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巡私记

作者:刘佶
北巡私记

刘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名其书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及腐朽劣迹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柯劭忞于光绪戊申(1908)得此书时,称之为“希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自诧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无道理。本书有《云窗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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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录

海塘录

水利志。清翟均廉撰。二十六卷,首二卷。均廉字春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学识渊博,长于地理。著有《周易章句证异》等。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颇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屡诏谕沿海地方官修筑海塘,作者因此而撰此书,约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文记事却止于乾隆二十九年。二十八万余字。卷首收录诏谕及御制诗文碑刻正文分图说、疆域、建筑、名胜、古迹、祠祀、 奏议、艺文、杂志等九门。其中名胜、古迹、祠祀各占二卷,共载庙山、太湖山、凤凰山、月、赭山、六和塔、镇海塔、灵石、 潮王庙、石湖、长安坝等数以百计,可供开发海宁、杭州一带旅游事业参考。艺文志占八卷,记名人著述甚多。杂志专收论述潮汐成因及其历代危害沿海居民史事,颇有参考价值。卷一至卷三载有海塘、江塘、引河、土备塘、柴塘等十一图和有关修筑海堤施工采用的大石塘底桩式、十八层砌式、土戗、条石坦水、草盘头、切沙、尖山石坝、木杠、竹络等图样,并附详尽图说,颇有参考价值。征引正史纪志、《玉海》、《临安志》、《四朝闻见录》、《明实录》诸书,订误唐开元间旧志所载海塘长度。引《泊宅编》载宋制有铁符镇海事,不见其他史志。辑录侧重海宁、杭州,未及海塘全局,间有失误,尚有与海塘无关的文献。却仍不失为海塘工程史上重要著作。书成后不曾刊行,乾隆四十六年收入《四库全书》时,略有增补,并冠提要一篇,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影印本, 《四库全书》本。

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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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著。写于1932年。同年11月作为作者《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后的“第十三封信”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作者自称该书是《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朱自清作序说:“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作者谓本书意图是从人对现实的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态度谈起,讨论美感经验中诸问题及美感与联想、文艺与道德、美与丑和艺术的起源、创造、艺术美等问题,以达到“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的目的。与《文艺心理学》所不同的是,本书采用书信体的方式,文笔浅近,情文并茂。其最后一章谈到“人生艺术化”问题更具特色。收入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

阴证略例

阴证略例

内科著作。元王好古撰。一卷。好古字进之,号海藏。赵州 (今河北赵县)人。通经史,好医方,先学医于张元素,后师李东垣,官本州教授。撰有《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认为“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故集前贤有关学说,附以己见,于宋端平三年 (1236) 撰成此书。书中叙述阴证,首列《内经》 的阴阳脉例; 次列张洁古及王氏的内伤三阴例; 再举伊尹、扁鹊、张仲景、许叔微、韩祗和诸例。各证之后,间附药方,审证用方颇有条理。书末附“海藏治验”为王氏验案。本书有证有药,有论有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以及鉴别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奠定了阴证学说的基础,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有 《济生拔萃》 本,《十万卷楼丛书》本。

老子河上公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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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题汉河上公撰。此书《汉书·艺文志》失载,其成于何时,学者看法不一,大致有“西汉”说与“东汉”说两种。不过,今通行本《老子》之分章体例即是沿袭《河上公章句》而来。当时《老子》各本体例不一,如刘向所定上篇三十四、下篇四十七,共八十一章;严遵分上经四十、下经三十二,共七十二章;马王堆帛书《老子》不分章次。此书则为上经三十七、下经四十四。此书分《老子》为八十一章,每章各有“章题”,如《体道》、《养身》、《安民》、《虚用》等,并对经文逐句逐段进行说解。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为要归,认为“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三章注),糅治国与养身为一体。作为现存最早的《老子》注本,其注文句简明,流传极广,在民间影响极大。在文字校勘上亦有相当价值,唐傅奕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四句,古本无有,独得于(河上)公耳。”有宋麻沙本、《道藏》本、《六子全书》本、《四库全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本。

春秋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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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密咒圆因往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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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卷。宋代智广、慧真编集。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书收集金刚幢所译诸经之神验秘咒,包括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阿弥陀佛根本咒、大佛顶白伞盖心咒等,共三十三首(一说二十九首)。所列举之陀罗尼多被认为具有往生成佛之功用。旨在倡导如法念诵其中任一陀罗尼,皆能往生净土之思想。与‘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相类似,此二书乃了解五台山华严密教之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