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稿
作者：朱右
元末明初文别集。朱右著。今存有明初刻本，计11卷。卷1骚赋，卷2、卷3杂著，卷4、卷5序，卷6、卷7记，卷8、卷9铭赞题跋，卷10哀诔，卷11樱宁子传。首有题序7篇，除宋濂序外，其余皆作于元季，有至元五年的李孝光序，至正四年的危素序，至正十四年的倪中序，至正二十年的刘仁本、杨翮序以及未署年代的张天英序。《四库全书》所收《白云稿》仅5卷，《四库全书总目》说：“《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杂文之后仅有琴操而无诗，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后五卷尝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抄成足本，则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由此可知，明初刻本四库馆臣亦未见。《白云稿》原本11卷，非10卷，且11卷本亦无诗。魏仲远《敦交集》、曹学佺《明兴诗选》录有朱右一些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朱右为文特点尚较为公允：“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实权舆于此。其格律渊源，悉出于是。故所作类多修洁自好，不为支蔓之词，亦不为艰深之语，虽谨守规程，罕能变化，未免意言并尽，而较诸野调芜词，驰骋自喜，终不知先民矩矱为何物者，有上下床之别矣。”
朱右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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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
最知名、最优秀、最真实、最动人的丰臣秀吉传记，日本人读丰臣秀吉，首选吉川英治的《丰臣秀吉》。吉川英治以温婉知性的传奇之笔，再现了丰臣秀吉谋略超群、胆识过人、狂妄不羁、豁达真挚、善揽人心的个性；记叙了他从无名小卒到终结乱世成为天下霸主的奋斗过程；鲜活再现了在乱世中崛起，历经坎坷迈向权力巅峰的至情至性的丰臣秀吉。读日本历史，不可错过战国时代；读战国时代，不可错过吉川英治笔下的这套书。
汉文学史纲要
古代文学史著。鲁迅著。系作者1926年在福建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生前未正式出版。逝世后被编入《鲁迅全集》。作者在该校任教一学期即离去，故此稿仅成10篇，即《自文字至文章》、《书与诗》、《老庄》、《屈原及宋玉》、《李斯》、《汉宫之楚声》、《贾谊与晁错》、《藩国之文述》、《武帝时文术之盛》、《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书中贯穿着对封建思想的批判精神，对古代作家在历史上的贡献予以高度的评价。如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文，在论及司马迁时，针对班彪所谓“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观点，认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戳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简短几句话，阐述了司马迁的身世、思想与《史记》艺术成就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书中类似的精彩之处颇多，堪称文学史研究著作的典范作品。
读书分年日程
元程端礼撰。凡三卷，《纲领》一卷。程氏有感于时人教育子弟读书时不懂方法、不讲程序、不得要领而编撰。《纲领》一卷提纲挈领地标出为人、修身、读书治学、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正文三卷，前二卷有“读书工程”之称，从8岁入学前开始，依次叙述读书学习的步骤、程序，每个阶段应阅读的书目及具体教授方法、学习要求，对批点经书的方法，也做了详尽明了的介绍。后“国子监以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元史·程端礼传》)。并列举了大量他所推荐的参考阅读书目和导读要点。实际上，该“读书工程”是当时在学士子的课程表，犹似今日的教学计划。第三卷收录王柏《正始之音》、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调息箴》及程氏自撰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其中《正始之音》是王柏在贾昌朝《群经音辨》、郑樵《六书略》等小学著作基础上钞编而成的关于声韵和六书的著作。程氏的老师史蒙卿曾把朱熹的读书方法概括为“读书六法”，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系用力。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以此为宗旨。王重民认为，程氏《工程》“在与课程进度表相适应的各门功课的参考阅读书目单之外，还有更广泛的总书目。这种更广泛的总书目，就是清代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先声了”(《中国目录学史》第3章第7节)。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本及《丛书集成》本等。
知堂文集
周作人著,1933年天马书店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影印发行。此书系周作人的自选集,收作者早期散文小品、诗歌、文学评论等44篇,书中附作者自序。关于“知堂”,作者在文集开篇即言:“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尔”。周作人早期散文有政论、随笔、杂感、记叙、游记、速写、书信、序跋以及文艺短论、读书札记等。在运用散文体式上,“小品散文”是其运用得最为自如的一种。其往往在即兴的形式中暗寓讥刺,文笔以平和冲淡为特色,造成幽雅淡远的意境。他在内容上着意表现返归自然,顺乎天性,自由率性而适度的生活情趣,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表现与隐蔽,倾泻与控制,放与收,丰腴与清涩,奇警与平淡……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由于20年代后期,周作人逐步由“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战士变成一个消极避世的隐士,不敢正视残酷的斗争现实,躲进书斋,因而其作品不免出现了一些消极倾向。近年来周作人散文的艺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注意并加以重视,国内不断出版其作品及有关研究文章。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书话》、《知堂外文集》、《知堂序跋》、《苦茶随笔》、《风雨谈》、《苦竹杂记》等相继引起学者文人的重视。钟叔河在《知堂书话》序中称周作人文章为“上乘”。鲁迅在答斯诺问时,把周作人放在“最优秀的杂文作家”的首列。
宛陵群英集
十二卷。元汪泽民、张师愚合编。汪泽民,字叔志,徽州婺源 (今属江西)人。延祐五年 (1318)进士,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川州事,历南安、信州两总管府推官,后补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调济南路兖州知州。至正三年(1343),召为国子司业,与修三史,书成即迁集贤直学士。寻以礼部尚书致仕,居宣城,自号“堪老真逸”。其事迹元史本传有载。张师愚,字仲愚,宁国 (今属安徽)人。生卒年不详。曾两领延祐、天历乡荐。与汪泽民友善。《江南通志》称他曾撰 《梅尧臣年谱》,实误,系其弟张师曾所撰。本书即汪泽民晚居宣城时所辑,所收上自宋初,下迄元代,得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以古今体厘为二十八卷。同里施璇为之刊行。其后该书久佚不传。故宁国、宣城二志载籍门内均未著其目。《永乐大典》各韵内所录此书之诗共七百四十六首,作者一百二十九人,看来原本犹存十之五六。其中如王圭等七十余人载于《宣城旧志文苑传》者,他们的许多遗篇往往在本书可见。又如梅鼎祚的《宛雅》所录诸家佚句以为原诗散亡的,其全什也多可见于本书。所以,本书所收虽仅一乡之歌咏,亦有其参佐考订之价值。所传下来的十二卷本,系清末编订《四库》时裒集厘定的。书中凡其人之爵里、事迹有可考者,已补注于姓名之下;不可考者阙之。《永乐大典》原本失载人名,无可参补者,则仍分类附录于后。是书有 《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