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安庆之战
当1860年夏季太平军在常州和苏州一带征战的时候，曾国藩和胡林翼正在安排部署湘军的陆军和水师以及一些鄂军，准备围攻安庆。清军平定这场起义的大战略仍然不变，即“高屋建瓴”地逐步沿长江顺流而下，收复失地。这一大战略的第一步是收复武昌和汉口，第二步是克复九江。现在，为了能够最终收复南京，清军将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和太平军在安庆的交锋之中。而太平军方面也同样决心全力保卫安庆（见后文），这使得即将而来的这场战役，最终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最为惨烈残酷的战事之一。但是，对于从1860年年中到1861年年底在安庆周围发生的战役，在史料中被记录为在数个战场上杂乱无章、互不相连的军事行动，其真实的意义也由此变得晦暗不明。当时的确是一段战事复杂、令人费解的时期，但是通过对可以互相印证的不同史料的仔细考察和分析，我们便可以得知这一时期无数战斗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双方在对决中投入了怎样的资源。在安庆战场上决定性的成败，对双方来讲都是性命攸关的。而关于此战的诸多臆想的说法，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这场战役的战略重要性。
将安庆作为清廷的既定作战目标，实际上是曾国藩和他的助手胡林翼个人的胜利。曾国藩此前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管理江苏、江西以及安徽的事务，清廷还随旨让他率兵东进，收复苏州和常州，但是曾国藩向皇帝奏报了前线的军事情势，坚持认为越过安庆而先收复其他区域是极不明智的。现在，作为总督的曾国藩更是加紧准备攻略安庆。此时，在胡林翼的推荐之下，左宗棠也来到曾的营前效力，他随即被派往湖南，招收更多的湘军部队，以备将来之用。曾国藩对左宗棠印象颇深，当时清廷召左宗棠入川，驱赶正准备入侵那里的石达开（1860年8月2日事），而曾国藩却以将有大战的安庆战场急需左宗棠的襄助为由，执意把他留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安庆战役的细节计划也已基本确定下来，战役将分五条战线展开：（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此时刚带着一支整编后的湘军部队从湖南回来，他将由中路直接包围安庆；（二）满将多隆阿带领的八旗骑兵和鄂军于桐城守备北线，保护安庆的曾国荃部队的后方；（三）胡林翼领另一股鄂军，经霍山和舒城向西移动；（四）刚在湖南与石达开交战返回的李续宜率部在桐城以西、安庆西南的青草塥待命，充当后援队；（五）曾国藩亲率部队在皖南的南线牵制长江南岸的太平军，使之无法分兵救援安庆。
忽侦来报，贼昨三更时已放火遁。九帅（指总指挥曾国荃）即派队出追杀。章（指朱洪章本人）收队时，听莲湖边有枪炮声，问其故，乃知逆首带四五百人出来窥探……次日，该贼忽在营外喊，章往禀九帅。九帅曰：“贼情狡谲，勿可轻许，如果投诚，看有无器械。”……贼次日缴来龙旗三千余杆、洋枪六千余、长矛八千余、抬枪千余、明火枪八百余、骡马两千余。章专弁往请九帅来营面商。言曰：“悍贼甚多，如何筹之？”章曰：“惟有杀最妙。”九帅曰：“杀亦要设法。”章曰：“营门缓开，将逆首十人一次唤进，只半日可以杀完。”九帅曰：“我心不忍，交子办之。”章当时回营预备。自辰至酉，万余贼尽行奸戮，乃往销差。
朱洪章的记述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证明清代官方关于这些营垒战斗的记述是不真实的。证据便是，大量太平军在7月7日趁着夜色悄悄地撤退到了别的地方（很可能是安庆城内），剩下的万余人于次日清晨向湘军投降。湘军收占营垒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而屠杀则发生在第三天。其次，朱洪章再现了他与曾国荃的对话，这段对话暴露了曾国荃本人对屠杀负有责任，而他叫朱洪章动手执行，则体现了他的虚伪。事后，曾国荃给他的哥哥写信，表明对杀人过多的懊悔和自责，得到的却是曾国藩更为冷酷的对他的行为的赞许和认同：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图7 安庆之战
安庆陷落
在安庆城内，英勇无畏的太平军在彻底孤立隔绝了一年多之后，仍然坚守着城池，他们的米、油、盐，甚至是枪械弹药，全仰仗外国人走私进来。这些走私者受到与太平军交易可获高额利润的诱惑，从上海通过外国蒸汽船或悬挂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沿江往返，而由于《天津条约》赋予的在开埠港口之间的航行自由，他们不受任何外国巡逻舰船或湘军封锁舰队的阻拦。这种情况让曾国藩非常失望，他在这一时期的家书中，一次次地用绝望的口吻提及这种交通情形：“自下可虑之端，第一洋船接济，安庆永无克复之期。”
1861年7月，经过恭亲王的一些交涉，上海英国领事馆的公使卜鲁斯下令，禁止所有外国商人再向安庆提供补给。从那之后，在长江巡逻的英海军舰只便设立关卡，不许外国船只靠泊安庆。这个关卡彻底切断了太平守军最后的补给，使城池沦陷成了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英国干涉中国内战的又一个实例。到了8月，城内粮草已然见底，由于饥饿难耐，太平军成股向湘军投降，而剩下的一些人为了能够再坚守一段时日，在绝望之下居然靠食人度日。
8月，城外的太平军确实也进行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救援安庆的行动。此前，陈玉成在亲自向天京求援之后，于6月27日在皖北的无为会见了杨辅清，商定了在安庆周边其他太平军的配合之下联合出击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杨辅清的部队从宁国向西长途跋涉，渡长江至太湖县，然后于8月7日与由桐城来到太湖的陈玉成的部队一起向东进军。与此同时，林少璋和吴如孝则由桐城向南至挂车河，黄文金也由东面移动过来。清军多隆阿部首先在北线击败了林少璋，然后又在西线桐城附近打退了陈玉成和杨辅清的联军。而曾国荃的湘军部队在原太平军将领程学启的协助下，攻克太平军在安庆城外的四座营垒，使太平军从安庆向北至桐城的消息沟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使得太平军展开了新一轮的救援被困部队的努力，在经过了从8月21日起为期四天的紧急建设之后，太平军在通往集贤关的道路上建成了四十余座营垒。当各路太平军纷纷在安庆城外扎营布阵之后，城内的守将也开始鼓足勇气，准备迎接援军的到来。
但是战场情况却对太平军不利。8月25日，陈玉成和杨辅清亲率全军向湘军的壕沟发动进攻，他们把部队分成不同批次，日夜冲锋。但是到了8月28日，守军占据了上风，并迫使陈、杨最终鸣金撤退。次日，湘军战船又在菱湖之上收缴了太平军剩余的供给船只。至此，旷日持久的安庆之战大局已定。
在安庆城陷前后发生的残暴屠杀事件实在让人震惊。在最后的几天里，三股太平军因不堪忍受饥饿出城投降，他们事先得到许诺说不会有性命之忧，但是他们刚一到湘军的大营便被杀死。他们的无头尸首被丢进了长江。城内的太平军士兵有的试图渡河逃亡，其中一些溺毙水中，一部分人确实侥幸逃走，但是更多的人被湘军水师的巡逻船只击杀。根据一份现存的资料，吴定彩便在此时溺亡。至于叶芸来，李秀成的供状中说他被“逼死城内”。虽然有人说守军主将张朝爵通过一条小船逃亡返回天京，还被晋封为王，但是李秀成状中说他也与英勇无畏的同道们一同在城内壮烈牺牲，这一说法更为可信。这种大屠杀中的唯一例外是9月4日，湘军忽然允许城内最后的太平守军离开安庆，撤退至庐州。9月5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清晨，湘军进占收复了已经没有任何太平军防守的安庆城。但是湘军即刻开始了对留在城内的无辜百姓的大屠杀，在屠杀中有超过一万人殒命，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曾氏兄弟的奏折中谎称所杀者为约一万六千名叛贼，但官方的记录却证明了这些受害者真实的身份。至于太平军的援军，陈玉成、林绍璋、杨辅清、黄文金和捻军均撤退至各自原来的大本营，都因太平天国占据九年之久的安庆失守而有一定程度的士气低落。
双方对于战后新局势的分析结论相当一致。大喜过望的曾国藩称收复安庆为“肃清东南之始”。编撰《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的清廷史家也同意曾的说法：“安庆不克，则皖北何由平？皖北未平，则金陵何由复？……遂能克复名城，扫除凶焰，为东南军务一大转机。”从太平天国的角度而言，洪仁玕在其供状中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战后局势
8月22日，在清军收复热河仅仅十三天之前，咸丰帝在热河驾崩。他的继承人（同治帝载淳）登基即位，新皇帝的叔父恭亲王（咸丰帝的弟弟）在两宫太后的监督下议政。新的年号定为“同治”，以次年元月为同治元年之始。因此，克复安庆的捷报奏折被递送到了新皇帝的手上，从曾国藩至以下所有立功的官员都即刻且有序地得到了应得的晋升，以表彰他们在大捷中做出的贡献。
最高的荣誉授予了鄂抚胡林翼，曾国藩在1861年9月11日的奏折中非常公正且谦逊地将首功推给了胡林翼，而不是他的弟弟曾国荃。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楚师（即湘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但是，胡林翼还未等到亲自领赏，就于9月30日在武昌去世（死于“咯血”，疑似肺痨），享年五十五岁。清军上下都为他的去世而致哀。对曾国藩而言，胡的死让他深感悲恸：“可痛之至！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无论从任何角度衡量，胡林翼的才干和睿智，在所有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人中，可谓仅稍逊于曾国藩而已。他的过人才华不仅体现在部队运筹和战略规划方面，还体现在调和湘军诸将之间的矛盾纠纷，尤其是杨载福和彭玉麟之间的矛盾上。除了作为军事战略家和矛盾调停者为湘军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运用机敏的识人眼光以及卓越的行政能力，为湘军助益不少。正是胡林翼首先举荐鲍超，也是他劝说左宗棠在决定上京赶考之前先面会曾国藩。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总督官文的完全信任，这使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时不会受到掣肘，因此才可以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增加政府税收等手段，将湖北打造成曾国藩军事行动稳固的大后方。在这一方面，胡林翼对曾国藩军事胜利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湘抚骆秉章。因此，在胡林翼去世时，曾国藩的悲恸程度远远超过他之前在塔齐布、罗泽南和李续宾去世之时表现出来的悲伤。
胡林翼死后，鄂抚一职由皖抚李续宜担任，彭玉麟则被任命接替李出任安徽巡抚。但是彭玉麟以不熟悉当地政情为由，拒不受命，最终获得清廷的同意。此后，清廷调李续宜回安徽，任命严树森为安徽巡抚。
9月11日，曾国藩把他的大本营移到了安庆，在与弟弟曾国荃协商之后，他们决定下一步的任务目标是收复所有长江以北的失地，以巩固他们在安庆的基地。在此之后，大部分皖北的城市相继被清军收复。兵败的陈玉成前往湖北德安，为他已被打垮的部队再招收些人马，但是他部下的将军一致反对，认为士兵已经过于疲劳，无法立刻开始新的长途征程，陈玉成被迫转而前往庐州。此后，陈玉成发现他在庐州被彻底与天京和其他太平天国的据点隔离开来，而他从此再也没有和外界取得联络。同时，德安、随州和黄州等仍然在太平军手中的鄂北城市，也相继被清军攻克。到年末，清廷克复了湖北全境。
10月23日，曾国荃的湘军部队占领了皖北小城无为，而无为正是天京粮草供给的关键枢纽所在。时间由此站在了湘军一边，他们可以让士兵得以休养，同时坐等天京城的粮草开始不断减少。此后曾国荃返回湖南，为最终的天京一战扩充人马。同时，曾国藩专务攻略皖南。他的计划便是收复那里的所有城市，为进军天京扫平障碍。作为计划的一部分，鲍超正准备率其全军攻取宁国州。
此时清廷在刚经历过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联合发动的政变之后，局势逐渐稳定。到1861年冬天，新帝同治已经坐稳了他的宝座。曾国藩此时的处境非常有利，之前因嫉妒和怀疑对他颇有微词，阻碍他升迁的官僚已经失势，他现在得到了清廷的完全信任。更重要的是，清廷上下汉、蒙、满大员中，已经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了，而且清廷也没有在规模和效率上能够和湘军相比的部队了。清廷除了信赖他的忠诚，把将来的命运交托给他，已经别无选择。因此，清廷也竭尽全力来巩固曾国藩的忠诚，给曾国藩和他的家人上下几代都加上了高官厚誉，还不断地向他提醒儒家忠君的核心理念。曾国藩现在除了两江总督之衔，还全权负责浙江军务，他满怀信心地将精力集中在先打浙江、再挥师天京的“两步走”的计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