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中记

作者:陈耀文
天中记

六十卷。明陈耀文撰。陈耀文字晦伯,确山(今属河南)人。明嘉清年间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知识博洽,学治有据。著有《经典稽疑》、《学林正就》等。陈耀文家居近天中山,所撰故名曰:《天中记》。世所通行本为五十卷,较为草略,可能为初刻未竟之本。明万历已酉定本为六十卷,并与《明史·艺文志》所记相同,这是作者的完整之作。此书援引繁富。共分七百九十六类,每类下又因事标目若干条。如卷四十五类,“豆”,类目之下有美种、异名、蕃殖、戎菽、不辨、凫雁食菽、民食饭菽、二七为族、绕明豆等五十三条。书中所引都一一注明由来,或在条前,或在条后。搜辑僻典遗文甚多,又间作考证。指出原书之讹文、误释,纠正历代类书之沿讹。精审多识,皆诸家所未备。例如: 《水经注》以苗茨堂为茅茨堂;《世说注》以钱唐为钱塘;《唐逸史》记孙思邈年代之舛错;《新唐书》记安禄山死日乖互。都为之抉摘其失。又如:《锦绣万花谷》以浮图泓为一行:《事文类聚》以刘溉为到溉等,也诸一辨证。但编次杂乱无序,分属也有不清楚的地方,不便查检。有时隆庆、万历间刊本,五十卷。明万历己酉三十七年定本,六十卷。《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四年闽侯林氏听雨山房刊本。

陈耀文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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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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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元吾丘衍(1268—1311)撰。吾丘衍字子行,号贞白处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详见《周秦刻石释音》。吾丘衍学问淹通。艺尤精妙,遍读经史百家之书,每有心得,随笔札记。此书即其札记手稿,生前未刊。后陆友仁得于吾丘衍从父家,抄录流传。实未经编定,皆随笔草创,先后不分,次序,字句亦多未修饰。其中,如驳戴侗六书故妄造古篆一条,辨徐铉篆书笔法一条,重复收入吾丘衍另外一书 《学古篇》 中,大约吾丘衍随笔札记如此,后采入《学古编》,而此札记则未消除所致。虽然如此,书中零玑碎玉,仍然可采。如,辨颜氏误解勿勿; 辨魏伯阳《参同契》误以易字从日月;辨杜甫非不咏海棠等,皆有见识。书中也有可商榷之处,如,论尧典中星以为四时皆以戌刻为昏,未免武断。论借书一瓻,谓以瓮盛卷轴,亦为穿凿。论奥灶字与《尔雅》相违,论五伯字不考 《后汉书·祢衡传》,以为唐人行杖之数等,亦不免于疏漏。间有杂谈神怪之处,也多芜杂。今传本主要有《吾子行二种》、《四库全书》、《学津讨原》、《武林往哲遗箸》 等丛书本。

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箓择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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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箓择日历,唐太清观道士张万福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卷首有作者自序,谓道士出家受经戒法箓,须选择吉日,三洞经法传授,各有不同时日,不可混漫。故撰此一篇,以示门人。书分九节编写传授各类经戒法箓时选择吉日之日历表,并述授经所须盟信。篇末批评时人不依规定传经。

战地莺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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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白话章回小说。24回。李涵秋著。书叙清末福州公子林赛姑出生后,因为林家人丁不旺,其祖母命他男扮女装,以期长命百岁,并命家人绝对保密,以致长大后闹出一连串阴错阳差的故事。先是使多少媒婆徒劳往返,使多少男家大失所望。继又使陆军学校学生赵珏神魂颠倒,大害单相思病。而林赛姑却利用男扮女装之便,与同窗女友、赵珏之妹赵瑜暗中相爱,并私订终身。后因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福州谣言四起,市民纷纷逃避。恰好赛姑之父林耀华在广州军政府里谋到了职位,于是举家向广州进发。不料护法军营长陶如飞误认林赛姑为女郎,竟在半路将其劫掠。幸得陶母保护,不但未露男子身分,反与陶妻缪兰芬同床共枕,长达数月之久,才与家人在广州团聚。后来因为调戏缪兰芬之妹缪芷芬,才使男子身分暴露无遗。于是翻然悔悟,与前判若两人。恰好护法战争虽已结束,而五四运动又相继爆发,赵珏、缪芷芬、赵珏的同学方钧等在福州响应,也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潮。林赛姑为了激励大家的爱国热情,在由广州回福州的途中投海自尽,被救不死。最后是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胜利,林赛姑和赵瑜、赵珏和刘秀姗、方钧和缪芷芳这3对情人同时举行婚礼。作品以林赛姑为中心人物,以一群青年的恋爱婚姻和社会活动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刚刚发生乃至正在发生的护法战争和五四运动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其他社会问题,如军队的腐败和横行、社会的动乱和凋敝、人民的苦难和愤恨等,这说明了作者对国家大事的强烈干预意识,以及力图摆脱流行爱情小说模式的善良愿望。可惜作者一向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因而作品浮光掠影,甚至难免走样。比如将护法战争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即是一例。在艺术上,某些情节的展开,主要借助于林赛姑的男扮女装,虽然收到了故事曲折的效果,却显得不合情理,从而削弱了艺术感染之力。

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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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书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在该书中批判了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汉书》之类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故事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大量记载,则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决定写史的详略。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识”。对于写史,则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并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进行讳饰的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通》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史通》在重视人事作用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等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明作者的史观仍属唯心主义的范畴。注本有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又附录《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和《史通增释序》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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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失译人名,说矩里迦罗龙王之像法。梵Kuli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