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一
子厚《問守原議》，一數百言小文耳，而其附義重大，掊擊宦寺，使人千載下，如見其戟指痛心之狀。謝枋得[1]謂：“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吾謂與其從文章軌範立論，指稱得意名作，毋寧自立國大猷追討，號為命世鴻文。
中唐以後，有兩大禍患，馴至亡國而有餘者，宦寺與方鎭是也。退之一代文宗，乃於此兩大禍患，不惟無一矢加遺，而且諂諛疏附，唯恐不及，豈非咄咄怪事？試觀退之在董晉幕下，送“監軍俱公”返京，稱其“材雄德茂，榮耀寵光，俯達人情，仰喩大義”[2]，言下得意之狀，躍躍紙上。又退之流轉方州，以殘羹冷炙為美，其迎裴度班師回朝云：“荊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破蔡州回”[3]，此不論何人作，皆惡詩也，而出自退之手尤惡，彼本身謬以鞾刀鞠巹[4]為榮，不難想見。噫嘻！吾國文苑，自有退之跨入以來，圂圊[5]久失其臭，千年蛣蜣如丸互轉者[6]，已無可究詰。獨子厚及其黨人，受兩大禍患之壓拶，死者死，貶者貶，公言聲討，旣絶無用力餘地，而猶幸得於韋編屢絶[7]之後，假託古人攄其憤慨，於是“弘、石得以殺望之”云者，弘恭、石顯[8]二大憝下，便帶著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鬼影，憧憧往來。李慈銘云：“子厚文章行業，照耀千古，迄今如未死者”，吾三復守原一議，為之拍案而起。
或曰：元和四年，退之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尙書斂手失職，退之按《六典》，盡索之以歸，日與宦者為敵。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以上採自程俱《韓文公歷官記》[9]。〕由是觀之，退之並非不與宦官為難，何子見之偏也？余曰：退之為京師觀寺，起與中宦爭執，此在唐室，無過雞蟲得失之事，何與於政治生命？又況所謂京師，乃東京而非長安，偏隅細故，向為京朝貴人所不重視，如此小題大做，聲名立見飛揚，以退之尙氣之人，何難出面忿爭，拚此孤注？吾論退之本一博徒，出處大義，與子厚相異之處，明逾涇渭，未可混作一談。
二
子厚論辯文字，大抵有關當時朝局，精悍無匹之作，如《晉文公問守原議》，若視為作者心憂古人，洄溯晉故，豈非獃[10]漢？明蔣之翹頗知此義，於《輯注》中自箋曰：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㪍鞮：……子厚之所以議之者，蓋以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乃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公問寺人尤甚矣。故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子厚之先見驗矣。
文曰：“其後景監[11]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斷制何等緊迫！就中“不宜謀及媟近”一句，最為綱領。推之《桐葉封弟辯》，並以“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數語顯示銅山洛鐘[12]之妙。唐順之僅解帖括，然亦稱柳文中以《封建論》、《守原論》、及《桐葉辯》三篇為各極其妙，《退之集》中，無此等作也。
尋中唐以後，內廷、外廷倚勢相結之局，幾糾纏至國亡而不可破，以李德裕第一流人望，而不得不倚監軍楊欽義，始由維揚[13]入膺樞近，其他可想。退之與俱文珍有連，且致序措詞，形同諂子，士論羞之。獨子厚挺然於士林中，其與王叔文策劃大事，當然首以銷滅閹宦積毒為務。雖謀奪神策兵權，一試不成，以至貶竄終身，而其人其策，在唐史上之位置，終讓立百尺竿頭，更上一步。於是子厚私居議論，特形岸偉，誰曰不宜？
何義門於“先軫將中軍”一語，提出反證，謂“問原守在僖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二月，先軫始將中軍，時軫幷未為下軍佐也。”此誠小節，何害大義？夫先軫以從亡舊臣，即不將中軍，並下軍佐亦不為，豈不足隨時為其君備顧問乎？義門以帖括文字律柳文，宜有此種挑剔。義門又於“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有異議，謂所附不類，[14]實則《春秋》責備賢者，文中明言“問非失舉”，因以大義繩之，此有何難解？
雖然，義猶有進：《左傳·宣公二年》，趙穿弑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宣子名也。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之二事者，皆赫然弑逆案也，今晉文公，亦止於擇任一將，而謀之事非所屬之寺人耳，子厚遽爾推其所趨，並極其所往，至斷其躬犯大逆，而爽然不疑，此毋乃視天下事太易，且自信太過矣乎？曰：否，凡事機之來，一經作始，將畢必有所至，史家多言唐室之亡，亡於宦寺，而朕兆於永貞，於是經子厚指點之後，不十五年，而元和逆案暴著，誠不得不信為談言微中之效，殊不知永貞內禪，依當時迫蹙形勢看來，順宗殂落，直不能保其非出幽崩，雖形格勢禁，天下不敢言，而以子厚躬參禁近，目入幾微，豈得矇焉無所聞知？是其所懸《春秋》大義，一面示儆將來，尤一面取證現在，因而不顧驚世駭俗，大書深刻如此，誰曰不宜？
三
《議》結語云：“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夫《春秋》許、趙之義者何義也？此不能不涉想到所謂永貞逆案[15]，與此有關，下列甲至己各條，即闡發逆案史迹，讀者其詳之。
永貞逆案甲
《二程遺書》中，有呂與叔〔大臨〕[16]東見二程先生語，明指唐太宗與肅宗皆為篡，此所謂篡，雖迹相止於高祖因玄武門之變，而傳位文皇[17]，及玄宗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而誅意所在，應包括高祖、玄宗之皆死於非命。范淳夫〔祖禹〕固是司馬氏弟子，而兩遊蜀、洛[18]之門，其所作《唐鑑》，多用程叔子〔頤〕之說，於是唐家兩朝逆案，都在憧憧往來之中，顯其陰影，而都無法證實，惟順宗臨命亦然。
永貞逆案，史無正文，即雜記短書，亦未涉及。陳寅恪深信此事，認定《績幽怪錄》李復言說辛公平事，即順宗被弑之幸存史蹟[19]，今錄存：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貞元末〔原作“元和末”，卞孝萱校改，說見後。〕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牀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逐步客於他牀，客倦起於牀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此眠矣”，〔“此眠”二字，原係空白，依義校補。〕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生，萬物惟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為最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為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會，莫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礠澗王氏，致飯蔬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棄，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礠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20]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閿鄉，臻曰：“二君固明智長者，識臻何為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後。今臻所可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攜羊豕各半，酒數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棄我？”曰：“神祇只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二更，立灞西古槐下。”〔“二”原作“五”，依義改。〕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邐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所間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辛速登。〔“辛”原作“臻”，依義校改。〕旣乘，觀焉，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丈餘，貌甚偉。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況人乎？”謂臻曰：“君旣召來，宜盡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幷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21]廟。旣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餚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禀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眾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報曰：“已勅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戌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皁袴，以紅為標，又有紫縠畫虹蜺為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罽，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拱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顰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旣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閤，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旣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衣上皆畫龍鳳，肩舁下殿。將軍揖，介冑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挐，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感心，清眞之懷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舍離，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閤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羣辭，或收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䬃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為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叩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22]。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參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曰上仙，曰升雲，曰命駕，皆假借道家兵解之說，粉飾弑逆。李復言者，即柳子厚代王叔文草表薦作諫官之李諒[23]也，諒為叔文黨人，所受永貞政變之影響，何等深至！此一沈痛紀錄，何得視為消閒遣興之作？寅恪謂是舉子溫卷投獻所為，殆未必然，且諒草此文時，已在厠身臺諫之後，何溫卷之與有？
正纂錄間，得卞孝萱[24]書如下：
《辛公平上仙》條，在《續幽怪錄》卷一，〔《四部叢刊續集·子部》。〕該書卷二《張質》條云：“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云：“江陵張質，年五十一，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人。……”案此為故事發生之年代。又云：“元和六年，質尉彭城，李生者為之宰。”案此為撰寫故事之年代。文共三條，所用年號，同為元和，但元和無十七年。據此，上兩條之“元和”，顯為“貞元”之誤。今持與《辛公平上仙》條比較觀之，所云“元和末偕赴調集……”，此為故事發生之年代；又云：“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此為撰寫故事之年代。李生者，李復言之自稱，元和六年宰彭城，兩條吻合，故知上文之“元和末”為“貞元末”之訛，《辛公平上仙》條，實為記載順宗被弑之資料云。
孝萱考證詳明，年號遵改，並錄存其說如右。
偶閱閻百詩[25]《潛邱劄記》：
《唐書·路隨傳》：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隨刊正。隨建言：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26]、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己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此一乾枯史實，潛邱未曾附加一字，不識錄存何用。就中《實錄》所書禁中事何者為失實，宦豎不喜何在，詔書所摘失實數事是何等事，原稿與改稿相差幾何，皆無法從《劄記》中看出。吾揣潛邱用意，原為求索此等差別而錄存史迹，其卒也，求索不得，而欲人從字裏行間，密喻其意，仍將故事直書一通，以付後賢，劍匣帷燈[27]，無非在永貞逆案一點上，
環之而走。鄙意如是，宏識其謂之何？
永貞逆案乙
子厚自始謫，即斷言追回絶望。洪景盧[28]讀《懲咎賦》，見本傳所作序：“宗元不得召，內憫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曾慨然為之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謫居日月未為久，難以言不得召也。”〔語見《容齋五筆》[29]。〕蓋此賦為元和三年作，景盧推算，未為不確，雖然，子厚自審所犯之為死案，其設想不與恆人一致之處，自不為後代之同情者所能瞭然也。子厚《寄許孟容書》，得罪已逾五年矣，而仍謂膏肓沈沒，復起為人，素望不敢及此，又承己在眾黨人中，罪狀最甚，所謂罪者，並自謚為不測，則子厚深知逆黨之欲置彼於死地，否亦不願彼回朝列，以觸動其所避忌，因而彼無生入修門[30]之望也。
此子厚謫後之所蓄意如右，至以思想襮之文字，如《晉文公問守原議》，則竟敢以晉趙盾及許世子止之極例終於篇，吾嘗讀宋王讜[31]之《唐語林》而得其通解矣。蓋春秋時，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殺吳子餘祭，文宗在講筵以問李訓，訓慨然為之言曰：
吳人伐越，獲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謂之閽寺，即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32]，餘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為中使所殺。
上嗟歎，訓重言以申明曰：
君不近刑臣，君近刑臣，則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33]
尋李訓在太和朝為是言，太和去元和雖不足十載，而子厚已歿，倘子厚不歿，依職得侍講之任如訓，其所言將一如訓而無違。何以言之？夫寺人㪍鞮，刑臣也，猶吳之閽寺，或唐之中使也。君近刑臣，刑臣靡所不為，在漢可以殺望之，在吳即可以弑餘祭，臣可殺，君亦可弑。夫望之、餘祭，皆刑臣躬剚刃也，時或刑臣不得躬剚刃，而假手於他逆賊，他逆賊又不得躬剚刃，而驅遣輿臺僕妾以實其迹，復假藉異己仇敵以嫁其名，色色形形，均無不可。如晉趙盾，如許世子止，條舉件繫，時見一、二，推其原，其為禍始於刑官則一也。唐之中使，其所得為，舉猶是也，惟吳弑餘祭，而魯史書之，唐之中使，倘有所弑，而唐史不得書，又未可知也。當時訓之意如是，子厚倘代訓言，將亦如是，子厚代訓言如是，子厚其所自著文，固早赫然而顯其如是。夫春秋距唐逾千年矣，中間推類察迹，窮源竟委，而得“近刑臣即輕死”之最大範例，萬變莫易，訓與宗元，易地則皆然。
永貞逆案丙
永貞逆案者，疑詞也，而非定讞，惟以當時宮闈之事態卜之，政爭必然落到此一結局，請試徵之：
《國史補》載：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34]
此一小小紀載，有兩點切實可疑。一曰：牛美人有異志；從來皇位之爭，必有兩黨對立，其時牛美人可能有何異志？脫令有之，其事亦必與伾、文有連，俱文珍等以此為名，不難振振有詞，突加掃盪，依事考之，此殆捕風捉影、而欲加之罪之辭。又一曰不請而書，試思建儲何等大事，焉有不先候旨，而遽由應召學士自作決定之可能？此無異表明閹黨遵計而行，恣行脅迫，當時實無順宗自行甄選之餘地。
《舊書·崔羣傳》載：
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羣，史稱“沖識精裁，為時賢相”，以膽氣言，鄭絪非其倫也。絪號“小心兢謙”，憲宗朝，與杜黃裳同當國，“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為問立儲之事，羣不得上旨，當廷所不敢言者，而絪能不請而書立嫡誰某，跪而上呈乎？李肇以言餂天下，取國家廢興大事，在小說體裁下，隨意塗抹，亦愚誣之極也已。
查《舊書·衛次公傳》，所載如下：
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患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答，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位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
此與右《國史補》所載為同一事，而變換言之。金鑾殿者，即小殿也，“內中商量未定”一語，當即牛美人之黨李忠言所傳言。如實論之，當時順宗寢疾沈篤，不可能面對近臣，於是穩定儲位之紀載方式，兩書互異，然此並不關宏旨。凡吾人所得據此論證者，則閹黨挾憲宗以脅順宗，謀定而動，橫恣無阻而已也。
《舊書·崔羣傳》載：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鎛所構，憲宗不樂，出為湖南觀察都圑練使。
夫皇甫鎛之欲加“孝德”二字，旨在銷滅永貞內禪痕跡，以取悅於憲宗，崔羣敢於反對，即暗示憲宗適得孝德之反，睿聖云云，意含譏諷，顯為刺耳。嘗試論之，天下儘有非聖之孝子，而斷無不孝之聖人，天子之孝，謂之聖孝，於斯以聖苞孝，原是宗經常語。君子聞之，將坦蕩蕩而行所無事，小人聞之，或長戚戚而引以為羞，此無他，其分野固在承斯言者之有無心病已耳。陳寅恪引《唐書》而講其義曰：
皇甫鎛以靳惜孝德二字構[35]崔羣，憲宗竟信其語，因之不樂而出羣。據此，憲宗之於其父，似內有慚德也，然則永貞內禪一役，必有隱秘不能昌言者，從可知矣。
寅恪之言微而顯，彌信。〔說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九十七頁。〕
永貞逆案丁
永貞元年冬十月，《通鑑》稱：
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潤，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澭，且說澭以廢立，澭執送長安，並其黨杖殺之。
《舊書·劉澭傳》所載畧同，唯多“令則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數語，又載：令則詣澭所言，“皆廢立之事。”查普潤者，秦州刺史之治所也，〔本傳作“理所”。〕所謂誥者，“太上皇制敕稱誥”，不過前二個月，〔即本年八月。〕皇太子句當軍國政事後，始制令為之。劉澭者，幽州盧龍節度怦之子，以效忠於國著稱，曾自拔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德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羅令則之黨策動廢立，而指名向澭徵兵，令則且以身試險，自往遊說，其故大率因德宗曾加寵遇，而冀幸澭在擁護順宗上報恩云。
尤可怪者，《通鑑》載“舒王誼薨”，與此同時。舒王誼者，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以其最幼，為德宗所憐愛，命之為子，封王後，並拜開府儀同三司，軍國大事，幾於無不更踐，曾為揚州大都督，持節荊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誼身為諸王之長，復為順宗友愛所加，遂不期而成為主廢立者之無上目標，據王芸生[36]推測，羅令則向劉澭遊說，即是以舒王為號召，舒王之薨，定屬幽薨，與令則之杖斃兩相呼應。
舒、羅告終，適在王叔文貶竄後兩越月，密謀醞釀，可能起於伾、文未貶時期，而事後毒閹俱文珍輩，不欲鋪張，外間因無人知，並可能《順宗實錄》留有踪象，而若輩乞求刊落。其尤關重要者，事之進行，可能暗中取得順宗同意，舒、羅旣殲，若輩因不得不進一步，為芟夷本根之計，而下商臣[37]毒手，於是順宗翌年正月殂落之涵有何種意義，不難一言斷定。
爾後憲宗被弑，吐突承璀屬意憲宗第二子澧王寬，先是憲宗在時，承璀曾為是請，而不見納，至是欲以威權自樹，獨斷行之，卒之與王守澄、馬進潭輩忤，穆宗立而澧王與承璀俱被殺。未幾而敬宗逆案又聞，以絳王與劉克明為一方，江王與王守澄、楊承和輩為另一方，卒之後一方勝，而絳王、克明均死。如實言之，此殆成為中唐以後，閹寺操縱皇室繼承權之鐡律，而其始基乃自永貞開之。獨其初紀唐諸著錄，包括《順宗實錄》在內，只載憲宗經營內禪句當，而敵對一方之計劃渺乎無聞。今揭明舒王及羅令則之同時殉國，永貞逆案之形式始備，故王芸生珍視此一發見，而鄭重為余詳道其實云。
永貞逆案戊
嘗讀范祖禹《唐鑑》：“元和逆案，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通鑑》：大中十二年二月，廢穆宗忌日，胡注[38]：“以陳弘志弑逆之罪歸穆宗也。”而裴廷裕《東觀奏記》[39]稱：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指宣宗。〕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按穆宗葬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鉏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促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合右三種紀載觀之，而知憲宗遇弑，懿安母子實與其謀。夫懿安太后，為郭氏尙父子儀之孫，父駙馬都尉曖，史稱“歷位七朝，〔按七朝者，為順、憲、穆、敬、文、武、宣。〕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40]，無以加焉。”外所表見，如此輝煌隆盛，誰料內性陰賊，至敢剚刃黼扆[41]，而不以為嫌。至穆宗亟求正位，自儕於商臣[42]，而行所無事，尤為逆倫巨變，難於想像。查有唐李氏，原於胡族[43]，朱晦菴嘗訾其內行不修，宮廷雍穆之相闕如，惟胡人性很，夫婦父子之間，時或凶殘較平人尤甚，亦可作如是觀。
查穆宗為憲宗長子，宣宗為憲宗次子[44]，穆宗乃郭后親生，宣宗則諸子而已。宣宗越四朝始得為君，從而清算四朝前之逆案，可視為史之特例。顧逆案鑿然立矣，而宮廷諱莫如深，必欲彌縫其迹，使人不察以為快，此在憲宗朝，或者以逆黨徧布中外，力未稍衰，操之不愼，將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毋寧隱忍將事，乘隙始為，然非所論於永貞也。夫永貞事過已久，異己全潰，可一切無所顧忌，而乃內宦對《順宗實錄》，一再指其不實，要求刊削，是又何也？說者曰：愼永貞為愼元和，非專為永貞也。翰林學士李肇者，當時與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輩，不時奉對，與聞大政者也，其所譔《國史補》，固不能毫無依據，妄行採錄。凡“牛美人有異志”，“不請而書立嫡以長”云云，必爾時有異派宦寺，於諸王中別行推戴，與嫡相抗情事。觀於牛昭容、李忠言等人，史無下文交代，《諸王傳》中風煙淨盡，一無動作，皆可想見《實錄》中有某種條款，曾由路隨奉諭刊落，其所以然，則陳寅恪曾鄭重言其故矣。蓋憲宗英武之主，盛望在人，閹寺不敢牽一髪而全身動，使忠義之徒，對己族類深加誅討，同時亦恐陷憲宗於商臣、許世子止之罪，此一本事，與敬宗時迥異，不可同年而語。當寶曆季年，內難倏起，韋處厚昌言於眾：“《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順逆”，〔語見《新》、《舊書·處厚傳》。〕而內外廷俱不以為迕，此明明以昭愍童昏，難與章武比烈，前者被戕賊，固無足為諱也。〔昭愍，敬宗尊號，章武，憲宗尊號。〕
永貞逆案己
宋子京為《新書》作《王叔文傳》，有一絶怪特不可理解之記載如下：
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裒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
此一段與《舊書》全異。《舊書》稱：“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餘語概不載。查母死前一日，與母死匿不發，二者之區別性，何等重大？子京悍然作此記載，其欲多方蹈隙以坐罪叔文，不問可知。果爾，“天子射兔”云云，雖不悉子京從何處得此秘材，而其下筆時，固不含絲毫左袒叔文之意，更不待問。然則子京此一嶄嶄特異之記錄，其所影響於唐史將何若耶？史載順宗病喑不朝，與叔文言跨馬若飛，事不兩眞。如眞在後者，則《順宗實錄》、《新》、《舊唐書》，又《資治通鑑》一切著錄，永貞朝將無一字足存。而永貞逆案也者，合之後來崔羣不願上憲宗孝德尊號，推類而並觀，其可信之數乃絶大。
四
吾國宦寺史上，有二大事遙遙相望，一晉文公問國計於寺人㪍鞮，一中唐不用王叔文是。之二事者，一積極，一消極，而皆印合於楚屈蕩：“君以此始，必以此終”[45]之遠大論斷。吾曾草《唐末政治形勢》一文，又曾評述趙甌北記唐代宦官之禍[46]，俱用附於子厚《問守原議》之後，讀者其詳之。
王西莊《蛾術編·李義山》條：有一段所見甚遠，節錄如下：
《登霍山驛樓》詩，呼劉稹為狂孽，……明為宦官吐氣，義山之詩，稍覺自相矛盾。〔指《重有感》詩，以竇融比陶侃，鷹隼比劉從諫。稹，從諫從子，從諫沒，稹反迹未露，朝廷遽命討之。〕文宗受制家奴，困辱以崩，武宗雖似英略，然為仇士良所立，受制亦同。蓋自憲宗中興，能平藩鎭，而宦寺之權，轉從此起。此後禍本皆在中人，而其原則在不用王叔文故也。
查唐室從順宗永貞，算至哀宗天祐三年，恰是一百年，即公元八百零五至九百零六年，而唐亡。此一百年間，皇室廢立之權，完全操於宦者之手，毫無例外。倘叔文於永貞得志，先收北寺兵權，從而向外削減藩鎭，唐室末造之政治局面，將決不如今所了解之濁亂顛倒現象，而朱全忠之禍，或可於無形中豁免，李唐命運，多延幾年。無如叔文一敗，萬事瓦裂，李氏子孫，遂展轉玩弄於閹寺之手，宗社隨之銷亡。此西莊所謂其原在不用叔文之故，可云一語破的，茲請徵《舊唐書·宦官楊復恭傳》證之。《傳》末云：
是月，〔昭宗光化三年正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胤為宰相，兼判六軍諸衛。胤奏曰：高祖、太宗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寖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官主之。自是參掌樞密，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不翦其本根，終為國之蟊賊。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詔曰：其第五可範以下，並宜賜死，其在畿甸、同、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以下，及管內經過並居停內使，勅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其左右神策軍，並令停廢。
陳寅恪於其《唐代政治史述論》，引右《傳》加案曰：“《舊傳》所載崔胤之奏及答詔，乃中古政治史劃時代之大文字。”夫大文字者何也？曰：結束三百年李唐天下之文字，云何不大？間嘗論之，崔胤者，志近王叔文，而跡則適相悖謬。蓋叔文乃心唐室，孤立無援，以一己性命，與唐室運命相搏，而胤則立於朱全忠之側，一切假全忠之力為之。夫國有大癰，始徐砭之，國可活，終驟決之，國立亡。所謂投鼠忌器，鼠滅而器亦相與俱壞，叔文與胤同治一事，而跡與效均大異者，職是之故。由是以知：叔文、柳子厚等計劃之成敗，與李唐存亡之關係，不啻復育之於蟬，濫觴之於海，輕其作始，而傷其將畢，直大愚不靈之目論而已。韓退之與子厚同官，並號與劉、柳偏善，而乃悍然左袒俱文珍，訾叔文為共工、驩兜，以沮塞矯枉救蔽之百年大計，何兩人度量之相越一至如此？
《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其後范曄撰《後漢書》，於《宦者傳》踵其義，自鄧后以女主臨政，下令不出房闈之內，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旣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遷延以至袁紹龔行芟夷，以暴易亂，魏武因之，遂遷漢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云云，惟唐事亦非例外。昭宗光化詔書，陳寅恪所號為劃時代之大文字者，其詳可得複述一、二。如“先皇帝[47]嗣位之始，年在幼沖，羣豎相推，奄專大政。毒流海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48]，幾淪神器。田令孜[49]妒能忌功，遷搖近鎭，陳倉播越[50]，患難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幽辱朕躬，凌脅孺子，視將相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51]。及在岐陽，過於羈紲[52]，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所控告。先朝及朕，五致播遷[53]，王畿之甿，減耗太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妻室，言念於茲，痛深骨髓，其誰之罪？爾輩之由”[54]等語，歷數宦者罪惡，可謂淋漓盡致。語其歸結，則詔書先已聲明：“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斷方誅於元惡。”卒以肅清宦寺絶其本根之重責，付之極惡窮凶、坐待篡敚之權奸，旋乃禁闥朝清，宗社夕屋，人削癰而致命，賊應教而奪門。漢、唐告終，同趨一軌，屈蕩發微於先楚，西莊釋例於中清。由是以何始者，即以何終，以及唐不用王叔文，委為社稷傾覆之禍本，史迹昭彰，奕禩[55]不爽云。
五
陽湖趙翼著《廿二史劄記》，在唐代並無一字涉及永貞之變，獨於宦官之禍，紀述甚詳，文長近兩千言，不錄。
此唐史宦官之局一筆總賬，甌北條列件繫，羅羅清疏，毅然斷定：由於其始誤假以權，致成尾大不掉之勢，而其樞紐，實在德宗之末，憲宗之初。倘其時叔文之策得行，後來北司掌兵，敕使亂政，所致中唐以後七、八代君主立廢生殺，全操於宦者之手[56]，卒之朱全忠誅宦淨盡，唐亦隨亡，此一悲慘局面，完全可免。由斯以談，叔文劃策，關係於唐之存亡，何等重大？子厚立議非毁寺人，不使與聞政事，識見何等卓絶！顧韓退之與子厚同時，在宦權萌蘖初成階級，不廑不主持正誼，同張撻伐，而反溝通權奄，竭盡諂諛，且指斥唐室百餘年唯一先識遠見、捨身救國之王叔文為共工，為驩兜，為鯀[57]，以投畀豺虎有北然後快。雖對子厚尙存有同官義分，而詩歌誚讓，層出不已。“匪親非朋”云者，意若謂：此等“才俊”之士，不得與“材雄德茂、榮耀寵光”〔退之《送俱文珍序》中語。〕之宦寺為伍。嘻！退之祇知求官，無意衛國，稍經摧折，怨悱百端，何其政識之低下，而干進之可醜也！《通鑑》稱：咸通初年，〔懿宗朝。〕“士大夫深疾宦官，事小有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與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夫退之之於宣武軍監軍，〔即指俱文珍。〕不止識其面，而且知其心，程度深於葉京，何啻千百？而彼此在社會上所得之毁譽，適爾相反。所謂是非易明於成敗之後，患難難概於醞釀之年，當憲宗橫被陳弘志弑逆，子厚已歿於柳州，而退之之仕路開暢，不識此“文如太宗武高祖”[58]之神武皇帝，在退之斯時之心目中，作何擬議？
甌北記唐代宦官之禍，其結論曰：唐誅宦官，慘酷不減東漢，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宋景文謂：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而抑知其始，不過假之以權，掌禁兵，莞樞要，遂致積重難返，以至此極也哉？”吾結吾論，亦從二人之言而云然。
駁復讎議
一
復讎議，韓、柳兩家均有之，而所議非同一案，元和六年秋九月，《通鑑》載：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59]，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辭本退之《復讎狀》，顧子厚《駁復讎議》，所據為天后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事，與退之狀並非同案。其所以然者，則退之時為職方員外郎，以當官議當案，於法有據，而子厚則貶在遠州，不與其事，勢不得援同案而參末議，如強為之，是為出位之思，物論所非。故其搜討舊案，以天后諫臣陳子昂為的彀，期與當朝梁悅現案相避，文中不提退之《狀》一字，乃勢不得不然，應須昭察。
二
何義門於《駁復讎議》下記云：
駁陳有餘，若折典法之中，則必待韓議而後定也。李云：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別分明，柳則質為一條而已。合此兩篇義與詞觀之，便定韓、柳優劣，或言柳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
駁陳者，陳指子昂。夫韓、柳復讎二議，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惟義門處康、乾暴政之下，文網迭興，刊章密布，以上誅下，誰敢有異詞？退之以凡見誅官吏，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之數語者，不期而聳為金科玉律，義門之所以軒韓而輊柳者，其竅要在此。然則假藉以上誅下之名，枉直都不可議，如退之之說，則《公羊傳》所謂不受誅為虛文，讎乃禁臠，勢不可動，為問禮、法異同，都省集議，若輩所職何事乎？柳州主張復讎之用異，而本則合，究竟有可合之本焉否乎？父不受誅，子是否終有復讎之權利乎？退之謂不可議，子厚求統於一，二律背反，眞理將在何方乎？李安溪謂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之甚明，柳則質為一條，此恰是柳之勝韓處，是柳之尋求眞理，而韓諂諛專制處。義門謂或言柳議過韓為不知文，吾則謂義門言韓議過柳，非但不知文，且不知法，又非但不知法，直不知恥。
“蓋聖人之制”〔至〕“又何旌焉”下記云：
李云：議論在韓範圍之中，猶不若韓之渾涵，蓋聖人制法所難明著者，今固不得而明著之也。
安溪此論甚怪。安溪理學，原是一篇糊塗賬，於此論又何尤焉？吾知法律文字，以明確為第一義，詞涉渾涵，法何取焉？如聖人制法所難明著者，後人即不得而明著之，則從來一切傳疏工夫都可廢，且聖人制法，果何事難於明著，亦殊難解。
“《春秋公羊傳》”〔至〕“則合於禮矣”下記云：
《公羊》之說，蓋謂父以非罪見殺於君者也，安得並引以斷兩下相殺哉？此柳子少年之作，於治經尙疏，至“復讎不除害”五字，不知裁翦，乃小失耳。
義門於“復讎不除害”五字，似未了解，因有“不知裁翦”之論。須知子厚之意，謂復讎包涵二義：第一義當然是復讎，第二義即為除害，父不論原有罪與否而受誅，則子之殺人，於復讎誠無愧，以云除害，使讎人之子孫，於方來永遠不記斯恨，則目的仍未達，故曰復讎不除害。子厚持論，以公私統於一為主旨，義門遽以柳子少作輕之，殆失之疏闊也。
三
復讎議，韓、柳兩家皆有之，為問誰之理長乎？吾意此可以引經決之。退之引《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子厚《駁復讎議》，絶不引此。王介甫作《復讎解》，雖不涉韓、柳所議，而於《周官》之說，頗肆排擊。其言曰：
《周官》之說曰：“凡復讎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60]，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 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61]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介甫之言甚辯。查《韓集》中之《復讎狀》有錯簡，文於引《周官》後，不知所下己意何似？如其以《周官》之說作證，則韓議將遠劣於柳議，而介甫所論，似補韓議所不及處，不啻申柳而抑韓。
四
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師韞初為下邽尉，後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
違害者不知所立：知人報仇而避之，是謂違害。
若元慶之父：吳摯父云：若元慶之父，濟美堂本[62]作“若君之父”，此當是“君”下脫“先”字，“元慶”《文粹》[63]作“君先”。
奪其吏氣：《漢書·王尊傳》：吏氣傷沮。
枕戈為得禮：居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見《禮記》[64]。枕干，“枕戈”類語。
處心積慮：語見《春秋穀梁傳》：“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也”[65]，鄭伯，指克段於鄢之莊公。
是非死於吏也：樓昉[66]曰：死於吏死於法等語，剖判精詳，眞辨折得倒。
復讎不除害：害，指先殺人者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凡復讎合禮者，私以復人子之讎，公即除國家之害，若推刃，則祗復讎而非除害矣。不寧唯是：害字可能推廣一層，因復讎又種下反復讎之根基，以致親親相讎，此“害”字與上文“違害者不知所立”，各自守其領域，義不相犯。《廖注》云：“《定四年·公羊傳》之文注云：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此謂復讎只於及身而止，不得兼其子，恐非《公羊》之義。《春秋》許復九世之讎，上言父不受誅，子復讎，此當然謂及身復讎可，復之於其子若孫，均無不可，所謂親親相讎，必如此解始通。凡此皆指父不受誅而言，若父受誅，則子義不得復讎，微特殺讎之子不可，即及身報之亦不可，此處之“復讎不除害”，廖解實屬杈枒[67]不合。若謂及身復其讎矣，不得同時為除害計兼殺其子，又顯為贅義，與受誅不得復讎之本旨無涉。或曰：《風俗通》[68]：“李廣殺霸陵尉，上書謝罪，武帝報曰：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報忿猶言復讎，復讎除害乃常語，害即在所讎之中。若復讎而所復非其人，則讎雖復矣，或害並未除，如惹起下一代之反復讎，抑所除非害，如先殺人者之為奉法之吏，故曰復讎不除害。是說也，所包彌廣，因錄存之。
以斷兩下相殺：兩下相殺，是法律用語，猶言人相殺。後魏刑法：“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斷法離奇。兩造具備，與“兩下相殺”為一類語，《周書·呂刑》：“兩造具備”，《蔡傳》[69]云：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獨兩造具備，惟讞鞠[70]時得用之，兩下相殺，惟事殺時得用之，皆不可作彼此二人之通稱看，參閱胡鳴玉《訂譌雜錄》。
其不可以為典明矣：錢穀[71]曰：以上論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聞道與元慶，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甚有着落。
五
子厚著《駁復讎議》，引《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72]“復讎不除害”下，何休學[73]曰：“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眾，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去。”[74]廖、蔣[75]諸家，皆尊何注，重復援引，吾意不謂然。蓋子胥領吳師攻楚時，平王已物故，倘復讎而限於取讎身也，則讎身旣沒，復讎即無意義，根本不應興師動眾。須知子胥舉兵，其的彀明在昭王，獲昭王而殺之，當認為求仁得仁而恰如其分之舉。爾時昭王之不被殺，乃昭王得間逃去，非子胥義釋之也。或以鞭尸為言，夫鞭尸本稗官之言，不足信據，倘眞有其事，亦出於子胥一時忿激，無當於復讎本恉。蓋闢棺露屍，不人道之極致，觀於子胥面干闔廬，頌言孝義，又陳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此其自持何等鄭重！夫以憂中國之大義始，而以椓屍體之兒戲終，諒非口稱事君猶事父如子胥者所樂為，由是《公羊傳》“復讎不除害”一語，應涵何詁，亟須斟酌。
《春秋》大齊襄復九世之讎，夫紀一小國也，讎至九世而後克之，可見復讎非易事，而亦事之絶不容已，以邵公[76]精研《春秋》，此義不得諉為不知。吾今請釋之曰：害者何？害於己也，父不受誅，誅父即為傷義，子復讎，子於私為復一己之讎，於公即除一傷義之賊。反之，父受誅，誅父並無妨於義，父誅旣無妨於義，則子復讎為強辭，止於推刃於人而已。於是人以刃來，而我防之，亦說不上除害，夫是之謂復讎不除害。
戴宏《春秋公羊傳序》[77]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78]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由右觀之，《公羊》在其本家四傳至壽，壽展轉傳於董仲舒，由仲舒又四傳始至何休，休之去公羊高也，其亦遠矣，誰敢保其不背高旨？又休學號稱集詁，則詁從何得？誰復知之？夫“復讎不除害”一解之不本於高，事至顯白，獨休緣何致誤，驟未能明。又子厚引《公羊》而不取何詁，文義昭然，此解精詳，願以異日。
尋退之《元和聖德》詩寫刑場慘狀云：“取之江中，枷脰械手，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揮刀紛紜，爭刌膾脯。”此詩元和二年作，與六年梁悅案發露，相去甚近。於以推見作者執筆時之獰惡面貌，以至完全忘卻儒家泛愛親仁，墨家上同兼愛，二師“不相用不足為孔、墨”[79]之本然大道。而且《公羊》束之高閣，凡何休釋明復讎不除害，所謂取讎身不得兼讎子諸微言大義，一概無所知曉，噫嘻！
桐葉封弟辯
一
子厚所為《桐葉封弟辯》，一三百字小文耳，乃坊刻本必選之作，庸童小夫，大抵耳熟能詳，特其中所涵政治意義，指擿當時朝議情況者，未必人人能解。
文中所表示者為二大義：一、王設以桐葉戲婦、寺當如何？婦特陪筆而已，而寺人最置重。二、君不當束縛馳驟，使若牛馬，急則必敗。查子厚當時所處形勢，其與王叔文為敵者，以宦人為急先鋒，俱文珍外充監軍，劉光琦內管樞密，一陰握方鎭之柄，一陽奪宰相之權，而皆以君令行之，此二事不加釐革，國事將無一可為，而此又決非咄嗟所能辦到。叔文得君之專，自不待言，而順宗瘖不能言，安知非心有成算？叔文往往遇事，悍然以己意行之，如動議殺劉闢，叔文矢口而出，幾浸忘有上請君命一事，非君臣一心，默喻有素，又安能如此？吾嘗論叔文黨內，有急進、緩進二派，韋執誼是緩進領袖，子厚所見，或亦偶與執誼同符。宋子京譏叔文為沾沾小人[80]，與子厚所云[81]小丈夫，用意雖有惡訕與隱慮之不同，而所指殆歸一嚮。由是以知子厚此文，重在諷示叔文，使力避束縛馳驟，徐即於從容優樂之道，而不為宦寺所中傷，成王桐葉云云，亦借題發揮而已。外間屢以躁進譏子厚，退之亦云子厚不自貴重，若輩豈足以知子厚憂心如焚，及婉而多諷之微意也哉？
凡子厚文中，曰“中”、曰“當”，〔去聲。〕皆關目語，皆從陸文通學《春秋》所得而來。此文先云：“要於其當，不可使易”，又云：“要歸之大中而已”，兩字接連用上，可見作者下筆時之沈著矜愼。又子厚用“當”字，或作形容詞抑名詞用，讀去聲，或作動詞用，讀平聲。本文“王之弟當封”，與“不當封”，平聲讀，其後“未得其當”，及“要於其當”，去聲讀，兩相呼應，凡此皆《春秋》筆法也。至呂祖謙評此文云：“此篇文字，一段好加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此開茅坤、儲欣輩批點制藝之風，頭巾氣重，一無是處。
子厚行文，以“合古今，散同異”六字，為之準則，〔語見《陸文通墓表》。〕故凡論古之作，皆屬箴今，如《問守原》及本篇，最為顯例，子厚熟精《春秋》義例，運用不窮。
封唐叔，《說苑》[82]謂周公事，《史記·晉世家》謂史佚所為，文從《史記》，設一宕筆。
二
文以載道，文家口頭禪也，李翺[83]亦云：凡學為古文者，乃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84]。然則所謂道者，其詁義當如何？或曰：天不變，道亦不變，以道字冠古今而一之，乃文人之所有事，子厚則絶對不作如是看法。子厚言道，與他文人同，但言道同時言中，謂必協乎大中者，始得謂道。蓋子厚從陸淳治《春秋》，彼認為《春秋》之微言大義，在“章明大中”，《與呂恭書》言：“立大中者不尙異”，而在《桐葉封弟辯》之一小文，亦謂：“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此可見“道”字方出口，而下即以“大中”字乘之，子厚之意，乃謂道無往不叶乎中，而大中所在，亦即道之所在。雖然，中也者，將受時代性之變化乎？抑否乎？間嘗論之，春秋時之所謂中，容在唐室視之，未必為中；周公輔成王時之所謂中，容在永貞政變時視之，亦未必為中。夫如是，中與道，隨時代之遷移，殆無法吻合一致也明矣。子厚於此，把定“中”字以為准的，凡切合時代，準情合理，而我詁為中者，縱令律之古所謂道，而有所出入，毋寧守中以合道，決不徇道以毁中。吾意子厚言道，與退之及宋儒之所職守，以及清桐城派之所謂義法，其不同處在此。子厚云：“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所謂不益於世用者，即指不叶乎中。果不叶乎中，即明白確定為聖人之道，亦不容不有變易，文人中具此膽識，千古殆惟子厚一人。
“文以載道”之外，又有“因文見道”一語，亦講理學者之口頭禪，明晉江蔡清[85]，號虛齋，嘗主此。清初錢塘鄭江[86]，字篔谷，駁之曰：“蔡虛齋固善人，然惜其學之陋也！因文見道，已屬膚廓，豈有因帖括講章之文而見道者？使今世橫目二足之徒，挾兔園册以論學，則蔡氏為之厲也”，語見全謝山《鄭篔谷墓碑》。
清儒王懋竑[87]曰：“文者載道之器，而伊川程子[88]亦言：韓子因文以見道。夫苟能好古，得於辭而通其意，其於道也，已十之四、五矣。〔語見《白田草堂存稿》。〕”是說也，倘鄭篔谷見之，必且曰：王白田亦善人，惜其學之陋尤甚於蔡虛齋。
三
嘗謂子厚論政，動以防微杜漸為中心思想，其於從來輕視曲突徙薪，而崇獎焦頭爛額之急迫馳驟辦法，心焉非之，此其意於《晉文公問守原》、及《桐葉封弟》兩小文中，表顯綦明，中邊俱澈，識者從無間言。
桐鄉俞桐川[89]，名長城，清初進士，嘗為《讀〈說命〉》一篇，人以為仿子厚《桐葉封弟辯》為之，〔平景孫《霞外攟屑》[90]，即持此說。〕愚則謂此文誠有所仿，然與謂仿《封弟辯》也，毋寧謂仿《問守原議》尤為切似。文如下：
史稱高宗夢帝賚弼，以形旁求，得傅說用之，遂以為相，其說誣也。古人君之用賢也，不詢左右，不謀廷臣，察於輿情，而決於獨斷，猶懼其疏也，奏以言，試以功，嚴於三載之考績，如此其愼也，烏有憑一夢而用為相者哉？武丁賢王，傅說賢臣，賢與賢遇，必有眞知而灼見者，豈高宗素無知人之明，必賴夢以啓其衷耶？豈傅說素無自見之才，必賴夢以作其合耶？設帝不錫之夢，豈高宗終其身而不言耶？設不幸而說非賢者，將信其人耶？抑棄其人而並棄其夢耶？吾謂高宗得賢相，但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論夢與不夢，謂得人而符其夢則可，謂因夢而求其人則不可，異日者，叔孫豹夢豎牛以破其家，梁武帝夢侯景以亡其國，則高宗之夢誤之也。然則《說命》不可信乎？曰：吾信其君臣之相得，進學之方，與為治之術，可矣，其遇合之故，不信也，借曰有之，不可訓也。後世之用人者，或以卜筮，或以歌謠，或以符讖，卒以亂天下，往往而有，不可不辨。然吾聞商俗尙鬼，意者高宗素知說賢，恐羣臣不信，託於夢以神其用乎！審如是，則吾不能知矣。
觀文中“異日者，叔孫豹夢豎牛以破其家，梁武帝夢侯景以亡其國，則高宗之夢誤之也”，此全仿“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明眼人不難一覽而得。
平景孫曾置評云：
末段別出一波，將全文化為煙雲，即柳州“或曰史佚成之”之作法。第此段本《升菴外集》“傅說”條中或人之說，升菴已駁之，桐川特取之，文法本柳州《辨》，而議論則略取徐仲光《夢卜論》，讀者亦不可不知。周犢山《讀書雜記》“夢賚”一條，則又本之桐川。
此見仁見智，任讀者為之，無取更置一詞，桐川所著曰《可儀堂集》。明徐仲光，名謙，嘉興人，精於醫。周犢山[91]，名鎬，吾幼時從《三山合稿》知其人，三山者，管韞山世銘，陳句山[92]兆崙與鎬也，鎬文豐贍有才氣，犢山在太湖中，吾曩遊湖舟過其旁。
四
清初有王珻者，著一小文駁子厚，茲摘錄其中一段如下：
凡人君之言，當論其是與非是，不當問其戲與非戲。果非是，雖朝出而夕更之不為過，果是，則惟是之行，是則不得謂之為戲也，在王出之為戲，在周公聽之為正。夫人臣之事君，能因事納誨，獎順其君之美，使戲者亦無不歸於正，斯其用意深矣。若必沾沾曰：是戲也，必不可行，待其戲旣寢，而又曰：是必不可不行，則凡事之行止前後，惟臣意之所變，而天子不得自行其意，此徒足重君心之難，而事之得相與有成者，不亦寡乎？
王珻字韞輝，號石和，山西盂縣人，康熙丙戌進士，充三朝國史館纂修官，晚為晉陽書院山長。此文駁子厚至微末，評者謂柳州本自留間，乘間攻入，探情挾理，都覺簡切。
辯《列子》
一
讀子厚《辯〈列子〉》一文，有可言者數事：一、《列子》在唐號《沖虛眞經》，為朝野推重，因此子厚考訂，逾常認眞。二、鄭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生年無可考，約略推之，當在周莊王與惠王之間，而孔子則生於靈王二十一年，相去大概在一百年弱，所謂“前幾百歲”者，“幾”字作平聲讀，言“庶幾百歲”也。三、文中周及各諸侯年分，皆據《史記·年表》[93]。四、張湛[94]字處度，東晉人，曾注《列子》。五、《楊朱》、《力命》，為《列子》二篇名；魏牟，文侯子；孔穿，孔子之孫，公孫龍弟子也，見《列子·仲尼》篇。
按子厚之說，多本劉向，其以列子為鄭繆公時人，亦向所論定。向校定《列子》上疏云：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95]、《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96]《楊子》[97]之篇唯責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 [98]
此《疏》上於永始三年八月，永始者，漢成帝年號也，三年為公元十四年[99]，去景帝貴黃老術時，約一百二十年。向《疏》首云：“所校中書《列子》五篇”，中書者，中秘書也，是《列子》當時猶未得流通民間云。
由“鄭繆公”訂正為“鄭繻公”，殆始於子厚，此文後遂沿為定論。宋林希逸《口義》[100]綴於向《疏》後云：
列子，鄭人，列姓，禦宼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101]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102]諸略，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王粲[103]。〕、輔嗣〔王弼[104]。〕之家，永嘉〔晉懷帝年號。〕之亂，旣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讎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樵〕[105]《羣書會紀》、晁氏《讀書記》[106]並因之，又以“繆”為“穆”，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掇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盧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文有絶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模倣《莊子》以附益之，然其眞偽之分，瞭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
嘗論周秦諸子所認為眞偽混者，其所以定為眞或偽之標的，大抵不外二千年來儒家專制之帖括思想，即林希逸之《鬳齋口義》，亦不能例外。於是鬳齋以為眞者，必其推尊吾聖人之所謂神說，以為偽者反是，此殆全然缺乏物理客觀基礎，而並不知中國之所謂九流，乃八流與一流為難，而自尋出路，換而言之，即道、墨、名、法諸家，一致與儒家為仇，而欲摧陷廓清之也，此其義，至清末陳蘭甫[107]恍有所得，咄咄怪事。陳於《讀書記》立說云：
列子云：“孔子曰：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仲尼》篇。〕”此假託孔子之言，不足與辯，但觀其言，則凡道、墨、名、法諸家，所以自為其學者，皆以為孔子之《詩》、《書》、《禮》、《樂》，無救於亂，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諸家之根源也。
“孔子之《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一語，此列子倡之，兩千年來，竟無一人能理喻此義。非惟不圖改革，而反一味從《詩》、《書》、《禮》、《樂》中，苦討生活，如塗塗附，膠結而不可解，一步而不可出，使國家癱瘓如陳死人，以迄於今。中唐之世，僅得柳子厚一人，了知革《詩》、《書》、《禮》、《樂》，革字作何意義。乍一涉思，而身已竄敗，同黨星散，後起無人，必至兩千年後，始得有機會，將子厚之思想系統，略加整理，以昭告於天下後世，抑何可歎！
東塾者，一清儒中之畸人也，彼從鄒特夫[108]遊，能以晚近算術，詮釋《墨子》，《讀書記》中亦稍有記載，偶遇難題，輒為興歎曰：“惜特夫已逝，如其尙存，當能解之”，嘻！鄒、陳者，亦百歲微強之老人耳，倘其並存，定能貫串古今，溝通中外，放一異彩。特蘭甫者，不脫儒家者流，彼不能不有門面語以資肆應，如云：“此假託孔子之言，不足與辯”，門面語正類此。
蘭甫記《列子》可取者若干語，並錄如次：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天瑞》〕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同上〕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周穆王》〕
人未必無獸心，禽獸未必無人心。〔《黃帝》〕
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說符》〕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同上〕[109]
二
王元美[110]《讀書後》卷一，《讀〈列子〉》條云：
吾始好《列子》文，謂其與《莊子》同敍事，而獨簡勁有力，以為差勝之，而柳子厚故謂《列子》辭尤質厚，少譌作；最後稍熟《莊子》，始悟《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凡《列子》談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為，而《莊子》則其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於揣摩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琢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吾意《列子》非全文，其文當缺，而後有附會之者，凡《莊子》之所引微散漫，而《列子》之所引則簡勁，疑附會之者因《莊子》之文而加劘琢者也。柳柳州《〈列子〉辯》，獨舉劉向所稱為鄭穆公時人，以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繻公時與其相駟子陽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是可知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為證？且向寧不自知其非鄭穆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訛，柳州之辨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
元美此條，有可注意者數點：一、譌作，子厚原文“譌”作“為”，“為作”者，造作也，矯揉是其同類形容語，無改“為”作“譌”，或另加其他偏旁〔如譌。〕之必要。二、《莊》、《列》並稱，究竟《莊》出於《列》，抑《列》出於《莊》，柳文中微有矛盾；初曰：《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似已確定為《莊》出於《列》，惟繼曰：其文辭類《莊子》，又似指《列》出於《莊》；至元美則說明《列》不如《莊》，凡《列》之貌似簡勁有力，大抵因《莊子》之文而加劘琢。三、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子厚原文作“幾百歲”，兩說皆有誤，獨“幾”訓“近”，仍自柳說勝。四、子厚糾劉向“鄭穆公”之誤為“鄭繻公”，乃本事件讀書得間之首創者，鄭〔樵《羣書會紀》。〕、晁〔晁氏《讀書記》。〕諸公，人後於柳，而仍沿襲劉誤，更可見子厚之匡謬為不可少，元美顧謂子厚辨其所不必辨，認為可笑，試問可笑者究屬何人？
元美《讀書後》之作，陳繼儒[111]稱其“慧眼辨才，妙觀察智”，顧此條所表見者，不外十分濃厚之帖括氣味，明末文人之誇張寡識，即此可知。
三
姚際恆[112]《偽書考》云：
稱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漢·志》[113]因之。向云：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柳子厚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列子》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為鄭爾。案柳之駁向誠是，晉張湛《注》已疑之，若其謂因魯而誤為鄭，則非也，向明云鄭人，故因言鄭繆公，豈魯繆公乎？況書中孔穿、魏牟，亦在魯繆公後，則又豈得為魯繆公乎？高似孫[114]曰：太史公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遷猶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莊周》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愼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與？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出於後人會粹〔釗案：“粹”俗作“萃”，《宋史·顏復傳》：“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會粹”字一作“稡”，《唐語林》載：“鄭虔[115]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未有名，蘇源明[116]請名為《會稡》，取《〈爾雅〉序》也，盧象[117]贈虔詩云：書名《會稡》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韻會》[118]：稡與萃通，聚也，《〈爾雅〉序》：“會稡舊說”，郭璞作。〕而成之耳。案高氏此說，最為有見，然意戰國時本有其書，或莊子之徒依託為之者，但自無多，其餘盡後人所附益也；以莊稱列，則列在莊前，故多取莊書以入之，至其言西方聖人，則直指佛氏，殆屬明帝[119]後人所附益無疑，佛氏無論戰國未有，即劉向時又寧有耶？則向之序，亦安知不為其人所託而傳乎？夫向博極羣書，不應有“鄭繆公”之謬，此亦可證其為非向作也，後人不察，咸以《列子》中有《莊子》，謂《莊子》用《列子》，不知實《列子》用《莊子》也。《莊子》之書，洸洋自恣，獨有千古，豈蹈襲人作者？其為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變，不可方物，《列子》則明媚近人，氣脈降矣。又《莊》之敘事，回環鬱勃，不即了了，故為眞古文，《列》之敍事，簡淨有法，是名作家耳，後人反言《列》愈於《莊》。柳子厚曰：“《列》較《莊》尤質厚”，洪景盧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宋景濂[120]曰：“列子書簡勁宏妙，似勝於周[121]”，王元美曰：“《列子》與《莊子》同敍事，而簡勁有力”，如此之類，代代相仍，依聲學舌，噫！以諸公號能文者，而於文字尙不能盡知，況識別古書乎？又況其下者乎？
際恆《偽書考》，諸條多平平，獨《辯〈列子〉》最為矯健，依際恆意，列子與莊生所謂鴻蒙、列缺相類，殆未必眞有其人，書為莊子之徒所依託，文即取材於《莊》，謬加點竄，凡不似《莊》者，舉是後人所附益，如羼雜漢氏之言佛者，其例尤顯。究其極也，不僅《列子》不足信據，即劉向校定之作，亦可能淺妄人偽為，中間指人說事之時代錯迕，乃為偽託古書必不可免之闕失，無足計較。從來說《列》勝於《莊》者，自柳子厚以下，如洪景盧、宋景濂、王元美輩，俱是重疊相仍，偽託形貌，毫無辨別古書之獨自見解，際恆以噴薄之氣行文，前輩所見，皆在一切推倒之列，即以子厚之明辨篤行，猶且抑之在下，智不敢說，其膽自足驚人。
梅伯言[122]《〈淮南子〉書後》下半段云：
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為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為《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鶡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伯言之說，全本際恆，此亦剽否？吾何敢言！
四
吳仲倫[123]有《辨〈列子〉》一篇，與柳文對看，應有所得。《辨》云：
《列子》書非列子所自作，殆後剽剝老、莊之旨，而兼采雜家言，傅合成之，中惟《周穆王》篇，旨奧詞奇，筆勢迥出，固是能者為之，但未知果出列子否耳？柳子厚以劉向稱列子鄭穆公時人，謂與書詞所稱引事不合，而姚惜抱則云：今世所傳《列子》書，多有漢、魏後人加之者，吾因是頗疑列子實鄭穆公時人，向所見《列子》八篇中，當有與鄭穆公問答語耶？抑出處時事有可考而知耶？不然，向何至疏謬若此？柳子又以《莊周》為依倣其詞，第即《周穆王》篇言之則可，至如《湯問》、《楊朱》、《力命》等篇，乃不逮莊生書遠甚，而其詞與莊生相出入者，又未知孰為後先矣。夫以柳子之識，而猶有此蔽，則信乎辨古書之眞偽者難其人也。
《列子》書所涉事迹，及述作可能人物，從鄭穆公以逮漢、魏間，幾跨孔子前後各數百歲，以言駁雜，諸子書中殆無有逾於此種者矣。子厚語讀者愼所取，吾意此為讀《列子》書惟一準則，學者庶各依其所嗜，自劃取舍範圍，至是非眞偽，暫無事沿極以求其定焉可已。
五
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就中“為作”二字，是最要關目語，而殊少人注意，以義推之，即今人常語所謂“作為”也。今言作為，義與自然相對，凡一切不自然者，俱號作為，或曰造作，如所謂矯揉造作是也。獨“作為”，在柳文倒言之曰“為作”，“為作”者“質厚”之對，“質厚”亦不啻今言“自然”。
“為作”在柳文為孤證，亦不見他人用此語[124]，久之流為常語曰“作為”，並不知起於何時。獨《陸贄[125]奏議》：“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作為”猶言“經營”，或“勞動”，前乎此者，鄙陋恨未得見。又惟宋之劉壎[126]，其《通議》中有如下一段：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為也。左氏已有作為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為，韓有自然處，而作為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為。
文除“柳純乎作為”一語，所須嚴加駁斥外，其他樹立“自然”與“作為”之相對義，以駕馭一切，與子厚採用“質厚”與“為作”兩語，分析《列子》，其手法全同，不違邏輯。朱晦菴曰：“《列子》語溫純，故子厚常稱之”，“溫純”亦可作“質厚”、或“自然”之類語看。
六
桐城末流如吳仲倫，心胸開闊，較之方靈皋[127]何止上下牀之別？靈皋恨柳刺骨，而仲倫則於柳多方講求，時有稱道，甚且子厚自創之特殊字眼，亦不恤再三引用，不避人指目。即如“為作”二字，仲倫在《與程子香[128]書》中，連用兩次如下：
一自子厚、介甫入者，長於幽邈，然慮其多為作而晦且詭也。
二《茗柯集》[129]有為作，然淵雅近西京。
此兩用“為作”字，都不失子厚所持意義，其指斥張皋文有為作，尤顯見桐城、陽湖之分界處。
仲倫論文，大抵以司馬子長、韓退之為第一列，柳子厚、王介甫為第二列，歸熙甫[130]、方靈皋為第三列，雖仍抑柳於韓之下，然在桐城系統中，能維持韓、柳對峙局面，已屬不可多得，至將祖師方靈皋貶入最下層，胸中涇渭，尤釐然可觀。
辯《文子》
從古文人，有揀書摘鈔之僻，多少佚書，因此獲存梗概，如馬總[131]《意林》，其最著也。陳蘭甫《讀書記》有云：
《漢書·藝文志》云：“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文心雕龍·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柳子厚《辯〈文子〉》云：“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近是者”；《黃氏日鈔·讀家語》云：“千載而下，倘有任道者出，體認微言，闡揚奧旨，與莊周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其有功於聖門，匪淺鮮矣”。澧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庾仲容[132]、沈約皆有《子鈔》；《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徽言》，溫公手鈔子書也，皆所謂舍短取長者也，澧讀諸子書，亦節而鈔之。
文子者，為僅次於老聃之道家領袖，在中唐正受到國家獎勵與隆重封典，所謂《通玄眞經》〔天寶中所定稱謂。〕者，自為當行出色之書。子厚不知如何取材，使成家藏秘笈，今僅存其《辯》，而刊本不傳，無從考見爾時思致實況，然所謂謬惡亂雜與近是者，正負兩方，大抵鈔者自以主觀定之，十人同鈔一書，可能所取各有不同。如高似孫曰：“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臠也：”凡此不啻高氏從《文子》鈔出之心賞語錄，與儒家氣脈，並無多大出入，而文子之所以為文子者，精神將決不在此種語彙，子厚譏其書為駁書，安知其所謂駁者，不即在高似孫所嘗之一臠乎？要之漢、唐兩朝，都視《文子》與《老子》並重，王仲任[133]語涉道家，每喜雙管齊下，但《文子》內容，亦無法從《論衡》中求得之，傳至有唐，書之駁雜，乃至如子厚所譏，致使吾人足涉道家門徑，立生惶惑，可歎。
姚際恆《偽書考》云：
《漢·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注》[134]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唐·志》[135]錄魏李暹注，為十二篇，與今篇次同，晁子止[136]疑為暹析之。李暹注：“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云。”陳直齋[137]曰：“按《史·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唐徐靈府[138]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案直齋此辯，則李暹固承前人之訛，以文子為姓辛，名銒，又號計然也。辯其文者柳子厚，〔中錄子厚所辯全文。〕可謂當矣，其書雖偽，然不全偽也，謂之駁書，良然，其即李暹為之歟？高似孫謂子厚所刊之書，今不可見。
際恆所考良確，惟顏師古以其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所為，其實“平王”云云，往往是指楚平王，序者竟以為周平王時人，乃錄書自亂其例，非書之咎也。
《論語》辯
一
子厚《〈論語〉辯》二篇，議者言人人殊，方望溪詆子厚，顧謂讀《魯論》為縱心獨往，信可肩隨退之。吾閱滹南王若虛[139]《遺老集》[140]，《〈論語〉辨惑》篇內有一段，雖不涉及子厚，而言可參證。
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東坡謂“其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顛倒失次，不可復考，蓋孔子之遺書，編簡絶亂，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論，而道學諸公曲為義訓，以為聖人微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為近人情，故從之。程氏[141]曰：“曰余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乎！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宋人重義訓，凡其不可解處，率以為聖人微言深旨，此當然難脫子厚論旨範圍。由此以往，可能將古文與語錄，涵而為一，望溪反對以語錄入古文，因之指子厚讀《魯論》為一無倚傍，不敢牽涉義法，凡此可見諸公進退失據處。
二
《論語》記曾子之死云：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朱《注》[142]：謂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143]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144]
所記甚略，不如《檀弓》詳審：
曾子寢疾，〔句〕病，〔句 陳注[145]：病者，疾之甚也，下同。〕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146]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童子再言。〕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音亟。〕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簀，陳澔注謂是簟，近湖南楚墓出土，有雕刻花板一種，湘潭葉定侯詳加考證，謂與簀為同物，其說如下：
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147]漢鄭玄注：“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為刮節目。”唐陸德明[148]《經典釋文》引孫炎[149]云：“睆，漆也。”孔穎達[150]《正義》：“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說者以睆為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謂此睆為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說見嘉慶二十年阮氏文選樓刻本[151]《〈禮記〉注疏》[152]第六卷。
漢揚雄《方言》[153]謂：“牀，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笫。”說見《四部叢刊》影印宋本第五卷。
由右可知：牀、簀、笫，是一物而數名，而《禮記·喪大記》有：“病困時廢牀，如死，遷尸于牀。”《儀禮·旣夕禮·記》有：“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笫當牖，又即牀而奠。”鄭注《禮記·喪大記》之說亦同，諸家都提到承尸〔即藉幹。〕設奠之牀，此外《荀子·禮論》，則提出“始卒，沐浴、鬠體〔鬠音括，義同髺。〕、飯唅”等古喪制。《淮南子·說山訓》：“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高誘[154]注謂：招簀，死者浴牀。結合《禮記》、《儀禮》所記，及《荀子·禮論》所述，我以為此種雕刻花板，是用以承尸沐浴、當牖設奠、入棺藉幹者，紙上雕孔，正合浴尸之用。現在湖南習俗，人死下榻，即始死，以板承尸置地上，沭浴冠帶後，再移尸入棺，還類似此一遺制。因此，此種雕刻花板，應名為招簀，或華簀，抑簡稱簀，且以出自楚墓，亦可稱笫。[155]
定侯之說至堅確。〔一九五六年，十二期《文物參考資料》[156]。〕雖於子厚之辯《論語》，無直截連誼，然曾子之死，所繫絶鉅。區區華簀、招簀，乃至雕刻花板之辨認，似僅屬於考古論域之一環節，而《論語》一書之有無得失，所涉尼山[157]聖訓之虛實詳略，比於堯、舜之道在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倘當時無樂正子春、子思之徒，司此記載以延聖學，將《論語》可至今無此書。昔者有人讀《禮》，見《檀弓》首言子游，篇內又多言之，以是疑《檀弓》為子游門人所記，〔陳澔引劉氏之說如此。〕今《論語》乃異是。蓋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夫去孔子遠，而無人記錄孔子言行，必待曾子之徒為之，倘曾子之徒不為，將聖學之無傳也不難想見。此與子游之徒之於《檀弓》，止於羣弟子雜記，聖行中微有多少之異者，誠不可同年而語。夫曾子之徒之為《論語》，其所關之鉅如此，吾徒輒就其間隻鱗片甲，足以相互闡發，並使子厚此一發見，愈增光燄者，因特加珍視而把翫不置，其誰曰不宜？
獨定侯之說，律之世故有不易通者，則所謂簀，曾子固明言出自季孫之賜。夫季孫之賜云者，自童子之意推之，亦不過以非大夫而僭用大夫之品物為非禮耳，季孫將何至以凶器為饋遺乎？定侯又引劉安《說山》：“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其所以然，以其凶也，凶物而為人竊取，不復致怨，為可得嫁凶於人也，然則季孫自始投凶於曾子，而曾子欣欣受之，至死不經聖童子之指摘，猶冥頑不肯易，意果胡取？由是定侯鴻文無範，反不若陳澔簡單釋簀作席之為怡然理順，不難斷言。凡此吾仍認作題中小節，不足深辯，為廣異聞，姑贅於此。
三
嘗謂子厚使用虛字甚矜愼，今是文有一“且”字頗費解。其文曰：
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
“何哉”之下，用“且”字起，究是何義？此一筆法，在《封建論》亦然。如：
及夫郡邑，可謂理〔同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
“何以言之”下，用“且”字一提，與上引《〈論語〉辯》文恰相似，此其故吳至父嘗注意及之矣。吾見其《日記·文藝》門載：
古人用“且”字，與今時文家不同，柳州《封建論》：“且漢知孟舒於田叔”，《讀〈論語〉》[158]：“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歐公《為君難論》[159]：“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老蘇《孫武論》[160]：“且武以九年冬代楚”，此諸“且”字皆古法。
如何謂之古法？至父卻未說明。以吾思之，“且”者，指事之詞，猶言“今”也，古用“且”字作如此解者，到處皆是。柳論兩通，“且”字都用在“何以言之”及“何哉”之下，是提出問題而求一解說，筆勢甚顯。“田叔”及“是書載弟子”云云，大抵當場作證，謂今之事實如是云爾也。推之歐、蘇兩論，此一解釋，亦自豁然貫通，此常識通解爾爾，並無特殊古法存在。
吾少時學作八股，起講每用“且夫”字開始，亦或作“今夫”，蓋開講說清題旨，宜用子厚兩論之所謂古法，換而言之，亦即近時文家所用之村塾法也。至父特標“且”字曰古，躋之於高不可攀之位，謂與今時文家不同，夫至父故亦從帖括中來，何乃意存弔詭，言之適得其反？
《詩·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正義》[161]：“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即且即今，振古如茲，誠無取特標古法。
四
《論語》下篇之首章[162]，僅載《尙書》文數段，無人問對於其間，全與《論語》他章異其體制；子厚斷為此孔子常常諷道之辭，為弟子所熟聞，無須有人問對，因是聖人之大志，故於其書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子厚右一論斷，果子厚自得於其書歟？抑別有所仿歟？吾知子厚治《春秋》，深通《公》、《穀》二傳，而《公羊》於“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下所為《傳》，其形相頗與《論語》卒篇之首類似，二者相仿，其中有何相通之道歟？抑否歟？
嘗謂《春秋》而至獲麟[163]，筆削之全程已畢[164]，而《傳》稱：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
夫顏淵、子路之死，與獲麟胡涉？而傳者愼重紀載如是。近世即墨鄭東甫〔杲〕[165]雜治《三傳》，有聲於時，曾立為說曰：
詳考《論語》，孔子凡行道於當世，往往顏淵與子路並出，至為傳道計，則似另換一班人。獲麟傳：顏淵死云云，此明指道之不行於當世。
果爾，孔子所為嗟歎兩賢之死，定與弟子常常諷道兩賢，而為諸弟之所通知。《傳》又曰：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則未知其為是歟”句，“是”字東甫有詳細解釋，吾以為過煩。上文“撥亂世反諸正”，此“是”字所代前詞，義甚明顯，“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煞尾“也”字，與上兩“歟”字相印合，亦即作“歟”字解。末，猶言“否則”，此一文筆，乃三“歟”字連用格，細玩即知。東甫指“不亦樂乎”，為使用《論語》語句，因作為《春秋》、《論語》互為通貫之證，吾認為無作此委曲之必要。要之上一記載，並與獲麟無關，而《公羊》必如是云云，抑亦無非為孔子常常諷道之語，諸弟子耳熟能詳，拋棄不得，因與上二賢之死連類並載已耳，無他故異物也。
右一在書之卒章，而概括全書宗旨之紀載方法，子厚旣有得於《公羊》，因而推之於《論語》卒篇，認為亦復如是，此誠子厚之善於推類，讀書得間，方望溪遽謂子厚讀《魯論》為一無倚傍，此適中於古諺所謂“操瑟齊門”[166]，抑何可笑！
辯《鬼谷子》
一
姚際恆《偽書考·鬼谷子》條云：
《漢·志》無，《隋·志》始有，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案《史·蘇秦傳》云：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索隱》曰：樂壹註《鬼谷子》書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然則其人本無考，況其書乎？是六朝所託無疑，晁子止、高似孫皆信之，過矣。柳子厚曰：鬼谷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宋景濂曰：《鬼谷》所言捭闔鉤箝揣摩之術，皆是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167]，天下用之則天下失，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等言，亦恆語爾。恆案：楊升菴謂《漢·志》有《鬼谷區》三篇，即《鬼谷子》，然無考，即有之，亦非今所傳也。[168]
際恆所考，得其大要，而無甚特解，姑以先之。
二
田山薑[169]為有清捍柳鉅子，李越縵曾注意到此，茲先略次所涵詠於柳者何許，然後論及《辯〈鬼谷子〉》。
山薑《柳州題辭》云：
韓、柳並稱，韓不逮柳也，顧世以深醇少之，淫哇[170]浮響，殆聽古樂而臥乎！熏班、馬[171]之香，奪崔、蔡[172]之席，雅健則龍門[173]，幽峭則《左》、《國》，文章如柳，觀止矣，退之、子瞻睥睨千古，而《元和聖德》倣《淮雅》二章，《表忠觀碑》學《安豐》一銘[174]，服膺若是，大略可知。無如造物忌才，蹇嵼[175]多故，竄逐蠻荒，行吟山澤，作離騷數十篇，讀者悲焉，猶夫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蘭秀菊芳，呻呻其詈詞也。至於《貞符》傷心，《懲咎》掩泣，雖江潭顦顇，情思纏綿，不是過矣，以播易柳[176]，同調深憐，瘴鄉講學，名流負笈，亦莫可如何耳。譏者云：叔文之黨，坎[177]生平，嗟乎！以竇而疑孟堅[178]，以董而誤中郎[179]，所謂文章憎命逹，魑魅喜人過也，於子厚奚損哉？
山薑皈依柳州，在俯仰時流中，應是出人頭地，他日又題辭曰：“今之作古文者，託言八家，以自文其空疏，大抵就兔園册子[180]，播弄家具已耳，八家中柳州奧古，動罹擯落”，此言時人標榜八家，就中又嫌柳州奧古，擯焉弗講，因而“荃蕙不馨，海畔多逐臭之夫[181]，《咸池》[182]方奏，墨翟有非之之論”，食不知味，自語相違，山薑此題，可謂一時突出。獨是作者才低於識，辭拙於意，平生熟精《昭明》一書，風雲在眼，不知卷舒，為文趨向柳州，認為宗主，終亦不過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君子惜焉。〔引語見《漢魏晉六朝選文題辭》〕
山薑云：“《元和聖德》，倣《淮雅》二章”，此抽象言之則可，徵之於實，顯有未合。尋韓、柳同時，文章工力悉敵，凡所為文，相互覽觀，乃至倣傚，俱有可能，獨退之《元和聖德》詩，言成都擒劉闢事，是元和二年所作，而子厚《平淮夷雅》，則與退之《平淮西碑》同一時作，事在元和十二年，視劉闢授首遲十年矣，退之不可能在十年前，豫見子厚腹藳，蓄意摹倣，山薑阿其所好，未免失言。
自來評韓、柳二家者，每謂“《淮夷雅》韓文所無”〔語見《談藪》[183]。〕蓋《元和聖德》詩，全章獷悍支離，浸失儒者氣象，去雅千里。蘇子由曾指“牽頭曳足”等語謂：“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184]於是持與柳之《平淮夷》二篇相較，一陋一雅，何啻碔砆[185]、貞玉之比？
山薑愾慕柳州，《集》中辯、跋小文若干首，取與柳州形似。其《讀〈鬼谷子〉跋》，標目同而出語全不似，且無一字涉及柳州，比如伯樂相馬，能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吾謂此山薑之善學柳處，因錄存之：
讀《鬼谷子》跋（田雯）
戰國之士，雋邁譎變者多矣，而騁其才氣，以自放於文章者，唯《鬼谷子》最著。今讀其《捭闔》、《反應》、《內揵》、《抵巇》、《飛箝》、《忤合》、《揣摩》、《權謀》諸篇，抑何奇也？大約出自《陰符》，深於老氏，而自逞一代之雄，此其所以奇耳。郭璞[186]《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景純之愾慕其人如此。余嘗謂人之經濟、學術，未有無其傳者，儀、秦為鬼谷之傳人，而縱橫之說成，房、魏為河汾之傳人[187]，而貞觀之佐顯，雖邪正殊途，遭時各異，其間授受淵源，要非偶然也。《鬼谷子》不見於他書，《隋·志》始有之，唐《四庫》[188]以為蘇秦之書，秦記云：“周時隱士，自號鬼谷先生，又世稱鬼谷子，嘗有書責儀、秦”，夫何以責之？無乃自悔其教之不精，而恥彼學之未至歟？
柳州之時，去河汾最近，顧《柳集》中無一字涉及河汾。柳州平生標舉大中，亦屢曰“中正”，而絶不稱引《文中子》以自壯。今山薑以“正”歸之河汾，此與柳州所謂“中正”，是否一致？柳州緘口不道之事與人，而山薑務揭櫫之以為快，此無乃學柳未至處？
三
子厚於諸子書，往往錄其可取，而去其誖謬，以存於家，獨於《鬼谷子》不然。彼認為此書怪謬異甚，元冀文之以《指要》為好術之過，所謂《陰符七術》尤甚，是子厚斷全書為無足取明矣。查是書為漢時劉向、班固所不曉，《隋·志》始行著錄，列在縱橫家，據云戰國時人，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為蘇秦、張儀之師。而《史記·蘇秦傳》：《索隱》引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然則鬼谷是否有其人，都成疑問，書之荒誕，不待言矣。
陳蘭甫〔澧〕《讀書記》，記《鬼谷子》一段[189]如下：
《鬼谷子》云：“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反應》篇。〕此老子之道也。又云：“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又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抵戲》篇。〕”盧召弓[190]云：“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遇明君治世，皆無所可用。〔《跋〈鬼谷子〉》。〕”澧謂其不必遇正人、明君也，鬼谷子本蘇秦假名，《戰國策》：“蘇秦說李兌[191]，李兌舍人教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明日，蘇秦復見，終日談而去。〔《趙策》。〕”遇李兌舍人，而其術已窮，何足道哉？
唐來鵠[192]《讀〈鬼谷子〉》云：“捭闔、飛箝[193]，實時之常態，不讀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慤、敬讓之心，得如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
由右觀之，鬼谷是一不求致人而求致於人之人，彼持術甚高，不使人易於窺測，而深隱待時，以抵天下之巇。彼蘇秦之於李兌，並未發露其師之說，而妄圖以博辯服人，蘭甫因謂其不待遇正人、明君，而其術即窮，是蘭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未得為知鬼谷也。若來鵠者，謀以鬼谷之道與聖人合符，所見似高一籌。《史記索隱》，謂鬼谷為蘇秦假名，秦與鬼谷，是一是二，何假託之與有？然書至《隋·志》始見著錄，其為晚出偽託之作，殆無疑義，蘭甫旣輕其書，而又欲葆之以便逆折姦邪之情，不如子厚嫌其陰盭[194]峭薄，因否定其一切為逕情合理也已。
唐裴度屏白居易詩不觀[195]，猶之李兌塞耳不聽蘇秦之談[196]，如裴度不看白詩，不等於《長慶集》遇文士皆見絶，然則李兌不聽蘇秦，何得謂鬼谷之術，遇正士而窮哉？何況李兌得舍人教之使然，所謂正士，未必人人有舍人從旁見輔哉？吾謂此義應使蘭甫得知。
不寧惟是，裴屏白詩，非緣惡之甚，而職緣愛之深。如因愛而見屏也，則今日屏之，明日是否仍屏，誰左證是？惟李兌之愛蘇秦亦然。夫秦之來談也，今日因舍人之教而塞耳，明日秦復來，而舍人適不在側，將誰保主人之褎[197]如充耳乎？吾謂此義蘭甫尤不可不知。
惟然，必如子厚了解《鬼谷子》險盭峭薄，從而屏斥淨盡，始能確保道術之正。不然，如陳子昂有詩云：“吾愛鬼谷子，清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水壽，空與麋鹿羣？”[198]此其愛鬼谷子也，與裴度之愛白居易，李兌之愛蘇秦，適相伯仲。所用消極抵禦方法，不論何等嚴正，終亦將如伯玉千緡買琴，召客手碎，[199]卒逢段簡，瞀亂入獄[200]，正中子厚所謂“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也已。〔釗案：“狙狂”之“狙”不誤，狙，猿屬，或改作“猖”，非。〕吾謂此義不妨闌入蘭甫《讀書記》。
“指要”為文家常語，《世說》[201]：“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元冀之於《鬼谷》，亦正如向秀之解《莊》爾。
辯《晏子春秋》
一
自子厚將晏子由儒家移至墨家，後來異說紛綸，迄無定論，而嶄嶄排斥向、歆、彪、固，信服子厚，首推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晏子春秋十二卷》條云：
右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昔司馬遷讀而高之，而莫知其所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唐柳宗元謂遷之言不然，以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自向、歆、彪、固皆錄之儒家，非是，後宜列之墨家，今從宗元之說。
截然以“從宗元之說”一語終，足見子止識力異於恆流，因先揭櫫其說以為宗主，衡量異說，且俟更端。
二
洪北江〔亮吉〕[202]《〈晏子春秋〉書後》云：
《晏子春秋》一書，前代入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為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為墨氏之徒，未為無據。近者吾友孫君星衍[203]校刊《晏子》，深以宗元之說為非，謂晏子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然試思墨氏重趼[204]救宋，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以為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見也。惟宗元以晏子為墨氏之徒，微誤，考墨在晏子之後，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
北江此文，持論平正，惟謂子厚以晏子為墨氏之徒微誤，此自北江之誤，非子厚誤也。蓋晏子其人，與《晏子春秋》截然兩事，《晏子春秋》，何須晏子自行執筆？子厚亦謂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此明指非晏子自為，何得謂誤？北江引《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子厚貫穿百家，豈並此不知乎？然此小節不足論，北江讀書有識，勝過淵如。
管異之〔同〕[205]《讀〈晏子春秋〉》云：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為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偽為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為《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為大夫[206]，脫越石父於縲絏[207]，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標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為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為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為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旣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為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為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為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為之者歟！〔自注：《崇文總目》稱《晏嬰》六篇已亡，今書出後人采掇，其言尤信。〕
子厚未言《晏子》古今本有異同，異之爬著《史記·傳贊》中“軼事”二字，乘間而入，故見解甚銳，其說能補子厚所不及。
吳仲倫有《書柳子厚〈辨晏子春秋〉後》一文，所見與管異之相似。其說云：
《晏子春秋》非晏子所作，柳子之辨審矣，而其說猶有未盡，吾疑是書蓋晚出，非太史公、劉向所見本，太史公、劉向所見之《晏子春秋》，不知何時亡失之，而六朝人好作偽者依放為之耳。凡先秦古書，於義理或多駁悖，而詞氣奧勁，必非東漢以來文士所能擬作，如晉《乘》、楚《檮杌》[208]、《孔叢子》諸書，皆斷然可決其非出周秦間矣。柳子言為是書者墨之道，吾以為此特因晏子以節儉名當世，非假是不足以成書，故刺取《墨子》意衍其說，未必果為墨者為之也。
此必是異之與仲倫常相見，討論及《晏子春秋》，而意向略相等，因而兩家之說，彼此相印照如右云。
張佩綸[209]云：“《揚子·五百》[210]篇：‘墨、晏儉而廢禮’，是揚以晏為墨也，柳嘗删定《法言》者，糾劉、班之失，而沒揚之說何歟？”簣齋所質，甚為得要，惟彼認定柳曾删定《法言》，未免失之識闇，吾別有專條論此，姑不贅，又柳薄子雲之為人，以己醉心騷賦，而全集幾無一字及揚，何簣齋亦並未見到此乎？〔張語見乙酉年《澗于日記》。〕
三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晏子春秋》下云：
陳直齋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211]、《唐》[212]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崇文總目》[213]曰：《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為之。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214]·晏子春秋》一則云：
明鈔本《晏子春秋》，作四卷，末附柳宗元《辨〈晏子春秋〉》一篇。按《文獻通考》[215]引《崇文書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晏嬰撰，原釋《晏子》八篇，今亡，此書後人采嬰行事為之，以為嬰撰則非也。《書錄解題》：《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曰《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蓋《晏子》八卷早佚，後人采嬰行事為之，加以《春秋》之名，其作八卷者，猶仍《漢·志》之舊，此倂為四卷，且篇目不載全文，視前舊刻本漸失古意矣，惟《崇文總目》、《書錄解題》俱十二卷，而《四庫書目》，及余家舊刻作八卷，疑又經後人合倂，以符《漢·志》八篇之數也。
姚、吳兩家所考，惟詳略稍異，因幷錄之，以為參證卷數之助。
右舉洪北江、管異之分駁孫淵如主晏子為儒家之說，究之淵如之說胡似？略採彼《〈晏子春秋〉序》後幅一小段明之：
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為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216]，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217]，亦與墨子短喪之法異。《孔叢》[218]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219]，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220]，何害為儒？
駁義前具，即不贅敘。
四
黎蓴齋[221]《讀〈墨子〉》云：
墨道，夏道也，今泰西各國，耶穌、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愛、尙同，其術確然本諸墨子，而立國且數千百年不敗，以此見天地之道之大，非執儒之一途所能盡。
蓴齋為晚清洋務派之傑出學者，兩使日本，好談政治。正當西學東漸極盛之秋，凡西方所有，無一而不美，東方所有，亦幾相映無一而不惡，於是蓴齋有以吾之墨教西通耶教之論，甚且因而毁儒，在所不恤。此亦一時偏激之論，知人論世，宜可存焉。
夫晏子尙儉，即是根本尙儉，與墨突不黔[222]之義相輔行之，以視今日勤儉立國之說，大致有相同處。此非儒家“立國奢則示之以儉”，為補偏救弊權時之計者一流，亦非泰西假藉兼愛、尙同，而少數竊權者窮奢極欲可比，黎子之言，庶備參稽。
辯《亢倉子》
一
子厚辯諸子各文，俱簡括有斷制，殊一字不得動。
《辯〈亢倉子〉》首云：“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畏累”或作“㟪壘”，山名也，此作動詞用，推崇之意。
方望溪《書柳子厚〈辯亢桑子〉後》云：
《亢桑子》之偽，柳子厚辯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偽者晚出，則辯宜及之。且是書剽剟《戴記》、諸子語甚眾，而子厚第云“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為唐以後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為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謂即子厚之所斥耶？
襄陽王士元者，《唐·藝文志》如是稱之，而《大唐新語》[223]則謂：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士元與源當是一人。其人至開元末著書行世，則年世之先於子厚至明，蓋由開元末算至元和初，相距為七十年，子厚歿於元和十四年，年四十七歲，是偽《亢倉子》欺世盜名之日，子厚還未誕生，望溪焉得云年世先後不可知耶？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云：
〔首引子厚《辯〈亢倉子〉》全文。〕高似孫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之說，尊表《老》、《莊》、《列》，又以《亢倉子》號《洞靈眞經》。旣不知其人，又未有此書，一旦表而出之，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迎上意，撰以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列子》、《文子》，及《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戴氏禮》，源流不一，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恆按：唐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並以“亢倉”作“庚桑”，亦言其偽。
《亢倉子》撰者，《大唐新語》謂王源，高似孫謂王褒，主名之溷亂也如是，其人與王士元之連誼如何，又無從審知，則此書之出於偽造也，可見先後不止一手，變換復不止一次。望溪稱：“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為唐以後人語，而蔣之翹編《柳集》，前於望溪，亦言：“書涉危代以文取士，剪巧綺濫互至，正指唐事；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語見蔣本《辯〈亢倉子〉》題下。〕”據此，書經魏、晉間人作偽於前，復經唐人加偽於後，晁子止謂：“取諸子文義類者，由王士元補其亡。〔說見晁公武《讀書志》。〕”何謂補亡？不啻補偽。凡偽書中偽而又偽，《亢倉》殆尸其名無媿焉，望溪云：子厚所見，書非今本，其言可信。
二
晁子止補亡之說，更詳錄於下：
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眞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傳》作《亢桑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
子止亦視子厚所譏議當與否耳，書為本著抑補亡，屬第二義，子止於此，未免褊心。
且補亡者，必須如《詩》之《白華》、《由》、《黍》，明白言之[224]，不言而羼入正文，妄圖混一，即是戕賊文史，子止何得藉此以求宥於子厚？顧子止謂：書多作古文奇字，蓋內不足者必假外飾，固自道著肯綮。
釗案：《舊唐書·禮樂志》，明載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詔，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幷褒封四子為眞人。四子者，指《莊子》號《南華眞經》，《文子》《通玄眞經》，《列子》《沖虛眞經》，《庚桑子》《洞虛眞經》。[225]〔陳直齋作“洞靈”。〕已而求《庚桑子》不可得，遂以老、文、莊、列號四子，書列學官，此唐天寶朝事，而子厚生年，去天寶絶不遠，豈得茫洋無所聞？特以唐人為唐人言唐事，無取覼縷，遂節而未之講明耳。且文中顯言劉向、班固錄書無《亢桑子》，是已表示其書為偽，當然包括補亡在內，子止竟諷子厚不知其故而遽詆之，眞可謂鹵莽無知者。夫當子厚之世，已有人為之傳注以教於世，此應指何粲所為注[226]，觀《唐書·藝文志》[227]，居然登列是書，視同諸子，此編者之無知，又在子止前已。
三
本篇“畏累亢倉子”句，查《史記》[228]“畏累”下多一“虛”字，文為“畏累虛亢桑子之屬”，何以差異如是？《史記》三句參會，文為“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曰詆訿，曰明，曰畏累虛，一兩字，一隻字，一三字，皆動詞，以著明莊子之文詞作用。夫動詞如此用，應以兩字駢立如“詆訿”為常格，顧減少為一字如“明”，或增多為三字如“畏累虛”，以史公善文，固自揮灑自若。
夫畏累虛者何也？曰：駢語也，“畏累”與“虛”對文，猶恆言智愚、賢不肖，“賢”與“不肖”對文也，特“賢不肖”之字序為一二，“畏累虛”之字序為二一，略不同耳。
莊子之文，其言事大抵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畏累”指量，以昭其實，適與“虛”相對為駢語，以刻畫“亢桑子”之屬。或編柳文者嫌其語臃腫，乃截去“虛”字。[229]究其義也，“畏累虛”猶言“抑揚”或“進退”，今削去“虛”字，變為揚而不抑，或進而不退，止於一味推崇而已。
釗別案：《史記索隱》：“《莊子》‘畏累虛’，篇名也。畏累，郭象[230]云：今東萊。”茲據《莊子》，並無《畏累虛》篇章，而《雜篇》有《庚桑楚》。且載畏壘之民，與庚桑子論道，歸結於正靜明虛，謂虛無為而無不為。由是以知：庚桑楚即亢桑子，畏壘即畏累，《畏壘虛》初與《知北遊》為姊妹篇，後漸篇名失傳，且變易為《庚桑楚》以代之，實則畏累虛與庚桑楚，本同一人而異名，用一即明，兼用乃悖，斯誠在吾文中為歧說，仍不可不兼載以廣異聞云。
辯《鶡冠子》
一
《鶡冠子》，韓、柳兩家都有辯論[231]，獨退之謂《博選》篇四稽、五至，其說甚當，使其人遇時，援其道以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提出道字，以為眉目。夫韓、柳同一崇尙《六經》，同信因文見道，而兩家對於經與道之看法，乃如參商相去之遠。蓋子厚尊經，但不以經之一文一字，都成典要；子厚行文，以道為準則，但不以人人所認為道者，而己即盲從。此於子厚所為《時令》、《斷刑》、《六逆》諸論，及《非〈國語〉》大篇中，歷試不爽。於是一區區楚漢間小型短書，開卷即從眞偽着眼，涇渭渾殽，入口分明，此一看家本領，為退之所不具，兩文對勘，優劣立呈。雖《鶡冠子》，書名為《漢書·藝文志》所採，深言為劉勰所喩，〔《文心雕龍·諸子》篇云：鶡冠綿綿，亟發深言。〕此或可以蒙退之，自子厚視之，蔑如也。要而言之：退之拘墟於道，稍一不愼，即招致眞偽混同，子厚深明天道，能使言者自為等差，五雀六燕，不差累黍。
二
晁氏《郡齋讀書志》，號為敘釋最精之作，其《鶡冠子》條如下：
右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成編，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篇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眞。其辭雜黃老、刑名，意皆鄙淺，宗元之評蓋不誣。
今所流通之《鶡冠子》，乃北宋陸佃[232]注本，佃軒韓而輊柳，退之《讀〈鶡冠子〉》一文，昂然排列在前，而柳作則一字不錄，卷中集評無數，而迄不採柳評，佃之成見深而理解狹，不難看到。然佃之序曰：
鶡冠子其道踳駁[233]，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覈[234]寡恩，蓋學之蔽有如此者也。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
似其言仍自平正通逹。《四庫提要》再引申之：
柳宗元詆為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鵩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偽。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235]中，而《列子》乃稱為《黃帝書》[236]；“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237]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238]；“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239]中，《左傳》乃記為穆姜語[240]。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偽。
似此亦尙不失學者覈實態度，非無可商，因錄存之。
三
姚際恆《偽書考》云：“陳直齋曰：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為盡淺陋，自今考之，柳說為長。恆案：《漢·志》止一篇，韓所讀有十九篇，《四庫書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無多，餘悉後人增入歟！”宋沈作喆[241]於退之《讀〈鶡冠子〉》有微詞，見所著《寓簡》，其說云：“《鶡冠子》詞旨剞劂[242]而切礉[243]，使其得志，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禍亦恐未讓，愈之說吾弗之信，‘功德豈少’云云[244]，抑韓子好奇之過也。”作喆於此，駁韓而不及柳，際恆衡校韓、柳，而謂柳說為長，皆表出從來儒林公論。又恆謂：《鶡冠》逐代增多，悉由後人附益，此可兼證：吾曩持《亢倉》作偽不止一手、並不止一次之說。復次：子厚謂“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因斷定好事者偽為之。李光地曰：“便是長沙人自為之耳”，夫吾長沙人也，殊深幸鄉里曾有此逸才，然安溪雖立此說，並未釋明何所根據。又子厚堅稱本書引《鵩賦》為不類，此則王厚齋[245]駁之，謂“《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其不類更甚。依此種種，欲論定本書眞價，尙遠有所待，今姑揭櫫於此，以為職志云。
清末自道光以後，追求子書之風特盛，甚且有慕王充、仲長統之為，自撰一子以自炫者，如湘人湯鵬[246]海秋之著《浮丘子》是。顧海秋書成，而讀者殊罕，此可知士風躁妄，眼見洋務萌芽，及科舉制度不穩，因求以子書為進身之階，吾少時曾躬與此一風尙。至求如蜀人楊銳[247]叔嶠之《論〈鶡冠子〉》，窮源竟委，學力雄厚，固不可多見。其論凡五千餘言，本編下部甄錄泰半[248]，此暫不贅。
* * *
[1]謝枋得（1226—1289）：字君直，號疊山。門人諡文節先生。弋陽人。寶祐四年（1256）進士，曾知信州。宋亡後，以卜卦為生。後被蒙元強迫北行，絕食殉國。著有《文章軌範》。
[2]此指《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並詩》，見屈守元主編：《韓愈全集校注》（一），第31頁。“仰喩大義”，《韓愈全集校注》作“仰喩天意”。
[3]此詩題目為《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收入《韓愈全集校注》（二），第746頁。惟“日照潼關四扇開”，《韓愈全集校注》作“日出潼關四扇開”；“相公新破蔡州回”，《韓愈全集校注》作“相公親破蔡州回”。
[4]鞾刀鞠巹：鞾，靴。鞠巹，曲腰小跪，表示恭敬。巹，即。，《集韻》：與“跽”同。長跪也。《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淳於髡傳》：“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集解》：“鞠，曲也。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
[5]圂圊：圂，豬圈，引申為廁所。圊，糞槽，廁所。圂圊，指廁所。
[6]蛣蜣如丸互轉者：蛣蜣即蜣蜋。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齊物論》：“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晉郭象注：“蛣蜣之知，在於轉丸。”
[7]韋編屢絶：古代書籍是竹簡用皮條穿制而成，故用“韋編”代指《易經》或書籍。孔子讀《易經》，皮條多次斷絕，後遂用“韋編三絕、韋編屢絕”等指發奮攻讀、刻苦治學。《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8]弘恭、石顯：《漢書》卷九十三《佞幸傳》：“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於好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党，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9]程俱（1078—1144）：字致道，號北山，開化人，宋高宗時曾官中書舍人，兼侍講。著有《韓文公歷官記》一卷。
[10]獃：同“呆”。
[11]景監：秦孝公的太監。
[12]銅山洛鐘：比喻重大事件彼此相互影響。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銅山西崩，靈鐘東應。”
[13]維揚：揚州的別稱。李德裕入朝為相前，曾任淮南節度使。淮南節度使治所揚州。
[14]釗案：此責備深至耳，何不類之有？事關永貞內禪，子厚言之痛心，義門處暴政之下，加以用意膠執，何敢放開思想，理會眞實？此解別有說明，不贅於此。——章士釗原注。
[15]永貞逆案：即認為順宗被弑之案。關於順宗被弑一案，學術界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張鐵夫在多篇文章中否定順宗被弑之說。見張鐵夫：《唐順宗被殺說考辨》，《史學月刊》2003年第3期；張鐵夫：《“順宗被殺”的證據不能成立》，《零陵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1期。此外，張鐵夫在所著的《柳宗元新論》一書中也有相同的說法。（《柳宗元新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但也有認同“順宗被弑”之說的。凍國棟、黃樓《唐德宗貞元末皇位之爭考辨》一文，其觀點與章士釗很相似。《唐德宗貞元末皇位之爭考辨》，見嚴耀中主編：《唐代國家與地域社會研究——中國唐史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張曙霞的博士論文《柳宗元與永貞革新》，也認為唐順宗死於被弑，其論點、論據、論證與章士釗此處幾乎相同。
[16]呂大臨（1046—1092）：字與叔，稱芸閣先生。藍田人。師從張載、程頤，通《六經》，尤精《禮》學。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
[17]文皇：指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卒後，百僚上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
[18]蜀、洛：蜀黨、洛黨。宋哲宗元祐年間有洛、蜀、朔三黨。三黨皆反對王安石新法。蜀黨，也叫川黨。主要成員蘇軾、呂陶都是四川人，故稱。洛党以程頤為首，主要成員有朱光庭、賈易等。因程頤是洛陽人，故稱。王應麟《小學紺珠·名臣下·元祐三黨》：“洛黨，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蜀党，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党，劉摯為領袖。”
[19]此處章士釗理解有誤，陳寅恪的文章即《〈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陳文指出被弒的皇帝是唐憲宗而非順宗。
[20]故，疑“致”字形譌。——章士釗原注。
[21]顏魯公：顏真卿。唐代書法家。唐肅宗時因抵禦安祿山有功，拜太子太師，封魯郡公，因稱“顏魯公”。
[22]攀髯之泣：傳說黃帝鑄鼎於荊山下，鼎成，有龍下迎，黃帝乘之升天，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龍身，乃持龍髯，而龍髯拔落，並墮黃帝之弓。百姓遂抱其弓與龍髯而號哭。事見《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後用為追隨皇帝或哀悼皇帝去世的典故。
[23]學術界有人認為李諒與李復言不是一人。見林冠夫：《李復言考》，《華僑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王汝濤：《唐代小說與唐代政治》，第86頁，嶽麓書社，2005年版；《辭海》（縮印本）“李復言”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2頁。三條資料皆明言，李諒與著《續幽怪錄》之李復言不是一人。
[24]卞孝萱（1924—2009）：江蘇揚州人。任職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研究所。曾作為章士釗的助手，校勘《柳文指要》。後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劉禹錫年譜》、《元稹年譜》等。
[25]閻百詩（1636—1704）：閻若璩。閻若璩，字百詩，號潛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居山陽。博極群書，精於考據。著有《四書釋地》、《〈古文尚書〉疏證》等。
[26]李漢：字南紀，師事韓愈，愈以女妻之。曾官戶部侍郎、吏部侍郎。善古文。韓愈逝世後，收集韓遺文，編為《昌黎先生集》。
[27]劍匣帷燈：以帷罩燈，以匣藏劍。比喻真相難明，令人猜疑。
[28]洪景盧（1123—1202）：洪邁。洪邁，字景盧，號容齋，洪皓子，鄱陽人。曾知紹興府，卒諡文敏。著有《容齋隨筆》。
[29]《容齋五筆》卷五《唐書載韓柳文》。
[30]修門：楚國郢都的城門。《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王逸注：“修門，郢城門也。”後泛指京都城門。
[31]王讜：字正甫，生卒年不詳。北宋長安人。呂大防之婿。元祐年間曾任國子監丞，少府監丞，著有《唐語林》。
[32]國君：《唐語林》原文為“國君長”。
[33]見王讜：《唐語林》卷六。
[34]李肇：《唐國史補》卷中。李肇，生卒年不詳，元和時曾做過中書舍人，後為翰林學士，著有《翰林志》一卷。《唐國史補》是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撰。該書所載為開元至長慶間事，抱“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釆風俗，助談笑”。該書對了解和研究唐代的歷史及社會風俗，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35]凡附會以成之曰構，《左傳》：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是也。——章士釗原注。
[36]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鵬，天津人。曾任天津《大公報》總編輯。著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全國政協常委。
[37]商臣：春秋時楚成王太子，以東宮之卒圍成王，逼成王自縊，己取而代之，是為楚穆王。見《左傳·文公元年》。
[38]胡注：指胡三省的《〈資治通鑑〉音注》。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臺州寧海人。宋理宗寶祐間進士，歷任縣令、府學教授等職。宋亡後隱居不仕。先撰成《〈資治通鑑〉廣注》，因戰亂丟失，發奮重撰，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資治通鑑〉音注》，對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作了校勘、解釋、考證、辨誤。
[39]裴廷裕：字膺餘，生卒年不詳。唐末人。中和二年（882）進士，唐昭宗時官右補闕，奉詔修《宣宗實錄》，未成，遂獨採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東觀奏記》。乾寧中，曾官左散騎常侍。後梁初，貶湖南卒。
[40]漢之馬、鄧：指東漢的馬太后和鄧太后。馬太后，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小女兒。漢明帝皇后，漢章帝即位後，被尊為皇太后。在位二十三年；鄧太后，鄧禹孫女。漢和帝皇后。和帝卒，殤帝立，被尊為皇太后。殤帝歿，定策立安帝。在殤、安兩朝臨朝稱制，掌握實際權力。在位二十年。
[41]黼扆：古代帝王座後的屏風，上畫斧形花紋。《尚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孔傳：“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 借指帝王。
[42]關於唐穆宗和郭太后到底是不是弑憲宗的主謀，有兩種說法。王夫子肯定穆宗和郭太后是弑憲宗的主謀。見《讀通鑑論》卷二十五《憲宗》十八。王炎平否定王夫子此觀點。見王炎平：《牛李黨爭》，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84頁。方堅銘傾向於王炎平的觀點。見《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頁。
[43]有唐李氏，原於胡族：關於唐代李氏皇族的先世，究竟是漢族還是胡族，歷來說法不一，莫衷一是。劉盼遂的三篇《李唐為蕃姓考》和王桐齡的《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經過一再論證，認定李氏出自拓跋族。章士釗認為唐李氏原於胡族，很可能根據這些。劉盼遂《李唐為蕃姓考》，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李唐為蕃姓續考》，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李唐為蕃姓三考》，載《燕京學報》第15期（1934年）；王桐齡的《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
[44]两唐書皆謂宣宗乃憲宗第十三子。
[45]語出《左傳·宣公十二年》：“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戶，止也。”《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序》：“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李賢注：“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
[46]趙甌北記唐代宦官之禍：指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禍》。
[47]先皇帝：指唐僖宗李儇。李儇為唐懿宗第五子，十二歲時被立為帝，故曰“年在幼沖”。李儇死後，弟李曄繼位，是為昭宗。昭宗繼僖宗為皇帝，故稱僖宗為“先皇帝”。
[48]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在長垣（今屬河南）起兵，冤句（今屬山東）人黃巢起兵回應。廣明元年（880），黃巢攻克潼關，宦官田令孜帶僖宗經興元逃到成都。中唐以後，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劍南西川被稱為三川。僖宗逃跑路線是經山南西道（興元）、劍南東川到劍南西川（成都），故稱“遷幸三川”。
[49]田令孜：唐僖宗時任左神策軍中尉，掌禁軍，為宦官領袖。
[50]陳倉播越：陳倉，今陝西寶雞，唐時屬岐州。光啟元年（885）十二月，王重榮、李克用進逼長安，僖宗再次出逃，次年正月初八，田令孜挾持僖宗逃到陳倉。這是唐僖宗第二次逃難（播越）。
[51]未周星歲，竟致播遷：中國古代很早就認識到木星約十二年運行一周天，周星歲就是十二年。乾寧二年（895）七月，唐昭宗聽說李茂貞、王行瑜要劫持自己，逃出長安，往南山。昭宗這次出逃距離上次（885年）僖宗出逃不到十二年（僅十年），故曰“未周星歲”。
[52]及在岐陽，過於羈紲：天復元年（901），唐昭宗出逃到鳳翔。後鳳翔被朱溫包圍累年，成為一座孤城，昭宗度日艱難，形同羈紲。唐時，岐陽屬鳳翔。
[53]先朝及朕，五致播遷：先朝，指唐僖宗朝；朕，唐昭宗自指。唐僖宗於廣明元年（880）、光啟元年（885）兩次出逃，唐昭宗於乾寧二年（895）、乾寧三年（896）、天復元年（901）三次出逃，共五次。
[54]此詔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宦官·楊復恭傳》。此處所引與原文有差異。
[55]奕禩：又作“奕祀”，意為世世代代。
[56]操於宦者之手：唐穆、文、武、宣、懿、僖、昭宗七帝為宦官所立。
[57]韓愈《永貞行》：“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羽。”
[58]語見韓愈《永貞行》。《韓愈全集校注》（一），第259頁。
[59]《禮經》則義不同天：《禮記·曲禮上》：“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60]《周禮·秋官司寇·朝士》。《十三經注疏》原文為：“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61]《尚書·大禹謨》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62]濟美堂本：明代嘉靖年間郭雲鵬濟美堂刻印的《河東先生集》。
[63]《文粹》：指《唐文粹》。
[64]《禮記·檀弓上》。
[65]《春秋穀梁傳·隱公元年》。
[66]樓昉：生卒年不詳。字陽叔，號迂齋，南宋鄞縣人。早年從呂祖謙學，紹熙四年（1193）進士，教授金華。慶元間，授從事郎，後遷宗正簿。歷鎮江府通判，知興化軍，卒，贈直龍圖閣。其文汪洋浩博，長於史學，編著有《宋十朝綱目》、《中興小傳》、《東漢詔令》等。
[67]杈枒：參差交錯貌。此指參差，不一致。
[68]《風俗通》：東漢應劭撰。據《後漢書》卷四十八《應劭傳》：“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69]《蔡傳》：指蔡沈的《〈書〉集傳》。蔡沈（1167—1230），字仲默，號九峰，南宋建州建陽人。蔡元定子。專意為學，不求仕進，少從朱熹遊，後隠居九峰山下，注《尚書》，撰《〈書〉集傳》。《〈書〉集傳》融匯眾說，注釋明晰。
[70]讞鞠：審訊。
[71]錢穀（1508—1578）：字叔寶，吳縣人。明代處士。少孤貧失學，後遊文徵明門下。著有《〈三國〉類钞》、《〈南北史〉摭言》等。
[72]按此語前條已釋，因涵義複沓，重復申理。——章士釗原注。清補注：此語出自《春秋公羊傳·定公四年》。
[73]何休學：即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隱公元年》：“何休學。注曰：學者，言為此經之學，即注述之意。”又徐彥疏：“又云何休學，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是其義也。”
[74]不除去：《春秋公羊傳注疏》作“不除云”。見《十三經注疏》之《春秋公羊傳注疏·定公四年》。
[75]廖、蔣：指廖瑩中注本和蔣之翹注本。
[76]邵公（129—182）：何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拜郎中，非其好，以病辭去。太傅陳蕃召請他參與政事。黨錮事起，陳蕃敗，休坐廢錮。乃閉門不出，用功十七年，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孝經》、《論語》等。黨禁解除，被召為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77]戴宏《春秋公羊傳序》：何休《公羊解詁》：“傳《春秋》者非一”下徐彥《疏》引《戴宏序》。戴宏，東漢人，《後漢書》無傳。唯《後漢書》在卷六十四《吳祐傳》中提到戴宏：“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巨集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李賢注引《濟北先賢傳》謂其字元襄，剛人。
[78]母：應作“毌”。
[79]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語出韓愈《讀〈墨子〉》。《讀〈墨子〉》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80]《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王叔文傳贊》：“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橈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
[81]：小聰明。
[82]《說苑》：是劉向輯錄西漢皇室和民間藏書中的有關資料，然後加以選擇、分類、整理而成的雜著類編。周成王因戲言封弟一事，見《說苑》卷一。
[83]李翺（774—836）：字習之，陳留人。曾從韓愈學古文。貞元十四年進士，曾官刑部侍郎，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文，世稱李文公。
[84]文出自于《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原文是：“而學古人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
[85]蔡清（1453—1508）：明代理學家。字介夫，別號虛齋，明晉江人。官至南京文選郎中、江西提學副使。
[86]鄭江（1682—1745）：字璣尺，號筠（亦作篔）谷，浙江錢塘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明史》館纂修官。著有《〈禮記〉集注》等。
[87]王懋竑（1668—1741）：字予中（一作與中），號白田，江蘇寶應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進士，授安慶府教授。授翰林院編修。著有《白田草堂存稿》等。
[88]伊川程子（1033—1107）：即程頤。程頤，字正叔，北宋洛陽伊川人，人稱伊川先生，北宋理學家和教育家。
[89]俞長城：生卒年不詳。字銅川，一字碩園，號寧世。浙江桐鄉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授編修。著有《可儀堂文集》。
[90]平景孫（1832—1895）：平步青。平步青，一名庸，字景孫（蓀），號棟山、霞外。浙江山陰人。同治元年（1862）進士，曾官按察使。著有《霞外攟屑》等。
[91]周犢山（1754—1823）：周鎬。周鎬，字懷西、犢山，江蘇金匱（無錫）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七試禮部不第。大挑以知縣發浙江，歷景寧、平陽、瑞安、鄞、餘姚諸縣，官至福建漳州知府。著有《犢山文稿》、《犢山詩稿》。
[92]陳兆崙（1700—1771）：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雍正八年（1730）進士。乾隆元年（1736），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太僕寺卿。著有《紫竹山房詩文集》。
[93]《史記·年表》：指《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卷十五《六國年表》。
[94]張湛：字處度，高平人，東晉學者。官至中書侍郎、光祿勳。著有《〈列子〉注》和《養生要集》。
[95]《穆王》：即《周穆王》篇。
[96]分，去聲，分際之分。《力命》篇云：“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此分與命之說也。凡事皆推委於分與命，是謂一推分命。——章士釗原注。
[97]《楊子》：即《楊朱》篇。
[98]文引自劉向：《列子新書目錄》。
[99]公元十四年：應為“公元前十四年”。永始三年為公元前14年。
[100]林希逸（1193—？）：字肅翁，號鬳齋，又號竹溪，福清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進士。淳祐六年（1246）為秘書省正字。官終中書舍人。著有《鬳齋口義》等。此處的《口義》，指林所著的《鬳齋口義》。
[101]獲麟之歲：《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魯哀公十四年，為公元前481年。
[102]《藝文》：《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103]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郡高平人。東漢末年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初仕劉表，後歸曹操。
[104]王弼（226—249）：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尚書郎。注《老子》、《莊子》。
[105]鄭溪西（1104—1162）：鄭樵。鄭樵，字漁仲，號溪西遺民，興化軍莆田人。一生不應科舉，居夾漈山，刻苦力學三十餘年，世稱夾漈先生。曾任樞密院編修官。著有《通志》等。
[106]晁氏《讀書記》：指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生卒年不詳，字子止，號昭德先生，鉅野人。晁沖之之子。目錄學家。宋高宗紹興初進士，曾知興元府。著有《郡齋讀書志》。《郡齋讀書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內容的私藏書目，對於後世目錄學影響極大。
[107]陳蘭甫（1810—1882）：陳澧。陳澧，字蘭甫（蘭浦），號東塾，廣東番禺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六應會試不中。先後受聘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於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填詞、書法，無不研習。著有《東塾讀書記》等。
[108]鄒特夫（1819—1869）：鄒伯奇。鄒伯奇，字特夫，又字一鶚。廣東南海人，清代物理學家，對天文學、數學、光學、地理學等都很有研究。曾獨立製造了中國第一臺照相機。
[109]見《東塾讀書記》卷一二《諸子書》。
[110]王元美（1526—1590）：王世貞。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明“後七子”領袖之一。累官刑部尚書。著《弇州山人四部稿》、《藝苑卮言》等。
[111]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麋公。華亭人。諸生。工詩文，擅書畫。著有《妮古錄》、《陳眉公全集》、《小窗幽記》。
[112]姚際恆（1647—1715）：字立方，一字首源，安徽桐城人，浙江仁和籍。諸生。著有《古今偽書考》。
[113]《漢·志》：即《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114]高似孫（1158—1231）：字續古，號疏寮，鄞縣人，一說餘姚人。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曾為著作佐郎，知處州。著有《疏寮集》、《剡錄》、《子略》、《蟹略》、《史略》等。
[115]鄭虔（685？—764？）：字若齊（一作弱齊），鄭州滎陽人。天寶末，任著作郎。安祿山陷京師，稱病不受偽職。肅宗時，被貶台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著有《會稡》等。
[116]蘇源明（？—764）：初名預，字弱夫，京兆武功人。天寶間進士及第，為東平太守。安祿山陷京師，稱病不受偽職。肅宗時，擢知制誥。官終秘書少監。工文辭，有盛名於天寶間。
[117]盧象：生卒年不詳。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載：“象，字緯卿，汶水人，鴻之侄也。攜家來居江東最久。仕為校書郎、左拾遺、膳部員外郎。受安祿山偽官，貶永州司戶參軍。後為主客員外郎。有詩名，譽充秘閣，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鴻，指盧鴻。
[118]《韻會》：即《〈古今韻會〉舉要》。音韻及文字學書。三十卷。元初熊忠著。熊忠，字子中，邵武人。宋末黃公紹搜集文字義訓作《古今韻會》，熊忠認為過於浩繁，為作《舉要》。
[119]明帝：指漢明帝。《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天竺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學界一般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當在兩漢之際。見郭朋：《中國佛教簡史》，第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120]宋景濂（1310—1381）：宋濂。宋濂，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人。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與高啟、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
[121]周：莊周，即莊子。莊子，名周。
[122]梅伯言（1786—1856）：梅曾亮。梅曾亮，字伯言。江蘇上元人。道光二年（1822）進士。師從姚鼐。官戶部郎中。著有《柏梘山房文集》。
[123]吳仲倫（1767—1840）：吳德旋。吳德旋，字仲倫，又字半康，江蘇宜興人。諸生。師事張惠言、姚鼐，文宗桐城派。著有《初月樓文鈔》、《初月樓詩鈔》等。
[124]為作：造作、做作之意。漢王符《潛夫論·賢難》：“豕俛仰嚘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此處章士釗謂不見他人用語，誤。
[125]陸贄（754—805）：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大曆八年（773）進士。貞元八年（792）拜相，貞元十一年被貶充忠州別駕，永貞元年卒於任所，諡號宣，世稱陸宣公。著作有《陸宣公翰苑集》。
[126]劉壎（1240—1319）：字起潛，號水雲村。學者稱水村先生。江西南豐人。著有《隱居通議》、《水雲村稿》、《經說講義》、《哀鑒》、《英華錄》。《隱居通議》為文學批評之作，對歷代名家進行評析。此處的《通議》，指《隱居通議》。
[127]方靈皋：方苞。
[128]程子香：程德賚。程德賚，字子香，婺源人，監生。師事吳德旋。著有《程子香文鈔》。
[129]《茗柯集》：即《茗柯文》，張惠言的文集。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蘇陽湖人。其書齋名茗柯，世稱茗柯先生。嘉慶四年（1799）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編修等。著有《茗柯文》（初編、二編、三編、四編、外編、補編）。
[130]歸熙甫（1506—1571）：歸有光。歸有光，字熙甫，一字開甫，號震川。昆山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1565），官至南京太僕寺丞。
[131]馬總：唐德宗、憲宗時人。字會元，扶風人。憲宗元和中，由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歷任方鎮。後入朝任戶部尚書，卒贈右僕射，諡曰“懿”。馬總性篤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頗多。曾摘錄諸子要語，為《意林》。馬總所編《意林》，系據庾仲容所編《子鈔》加以增損而成。庾仲容，南朝梁時期人，取周秦以後諸子雜記凡一百零七家，摘錄其要語，輯為三十卷，名《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二百句。馬總認為《子鈔》摘錄繁簡失當，仍遵《子鈔》原目，復加增刪，比《子鈔》選錄較為精嚴。《意林》所選采諸子之言，今多不傳者；其傳於今者，如老、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
[132]庾仲容（478—551）：字子仲，潁川鄢陵人。幼孤，為叔父庾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後為永康、錢唐、武康令。為尚書左丞，坐事免官。遇侯景亂，遊會稽卒。鈔撮之書有：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眾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
[133]王仲任（27—？）：王充。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著《論衡》。
[134]本《注》：指《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
[135]《唐·志》：此指《新唐書·藝文志》。《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三》曰：“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作“李暹訓”，不作“李暹”。《舊唐書》卷四十七《經籍志下》：“《文子》十二卷。”
[136]晁子止：晁公武，字子止。
[137]陳直齋：陳振孫。陳振孫，生卒年不詳，南宋人。原名瑗，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人。曾為國子監司業。撰有私家藏書目錄《直齋書錄解題》。
[138]徐靈府：唐朝人，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道士，注《文子》。《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三》曰：“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
[139]王若虛（1174—1243）：字從之，號慵夫，入元自稱滹南遺老。藳城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進士，歷管城、門山縣令、著作佐郎。著有《滹南遺老集》。
[140]指《滹南遺老集》。
[141]程氏：指程頤。“當脫一湯字”，語出程頤《程子遺書》。
[142]朱注：指朱熹注。引語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論語集注·泰伯》。
[143]《詩》：指《詩經·小雅·小旻》。
[144]《論語·泰伯》。
[145]陳注：指陳澔的《禮記集說》。陳澔（1260—1341），字可大，號雲住，人稱經歸先生。南康路都昌縣人。隱居不仕。曾講學於白鹿洞書院。對《禮》有獨到研究。所著《禮記集說》，對《禮記》作了詳細的注疏、解釋。
[146]此一字意謂：所言為何？——章士釗原注。
[147]見《禮記·檀弓上》。
[148]陸德明（約550—630）：蘇州吳人。歷仕陳、隋，入唐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所著《經典釋文》是對儒家經典及《老子》、《莊子》進行注音和釋義。
[149]孫炎：三國時期魏國經學家、訓詁學家。字叔然，樂安人。受業於鄭玄。著《周易春秋例》，為《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等書作注，所著《爾雅音義》，用反切注音，反切從此盛行。
[150]孔穎達（574—648）：字沖遠，冀州衡水人。入唐任國子監祭酒。奉唐太宗命編纂《〈五經〉正義》。
[151]阮氏文選樓刻本：嘉慶年間，阮元遵父遺志，於揚州建隋文選樓（即文選樓）。文選樓不僅藏書豐富，而且致力於刻書。所刊刻的《十三經注疏》，與別本相比錯誤要少得多，在版本學上有重要價值。
[152]《〈禮記〉注疏》：应为“《〈禮記〉正義》”。上引语出自孔穎達的《〈禮記〉正義》第六卷。
[153]《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作者西漢揚雄。體例仿《爾雅》，類集古今各地同義的詞語，大部分注明通行範圍。
[154]高誘：東漢涿郡涿人。少受學於同縣盧植。建安十年（205）任司空掾，旋任東郡濮陽令，後遷監河東。著有《〈淮南子〉注》、《〈呂氏春秋〉注》等。
[155]葉定侯：《長沙楚墓出土“雕刻花板”名稱的探討》，《文物》1956年第12期。
[156]《文物參考資料》：应为“《文物》”。
[157]尼山：指孔子。
[158]“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這句話出自柳宗元《〈論語〉辯》。因此此處的“《讀〈論語〉》”，應該為“《辯〈論語〉》”。
[159]歐公《為君難論》：指歐陽修的《為君難論》。
[160]老蘇《孫武論》：指蘇洵的《孫武》。
[161]《正義》：指孔穎達的《〈毛詩〉正義》。
[162]論語下篇之首章：《論語》無下篇，此“下篇”應為“卒篇”之誤。《論語》卒篇指《堯曰》篇。《堯曰》篇第一章載《尚書·大禹謨》等篇內容，故曰“僅載《尙書》文數段”。
[163]獲麟：《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魯哀公十四年，為公元前481年。
[164]筆削之全程已畢：《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165]鄭杲：字東父（甫），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為即墨令。光緒五年（1879），杲以即墨籍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與桐城馬其昶友善。
[166]操瑟齊門：韓愈《答陳商書》：“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167]僨：敗。
[168]文見姚際恆著，顧頡剛點校：《鬼谷子》，《古今偽書考》，景山書社，1929年，第29—30頁。
[169]田山薑（1635—1704）：田雯。田雯，字紫綸（又作子綸），亦字綸霞，號漪亭，又號山薑，晚號蒙齋。山東德州人。康熙三年（1664）進士。曾官貴州巡撫。著有《古歡堂集》、《黔書》等。
[170]淫哇：淫邪之聲。
[171]班、馬：班固、司馬遷。
[172]崔、蔡：指東漢崔駰、蔡邕。均以文章著稱。唐劉禹錫《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志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173]龍門：指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
[174]《表忠觀碑》學《安豐》一銘：《表忠觀碑》，指蘇軾的《表忠觀碑》，在《蘇軾文集》卷十七；《安豐》一銘，指柳宗元的《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在《柳宗元集》第二十卷。
[175]蹇嵼：艱難困頓。
[176]以播易柳：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177]坎：困頓；不得志。
[178]竇而疑孟堅：竇，指東漢大將軍竇憲。孟堅，班固。班固曾為竇憲幕僚，後來竇憲被誅，班固受牽連。
[179]以董而誤中郎：董，指董卓；中郎，指蔡邕。漢獻帝時蔡邕曾為左中郎將，故稱蔡中郎。蔡邕曾依附董卓，董卓被司徒王允誅，蔡邕發出感歎，王允認為蔡邕懷念董卓私遇，將蔡邕下獄治死。
[180]兔園冊子：泛指淺近的書籍。《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劉岳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181]荃蕙不馨，海畔多逐臭之夫：出自曹植《與楊德祖書》：“人各有好尚，蘭蓀蕙之芳，眾人之好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182]《咸池》：古樂曲名。相傳為堯樂。一說為黃帝之樂，堯增修沿用。
[183]《談藪》：舊題宋龐元英撰。龐元英，字懋賢，成武人。宋神宗元豐年間為主客郎中，官至朝散大夫。見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第45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184]蘇轍：《詩病五事》。
[185]碔砆：似玉之石。司馬相如《子虛賦》：“碝石碔砆。”
[186]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縣人，西晉建平太守郭瑗之子。東晉著名學者，既是文學家和訓詁學家，又是道學術數大師和遊仙詩的祖師。
[187]房、魏為河汾之傳人：房，房玄齡。魏，魏征，皆唐初名臣。河汾，指隋末學者王通。房、魏皆師事王通。王通（580—617），字仲淹，隋河東郡龍門縣人，卒後門人私諡“文中子”。因王通屬河東龍門籍，該地為黃河與汾水的流經地，故以河汾指稱王通。
[188]唐《四庫》：指唐代的《四庫書目》。唐玄宗在長安、洛陽建立書庫，按甲乙丙丁排列順序，分為經史子集四庫，列有書目。
[189]記《鬼谷子》一段：見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二《諸子書》。
[190]盧召弓（1717—1796）：盧文弨。盧文弨，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抱經，人稱抱經先生，浙江餘姚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曾任湖南學政等職。以校勘古籍名於世。
[191]李兌：生卒年不詳，戰國時趙國大臣。趙武靈王讓位少子何，引起內亂。他和公子成一起，發兵保惠文王，殺太子章，進圍沙丘宮，逼死主父（武靈王）。從此獨專國政，由司寇升任相國，號奉陽君。他對外主張合縱，曾與蘇秦協力，發動五國（趙、楚、齊、魏、韓）聯兵攻秦，進屯成皋，無功而退。
[192]來鵠：又作來鵬，唐代詩人，生卒年不詳。豫章人。唐大中、咸通年間以才聞。工詩善文。屢舉進士不第。唐末，避亂荊、襄，客死揚州。
[193]飛箝：辯論的一種方法。
[194]盭：戾。
[195]唐裴度屏白居易詩不觀：應為“李德裕屏白居易詩不觀”。“裴度”，乃“李德裕”之誤。《北夢瑣言》卷一：“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啟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觀覽。’其見抑也如此。”錢易《南部新書》乙卷載：“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贊皇，即李德裕。
[196]李兌塞耳不聽蘇秦之談：《戰國策》卷十八《趙策一》：“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複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複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197]褎：古同“袖”。
[198]陳子昂：《感遇》第十一。
[199]伯玉千緡買琴，召客手碎：伯玉，陳子昂的字。唐朝李亢《獨異志》：“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眾，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眾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並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眾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宴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哉！’遂舉而棄之。舁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為建安王，辟為記室。後拜拾遺。歸覲，為段簡所害。
[200]“卒逢段簡”二句：盧藏用《陳氏別傳》載：“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力氣，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見《陳子昂集·附錄》。
[201]《世說新語·文學》第十七。
[202]洪亮吉（1746—1809）：初名蓮，後更名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授編修，曾任貴州學政。嘉慶四年，上書言事，極論時弊，免死戍伊犁。次年釋還。居家十年而卒。
[203]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號淵如，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等。後主講南京鐘山書院、揚州安定書院、杭州詁經精舍等。精於校勘，著有《平津館文稿》、《問字堂集》等。
[204]重趼：手腳掌上因磨擦而生成的老繭。多指跋涉辛苦。
[205]管同（1780—1831）：字異之，號育齋。江寧上元人。道光五年（1825）中舉，入安徽巡撫鄧廷楨幕。師事姚鼐。著有《因寄軒詩集》、《文初集》等。
[206]薦御者：《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候。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207]脫越石父：《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宴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戹，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208]晉《乘》、楚《檮杌》：相傳為晉、楚兩國之史記。《孟子·離婁下》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209]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一字繩庵，號簣齋。直隸豐潤人，同治年進士。曾任左副都御史。1884年中法戰爭起，駐守馬尾軍港，因逃跑被革職戍邊，後入李鴻章幕。
[210]《五百》篇：指《法言·五百》篇。
[211]《隋》：指《隨書·經籍志》。《隨書》卷三十四《經籍志三》：“《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
[212]《唐》：指《新唐書·藝文志》。《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三》：“《晏子春秋》七卷（晏嬰）。”
[213]《崇文總目》：宋代的官修書目，著錄經籍共三千四百四十五部，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是北宋最大的目錄書。
[214]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吳壽暘（？—1830），字虞臣，又字周官，浙江海寧人。歲貢生。吳騫次子；吳騫（1733—1813），幼字益郎，又字槎客，號愚谷、兔床、海槎、兔床客、兔床山人等。生平酷愛典籍，搜集珍本逾萬，築拜經樓以藏之，貯書甲於一方。吳騫逝後，壽暘將其父藏書跋語撰為《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見徐學林：《拜經樓主人吳騫的編輯刻書活動》，《出版科學》2007年第6期。
[215]《文獻通考》：簡稱《通考》，馬端臨編撰。從上古到宋朝寧宗時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繼《通典》、《通志》之後，規模最大的一部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稱“三通”。馬端臨（1254—1324），字貴與，號行州，江西樂平人。
[216]國奢則示之以儉：語出《禮記·檀弓下》。
[217]晏桓子之喪盡禮：晏桓子為晏嬰之父。晏桓子卒，晏嬰居倚廬，寢苫。此禮與士喪禮略同。見《左傳·襄公十七年》，又見《孔叢子·詰墨》。
[218]《孔叢》：即《孔叢子》。舊傳《孔叢子》為孔鮒所作。孔鮒，字子魚，一名甲。孔子之後。秦時人。《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219]公伯寮愬子路：《論語·憲問》：“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220]晏子尼谿之阻：《孔叢子·詰墨》載：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
[221]黎蓴齋（1837—1898）：黎庶昌。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曾任職於曾國藩幕府，師事曾國藩。歷任駐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西班牙使館參贊。後任駐日本國大臣。輯有《古逸叢書》。
[222]墨突不黔：原指墨翟東奔西走，每至一地，煙窗尚未熏黑，又到別處去了。後用其事為典。形容事情繁忙，猶言席不睱暖。
[223]《大唐新語》：又名《大唐世說新語》，仿劉義慶《世說新語》而作，所記之事，起自唐初，迄於大曆。撰者劉肅，唐代人，生卒年、籍貫、字、號不詳。此書有元和丁亥（807）自序，署銜“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新唐書·藝文志》說他是“元和中江都主簿”。
[224]《詩》之《白華》、《由》、《黍》：《詩經》的篇目共三百十一個，其中《小雅》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目無辭。此處的《白華》，當指這首亡佚的《白華》，《由》當指《由庚》，《黍》當指《華黍》，即概指《詩經》中這亡佚的六首詩。《毛詩序》曰：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毛詩正義》卷九之四）。又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祟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正義》卷十之一）。查今《詩經》，其中《小雅》中有《白華》一首，當與亡佚之《白華》不同。因為兩《白華》詩，無論是篇目的順序，還是從內容來看，都不相同。亡佚之《白華》，排在《魚麗》之後，而今《詩經》所收之《白華》，則排在《隰桑》之後；亡佚之《白華》，述“孝子之絜白也”，而今《詩經》所收之《白華》，則寫女子懷念其愛人。
[225]《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天寶元年，“莊子號為南華眞人，文子號為通玄眞人，列子號為沖虛眞人，庚桑子號為洞虛眞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為真經。”
[226]何粲：生平事蹟不詳，多認為是宋代人，或疑為唐人。若何粲為宋人，則柳宗元看到的《亢倉子注》不可能是何粲所作。
[227]《唐書·藝文志》：查《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三》，只著錄：“王士元《亢倉子》二卷”，並無著錄何粲《亢倉子注》。
[228]《史記》：指《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其中有《莊周傳》。
[229]此處，徐仁甫另有見解：
按此系柳子厚謂太史公稱莊周為書《畏累虛》、《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畏累虛》與《亢桑子》皆《莊周書》之篇名，猶《史記》上文《漁父》、《盜跖》、《胠篋》，皆《莊子》篇名也。今本《柳集》脫一“虛”字，正可藉《史記》以校補之。反因無“虛”字不以“畏累”為篇名，而以名詞為動詞解之。查“畏累”上並無“以”字，何以與《史記》上文“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相並列耶？如以“畏累虛”三字為動詞，恐史公不如是“揮灑”也，而編柳文者亦未必嫌其語“臃腫”也。
見徐仁甫：《讀〈柳文指要〉劄迻》，《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1期。
[230]郭象（？—312）：字子玄，西晉時期河南人。官至黃門侍郎、太傅主簿。著有《〈莊子〉注》。
[231]韓、柳兩家都有辯論：韓愈有《讀〈鶡冠子〉》。載《韓愈文集校注》（五），第2722頁。
[232]陸佃（1042—1102）：字農師，號陶山，山陰人。受經於王安石。宋熙寧三年（1070）進士。徽宗時，官拜尚書左丞。著有《陶山集》、《埤雅》、《〈春秋〉後傳》、《〈鶡冠子〉注》等。
[233]踳駮：錯亂，駁雜。左思《魏都賦》：“非醇粹之方壯，謀踳駮於王義。”
[234]慘覈：刻薄。
[235]“谷神不死”四語：見《老子》第六章。《列子·天瑞》則稱“《黃帝書》曰”。
[236]《列子·天瑞》：“《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237]“克己復禮”一語：見《論語·顏淵》。
[238]仲尼稱志有之：《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239]《文言傳》：指《周易·乾卦》之《文言傳》。
[240]《左傳》乃記為穆姜語：《左傳·襄公九年》作：“元，體之長也。”
[241]沈作喆：生卒年均不詳，約1147年前後在世。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年進士。淳熙間，以左奉議郎為江西漕司幹官。著有《寓簡》十卷。
[242]剞劂：奇崛。
[243]切礉：峻刻、苛刻。
[244]“功德豈少”云云：韓愈《讀〈鶡冠子〉》：“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
[245]王厚齋：王應麟。王應麟，號厚齋。
[246]湯鵬（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授禮部主事。後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著有《浮丘子》。
[247]楊銳（1857—1898）：初字退之，改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人。光緒十五年（1889）授內閣中書，後晉為侍讀。曾入張之洞幕府。參與戊戌新政，事敗被殺，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248]本編下部甄錄泰半：見下部卷三《輯餘·楊叔嶠論〈鶡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