想在报中已见一二。顷决于十五日返港，省奠灵帏，且看察情形，能否卜葬，若未能，则住港两旬必仍返沪，便当北归小住也。写至此，接来禀，悉一切。希哲就外交部职无妨，吾亦托人在国务院为谋一位置，未知如何？领事则须俟外交总长定人乃可商。但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十二舅事，循若复电言运使已允设法，吾亦已电告汝母矣。别纸言《京报》事，可呈汝叔。”（民国五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
八月一日国会开会。是时大多数议员仍系前进步、国民两大党党员，不过此时都纷纷改变名目，原属国民系者有客庐派、丙辰俱乐部，以后与旧进步系的韬园派合组为宪法商榷会，后来再分为四个小政团。原属进步系者至是分组宪法研究会和宪法讨论会，以后合并为宪法研究会。
九月中旬，先生曾游杭州数日，月杪游宁，兼晤冯华甫，居数日复返沪上。
是月《盾鼻集》出版，系辑此次护国运动中先生所为各种文电而成者。同月先生发表对于兴亚借款意见的谈话一篇，文见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申报》。
九十月间，先生致段祺瑞一书，就处理中美、中日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具体建议。该书云：
“今日之局，能生我者新亲也，能死我者近邻也，必近邻全释其死我之心（暂不动手），然后生我者乃有所用力。项城联英之政策本不误，其误在挟英以排日。今吾新亲助我之力恐尚不及旧亲，故今虽得新亲，而依赖之程度当审慎，若令近邻窥见我有挟新亲以自重之意，恐外交上之盘根错节，方从此起，新亲为我解结解之不了也。趁此机会对于旧邻亟宜继续表示特别联络。其进行方法略拟如下：
——表示对于青岛问题绝意信赖日本最初之宣言，将来一听大会公决，我绝无成见；
——表示东三省金融机关决与日本合办；
——表示决开米禁，并与日本商输出粮食协助各国之法；
——表示决行金汇兑币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
——表示关税问题等我依赖日本助我主持；
——表示今后对于战局关系进行之次第，深愿随时与日本先行接洽。
以上各条如谓可行，望电仲和[3]，使与后藤新平[4]为半公式之表示，一面速派特使于赠勋外，专达诚意。用美款扩充其工厂事，最宜慎重，恐猜疑即从此起。”（《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十月十六日，先生由沪赴港省亲灵殡兼计划营葬各事，是日给梁令娴一书说：
“今午乘船归港，以现在情形计，未能葬，则小住两旬当返也。各友所送挽联可饬抄存，其有唁函，汇齐备覆。陈友仁宜忠告（告以流氓真相）之，但荐人则不必矣。”（民国五年十月十六日《与娴儿书》）
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来禀悉，此次万不能遽葬，惟定葬事计画耳。前日有一书详言，汝叔于意云何，想已有复书在途也。希哲吾欲为谋广东造币局长，已发书往京，成否未知，彼意欲此否？顷定下月初八日在省开吊，前日电京，将挽联寄来，想已照办。吾初七日上省开吊后，谢客数日，相定茔地即行。”（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娴儿书》）
先生抵港后，曾致籍亮侪氏两书，报告粤中政情，其二十日书里说：
“昨日抵港，叩谒殡宫，呜呼痛毒，云何可任，附棺各事，遗憾滋多，恐须月余乃能稍自尽也。粤事棼如乱丝，朱、陆[5]异同日剧，两派皆各遣人来诉苦，吾实难为左右袒，然桂军来者几三万，恐终非能与粤人久安。象山[6]虽不至为党派（敢保）所利用，然其所部多怂恿之，以谋扩张个人势力，斯所不免。晦翁[7]所处苦极，日萌退志，然晦翁去，恐粤难更剧，请告当局，稍为晦翁有所主持。又李耀汉、莫擎宇二人亦宜加以保护，闻象山颇欲去之，去之恐酿变也。此次来港，坚欲谢客，然客已麕集，什九皆为求啖饭而来，举国惟有盗贼与乞丐两种人，吾粤尤甚，天心何时厌乱也。”（民国五年十月二十日《致亮侪吾兄书》）
又二十四日一书说：
“到港已六日，细察粤情，悲观殊甚，鹅湖[8]异同，绝无调和余地。考亭[9]总算无甚成见，惟象山则门墙甚峻，殆有丝毫不能迁就之势。平心论之，考亭疏节阔目，言论多不检点，且条理常有错乱，诚不免授人口实（如接印后出示称暂代督军之类），然肯负责任，洁己奉公不可及也。象山绝无权利思想，且与激烈分子绝对不相容，对于大局必能持正，惟其部下之亲戚故友，各谋扩张各人势力（质言之饭碗问题也），拥戴而利用之，事事挑拨，非逼退考亭不可，而此辈皆乡间人，识字且少，其绝无政治智识更不待言。象山本极可辅，然无如其左右近习何，初意欲荐一二人入其幕府，但此计画全属泡影，盖无论何人，苟欲匡正象山，必不数日而见挤以去也。象山顷对于中央颇有恶感，其意总以为中央不信任彼，故令考亭来监视之，即对于贱子情意之亲，亦远不如前，盖其左右谓考亭之来由我荐也。芝老来电，属弟调和，然以现情计，实无从着手，盖戴着色眼镜以听吾言，则吾言安复有效者。粤军费去年九百万，现计千九百万，财厅一贫如洗，常向商人以一二分之重息借一二万度日，不知如何得了。现新增桂军三万人，殆在必不可裁之列，既如是则须裁粤军，而李耀汉、莫擎宇之军裁之亦将生变，且如此则粤将永为桂军之殖民地，即目前勉强办到，而后患亦且滋耳。然此却不能以前此之用象山为悔，盖非如是，则龙不能去，龙不能去，则目前早已无办法也。即此后象山若辞去，粤局恐仍不可收拾，今惟望考亭忍辱负重，稍培其力，将来或有办法耳。考亭计画欲将警备军重新编练，此确见一要着，惟今象山所争者即在此物，闻二十日曾发一电要求暂借警备军七十五营，未知中央如何对付，若已许之，则考亭非去不可也。粤情大略如此，望密告芝老妥筹应付。弟拟下月初八日在粤城设奠先灵，奠后乃出见客，留粤不过数日，不敢多说话，非有所规避，恐增葛藤，反使当局为难也。余续闻。”（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亮侪我兄书》）
十一月八日，蔡松坡以肺疾卒于日本福冈医院。先生闻耗悲痛异常，除于十二月五日与旅沪人士举行公祭外，并率仲弟仲策等私祭之，祭文中有下面一段话，可见其伤情之深了：
“闻星期六出席国会，鄙意谓宜要求开两院联合会一次报告，盖既可省捷，且参议院反对派颇占多数，单开会不如联合之较有把握也。前致章使之电，本对于日本一种特别作用，宜以秘密行之，今因府院参商，致此举已成公开，恐英、俄、法等国又生疑妒，似宜别草一电，致驻欧各国公使，以示一视同仁之意，但觉书条件不必列入耳。公谓如何？别纸为沪上友人来书，谨附尘，所言在哈尔滨设运销粮食公司，似属要著，政府若愿办此，则滨江关监督侯延爽君最可托，请留意为盼。”（民国六年《致芝老揆席书》）
三月十日《申报》载《梁任公与西报记者谈话外交问题内情》一文：
“昨日英文《京津时报》记者往访梁启超氏，探询中国加入问题之内情，梁君云：前者彼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总统对德问题意见犹疑，迭次更变，最后则主保守中立，梁氏因向总统声明内阁负责之说，而总统亦不为之动，段氏处此进退维谷，不得已舍辞职外，则无他法。又云：事虽至此，然非绝无希望，使总统信任阁员，用其政策，大局必无何种之阽危，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既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云云。”
三月十日，致段祺瑞书，言收回德租界等事。该书云：
“今日所思得应陈之事如下：
——德租界采莫理循建议暂设委员会，由友邦推员公共管理，我亦加入似最合宜，免令各邦疑我从此收回租界也。
——海关所用德人自当停职，宜与各邦商，将我国人久在海关著有劳绩者擢补一部分，俾人才有所历练（不妨声明此意）。
——德华银行性质与普通商业不同，自当停止营业，宜设清理委员会（或令外国人参加），将商存之款，发还存户，钞票兑现，或换给本国票。若处分此两种债项后，尚有余款，则提交中国银行保管之。
——戒严令似可不发，免本国人生恐慌，增造谣之资料。
——可否由外交部与两院外交委员长分别有所接洽。
——今当最紧要关头，公与东海似宜多会晤，老成人阅历深，见地必常有高出吾辈也。
别有他数事奉陈：
——闻田焕庭入京辞职，此公仆虽未识，但知其关系汴局甚重，望必絷留之。
——蜀来电奉呈，请熟察留意。
——莫擎宇勋位前因别种关系故缓授，今事隔已久，深望从速补授，免灰其心。”（三月十日夜二时《致段祺瑞书》上海图书馆藏）
三月二十七日，伍宪子致先生书，可见当日人士对先生舆论之一斑：
“任兄大鉴：顷报载兄条陈国际评议会，主张从速与德、奥宣战，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而集矢于兄一人之身。自抗议起至今将两月，弟始终不以兄所主张为然，但人各有见，不能强同，故弟亦不便反对之，惟今则国人皆反对之，兄二十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弟为兄计，不能不尽言，幸垂鉴察焉。弟平日持论，以为吾辈办国家事，不能以悠悠之口为进退，盖非常之原黎氏所惧，苟利国家，虽举国唾骂有所拂惜，今日虽有孰杀之歌，异日将有谁嗣之思矣。惟今日对德之事，弟窃以为不能语此，譬之于战，以偏师出险道，有时亦可建奇功，但必军心坚固，号令齐一，衔枚疾走，然后可出人不意，如飞将军从天而下，若军心怀叛，号令不行，前后且自相争挤，则中途即不陷于敌，亦已足自覆其军而有余。今中国之内情如何？府院之意见已深，阁员之用心不一，政府与国会不相融洽，中央对地方指挥不灵，各省之中，督军能力亦不尽能驾驭，各师之中，师长之令亦或制于中下级军官，党人各怀野心，俟隙思动，国民生计日尽，久伏乱机，此岂能利用外交之时，就令今次得大多国民心理之赞同，犹恐不能举，况又重以国民皆反对，则政府何术对付。内乱之生，即在目前，岂能战德，直自战而已矣。自战则愈战而愈乱，则引外兵以平乱而已矣，而中国遂从此已矣。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弟所以今日不能不尽言者，此也。弟自与兄定交，兄之视弟以为不过一温柔敦厚之人耳，不过一读书自爱之士耳，若夫谋画国家大政，剖析其是非利害，毅然有所主持，兄以为弟尚未足语此。故弟今兹之言，弟亦自知不能动兄听信，但君子之交也以道，弟不能馁于兄以取悦兄，或不幸至于颠沛流离，弟亦不能遽变其平日相敬爱之旨，而谈笑以道，反戈以攻。故今兹之言，皆出自诚心，愿兄无激于感情，稍平心察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若必欲贯澈其主张之故，而不惮倒行逆施，则甚非弟所望于兄也。谨此奉达，并候起居。”〔民国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旧闰月八日）伍庄《与任兄书》〕
四月二十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宣战布告问题：
“宣战之举，已经军事会议赞成，不久即实行。宣战布告望先生属稿寄下，其中仅指潜艇，抑就中、德国交十余年历史立论，亟应斟酌。末后以战争状态已存在为结束，但以何种事项为战争状态，又苦于无可借口，除两月来华人死者外，是否可以拘留颜使为口实，亦请先生酌之而已。军事会议除赞成政府方针外，有合全体督军督促之意，其发言最多者为李秀山、倪丹忱、张子治三人。
外交文字昨商印昆，以为此时发表恐不相宜，今督军会议已决定举其所信与今后希望以告国民，在理在势，当无妨碍，会中停滞已久，今而后每日又有事可做，秉三、伯棠请先生促其即日来京（以使会中，稍振精神）为要。”（民国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四月三十日，张君劢致先生书，商有关宣战问题各事：
“顷来欲将各使来电示公，适已就寝，闻天明方归，曾觅森数处也。此时国际法上事件，大旨预备已有端倪，至财政上内而临时支出，外而美国借款，兵事上运兵计画，练兵计画，外交上遣外特使同盟酬酢（即国内金融民食亦在其列），皆非筹画不可，本拟就此数端一一询先生意见，以车行不及，待请与季兄筹之，并乞赐示。凡因加入而生者，由吾辈之手列一筹备清册，能行其一二或三四已可稍免罪戾，而国民受赐不浅矣。东海、仲老[14]谈话，间亦可以此询之。”（民国六年四月三十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外交进行情形，并请先生发表主张：
“星期三为各公使循例访外部之日，俄使辨俄、德单独议和说之无根，日、英两国公使奉政府训令，为友谊的劝告，大意谓中国此时宣战，必于国家前途有利，虽所要求条件一时不能即答，然必以十二分之好意考虑之。法使之言未奉政府训令，然大略相同，星期四日林权助往访总统，除与外部所言者外，另有语特告总统，谓此事关系中国甚大，贤明之大总统于举国一致之义，谅必注意及之，可无俟外人之多言，若不幸而有‘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不特影响于中国，即日本亦同利害，当日同往见者，为船津氏将‘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译为非常政变云云，而总统又附会其词，以告行严等，谓林权助忽来警告，若中国不幸而有内乱，日本必出兵相助，可知凡可以挑拨恶感者，不惜捏造外国代表之言，呜呼，吾复何言。惟日来国会形势甚恶，有以倒阁为目的者，有以无交换条件而反对者，有始终怀疑者，分派既杂，言论极不一致。吾侪为主张之人，当是时惟有挺身而出，以分政府之责，凡可以不达解散之一境，吾辈应牺牲一切以图之，矧夫其为家喻户晓之功乎。今国会将投票矣，星期日正午十二时又为后援会开会之期，先生应有一番演说，以终始其事。志先、希陶、亮侪所见相同，属作此函托搏沙携呈，请于晚车莅京为盼。晚间傅清节向森言先生能来京促成其事最盼，盖自总理以下，均知此事之不易了也。”（民国六年五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八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政局情形与宣战问题：
“昨奉上一书，谅登览。近日政治问题以国防内阁为中心，绝对反对者，持此说以倒阁，条件反对者持此为交换之资，行严与政学会中人持第二主义者也，为避各走极端计，为免解散国会之纷扰计，此说之不得谓非策。行严言之于森及孝怀，森先以此说进，合肥拒之甚力，谓总理可辞，条件不能交换，此搏沙赴津日已报告先生者也。近日政学会稍稍让步，谓不必在宣战前改组，但得总理一言为保证，已可同意于宣战案。孝怀昨以此说商合肥，得其赞同，今晨在院中开会，已将国防内阁之说向各派表示，故德义上已有一种不能不改组之约束矣。凡此所为，皆于无办法中求办法，勉力为之，非得已也。此种表示志先及同会中人大致赞成，惟究竟今后如何改组，其人物为谁，此则最费研究，而吾党所处地位愈不可不审慎也。现宣战案已提出府中，一无妨碍，即行盖印，闻众院中有六七分可望通过，所难者，则在参院，然亦不至大决裂耳。孝怀南旋，已以最后忠告进于合肥，谓万一不通过，当先之以辞职，然后及于根本解决。森意此为独一无二之法门，不容再有第二路，以政治轨道言，固应如此，即不以轨道言，亦必如此而后有以收天下之望耳。余由孝怀面述。”（民国六年五月八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五月十一日，张君劢致先生书报告时局各事情形：
“昨日拟作书交赵五，以时不及而止，兹将所闻各方情形奉告。
一、公民包围众院事，出现之由，全系傅清节、靳翼青、王揖堂所为，而倪丹忱与闻其事，详情尚不得闻。
二、督军会议于国会元首决约定办法，共分四步，先国会，次总统卫队，又次软禁总统，再次去之而后已。此系王聘卿将军事会议内容报告黄陂，而黄陂左右所传出，当非全无根据也。
三、前晚事毕后，合肥极恨办法之不周密，乃不得不以平和方法为调停，今晨已发命令严惩首事之人，其用意在此。乾若以乘间以国防内阁之说进，合国民派二人研究派二人院派二人于一炉，合肥不甚首肯，然视森进言时已相去甚远矣。但云如在阁中可以共事，不致捣乱，本无不可，大约岑尚可相容，唐则绝对不能。
四、今日夏寿康访济武，为谈元首之意云，黄陂非绝对反对段总理，不过势力集于一人，终非长策，拟提出条件解决目前政局，第一留合肥为总理，但以陆军交王聘卿，第二总理如能照准第一条，总统担任向国会调停外交，并今后一切事不加牵制。
五、督军会议今日照开，多数赞成平和解决，然亦有一部分走于极端者，并曾提及国防内阁之说，谓当容许国民党之意见之一部，其意在择国民党中可相容者，准其入阁也。
八月，众议院议员赵炳麟代康南海致先生一书，对于先生民国以来政治表现，大加抨击。该书写道：
“生之言论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谬也。古今中外，无论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必有缔造之真理贯注于政体中，而其国乃豸。譬诸人身饶有精神而其躯壳之男女饮食方得主宰，故曰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君主立宪之真理，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凡图治之主，无不以人民趋向为从违，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反此者，权必替，国必乱，经史可鉴也。至于民主立宪，全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为帝天，压抑人民，违反法律，即为大逆不道，共和先例具在也。中华民国仅六年，生与汤化龙已两次行逆矣。民国二年之违法解散国会也，汤主谋，生主笔，怂恿项城以宪法为名，驱逐议士，逮捕党人。生与汤换得司法、教育二总长，民愤不伸，乱事踵起，杀吾聪秀国人殆数十万。使生与汤能行其道，即视此数十万生命如尘芥，虽曰不仁，尚可说也。项城猜忌生与汤，终被摈斥，狼狈出国门。呜呼！杀人利于己，仁者犹不为，杀人不利于己，乃忍心为之，不甚傎乎？
千夫所指，不病亦死。袁皇帝崩，共和复活，国会再生。生乃不知悔，复与汤设种种毒计，结合国会中无智识无气节之政客，非破坏国会不止。挑动武人，倚重外力，于是已安已静之中国，不一月恶云满天，洪波腾海，叛军朝起，议士夕散。绍轩约余复议，以为假共和祸患无已期，何如真立宪民命可长保。生又借口政体，视此为投机事业，拥兵入京，遂攫大位。使生真为共和，余无可言矣。乃恶旧国会不利于己，扬言曰民国已亡，生与段氏复造之，当别召临时参议院，改约法，定议宪机关，更国会选举法，千奇百怪之谬论，皆生与汤为自便计。不知此议果行，中国自此破碎，宪法永无成期，内乱纠纷，流血千里。生固不惜外力平乱，特苦我民永陷万劫不可复苏之孽海。呜呼！何不仁之甚耶？
生戊戌以来，以保皇自矢，迄事势稍变，生遂卖畴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赞袁氏，违叛民意，迄袁氏积怨已深，又卖袁氏，贪天之功为己力。今日又赞段氏蹈袁覆辙，置段于薪火之上。生他日必别有所适，反复叵测，生固以为因物附物。余不为袁段惜，奈人民肝脑涂地何？呜呼！何不仁之甚耶？
回忆草堂授课时，余自谓得贤才而教育之，内圣外王，拨乱反正，赖此乾坤一草庐耳。数十年间，亡者亡，隐者隐，仅生得志于时而阴很〔狠〕造恶又如此，若不洗心自艾，前日余视为治国之草堂，他日历史上将视为蓄蛇蝎、养枭獍之渊薮。呜呼！是亦羿有罪焉？余复何言！来日大难，勉事圣君，毋以我为念。”（《赵伯岩集·文存》卷二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八月十一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十四日，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二十五日，护法国会议员在粤开非常会议。九月一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从此南北遂成对立的局面。
八月十四日，政府对德、奥宣战布告，据报载（见八月十七日《申报》）系出先生手，录之如左：
“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画，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画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者，亦复甚众。我政府不能不视为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其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我中华民国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会条约，及其他国际协约，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罔敢逾越。宣战主旨，在乎阻遏战祸，促进和局，凡我国民宜喻此意。当兹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公法之庄严不能自我失之，国际之地位不能自我圮之，世界友邦之和平幸福，更不能自我而迟误之。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促成这次南北分裂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北方的坚持召集临时参议院，所以政府七月二十四日征求各省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的通电发出不久，就有云南拥护约法的通电和两广的宣布自主，此外使南方各省更觉不安的，就是段氏以武力解决的种种军事准备，所以九月十八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通电宣布自主，以后不久，湖南和川、滇边境就都以兵戎相见了。这几个月中，先生为大局计，曾经费了很大的力量，斡旋和调停两方面的意见，但是结果一无所补，最后事态更扩大起来，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现在只摘录三篇在下面，借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九月二十三日，先生致梁季宽电，请转商陈督炳焜，勿再坚持复旧国会，并论自己赞助段氏的目的和理由：
“广州督军署梁季宽先生鉴：新密号电悉。此间所闻粤事，风声鹤唳，舜老维持调护，苦心可想。所论国会复旧一节，为粤省转圜计，固属一种作用，然国会以分子不良之故，激酿巨变，至再至三，再言规复国命危险实甚。省议会捣乱之苦，舜老久已备尝，然省议会权限不大，督军可置不理，国会则能牵掣政府，使一事不能办。至尊电谓一面规复，一面于国会外别设制宪机关，恐决办不到，盖国会一复，则口衔天宪，谁能缩减其权限，且制宪权属国会，明载约法，不复国会，固有所借口，复国会而削其制宪权，仍有所借口也。要之，某党目的在争地盘，对于吾粤尤抵死不肯放过，谓容其一二端之要求，即可宁人息事，恐无是理。今国会问题为南北相持焦点，政府迁就北省，则南省固有词迁就南省，则北省又岂无词。若非有一方稍事退让，则势非陷国家于分裂不可。粤省自主宣言，本称或复旧国会，或召新国会，两者皆可。今若为转圜之计，则就广义解释，但有代表民意机关与政府对峙，即亦可以承认，则临时参议之议，在约法上尚有根据，勉予赞成，实转圜之一机会。若欲餍某派之意，则除将两粤双手奉让外，恐无他术。国会虽复，彼谋粤之计，岂能遂辍，是在舜公毅然有以自决耳。复辟之变，浃旬即定，某党人或妒其侥幸，由今思之，倘非纪明有马厂之行，则今日正不知成何世界。马厂出兵倘迟三日，则大江以北，称臣者从风而靡矣。次者亦观望中立耳。南省万里远讨越境假道，所至冲突，其必四海鼎沸，劳外人之戡定明也。纪明以一匹夫闻变之次日，单身驰入军中，提一旅以起，在今日共羡其成功之易，曾亦思其当时冒险犯难之状为何如者。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故弟明知今日万难之局，犹牺牲一切，愿与之分担责任，诚以不扶助此人，则国事更无望也。请询舜老，谓吾此言当否耶？纪明之于舜老，敬爱特甚，与弟言未尝不拳拳，弟为吾粤计，为舜老计，亦谓宜与此公深相结纳，互为声援，斯局乃可奠定，望以此意密陈，其有须彼此通气之处，切盼开诚相示，苟有可以自效者，中央决无吝也。舜老处为我珍重致意，盼必复，知名。漾。”（民国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广州梁季宽先生漾电》）
十月二日，先生致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电，是时北方政府已下令筹备国会选举事宜，南方军政府有准备北伐的消息，所以电中都有道及。读此电可见先生当日斡旋两方面的困难情形：
“武鸣陆巡阅使、南宁谭督军、广州陈督军鉴：护密。国会命令，已于勘日颁布，度邀詧及。此间措施，虽非可云躇踌满志，然如此次河间、合肥捐弃旧议，毅然以国会为主，而缩短参议院，至于仅限修法，实即曲从两粤之意，其间回斡，良非易易。吾侪尊重立法，诚为国家，若使国会克期有成，而又留执政者以转圜之地，似亦可鉴谅细疵，顾全大局。况中央于法律大端，既不惜舍己徇人，馀事尤必尽容商榷，吾粤于此，似亦以先予同意为上策，诸公想早见及也。日来道路喧传，又有桂军援助零陵之说，此自无识造谣，然□□每事辄为吾粤忖思，兼审外情，则亦谓断无出兵之理。盖以近事例之，欲谋制胜者，无过善刀而藏，癸丑赣、宁先发而败，袁以重兵攻滇亦不利，是皆昧于韬锋之失。两粤仗诸公声灵，吾辈岂尚有鳃鳃过虑，顾就迩时，目击皖、奉发难，号为连兵，实只传檄，今以诸公威望，养精敛锐，以时建言，政府孰不侧席，亦宁有群帅敢相凭陵，何所致疑，而必劳及师旅乎。更就粤情而言，吾侪以为攘外莫先安内，诸公志事，所笃信不疑，军队朴诚，尤所素佩，然培养训练之不易，去岁已数为□□言之，今又逾年，器械之添配几何，士卒之补充几何，凡此皆菁英萃成，岂可轻言一掷。且某军负功，久增跋扈，萑苻煽结，正苦无爆裂之机，以遂其志。观彼辈妄自称尊，俨以五羊为其隶属，报纸腾议，盗憎主人，围攻督署之谋，此间谈之凿凿，是其危衅，阴布万端，鹬蚌螂蝉，吾侪必不当中所算也。湘中人心至为复杂，清节仅云以湘抚湘，绝无他志，若争锋一烈，则上游实屯重兵，胜负谁能逆睹，扬舲鄂渚，势固至难，赣、闽犄防，必成事实，为粤计已非万全。借曰皆能节节成功，而岁月迁延，损失何限，军需坐耗，匪氛大滋，充其量亦不过使北方糜烂耳。中原涂炭，吾粤更必凋疲，彼党乃谋代起之方，此则永违吾侪救国之本怀，尤与诸公以不利矣。窃以为吾粤所持，固甚正大，中央所处，要有万难，虽不悉如人意，而当局确有息事之隐衷，若善导之，必可为用。□□此次入阁，绝非素心，唯以深惧崩析之危，不得不忍谤任重。粤为吾乡，诸公又皆肺腑之好，苟有咫知，从无所吝。月来双方斡护，心力俱殚，今平和甫有道可循，而谣言又多构煽，明知诸公智勇兼资，必早能统筹大局，然机缄一发，不能自遏，恐以廿年生事教养之粤，徒供彼党造成机会，而实与吾侪无裨。南望岭云，积忧成痗，伏望鉴此苦忱，熟筹利害，若有解决之方，得谋统一而免沦胥，敢竭股肱，伫闻明命，唯垂察之。”（民国六年十月二日《致陆巡阅使谭督军陈督军冬电》）
十月三日，先生致李耀汉电，论政府召集临时参议院之理由与苦衷，并请向陆、陈斡旋取消自主：
“广州李省长鉴：李密，敬电悉。国会命令业于勘日颁布，度邀察及。年来政变迭生，国会再踬，端由组织法不良，世所共认。按约法第五十三条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唯有参议院始能制定，中央此次所以必以修法责之此机关者，亦正为其于约法上有确实根据也。国会诚不容缓，已于前令明标限期，参议院则已申明专言修法，亦不至有侵窃立法机关之嫌疑。政府既不敢违法，鉴于前车，复不得不求根本改良谋国苦衷，凡在明达，当能曲谅。至粤中荷诸公镇护，固知未尝滋扰，然一国家决不能有两政府，矧对德宣战以来，列强握手，荣誉方蒸，若坐视彼辈儿戏行为，使外人疑我统治权已成崩析，何以立国。当局于公赤诚智勇，佩仰素深，即于斡、舜诸公亦同向慕，独以彼党破坏统一，遗患吾粤，故特声其违叛，俾诸公得资以驱除，共谋建树，非于南北有丝毫隔阂之见，于法律亦无扞格之虞，乞本法庭检举初意，使前令得行，以申国纪。鄙意兹事似亦无责株连，但当取消名目，勿贻吾粤萧墙之忧，顾全国信，乃为要着。今日府院均极虚怀，河间尤为恳挚，我公若有隐衷，乞即密示，当为代达，以副尊命。大势至此，吾侪唯有勿恫于曲解法律之谈，勿轻信讹传，以造成他人之机会。剖诚相示，尽力斡旋，安危犹系于反掌，唯公垂察之，盼速复。”（民国六年十月三日《致广州李省长江电》）
先生这次就任财政总长职，原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可惜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现在就有关这类的材料中摘录几篇比较重要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日计划和设施情形之一斑。
八月二十三日致犬养毅书，是时币制借款已在进行接洽中：
“本堂先生有道：桑田君来京，具道相念之殷，衷心铭感。敝国自宣战议起，党派纷争，以酿复辟之局，皆由对内之心胜于对外，而国际关系有所未审也。同幸国本已定，而国内尚未尽一致，启超当财政之冲，任重才轻，何以应变，而公适于此时参与外交，赞襄密勿，中、日提携，吾与公所同抱之政策也。年来亲善之说大倡，诚可为两国幸，惟言亲善则易，而所以实行亲善者，贵有具体方法。公高掌远蹠，尚望有以见教。币制改革可以增进贸易，刷新财政，为启超夙昔所怀抱，以为此策而行，不独日本目前资金可以输出，而国际贸易获益尤大，故此次有币制借款之提议，现贵国朝野方对于此事加以考量，倘荷赞同，使此举得以实现，岂独敝国蒙庥，而于亲善之义尤有大益也。今以桑田君归国之便，率布微忱，东风有便，尚乞惠我好音。匆匆不尽百一，敬颂大安。”（民国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致犬养毅书》）
九月十二日，熊秉三致先生书，论利用缓付赔款以发行内国公债改革币制问题：
“昨奉函开，于部内设立战时金融审议会，集思广益，甚佩虚怀。弟意吾国财政困难，金融恐慌早已陷于悲惨之境，不待战时也。今复有宣战一举，又加以内讧未已，军费增加，固为棘手，现金缺乏，尤可忧危。公虽热心币制，欲乘此时机达其屡年筹画金汇兑之目的，无如金价低落，借款虽成，损失太巨，即使设法留存外国银行，而本国苟无能现银铸造法货，则币制亦难实行。何况月前英、法等国正值战争之际，必难发行债票，势必均于日本招募，幸而成功，以如此金价日落之势，其利害损益，亦当熟思而审计也。弟意此时筹画，一方面固须向银团议定币制借款，以为日后金汇兑本位之预备，一方面亦须谋集现银，以为现在铸造货币之所需。新币果能集至四千万元，则兑现与发行新币，可以同时并行，金融流通，汇兑本位，月可告成矣。然时至今日，果以何法筹集现银，此为最困难问题。弟顷思有两策：一、此次协约国允我展缓五年赔款，除俄国允付三分一外，年可少付银一千三百余万元。此款由关税按月拨出，我得之亦将随耗于政费，不如由国务会议决定用途，扫数拨为币制经费，财政部可向四国银团商议，以此项的款作为发行公债之抵当，亦即由银团及中、交两行担任经理，发行内国公债（在本国境内发行）四五千万元，年息七厘（内债息多无碍外债），九三收款，以七厘为折价发行及银行经手费用，第三年还本，第六年还清，国人见此的确押款（短期还本），又系外国银行经手，当无不信用赴募之理。且以五千万元九三交款，实收银四千六百五十万元，若借外债，假定五百万镑，九三交款，实收银四百六十万镑，照现在金价折算，仅合银二千七八百万元（照大借款九三必不能做到则损更巨），两相比较，内债亏损实少于外债。而月前得此巨款，以之铸成新币，集有成数，即交两行准备兑现，而币制亦因此实行，一举两得。民间见两行存此巨额，亦必不来兑现，金融流通，可以预卜矣。二、收买制钱，迅速设立炼铜厂，以现在天津炼铜厂及造币厂所收制钱，仅直隶一省年收约一千万石，可炼净铜四百九十万石，每石赢余五元，即共获利二千四百五十万元。况山西、河南等省尚未开始收买，同时并炼，又有铸币余利每年数千万元，现款不难立致，只须办理得法，以之整理币制，断无不成之理，望公急起直追，勿稍延虑，致失事机。谨贡所见，乞加采纳，无任盼祷。”（民国六年九月十二日熊希龄《致任公先生书》）
九月十五日财政部公债司拟利用缓付赔款办法稿：
“窃查我国应付各国赔款，现由协约各国方面决议缓付五年，此项赔款向在关税项下拨付，缓付之后，其退还总数，就现时金价计之，共值银元七千万元左右，此项金额运用得宜与否，关系国家财政至巨，兹拟将该项缓付赔款专款存储，买收在外国市场发行之我国各种债券，一面发行内国公债，以为内外兼筹，标本并顾之计，开列办法二条，具如左方，伏祈钧核。
（一）拟将缓付赔款银洋七千万元逐月购买金镑，向外国市场买收我国各种债券，仍交总税务司保管支取本息。按我国应付各国赔款数目，每年向须支出关平银二千三百余万两，现因金贱银贵，只须支出关平银一千三百余万两已足，是比较从前每年计盈一千万两左右，可见此乃千载一时清理外债之机会。今协约各国议将我国应付赔款缓付五年，窃谓此项缓付金额，若不别图利用方法，则五年以后金价回复，就偿付外债论之，此次缓付赔款并无利益之可言。利用方法奈何，盖自欧战发生以来，各国常以所发外国债券贬价出售，借佐军需，日本乘此机会购回该国债券不少，此不特减轻债务负担，而以少额款项购回多额债券，裨益国库，为利实巨。现在金贱银贵，以银易金，按照时价，每百元已可得盈余三十余元，再以金易券，又可得债券折扣之利益，综其结果可以银洋四十余元购入金券十镑，其常年应得利息，尚不在内，五年以后，金价回复，券价渐高，所得利益必不止此，此缓付赔款所由以购买我国各种外国债券最为得计也。
（二）发行五千万元内国公债，即以上项买收在外国发行各债券为担保，五年以后开始偿本。
上项退还赔款，用以买收债券，虽可得种种利益，然现时国库支绌，金融紧迫，自非别辟利源，仍不足以润金融而资挹注。挹注之策，在化外债为内债，政府发行五千万元内国公债，分期发行，即以所收上项各债券为担保。查三四两年内国公债信用尚著者，半由总税务司为会计协理，今以买收在外国发行之各债券为担保，固甚确实，再将前项债券仍交总税务司保管，信用更著，揆之人民心理，应募自必踊跃，欲求足额，在势不难。且此项内债，定为五年以后开始偿本，倘彼时金价回复旧观，姑以十元易一镑计，则所收金券以之易银，至少当增一倍。就退还赔款七千万银元计之，可购值一万四千万银元之金券，以之抵算五千万元内国公债之本息，盈余不下九千万元，此皆意计中事，非空谈也。且如此办理，一方既可减轻债务，一面又可活泼金融，一举两得，计无有逾于此者矣。”（公债司《拟利用缓付赔款办法稿》）
以下录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稿：
“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政府发行六厘公债三千万元，以二千万还中行旧欠，以一千万还交行旧欠，即以充该两行钞票保证准备，除发给公债外，所余未清之欠项，政府用国库证券收回该两行钞票，再将所收钞票除去余下之数，则为政府与该两行来往浮存浮欠之数，以后两行除各法定保证准备额之外，所发钞票皆须十足现金准备，但一年以内中行所发京钞，现金保证两种准备，合计仍不得过三千万元。交行所发京钞，合计仍不得过一千五百万元，政府浮欠中行之数，不得过一千万元，浮欠交行之数，不得过五百万元。”（民国六年财长任内《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稿》）
以下录整理币制办法大纲稿：
“整理币制办法大纲
第一步
统一硬货（暂以银为本位）
（一）铸新主币与辅币，划一其种类重量成色型式。
（二）订定新旧主币辅币交换规则（以便收回旧币）。
（三）整顿造币厂，又设厂地点宜在沿海通商大埠，至内地各厂，应设法逐渐停止。
（四）造币厂聘外国技师，使外人信用国币成色等项，以便废上公砝规元。
（五）订定银条银块与主币交换规则，并酌用美国所行得于甲厂纳地金乙厂取主币之办法。
（六）订定稽查炉房规则。
回复中、交京钞价格。
（一）订定购买对外金汇票办法。
（二）订定购买整理币制之内国债票办法。
（三）推广用途。
第二步
统一纸币。”
以下录一千万元借款问题稿：
“此次日本金圆借款一千万，按之现在市价，约得银圆六百六十万，除去利息银圆四十余万，手续费六万，则实收不过六百万余元，而汇水所费，尚不计焉。此款汇归国中，以充行政经费，不过二三月即可罄尽，以启超计之，若将此款存在日京银行，作为汇兑准备金，而在国中发行金汇票，则其利有数端：凡北方华洋商人在国外采货者，得以中、交两行票购买金汇票，则人人乐于得中、交票，而中、交票价可以涨至额面之价，其利一也。上海、汉口商人欲购金汇票者，亦必争购中、交票，则中、交票流通全国，而价额必可增进，其利二也。中、交票既流通全国，则一转移间国家增发六七百万钞票，以充行政费，势甚易易，是在外正货自若，而财政之需要有着，其利三也。吾国政费之借债也，以金易银，则生镑亏。而吾政府之还外债本利，或采买货物也，则又须以银易金，而又受镑亏，所谓镑亏者，则银行之操纵与汇费之损失是也。今吾有金准备存于外国，则两重镑亏皆可以免，其利四也。且吾在外既有金货，则对外债务可以直接支付，而外国银行不得独操其权。年来现银流出之祸，可以稍减，其利五也。或谓此千万元日金不足为维持汇价之用，启超以为此即金汇兑本位之发端耳，暂且试行之，内外商人交受其利，再另借二三千万为扩充之用，各国中亦颇有以为然者，似续借亦当非难，今姑暂以千万元为试办之用，于国内财政经济受益已不浅矣。”（稿）
以下录币制借款之必要及理由稿：
“说明此时借款改良币制之必要，可分三层如后：
甲、改良币制之不可缓。理由甚明，姑不陈述。
乙、今日为改良币制最宜之时期。理由：（一）停止支付德、奥之赔款借款及其他赔款展期，关税增收等，皆可减少现金之流出，及增加国之收入，即足以增进整理货币之实力。（二）此时与协商国关系更密，借款较易告成。
丙、金价低落，于币制借款无大损失。理由：（一）月前行政各费尚待外资补充，而此项借入之外资，无论在政府或商民之手，每以还债及购物之故，展转而仍归于外人，是无异一方借金买银，以充国用，他方又以银买金流出外国，其为损失，明有二重。今若借款告成，即以该款之最大部分分存外国，以供偿还对外债务之需，则得金用金，既省汇费，又可保留国内之现银，二重损失庶可减轻。（二）若必待金贵而后借款，则欧战未了以前，决无改良币制之望，势必币价日落，公私交穷，其影响之恶，较诸金价贱时借款之损失，尚觉此善于彼。
又本位制为别一问题，此时不必对冯、段谈及，俟借款告成，再商亦可。”
以下录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纲要稿：
“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纲要
一、借款——目的（一）划一币制（二）整理纸币（三）裁厘时之补填费二、担保（一）造币余利（二）炼铜余利（三）关余（四）盐余
三、保证条件 币制署聘币制顾问一人，造币炼铜总技师一人，对外汇兑查账员一人。
四、在外金货及证券之活用 此次借款之全部以金货在伦敦、东京等处交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以该金货或该金货所购得之各国一等证券及短期汇票分存于欧、美、日本大银行，为发卖对外金汇票之准备，及募集币制改良或裁厘之内债之担保。”（《第二次善后大借款纲要稿》）
以下录善后续借款之理由稿：
“善后续借款之理由
此次拟办续借款，际此金贱银贵之时，持异议者甚多，兹将其必要之理由略说如后。
一、中国银行自停兑以后，券价日落，危险情形日甚一日。苟得借款告成，拨还二三千万垫款，壮其声势，坚其信用，不但票价复原，汇兑可以灵通，存款可以吸收，现金可以保留，政府从此能善为措置，财政上实隐受无穷利益。
一、历来借款其汇入汇出以及镑亏损失之数，不可胜计，此次借款大部分为行金汇兑本位之用途，其款即当存储国外，汇费损失当然减去，将来以金还金，外人难以操纵，镑亏可以消除。查第一次善后借款第十款曾载明中国政府如有金款实在存于欧洲或日本国，并非为还此款而汇去者，亦可于期前十四天用以付还此借款到期之本利云云，是此次借款之利益，其影响兼及于第一次借款与历来种种洋赔款，殆无可致疑也。
一、金贱银贵，借款受亏，诚无可讳言，惟果能利用此借款，一面乘此时机，鉴于日本成绩，金融一有起色，即行开放国际贸易，一面设一海外汇兑银行，与中、交二行互相提携，吸收现银，购储金货，其所失未尝不可补救。”（稿）
十一月初旬，先生为请示财政支绌办法呈总统总揆文：
“窃数月以来，军费骤增，财政深受影响，上月本部提议中央十个月概算，勉强支配，收支尚能适合，近则支出日有增加，中央开支已属不敷，乃各省复以军队增加之故，非请截留解部款项，即请中央拨款接济，散之为数十万，合之则为数百万，如川、湘等省由中央特别发给之款，尚不在内。要知中央军政各费所赖以支持者，除放还盐款外，即各省专款解款及烟酒公卖印花税官产等项收入，即使如数报解，尚不免左支右绌，若再将中央款项截留不解，则财政何由整理，中央何以支持。然以增加军费，截留款项，犹可说也，若鄂、皖、浙、陕等省并原定之解款亦不承认，鄂、鲁且将中央直接收入之烟酒公卖印花官产全数截留矣。豫省并将金库管理权收归省有矣。国家财力只有此数，各省截留之款愈多，则中央收入之款愈少，目前缓付赔款，既未成议，交还关余，亦难如期，而工赈之款浩繁，短期外债应付均尚丝毫无着，不求救济之方，将有难支之势，仰屋兴嗟，旁皇无策。谨将各省截留中央款项及请中央发给之款，并各省增加军费数目分别开单，呈请鉴核，应如何办理之处，伏候钧裁。”（民国六年财长任内《呈总统总揆文》）
十一月中旬，先生密呈总统、总理文，读此文可见当日政府的财政情形和先生支拄的经过：
“谨密呈陈者□□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轻，深惧贻娱，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兹将财政困难情形，为我大总统总理沥陈之。窃□□遭逢时会，备位阁员，忝掌财政，就职之时，适值复辟政变之后，举凡军队之收束，金融之整顿，以及其他庶政之善后，在在需款，加以各省解款，或早透支，或久亏短，而请款者方兴未已。中央军政费出入相抵所短甚巨。□□惄焉忧之，以为目前财政之患，在于入不敷出，救济之术，即在量入为出，因本此义，编就本年九月至明年六月十个月中央收支概算，在国务会议席上与各部总长协商办理。
计收入方面：中央解款六百万元，中央专款约六百七十二万元，盐税余款三千万元，烟酒公卖收入五百零四万元，印花税一百万元，常关税三百二十万元，津浦货捐八十四万元，官产收入四百二十五万元，官业收入及矿务报效约三十万元，关税余款两个月六百万元，缓付赔款一千三百余万元，共约七千余万元，即将此数支配中央军费及行政费，陆海两部所属为四千九百余万，其余各部所属为二千余万，收支幸称适合。然军政两费之外，尚有到期万不能缓之内外债二千四百余万元，丝毫无着。其后陆海两部以原编概算不敷支用，又行增加，陆军部自每月三百万元增至三百六十万元，海军部自每月三十万元增至三十六万元，两月共增约七十万元，十个月约增七百万元，故以出抵入，即照十个月概算，实已不敷三千一百余万元。□□再四擘画，爰定筹补之法有二：其一则海关余款十个月间约可得一千万元，其二则募集内国公债约可得二千五百万元，此外维持中、交两行票价所需之款，则拟用四国银行团垫款日金一千万元，及交通银行借款日金二千万元，共合银元二千万元左右，此□□当日计画之大概也。
然自概算定后，各省新添军队，如直隶二旅，湖北省防营四营，察哈尔四团之类，军费均由中央直发，以十个月计又增数百万元，而退还赔款九、十、十一三个月迄未实行，以每月一百三十余万元有奇计之，所少收几及四百万元，而且中央直接收入如烟酒、印花、常关等项，各省不惟不照常报解，抑且纷纷截留，照此情形计之，至明年六月底止，此项截留之款，殆不止一千万元以上，各种短绌，既出意外，重以两月来西南军兴，人心未定，募集公债之计画，又决难期踊跃，是概算不敷之数，筹补之策，俱难实现，综计各项不敷实达五千余万元之谱，此经常费之实在情形也。经常费之意外短绌既若此，更就临时支出不在前项概算之内者观之，则其浩繁尤甚，计自□□就职后，临时费之已由财政部支垫者：（一）讨逆总司令部经费七十万元，（二）直隶垫拨讨逆总司令部经费十五万元，（三）讨逆总司令部兵士犒赏十万元，（四）陆军部收束临时增加军队经费七十万元，（五）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六）张敬尧剿匪经费十二万元，（七）陆军部特别军费三十万元，（八）外交军事用款十六万元，（九）川湘用款一百五十万元，（十）拨交江西督军临时军费二十万元，（十一）拨交湖南督军临时军费三十万元，（十二）拨交广东督军临时军费三十万元，（十三）海军特别犒赏十万元。以上军费十三项，计共四百八十三万元，嗣以军务紧急，复经国务会议议决，由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款日金一千万元，合银元六百余万元，提拨六百万元，存交中、交两行，由陆军部随时支用，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本月十日止，据陆军部报告，已经支用者计二百四十四万元，本星期内复拨若干，尚未得有报告，惟据昨日中、交两行面陈，此项存款所余已不及二百万元。而自总理辞职后两日间，陆军部所发支票闻约二百万元，两行以政局变迁，暂未拨付，若均照拨，则所余之二百万元，业已告罄，合之前项十三项之四百八十余万元，两共一千一百余万元，此皆为已往之开支。将来军事范围扩张未已，而军需所出，丝毫无着，政府所有的款，仅交通银行借款一宗，原数日金二千万元，折合银元不过一千四百万元，除维持票价已拨支三百万外，所余实仅一千一百万元，而使勉强挪移，亦不过足供一月，况此项借款，专为维持金融之用，载在合同，中外共晓，若挪作他用，失信于人，将来国家再有兴革要政，商借外款条件之酷，或非有国者所能忍受，则交通借款能否挪用，关系巨大，似不可不慎重出之，此临时费之实在情形也。
综观以上情形，财政困难亦实达极点。□□于军事初兴颇主审慎，亦以早料财政前途必较困难，顾政府原亦力主平和，所以不得不出于作战者，实具苦衷。□□身在局中，岂转不能洞悉，故经预为声明，关于此项之特别支出，须由政府共同负责，非财政部所能专任。所以预为此言者，绝非意存诿卸，盖战时财政为国脉所系，且与各方面均有关连，非通力合作，断不能措之裕如，现在西南既未悔祸，平和又非旦夕可期，财政情形又实在无余地。□□职守所在，原无旁贷，故不得不及时声明。以□□私意言之，将来欲筹有救济之方，惟有以军界尊宿或与军界密切能指挥之人掌理财政，取其能洞悉军事用费内容，令出法随，庶可以收指臂之效，为补牢之计，舍此殆无他途希望，□□则自非引辞不可。唯□□此次入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负疚引退，而顾念责任之重，知爱之诚，亦决不敢委置而行，重烦尽虑。故昨日到部业策棉力，将关税余款四百万两筹措已便〔备〕，计每月经常费用尽敷开支，即请迅简贤能，尽日内接替，俾免贻误大局，于国于私，两蒙厚赐。谨披沥上陈，伏乞鉴察。”（民国六年《密呈总统总理文稿》）
先生在进行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期中，曾有币制委员会和战时财政金融审议会之组织，此外十月十一月间有特派赴日财务行政视察团之举，其事发起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旬，该团七人，果然成行。现在录先生十月十八日呈大总统一文于下，以见一斑：
“呈为特派部员赴日本大藏省视察财务行政，以资采仿恭呈，仰祈鉴核事：窃查财务行政，经纬万端，必须统系分明，而后可言整理，尤必须规程完备，而后可利推行。本部成立数年，一切规模虽已粗具，启超莅部以后，悉心考察，觉其应研究之处尚多。查日本大藏省自设立以来，亦复历经改革，渐臻完善，大之如法令章制之精详，细之如表册簿据之周密，在在足以资取法。现拟由部选派资格较深兼长东语者十员赴日本大藏省及该省所属各机关详细视察，以三个月为限，俾可从容将事。所有此次拟派各员，在部均有重要职务，一俟事竣回部，即可本所心得，择要施行，庶于整理部务之中，仍寓造就人才之意。至所需经费，除各员在部均有官俸无庸另行筹给外，其川资旅费约须银元二万元，拟即在本部预算调查费内动支，俟年终归入决算办理。所有本部派员赴日视察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呈请大总统鉴核，批示施行。”（民国六年十月十八日《呈大总统特派部员赴日本大藏省视察财务行政以资采仿文》）
十一月六日，日、美两国以有关《兰辛石井条约》之对华宣言，照会外交部。十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是时政府川湘军事失利，且有秘密向日本进行军械借款的传说，所以一时舆论颇表不满于段内阁，而一般与先生有旧的人，尤关心他的处境。现在录十一月十三日曾琦致先生一书于下，借见当日人士对舆论之一斑：
“琦留学异邦，了无善状，自公入阁数月迄今，辱荷门墙之收，而无尺寸之报，盖初心于吾师之出山，原不敢谓然，特既已就职，则亦不欲多言，以阻贤者任事之勇。惟是窃窃私虑，惧九关虎豹，终不能使公挟国家以入坦途耳。向固为公言之，非武人跋扈之可忧，实官僚阴险之可畏，彼辈狼子野心，深根固蒂，如蠹虫之藏于巨树，非空其实而使之倾不已也。今之当局，虽或动于正义，而为功名心所激，慨然引公以共国事，然与彼辈习处既久，不知其奸，聆公道义之言，终不若听彼利害之言为亲切而有味，一时暂合而共谋，必难久处而无间。故琦自始为我公计，不如退保潜势，益结人才，徐收众望，以俟时机，兼采日本西园寺、大隈侯之成法，于段内阁加以赞助可也。遂与共事，则殊不必。此非劝公取巧，盖欲免于陷阱，而求终有济于国事，非如此不为功也。然此皆已往之谋，关于我公个人出处者也。今则国事愈棘矣，官僚愈横矣，日、美共同宣言发表，我国主权已潜移矣，军器同盟告成，敌人且制我死命矣。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知负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友人罗君益增痛愤时事，沥血上书我公，兹特代为转呈，区区之意，亦谓公于此时进退大节，宜慨然自决，盖进既不能为兴国之谋，退亦宜为殉国之计。文文山、史忠正之事，公独不能率我辈少年共效之，以存正气耶？（再者军器同盟之风说传来，留学界中人责望我公者甚多，非必尽含恶意，盖望之殷，则责之严也。似宜有以解之，为妙。）”（民国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琦《致任公吾师书》）
十一月十五日，国务总理呈请辞职后，内阁全体都连带请辞，当日先生所上呈文说：
“为呈请辞职事：窃启超一介书生，二十年党锢，功虽迂于牖国，志实切于挽时。属际艰虞，重承鞭策，使膺计部，重备阁僚，奉职以来，精诚殚耗，乃竭拘墟之见，未穷应物之方，时变环乘，赞襄无状。现在总理业经辞职，自应连带引辞，为此具呈，恳请即日准予免去本职，俾得退让贤能，免滋咎戾，不胜屏惶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民国六年十一月财长任内《呈请辞职文》）
十五日，内阁全体呈请辞职，均经总统慰留，但是先生辞意仍甚坚决，所以于十八日单独再上辞呈，当日先生曾致张仲仁一书说：
“昨夜晋谒极峰，沥请再准辞职，业蒙许以一星期内必予批准，原拟将辞呈稍迟数日乃递，归寓询问，则已送院，此时仍当镇静，以待解决，不敢负极峰盛意也。别有密呈手折一扣，请即代呈。军事若能渐就收束，（昨日到部专为确定关余四百万两，得此本月可无意外。）则下月初旬盐款总有五百万，而退还赔款亦已实行，经常费决可支持，后任者殊不必畏难也。各情望代陈，敬上仲仁先生。
昨今两日头痛欲裂，或是用脑太过，刺激太甚所致，但明日苟能支持，必一到部视事也。”（民国六年十一月《致张仲仁先生书》）
同日又致张一书说：
“顷辞呈已上，想公已见。此次之行，万不得已，昨夜谒首座，既沥陈下情，今夕须往津小住，惟财政部关系重要，与别部不同，不可一日无主持之人，望委切代陈首座，即派李次长思浩代理部，以维大局，无任盼祷。望必力陈，以得请为度，敬上仲仁先生。”（民国六年十一月《致张仲仁先生书》）
又十九日先生曾致姚■白一电，述请辞经过说：
“删日内阁全体辞职，复经慰留，唯政局日趋危险，超昨单独呈辞，已得府院同意，一星期后可望摆脱。请告季常。超效。”（民国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致长春中国银行姚■白教电》）
以下录先生十八日第二次辞职呈文：
“为呈请辞职事：窃□□前以大局久未敉平，财政前途日趋窘险，业经面陈总理，恳予解职，乃因总理呈辞，□等连带引退，未及声叙此项理由。现在总理业经视事，而□□则以本部委有特别情形，不得不重申前请。查中央财政，各种困难皆臻极端，□□受任以来，竭智尽力，以谋挽救，虽规画略具，而实行维艰。现在军事方殷，非得有军界尊宿，或与军事关系之人，管领度支，未易收指臂之效，□□再三考察，实无余力足以负荷，除将财政详细内容另行密陈外，理合具呈，恳请准予即日免去财政总长本职，以省愆尤而免贻误，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民国六年十一月《呈请辞职文稿》）
是年先生题跋碑志最多，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兹不赘录。至所为散文，除前面所引三篇外，尚有下列四篇：《永川黄公略传》、《都匀熊公略传》、《贵定戴公略传》、《麻哈吴公略传》。
注释：
[1]由云龙著《护国史稿》（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四期）摘此书一部分，谓系梁《致滇中将士第二书》，今获此书全文，可知实梁于护国之役中《致蔡松坡第一书》。
[2]张耀曾，字镕西，云南大理县人。
[3]仲和，章宗祥字，时任驻日公使。
[4]后藤新平，日本政府外相，十月，随大隈内阁下台。
[5]朱庆澜，浙江绍兴人，时任广东省省长。陆荣廷，字幹卿，广西武鸣县人，时任广东督军。
[6]象山，宋人陆九渊别号，此指陆荣廷。
[7]晦翁，宋人朱熹号，此指朱庆澜。
[8]鹅湖，宋代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因学派不同，他们尝于江西鹅湖论辩。此指朱庆澜、陆荣廷。
[9]考亭，朱熹讲学之处，此指朱庆澜。
[10]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县人，时任财政总长。
[11]靳云鹏，字翼青，山东邹县人，曾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曾任陆军部次长。
[12]叔鲁，王克敏字，浙江杭县人，1917年12月继梁启超之后为财政总长。
[13]即徐世昌、王士珍、陆宗舆。
[14]东海，为徐姓郡望，此指徐世昌；仲老，指张一麐，字仲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