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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文选

133卷，纂集官有卢思慎、姜希孟、徐居正、梁诚之、崔淑精等23人，但作品选录工作主要由徐居正完成。《东文选》常见的版本有两种，一为太学社1975年对朝鲜王朝时代刻本的影印，一为民族文化刊行会1994年的标点排印本。正文共130卷，选录了上自三国、下逮鲜初的辞赋、诗歌、文章共4500余篇，其中，各体文章计108卷，按文体分为45类，分别是：诏勅、教书、制诰、册、批答、表笺、启、状、露布、檄书、箴、铭、颂、赞、奏议、札子、文、书、记、序、说、论、传、跋、致语、辩、对、志、原、牒、议、杂著、策题、上梁文、祭文、祝文、疏、道场文、斋词、青词、哀词、诔、行状、碑铭、墓志。《东文选》“正编”由徐居正编选，收有“采自三国，至于当代”的辞赋诗文，实际收录的是公元7世纪新罗统一之后至成宗年间（1470～1494）的文学作品。“续编”由申用溉于中宗年间（1506～1544）编选，所收为正编之后约四十年间的诗文。肃宗年间（1506～1544）宋相琦又进行补编。最终《东文选》长达154卷，45册，成为一部历代优秀诗文集。所收诗作，有高句丽名将乙支文德和高丽的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家、文人的作品，还有虽然并不闻名但留下了思想、艺术水平高的作品的人的诗作。散文作品里有李奎报、林椿、李承仁、郑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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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残卷

《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综合性类书。因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缙、姚广孝等组织3000名文臣儒士,历时5年编纂而成,故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辑入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图书8000余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戏剧、地理、医卜、农工技术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凡例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书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过。封面左上首签题《永乐大典》4字。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的珍品,可惜书成后没有刻版付印。《永乐大典》是按韵目编纂的,辑入古籍时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是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或整段抄录。因此,保留了古书的原来面目,使宋元以前许多佚文秘典赖以保存流传。《永乐大典》有永乐正本一部,嘉靖副本一部,都是缮写本。正本藏于文渊阁,副本原存北京皇史宬,原本藏于南京,明亡时原本与副本皆毁。仅存的正本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进入北京时焚烧劫掠,大部分被毁掉,一部分流散到国外。至今国内外仅存300余册,在国内的约有200余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该书进行多方搜集整理。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的显存《永乐大典》近800卷,缩印精装出版。

西洋番国志

中外交通著作。明巩珍撰。不分卷。珍号养素生,南京人。宣德五年(1430)随郑和使西洋,往返三年,以询访耳目所及和通事翻译,记诸国事迹。宣德九年(1434)成书。约二万字。篇首有作者自序。内容体例同《瀛涯胜览》。分述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刺加、哑鲁、锡兰、柯枝、忽里谟斯和天方等二十国的方位、行程、港口、都城、民族、宗教、风俗、气侯、物产、农业、历法及与明王朝关系等。 “叙事详核、行文赡雅”,是十五世纪初叶有关南洋西亚各国地理、历史、民族和中西交通的重要文献。卷首收录永乐至宣德敕书三通为郑和下“西洋”前准备的重要史料。书序载当时用“牵星过洋”,以水罗盘定向及篷帆锚舵等情况,均为我国十五世纪航海史重要资料,可补他书不足,记载各国生活状况,及同我国友好、通商关系,亦为研究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重要史料。另与《星槎》、《瀛涯》等书在记事,脱字比勘对校上也颇有价值。附录中有郑和父马哈只墓誌铭和碑阴郑和题记与锡兰碑文等,均为研究郑和身世和出使的直接史料。书中参杂某些荒诞传闻。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铅印本。

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

书有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法讳,知本书撰于明初。述文昌司禄宝箓之神讳、符图、灵验、授受,包括文昌谱系及梦应等。

喜讯

短篇小说。彭家煌作，载《文学》1934年2卷4号。写贫苦农民拔老爹盼望外出的儿子岛西出人头地、衣锦荣归，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他被捕入狱的不祥消息，从侧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作品以反语命题，意在暗喻：在反动派统治之下，千万劳苦大众永远不可能盼到“喜讯”，只能得到“凶讯”，含意深切，发人深思。

醉翁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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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论

史论，苏辙撰。苏辙早年即有进论二十五篇，晚年闲居时期更是著成《历代论》四十五篇，极言历代治乱之得失，观点新奇，文字老成，体现了他史论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辙在《历代论》并引中说：“予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书，为《诗》、《春秋》集传，因古之遗文，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苏辙一生未废史学，他说“吾为春秋集传，乃平生事业。”从他所说的“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可见其观点往往能发前人之所为见，形成自己独特新颖的见解。《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