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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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素问钞
医经类著作。元滑寿(1304—1386)撰。三卷。寿字伯仁,号樱生。河南许昌(一说襄阳)人。元初,因其祖父任官江南迁居仪真(江苏仪征)和浙江余姚。先后从师于王居中和高洞阳。博通经史,尤精于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研究造诣精深。撰有《难经本义》、《十四经发挥》等。滑氏治学严谨,善于审证用药,尤长于针灸,考订经络俞穴较详,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认为医源于岐黄,不读《素问》不知病源,故取《素问》之精华,弃其糟粕,选录其主要内容,重订篇次,各以类从,分为脏象、经变、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十二类。最后附补遗一篇,并作了简要注释。钩玄提要,对后世医家有所影响,为研究《素问》之重要文献。程文杰曾评曰:“其删取之精,编辑之审,其功犹程朱二子之于四书也。有《汪石山医书八种》本,上海石竹山房石印本。
破迷正道歌
破迷正道歌，原题「正阳真人钟离权述」，约成书于唐宋间。钟离权相传为唐末五代隐士，后以丹法传吕洞宾，为全真道所谓北五祖之一。此书北宋时已有流传，其成书不会晚于北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众术类。本篇为七言歌诗，凡一千七百余字；歌咏内丹，斥责服饵、胎息、行炁、采补、辟谷、存思、符咒、科仪、缩龟炼乳、识心见性、瞻星礼斗等皆为旁门小道，唯以修炼金液还丹（内丹）为正道。其道以先天一炁为本，使金木交并，铅汞交结，龙虎交合，子母相会，神炁归根，合于混沌未分之本真，则成金丹。歌中对内丹药物、采取、煅炼、火候之要及景象效用，皆有所述。全篇以七言歌诀体颂扬内丹之道，认为内丹以先天一气为本，「如能采得先天气，日月擒来两手中；达人采得先天气，一夜雷声不暂停。」又叙述了内丹的药物、采取、火候等，如说：「雷电风雨一齐生，颠倒颠时交换位。龙蹯金鼎要飞腾，四象五行归戊己。烹炼金液混元晶，加减自然分进退。前弦后弦定其真，丹头老嫩须辨认。抽添运用片时中，结胎火候有时刻。真火炎炎烧宇宙，乾坤上下尽通红。一火一水分爻象，一升一降自浮沉。一来一去分宾主，一前一后有君臣。一阴一阳为天地，一刚一柔自均匀。冬夏二至为节候，春秋二分定寒温。往来上下无形象，循环昼夜有时辰」等等。又强调了拜师在学丹中的重要性，指出：「这些金液还丹诀，不遇仙师莫强攻」；「有缘遭遇明师指，顷刻之间造化生」。宋元内丹家颇受本篇影响。
清末四公子
清末四公子出自名门，才华杰出，风流潇洒，性格各异，命运多舛：陈三立是陈宝箴之子，当代画家陈衡恪、史学家陈寅恪之父，以诗著称于世。谭嗣同是维新变法的主将，其“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气概感人至深。丁日昌之子丁惠康虽然故事不多，但其魏晋风流、不与黑暗的官场相妥协的性格感人至深。清末名将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则知其不可而为之，两次上书反对慈禧太后干预朝政，足见其“狷狂”。而清初康熙朝的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更是堪称公子之典型，列在篇首以便让读者更好地领略到“公子们”的酸甜苦辣与才性文章。全书语言流畅生动，融入了不少趣味性、可读性的小故事，非常适合休闲阅读。
恰克图界约
中俄两国签订的第一个综合性条约。清雍正四年(1726)沙俄政府派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为全权大使,与清政府代表策凌等先在北京,次年五月在中俄边境之色楞格河支流布拉河畔进行谈判。因俄方通过法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巴鲁尼神父,传递情报,收买内奸,使清廷将坚持原则的隆科多调回北京,策凌接受俄方方案。双方于雍正五年(1727)九月一日签订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条约》后,十一月又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界约》。条约共11条。第一、第十一条宣布中俄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第二条规定彼此交换逃犯;第三、第七两条规定了边界的勘分,包括《布连斯奇条约》的内容,又重申了《尼布楚条约》中所指出的暂未划定分界线的地区;第四条规定俄国商人每3年可到北京1次,每次不超过200人,买卖货物均不征税;俄国还可经常在恰克图、尼布楚两地进行边境贸易,也不征税;第五条规定俄国可在北京的俄罗斯馆内建造教堂和增派教士;第六、第九条规定今后两国遣使和行文的方式;第八、第十条则规定后发生纠纷的解决办法。《恰克图界约》的签订,是清政府本着通过协商和一定让步求得边界安宁的妥协表现,但俄国在中国获得了大片土地和若干特权。萨瓦伯爵于1728年回到莫斯科,由于签约“有功”,被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骑士”荣誉称号。
三朝圣谕录
明杨士奇著，三卷。书前有明正统七年(1442)著者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海吴弥光芬陀罗馆刊印，集在吴氏辑刊之胜朝遗事二编第七册。著者于永乐(1403—1424)初年历翰林编修、侍读、左中允。永乐五年(1407)进左谕德，后下狱，寻释。永乐十五年(1417)进翰林学士，兼故官。十九年(1421)改左春坊大学士，仍兼学士。仁宗(1424—1425)即位，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进少保、少傅、并兼兵部尚书。宣德三年(1428)进少师。本书记著者生平历任各官时与明成祖(1403—1424)、仁宗(1424—1425)、宣宗(1426—1435)三朝皇帝应答之文，编年排列，未分门目。内有请谕法司禁诽谤、消弭试场舞弊之风、革贪风、论官田减租及逃民之赦宥等事，对研究明初和明中期之际的法制有一定参考价值。
左氏传续说
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是续《左氏传说》而作，以补《传说》之未及，故名为《续说》。此书为吕氏晚年所作，其体例一仍《传说》，亦随文解义，但其议论则稍不及《传说》之阔大。卷首《纲领》称“《左传》字字缜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又说：“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看《左传》纲领，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用，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出人情物理。”又说：“《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业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此时都不成世界了，是末一节。”此说与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说大同而小异。吕氏批评《左传》有“三般病”，一是“左氏生于春秋，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二是“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三是“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以今观之，吕氏所云《左传》之三般病，除第二种外，皆非其病。吕氏之论则是基于封建社会之伦理道德标准而发，故《四库提要》评此“三病”之说，认为“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此书久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除缺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外，余皆完帙。现存清《金华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