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天国覆亡（1862—1866年）
曾国藩早在1862年春季就谋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即先步步为营地夺取太平天国战略基地，最后克复天京，无论是其概念设计还是操作实施，在战争史上都鲜有能与之比肩者。从中国古典军事学的基本原则来看，曾国藩所依靠的是一套经过长期历史验证的准则，即凡是裂土封王的叛乱，必会紧守其“根”，因此要先剪其“枝叶”，再剿其“老巢”，这样才能最终将之肃清。如果面对流窜的盗匪，就必须采取守势，或通过在重点区域将其驱逐，或通过不断地截击和包围，最终将其困死。
1862年3月下旬，当曾国荃动身围攻天京时，曾国藩在剿平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战略部署大致如下：
南路
左宗棠：由皖南进军浙江。
东路
李鸿章：由苏东入上海。
黄翼升：湘军水师指挥官，顺长江而下，协助李鸿章。
中路
曾国荃：准备从皖北直接进攻天京。
杨载福及彭玉麟：湘军水师指挥官，将周转、通讯及支援部队沿长江而下，送抵天京。
曾贞幹：领一军部署于皖南（占领芜湖后，率军加入曾国荃部，一同进攻天京）。
鲍超：率其霆军，进军皖南之青阳、宁国。
后翼
张运兰、唐义训和朱品隆：各带数营湘军，戒备皖南后方。
到了7月，天京陷落，入赣征粮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这几支太平军的基本部署安排仍然大体不变。曾国藩迅速调兵遣将，准备压制并最终消灭这些大批的太平军残部，委任杨岳斌（已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尚未履职）负责江西与皖南的全部军务。杨岳斌调鲍超的部队，于7月27日开始向抚州陈炳文的部队发动猛攻。太平军不敌鲍超，在抚州附近节节败退，到了8月13日，陈炳文及其大部分部队（超过六万人并配备七千支步枪）向鲍超投降，其余的部队在汪海洋的带领下逃跑。与此同时，席宝田的赣军配合左宗棠军中的刘典一部，集中进攻李世贤的部队，李被迫于8月14日由宜黄跑到南丰，然后在9月又从南丰撤入广东。到此为止，只有汪海洋带领一众残部留在江西境内。
福建战事
转入福建作战的四股太平军中的第一股，便是李世贤和陆顺德带入该省的部队。他们在江西战败之后，于1864年9月17日进入粤北地区，经嘉应、平远及镇平，最终到达大埔。10月9日，陆顺德跨过省界占永定，又于15日占领龙岩。李世贤率领第二股太平军于10月14日大胜清军，攻克漳州。李世贤由此志气稍涨，便致信英国、法国及美国领事，表达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并请求他们的援助。但是他的信并未得到回复。
进入福建的第三股太平军是原天地会的丁太阳部。9月，他于李世贤败退广东之前，在江西与其分军。在那之后，丁率部从雩都至瑞金，并在那里与林正扬合军。10月11日，丁、林联军击败了曾国藩旧湘军的老将、江西按察使张运兰，占领武平，张被俘获，三日后被处决。此后，方耀率粤军把丁、林从武平赶出，迫使他们越过省界，撤至永定。第四股，也是最后一股入闽作战的太平军，是汪海洋、谭体元及其他将军在江西各处收编的太平军残部，他们并未投降清军，而是继续作战，在宁都败于鲍超之后，曾短暂地占领瑞金，最终于10月15日由汀州进入福建。
关于在福建的太平军兵力，目前并无确切的数据，但是估计至少有三十万人，甚至更多。其中包括李世贤本部十万人，汪海洋等人的部队约九万人，以及陆顺德、丁太阳和林正扬部各数万人。即便如此，清军还是很快就占据了上风，而太平军缺乏统一的指挥，诸路部队各自为战，随着处境越发困难，有时甚至互相开战，因而战斗效能大受损失。
左宗棠入闽作战
由于太平军的残部被各路围堵逼入福建，因此剿灭他们的任务自然落在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肩上。1864年11月26日，他亲率本部大军从杭州出发，经浦城开赴福建。他的策略是将其部队分为三路：西路为刘典的新军八千人，外加将由江西入汀州的王德榜部两千五百人；中路为黄少春部四千人，由浦城向南入闽；东路为高连升率其部由宁波经海路至福州，再从那里转道兴全。为左宗棠的部队提供增援的是西路康国器的粤军（康是广东人，当时在福建任道台），他的任务是在龙岩切断太平军互相交通的中枢。而其他粤军也不时加入战斗，提供援助。
双方于11月30日正式接战，陆顺德的太平军部队在龙岩被康国器击败，而同日，李世贤在漳州大胜福建提督林文察，林阵亡，双方因此不分胜负。数日之后，李世贤再次成功地击退了高连升发起的第二轮进攻。12月中旬，太平军又获得了另外一场胜利，丁太阳和汪海洋接连数次击败刘典的新军，并一直追杀败退的清军至连城。左宗棠对接连失利感到不满，便于12月25日将大本营从浦城向前移动至延平（今南平），并在那里得到了浙江巡抚蒋益澧为他准备好的三千人的援军。
从1865年2月开始，战场的形势开始转而对太平军不利。2月19日，康国器终于收复了龙岩府，陆顺德及守军逃往漳州，从而切断了李世贤与汪海洋之间的联系。从此以后，西路的清军便迫使陷入孤立的丁太阳与汪海洋的部队经汀州、连城及龙岩，一路且战且退。李世贤方面，除了在2月25日与闽军交战得胜，也不得不在高连升接二连三的胜利面前采取守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李世贤还招募了十六名外国人为其提供服务，其中包括一个爱尔兰人，在漳州的兵工厂中为他制造火枪。（同样，黄呈忠在占领漳浦时，也有外国人积极地为他提供弹药。）1865年1月29日，原常胜军指挥官白齐文从日本来投靠李世贤，他此后一直留在漳州，直到5月13日被湘军中的英国官员逮捕。（至于白齐文此后在被押解返沪途中于浙西兰溪坠河溺亡一事，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
福建的战事使得左宗棠感觉人手不足，而为了加快推进福建的战事，清廷于4月命李鸿章派郭松林所领的七营湘军及杨鼎勋的六营淮军前往助阵。这些部队共有八千人，全部装备了步枪，经海路入闽，随时准备攻取漳州。另外，福州税务司法国人美里登(Baron de Meritens)也携重炮前来襄助。如此配置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就在4月11日击溃了李世贤在漳州的外层防御，杀死了三千名太平军士兵。5月15日，他们发动了第二轮进攻，迫使李世贤带着他未被屠戮的部队向西南逃亡。第二天，陆顺德和林正扬也把南靖让给刘典，去与李世贤再次会合。
在收复漳州的同时，刘典与康国器于5月6日展开的联合行动也颇见成效，成功逼迫汪海洋跨过广东省界，逃至大埔。但是，5月15日，汪又在方耀粤军的追击下重新进入福建，开始围攻永定。5月19日，汪海洋和他的部将们率七万人大举进攻康国器的部队，但是被击退。两天之后，康发动了猛烈的反击，杀死太平军超过六千人，解除了永定之围，使汪海洋率军向西北逃走。另一股由林正扬指挥的太平军于数日后抵达，襄助汪海洋，但也被击退。康国器此役以八千人的部队击溃十倍于己的太平军，因此深得左宗棠的赞许，左举荐康国器为福建布政使。汪海洋的部队于6月14日逃至广东省界，然后继续向镇平逃窜。林正扬则与陆顺德合军。
左宗棠此时又把大本营移至漳州，着力清缴福建境内残余的几股太平军。5月21日，郭松林收复漳浦，太平军守将刘肇均因不愿投降而自杀（黄呈忠可能也是如此，在漳浦城破之后，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录）。同一天，李世贤的败军及忠王之弟李明成的部队遭到了高连升和黄少群的攻击，逃亡到了永定。陆顺德及其残部的境遇更糟，他们先被左宗棠的部队赶到广东大埔，然后又逃到永定，与李世贤合军。双方最后的决战于5月26日展开，刘典和康国器的部队在永定的塔下村包围了李世贤全军，一场恶战之后，太平军有一万人或阵毙或溺亡，其余的士兵当场投降清军。李世贤抛弃家眷资财，仅以身免。陆顺德和林正扬也率残部侥幸逃脱，于6月2日占领镇平。
汪海洋在广东
6月15日，汪海洋占领了四天前被陆顺德和林正扬转奔平远前弃守的粤北镇平，随他而来的还有一些愿意一直奋战到最后一刻的将领。他手下其他的将领见到局势急转直下，一个个地都投降了清军，尚未投降的也有很多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让这些坚守的将领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有十八个营的鲍超军中的原太平军士兵来镇平投靠他们。这些部队因反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命令而叛走，并在欧阳辉的带领下长途跋涉，经湖南来到广东，来投靠正在苦战的太平军余部。清廷对如此大规模的叛逃感到震惊，立刻降旨命令正在四川家中养病的鲍超即刻南下。
而卓兴所领的粤军整个6月都保持着对汪海洋、陆顺德和林正扬的军事压力，诱使越来越多的太平军将领放弃抵抗而投降。但是汪仍然固守镇平。8月19日，李世贤带着一众永定之战中幸存的太平军艰苦跋涉，来到了汪的大本营。汪海洋热情地招待了李世贤，但是数日之后，就开始对李世贤的存在感到不悦，害怕级别和声望都比他高的李世贤会夺取自己的指挥权。为了根除这种可能性，8月23日，汪派刺客将李世贤及其所有随行人员全部暗杀。8月29日，林正扬和陆顺德占领长乐，但是到9月20日，林正扬便献城向清军投降，同时还抓捕了陆顺德及许多他手下的将官。
此时，鲍超已经赶到广东，并与康国器一起展开对汪海洋的作战。9月3日，康大胜汪海洋，杀死数千太平军士兵，汪海洋也在战斗中左臂负伤。而左宗棠的本部部队也在高连升和黄少春的指挥下迅速不断地展开攻势，使越来越多的太平军投降。最后，9月28日，汪海洋被迫下令向西北方向的平远撤退。
最后一战
到了1865年10月，战火已经蔓延至沿江西省界一带。10月3日，汪海洋在兴宁突袭高连升和康国器的部队。此役中，高损失了数千人马及大量弹药。而康国器的部队早已因瘟疫减员至半数，而此次又损失数百人，被迫暂时从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撤出，招募新员。汪海洋则带着他获胜的部队跨过省界，进入江西，但是又于11月底折回广东，占领和平。此后，1865年12月8日，汪攻占嘉应，而嘉应也成了最后一个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
大量清军随即出现在附近地区，各做部署，准备进行长期的围攻。首先到达的是鲍超的部队，他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在城北部署。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将大本营移至大埔，为这场战斗的最后一个阶段做准备，他的策略是按照康国器的建议，将城市彻底包围，瓮中捉鳖。这个策略要求鲍超由城北，康国器和高连升由城南，刘典由城东，左宗棠亲率黄少春及王德榜部由城西南，配合助阵的粤军由城西及城南，同时发起冲锋。正当1月底整个战略部署刚刚完成的时候，汪海洋于1月28日向城东发起突袭，小胜刘典和王德榜的部队。受到这场战斗挫败的刺激，高连升、黄少春、康国器及其他的将领一怒之下发动了攻击，从各个方向全面打击汪海洋的太平军。
汪海洋的末日不久就降临了。他的习惯是在身着特制的五彩制服的一万精英部队的护卫之下，亲自冲入战场，在最近的优势位置设立指挥点。这一战中，汪海洋也像平常一样，在许多大旗之间指挥战斗。新近叛逃至清军的丁太阳立即向王德榜指认了他之前的上级指挥官，王立即命令向汪海洋所在的位置射击。汪海洋随即中枪倒地。2月1日，皖北全椒出身的汪海洋伤重不治，时年三十五岁（一说三十六岁），他勇猛无畏的战斗为倾颓覆亡之中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增添了壮丽的光辉。汪海洋历尽磨难的部队，被太平天国最后一位英勇不屈的偕王谭体元接管。
1866年2月4日，对嘉应的总攻开始。随着清军从七个方向同时扑来，谭体元意识到如果不想坐等被歼灭，只能赶紧逃跑。他迅速反应，趁着清军未及完全将城市封锁，于2月5日命令一部忠诚的太平军士兵牵制鲍超军，自己率领嘉应城内剩下的部队由西南城门溜出城区，直奔黄沙嶂，准备由此最终逃往湖南丰顺。太平军的撤退并未引起清军的注意，在为其他部队的撤退提供掩护长达一天一夜之后，受命牵制鲍超军的部队也撤退逃往黄沙嶂。2月7日早晨，清军收复了一座空城，鲍超和其他的将领这才开始全力追击逃亡的太平军。
黄沙嶂是一条崎岖狭窄、穿过陡峭群山的通道，而此时，这里很快就挤满了太平军，他们艰难地向前，试图逃避后面数以万计的追兵。太平军逃入山林后，清军也四散搜寻，绝大部分太平军士兵被当场杀死（仅2月8日及9日两天，就有约一万太平军被杀），还有很多人被俘，其中就包括带人从鲍超军叛逃的起事者。也有大量的太平军向清军投降，约有四万人向王德榜投降，另有一万人向康国器投降。但是谭体元并未怯懦，也没有放弃，他将追来的清兵一个个地杀死，直到体力不支，滑落山崖，不省人事。谭体元后来被黄少春找到，恢复了意识，但是因重伤无法动弹，终于被俘。他随后被清军处决，也成为为太平天国牺牲的最后一位王。太平天国被镇压之日，几乎正是他们以热诚的革命激情在金田发动起义的整整十五年之后（1851年1月至1866年2月，道光三十年腊月至同治四年腊月）。
天国的遗产
太平天国这场满怀革命热情的大起义，在其施政的岁月里播下了新一轮反清运动的种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清朝政权将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的同一年，后来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于1866年12月诞生。太平天国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进行的英勇无畏又艰苦卓绝的斗争，唤醒了国人的反清意识，使他们不再沉沦于老辈安分守己的成规，毅然扛起那些阵亡的英雄们的大旗。爱国者不断地涌现出来，呼吁国人重新夺回自己的国家。正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他们不懈的奋斗终于迎来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决定性胜利。我们扩展性地掌握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志向和成就，从而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与辛亥革命之间的革命性关系，并因此明白了二者之间的直接历史渊源。也许这种延续性最好的体现，就是1912年1月1日结束了长达两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清朝统治的清帝逊位一事。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接受了溥仪（宣统帝）的逊位，而孙中山幼时最喜欢自称“洪秀全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