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论

作者:提婆
百论

二卷。提婆菩萨造,天亲菩萨释,鸠摩罗什译,三论之一。依提婆之梵本,原有二十三品,每一品有五偈(三十二字为一偈),合有百偈。故称百论。然译者略后十品,现本只存前十品。且依天亲之注解,罗什之翻译,句数稍为增减。现品之偈数无定矣。百论僧肇序曰:‘论凡二十品,品各五偈。后十品,其人以为无益此土,故阙不传。’百论嘉祥疏一曰:‘依提婆梵本,品皆五偈,无多少也。而有多少者三义:一注人释有广略,二翻论人复重增减,三方言不同。故多少者不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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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日记

游山日记

本书被林语堂称赞为“日记模范”,并专门撰写五千字长文《〈游山日记〉读法》,一一指出其妙处,大加推崇。是书共12卷,前10卷称“天香随笔”,即舒梦兰在嘉庆年间居游庐山一百日中所作日记;后2卷称“天香手稿”,为期间所作诗赋。日记正经中杂以诙谐,行文如行云流水,幽默而不流于尖酸,洵为上乘小品,上乘幽默。现以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十年刻本为底本,参考相关文献进行点校,排为简体字,以便读者。书后并附原刻本序言及1936年版中周作人序、林语堂《〈游山日记〉读法》、周劭跋等,读者于此可知此书来龙去脉及精妙趣味之所在。

听雨丛谈

听雨丛谈

《听雨丛谈》所记多为作者耳闻目睹之事,也有部分录自他书或有关案牍。其内容甚杂,而以涉及清代满洲及旗人风俗制度为多。如卷一“红绒结顶”、“花翎”、“羽缨冠“、“四禊袍”、“黄马褂”、“绿压缝靴”、“执事乐人服色”、“黄缰紫缰”,卷五“朝珠”,卷六“钿子”,卷十二“繖扇制度”、舆制”等条,对清廷及满族服饰器用的有关情况作了细致记载。在宗教祭祀及婚丧习俗方面,则有卷五“满洲祭祀割牲”、卷六“满洲祀先不用炷香”、卷十一“祭马神”、“丹旒”、“分祭幛”、卷十二“插戴”诸条,其中提供的某些情况,确非熟知内情者不能道。又说八旗中满洲、蒙古、汉军祀之礼,各有差异,以汉军而论,“从满洲礼者十居其一二,从汉人礼者十居七八。内务府汉姓人,多出辽金旧族,如满洲礼者十居其一二,如汉军礼者十居三四耳”(卷六“颁胙”条)。反映了当时各族间文化相互影响的情况。

孔子项讬相问书

孔子项讬相问书

敦煌遗书。故事赋体。作者佚名。今存敦煌写本13种:S395、1392、2941、5529、5530、5674、P3255、3754、3826、3833、3882、3883及李木斋旧藏卷。原卷题有“孔子项托相问书一卷”,大多为晚唐五代写本,有的明确题有“天福八年(943)癸卯岁十一月十日净土寺学郎张延保记”。这篇故事主要记述孔子东游,路逢小儿项托就人事物情、天文地理、生物演变等问题互相诘难并展开激烈辩论的经过,表现出项托机警过人的聪明才智,同时也说明圣人如孔子者并不可畏。通篇以杂言韵语为主。开头说明孔子项托相遇,中间以问答形式,反复辩难,最后以项托胜辩作结。文末附七言长诗1首,共56句,概述项托入山游学,反遭孔子诛杀,及其精诚未去,赤血生竹的经过,基本上承袭汉赋的体式。孔子项托故事“在敦煌所有俗文中,传本最多,流传亦最广。更从其他史料观之,不但流传最广,亦最长。明本《历朝故事统宗》卷九有《小儿论》一篇,文字尚十同八九。明本《东园杂字》也有这一故事。又解放前,北京打磨厂宝文堂,同记书铺,还有铅印《新编小儿难孔子》在出售,与敦煌本文字犹十同七、八。”(《敦煌变文集》第236页)。可见此一故事深远的影响。整理本见《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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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读春秋略记

读春秋略记

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此为朱氏《五经略记》之一。此书辑录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诸家旧说,补以己意。朱氏之说出其师黄道周,其最大之特色在于不囿旧说,不拘俗见,多发己意。其所辑录之诸家,大多皆是标新立异,不肯旁三传以说经者。其卷首《总论》云:“《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又云:“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冶平之道无不着于此矣。”此为其书之宗旨。朱氏认为,《春秋》一书原是经史相辅而行,史以陈其事,经以着其义,一笔一削,了然可见,但自鲁史亡而《左传》作,《春秋》之义遂多不可解。由于《左传》作于战国,其书多采他史以附之,故有与经文谬戾而不合其大旨者,而《公羊》、《穀》之略更不待言。因此,如果不因经以考传,而欲据传以明经,则会名实抵牾,是非舛错,而《春秋》之义则愈辨愈晦。可见朱氏仍深受啖、赵一派之影响。《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朝鲜禅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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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禅教考,一卷,朝鲜·朴永善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