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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广平府志
(康熙)广平府志二十卷，(清)沈奕琛、申涵盼纂修，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刻本。沈奕琛《广平府志》跋云:「余以乙卯(清康熙十四年)夏移守兹土，爱请于太史随叔申公、柱史元著宁公，达于大司空治宁冀公，将举旧志而一新之。太史氏遂慨任其事，上下千百年间，以纂修举笔，进退古今，手编授梓，不三月，竣厥事。如余渺识，即参义类，佐去取，于金志无裨也，因诠上诸大夫序而读之。」此志内容包括星野、沿革、疆域、建置、山川、古迹、学校、坛祠、田赋、河渠、风土、兵纪、封爵、秩官、宦迹、选举、人物、艺文、灾祥、杂志等。此志卷首载魏裔介、潘世晋、宁尔讲、涵盼等所撰的4篇序，卷末载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奕琛所撰广平府志跋。"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以文化形态史观系统阐述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和前途的著作。认为人类文化可分为七个独立的文化系，每个文化系只有一个生命周期，而中国文化系历经四千年，独具二周。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此前为第一周文化，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此后为第二周文化，其特点是沿袭秦汉的制度，但外来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兵、家族和元首（皇帝）是民族文化最基本的问题，“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然而，中国自秦汉以下的第二周文化不尚“武德”，是“无兵的文化”，因此，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衰落。抗日战争是中国从文化第二周转入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伟业的时机，而“新生”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尚武”和“尚兵”。只要重新恢复战国时代文武并重的文化，抗战建国和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现有重印本。
上方大洞真元阴阳陟降图书后解
释七图。述阴阳陟降、四象、五行、八卦、九宫、七元等,论内丹之理。疑为房中术。与《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似为上下卷,盖亦不早于元。
金莲仙史
清代白话长篇神怪小说。四卷二十四回。自序署“台南青阳道人潘昶明广”。《金莲仙始》是演绎全真教有关人物史迹的章回体小说。叙述了南宋咸阳人王重阳遇钟离权、吕洞宾二仙点化后，在陕西省户县祖庵镇修“活死人墓”以修道，后往山东宁海度化了马丹阳、孙不二、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谭处端、郝大通七位弟子，创立全真教。后七真又各创立门派，广传全真教。丘处机又受成吉思汗召见，赐掌天下道教，全真教臻于鼎盛。后元世祖忽必烈对诸仙真又各加以敕封，众仙升天聚会。此书描绘道教事迹，力求"朝代、地址、年月、姓氏悉斑斑可考，从而给人一种可信的感觉，不失一部研究全真教史的著作。
石屏诗集
宋诗别集。6卷。戴复古著。卷首有其父戴敏(号东皋子)诗10首。作为江湖派中成就较大的诗人,戴复古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其中,有浪迹江湖的恬谈生活的写照:“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江村晚眺》)也有“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夜宿田家》)的漂泊四方的凄苦心情的反映。最有价值的是忧国忧民之作,如《江阴浮远堂》:“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抒发了山河破碎的愤慨。在《织妇叹》中,以“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写劳动人民的苦况,极似晚唐杜荀鹤体。此外,尚有部分仿乐府民歌的小诗,亦能取得以情动人的效果。这些都说明了作者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戴复古还写了《论诗十绝》,探讨诗歌创作艺术,提出抒写性情,主张独创,强调作品的现实性和社会作用,对那些不关心国事,只抒写闲情逸致的诗人表示了不满,其见解高过一般四灵派和江湖派诗人。
公孙龙子
是战国时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所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又名《守白论》。《汉书·艺文志》著录14篇，后多散佚。今仅存《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等6篇。其首篇《迹府》是后人辑录公孙龙事迹而成的传记，其余5篇均为探讨哲学和逻辑学问题的著作：《指物论》论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提出共相并非具体事物，但可概括许多特殊事物的观点;《白马论》论证白马非马、白马非白，严格区别事物的差别性;《坚白论》强调坚、白同时分离，可以独立自藏;《名实论》要求名实相符，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固定性，强调立辞不得自相矛盾。这些，对我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都有一定贡献，但其诡辩和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却不可取。该书持论诡诙，辩说奇特，是研究公孙龙名辩思想的可靠资料，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自唐以来，注释本书者甚多，以宋谢希深《公孙龙子注》较为有名。另有近人陈柱《公孙龙子集解》、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庞朴《公孙龙子译注》等注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