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酲语

作者:李材
解酲语

泰定间中夜,忽召集贤学士邓文原,仓卒不备手诏,就以帝所佩玉从容召之,至晓着二朱衣送出,人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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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卷,首一卷。清李熙龄修,邹恒纂。李熙龄,江西南城人,咸丰八年(1858)任武定府知府。旧志自乾隆二十四年知府赫达色修后,已过百年未有续修了。且旧志因历时既久,版章残缺不全,漫漶过半,内容漏略讹误甚多。李熙龄莅任后,恐百年文献渐至湮没,与郡人谋为重纂。令各州县官绅,分任采访之责,整理文献,网罗旧闻,取旧志为蓝本,正其舛谬,补其缺略,增以近事,再三审订,历数月而书成。《武定府志》咸丰九年(1859)刻本。全书三十八卷首一卷,志目为:星野、沿革、疆域、形胜、风俗、物产、山川、城池、公署、乡都、市镇、学校、坛壝、古迹、驿递、田赋、兵制、祥异、封建、职官(文秩、武秩)、宦迹、选举、征辟、进士、举人、副贡、拔贡、文化官、武进士、武举人、武仕官、封赠、恩荫、人物、名医、忠节、循节、循吏、孝友、儒林、文苑、武功、列女、艺文、杂记。卷首有序,凡例、辨误和图考。此志不分纲目,只列门类,唯选举、人物、艺文等门下附以细目。其虽分卷多,而编次条理,叙述清晰。对旧志中的谬讹,订正甚多。新增门类,皆加注明。可称之处是卷首有辨误一篇,考据详博,使读者不为旧志之说所混淆。然其不足之处,即艺文志所占篇幅太多,所收太冗太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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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关于评品水质的茶书,张又新撰,1卷,今存。张又新,字孔昭,深州陆泽人,父张荐,曾祖张鷟。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六详考其生平事历。元和九年(814)状元及第,十二年博学宏词科第一,因其又为京兆解头,时号“张三头”。尝为陇西军宾客,广陵从事,长庆(821~824)中,历官补阙,转祠部员外郎。性倾邪,谄事李逢吉,为之鹰犬,陷害李绅。《全唐诗》卷四八○录绅《趋翰苑遭诬搆四十六韵》,诗自注云:“张又新、苏景修,[李逢吉]朋党也”书中记述茶汤品质与泡水有关:山水、江水、河水、井水的性质不同,会影响茶汤的色香味。对后人启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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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别集选注本。今人潘伯鹰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注者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覆刻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刊本《山谷诗集注》和朝鲜活字本《山谷外集诗注》为依据,精选一百五十首诗作,详加注释,为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黄庭坚诗歌选注本。注者在任渊、史容注释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传及宋人笔记中与黄诗有关的材料,并参照钱钟书《谈艺录》中的有关见解,对所选作品在用典、句法、诗旨等方面的特点作了颇为详赡的注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注者常常联系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将这类诗作的句法特点作简要交待,如《内集·次韵公择舅》注云:“这是一种六言四句的诗,宋朝人多喜欢作,山谷尤精于此体”,“这其中要诀,须将句法炼得坚挺,把不相干的转折字、虚字删得干净。这样才能将意思的转折藏在里面,因而耐人寻味”。凡此种种,对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而探讨宋诗的独特面貌,颇富启发意义。卷首导言对黄庭坚的生平、政治见解、思想渊源及其诗作在章法、写景、句法方面的特点作了细致的阐述,对理解所选诗作甚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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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梁释智恺撰。智恺,俗姓曹,住杨都寺,受业于法泰,后依真谛三藏。于天嘉四年(563)翻译摄论,次年翻译俱舍,并作疏注经,共达上百卷。《起信论》,全称《大乘起信论》,印度马鸣著。梁真谛译,智恺笔受。该论是以如来藏为中心理论,为发起大乘信根而作的一部大乘佛法概要论书。此论内容分为五分:一因缘分,二立义分,三解释分,四修行信心分,五劝修利益分。于因缘分中,列有八种因缘。于立义分中,指明大乘的实质,一是法,即众生心,心能摄一切法。二是义,有体大,相大,用大三义,为诸菩萨所乘,故称名大乘。于解释分中,分三段详加注解。于信心分中解说起信,提出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四种信心,修施、修戒、修忍、修进、修止观五种修行。在劝修利益分中,叙说闻此大乘法的利益功德。在以上五分中,第一因缘分又为此论的序分,第二、三、四三分又为此论的正宗分,第五劝修利益分又为此论的流通分。或又以此论最初归敬颂为序分,最后回向颂为流通分,全论五分为正宗分。智恺作《起信论一心二门大意》,就是依《起信论》所阐发的中心思想,即“清净法界之一心,立真如生灭二门之大义”,对此作出疏解。有关 《大乘起信论》的注疏,除此而外,国内还有隋代昙延的《论疏》二卷(今存上卷),慧远的《义疏》二卷,法藏的《义记》五卷,《别记》一卷,宗密的《注疏》四卷,昙广的《略述》二卷(敦煌写本),《广释》若干卷,宋代子璇的《疏笔削记》二十卷,《科文》一卷,明代真界的《纂注》二卷,正远的《捷要》二卷,德清的《直解》二卷,《略疏》四卷,通润的《续疏》二卷,智旭的 《裂纲疏》六卷,清代续法的《疏笔削记会阅》十卷,民国梁启超的《考证》一卷等。由于《大乘起信论》早已传入朝鲜和日本,故朝鲜和日本也多出此论注疏。《起信论一心二门大意》对执持、研习大乘教法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现有北京刻经处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