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灯会元

作者:大川普济
五灯会元

中国佛教禅宗史籍。南宋普济撰。二十卷。成书于宝祐元年(1253),清季有宝祐本的覆刻本和影印本;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亦有单刻本,并据以收入明《嘉兴藏》等若干版大藏经;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苏渊雷新点校的《五灯会元》上下两册。本书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间先后问世的5种“灯录体”禅宗史籍的汇编本。禅宗把以法传人喻为灯火相传,故谓其传法史为“传灯录”, 简称“灯录”。五灯”指:《景德传灯录》,法眼宗道源撰; 《天圣广灯录》,临济宗李遵勖撰;《建中靖国续灯录》, 云门宗惟白撰;《联灯会要》,临济宗悟明撰;《嘉泰普灯 录》,云门宗正受撰。普济对上述“五灯”进行删繁就简, 将一百五十卷缩编为二十卷,合五为一,故称《五灯会元》。宝祐本沈净明跋言:“禅宗语要,具在五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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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武德沃斯著,1918年出版。作者认为“心理”应是一个动词,一种活动;心理学应研究整个人的全部活动包括意识和行为。他以为只研究意识是片面的,只研究行为不研究个人的主观经验及其同行为的联系就不是心理学。人的活动有两方面:一是内驱力;一是机制。机制是联结的结构,是原因和结果、刺激和反应的关系(S—R)。内驱力是推动机制的原动力,但内驱力不限于本能。驱力发动机制,得到发展的机制就成为驱力;任何机制一产生,就能成为它自己的驱力,并且使驱力和其它机制发生联系。所以,机制是内驱力得以满足的外在行为方式,内驱力是发动机制的内在条件。动物口渴去喝水的机制,即为渴的驱力所推动。习惯逐渐成为兴趣,机制也就逐渐变为驱力。为此,作者提出行为公式S—R中间应有个“O”,即代表有机体的内在条件。1940年作者在《心理学》一书中把上述公式扩充为“W—S—Ow—R—W”。其中“W”代表环境,“O”右下角的小“ω”代表有机体对环境形成一定的定势。公式的意思是,当有机体对环境形成一种定势时,来自环境(W)的刺激(S)经过有定势(Ow)准备的有机体内部调整,然后作出反应(R)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W)。《实验心理学史》的作者波林说,吴伟士的这本书无疑决定了他作为动力心理学之父的地位。吴伟士公式中的中央“O”,对新行为主义者提出的“中间变量”概念是有影响的。

巴黎的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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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著。新月书店1927年8月出版。收入纪游抒怀与介绍外国作家艺术家的散文随笔共10篇,附译作2篇。均作于1925年前后,总的思想倾向是对于西方文化的肯定与赞美。《我所知道的康桥》,表述了“发见”康桥之美时获得的最大愉悦,极写康桥的“灵性”与自我心灵的契合。《翡冷翠山居闲话》则写在意大利翡冷翠(佛罗伦萨)山中旅游所得的真趣,亦着意于渲染全身心与大自然的和谐共鸣。《巴黎的鳞爪》一文,写巴黎既是人间“天堂”,又是人间地狱,可谓集香艳与颓废于一体,令人迷醉亦殊觉可悲。在《拜伦》与《罗曼·罗兰》中作者赞扬拜伦、罗曼·罗兰等西方文坛巨擘,亦注目于他们精神革命的理想,称其为人道的战士,取其立足山巅、俯视人间的悲天悯人主义。另如《天目山中笔记》由山中的清籁、和尚的修行而思索皈依自然、皈依佛法的玄机。集内作品无论纪游写人,都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及对特定艺术境界的追求,带有浓厚的浪漫情调与理想化的色彩。其行文想象丰富,洒脱灵活,文辞艳丽,坦荡奔放而略欠节制。

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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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是一部论述制墨之书。全书共论述二十个问题:一论松,主要论述造墨所用之松,以及何松为上,何松次之,何松为下。二论煤,主要论述如何建窑,如何扫煤,以及如何辨煤之优劣。三论胶,主要论述胶对制墨的作用,胶的优劣,胶的制法。四论罗,主要论述如何筛煤。五论和,主要论述如何和煤,以及胶、煤、水的比例。六论捣,主要论述如何把墨泥捣均匀。七论丸,主要论述制墨丸的方法。八论药,主要论述历代制墨掺药之法。九论印,主要论述用何物制墨印的底版。十论样,主要论述什么式样的墨为最佳。十一论荫,主要论述使墨干燥之法。十二论事治,主要论述对墨如何事治。十三论研,主要论述如何研墨。十四论色,主要论述以墨的色彩、光度鉴别墨的优劣。十五论声,主要从敲击、研墨的声音论述墨的优劣。十六论轻重,主要从墨的轻重论述墨的优劣。十七论新故,主要论述故墨优于新墨。十八论养蓄,主要论述养蓄新墨之法。十九论时,主要论述制墨的时间。二十记工,主要记载历代制墨的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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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陆士谔撰写的一部医案医话类中医著作,刊于1936年。本书收载陆氏医话九十一篇,内容涉及医理、医法、医方、病家心理等方面,并论述了中西医学的比较,重点阐述中医之长,对中医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存1936年上海校经山房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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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篇小说。老舍著。初载1937年7月《文学》第9卷第1期,初收1939上海杂志公司年8月版中篇小说集《火车集》。上海惠群出版社1947年1月出版单行本。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城市底层人物一生的辛酸经历。“我”做过裱糊匠,因为老婆同人私奔,“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改而做了被人戏称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的三等巡警。“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生怕丢了差使。但后来还是丢掉了,罪过是“年老与过于办事认真”。这以后,“我”又做过煤矿“卫生处主任”、矿村“警察所所长”,当过“盐务缉私队”的兵,在为人处世上,也开始信奉“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尽管这样,还是难得混上较为安逸的日子。最后,儿子猝死,孙子年幼,“我”也年过半百,连一个“三等警”也干不了,只好忍着饥寒去做搬运工或泥水匠、小工等,以勉强糊口度日。围绕“我”的活动,小说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反映出旧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从一个最平凡、最常见的生活领域,提出了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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