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广五蕴论
作者：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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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流浪者
《达摩流浪者》是杰克·凯鲁亚克的一部自传性小说，“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句话，就出自本书。故事的背景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讲述“我”（雷蒙）与贾菲的交游以及“我”的几次穿梭于北美大陆的旅程（贾菲的原型为加里·斯奈德，美国著名诗人、作家）。“我”与贾菲一见如故，谈论诗歌、女孩，参加朗诵会，涉足人迹罕至的险峰，“我”着迷于贾菲对许多事物的见解，并在贾菲的建议下前往喀斯喀特山脉深处的孤凉峰担任林火瞭望员。除了与贾菲的交游，小说中也有“我”独自搭车横穿美国大陆以及纵贯美国西海岸的精彩旅程，当中不时伴随着“我”对于孤独、自由、真理的思考。这部小说具有对生活的感人热情，故事更有凝聚力，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对佛法或真理的激情探寻。他们的冒险集中在对禅的追求，这最终引导他们攀上内华达山脉，去体悟孤独之道。所谓“达摩流浪者”，就是将自己放逐于天地人世间，追寻自由、感悟人生真谛人们。
曲江集
二十卷。唐张九龄撰。张九龄名又作张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广东韶关)人,景龙进士,诗人,政治家,官至唐大臣。为官廉洁,且风度潇洒,对事敏感,他不避权要,直言上书,劝姚崇应该用人唯贤而不以私情。其诗除少量应制之作外,尽为五言。其五古多兴寄之作,诗风朴质遒劲,善于抒情,情意深长,韵味隽永。在开元诗坛影响很大。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一)中评张九龄的诗云:“唐初五言古诗渐趋于律,风格未进,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诗品乃醇。”王维把他看作哲人典范。僧皎然评其诗曰:“诗歌据上游”(《唐诗纪事》卷一五)。明人胡震亨明确提出:“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曲江集》全称《曲江张先生文集》,是一部相当丰富、完整的诗文集。其中诗、赋共五卷,敕、书十一卷,碑、铭四卷,诗二百一十三首,赋六篇。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意真切,没有雕饰,这与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可是他的清新的诗风,最初未被人所赏识,如张说虽着重文才,却指责张九龄文章缺少富艳的藻饰。这正是张九龄高出诸人之处。“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唐音癸签》卷九)明人胡震亨对张九龄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影响给予了确切的评价。有明万历十二年 (1584)《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十二卷本,附录一卷,清雍正十年(1732)张世纲校刊十二卷本,附伪托张九龄著 《千秋金鉴录》五卷和附录一卷。
太上洞玄灵宝消禳火灾经
太上洞玄灵宝消禳火灾经，撰人及时代不详。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本文类。此经乃禳除火灾之文。内称炎燎灾变乃上天警告愚民，凡不敬天地三光，不忠不孝，欺压小民，暴积横取之为，皆有神明「奏行天罚，遣火部临之」。作恶者若能改过迁善，信奉经教，有灾之日诵此经咒，则可清除罪咎，令保安全。篇末列四言咒语及五言偈语一首。
鼓书艺人
长篇小说。老舍著。写于1946——1949年作者旅美期间。1952年出版英译本,因中文原稿遗失,到1980年方由马小弥根据英译本转译成中文出版。作品以抗战时期的重庆为背景,描写鼓书艺人方宝庆一家的生活遭遇。方宝庆是北京鼓书界名角,他出于朴素的爱国感情,抗战初期带领家人来到重庆,在百般艰难的环境中卖艺谋生。他性格乐观开朗,对待艺术事业严肃认真,却遭受黑暗势力的种种摧残;其养女秀莲,技艺精良,对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却被国民党特务欺骗玩弄。但是,在抗战激流的冲击下,在革命作家孟良的帮助下,他们逐渐摆脱个人的悲苦,开始用鼓书艺术为抗日事业服务,并将希望寄托于未来。作品在刻画人物个性,表现旧艺人的生活、习惯与相互关系在抗战年代的变化方面,具有精细入微、涉笔成趣的特点。对方宝庆父女鼓书表演的描写,堪称声色并茂、神韵俱足;而对否定对象的谐谑嘲弄,则恣肆泼辣、尖锐有力。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却又一气呵成,引人入胜。
谪星说诗
诗话著作。近人钱振锽撰。钱振锽,字梦鲸,号庸人,又号名山,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刑部主事。有《名山集》等。《谪星说诗》一卷,以论评为主,大抵推重白居易,服膺王若虚之论;强调作诗要自抒胸臆,有自我在。书中即据此意,攻驳严羽《沧浪诗话》。如严羽谓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不能辨者为上,钱氏批评云:“我诗有我在,何必与古人争似,如其言,何不直抄古诗之为愈乎?”又如严羽谓读李杜诗犹如挟天子以令诸侯,钱氏批评云:“此明明随园所谓摹杜尊韩,托足权门者也。此辈自供其势利无知之状,可发一笑。”又云:“沧浪《诗辨》、《诗法》,拘滞不化,得未曾有。其谨守门户也,一若自在一步,便为放纵;其分界时代也,一若进退一日,便有高下。分别体制音调局法,不遗馀力。其书盖笨伯一人之私言,自家以之为用功之阶梯,若必强人就我,则大谬矣。”辞锋之峻厉,与冯班《严氏纠谬》同。钱氏有《论诗》诗云:“正当痛快忽支离,玉石纷陈未可师。 安得数年天假我,闭门遍改少陵诗。”其狷狂之态如此。有《名山三集》本。
东观集
诗别集。十卷。宋魏野撰。《宋史》魏观本传记其撰《草堂集》十卷。据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薛田所撰序云“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间”，是知魏野在去世(1019年)以前已有《草堂集》流传，作十卷，此为魏集旧本。野去世后，其子魏闲“以新旧三百篇，汇为七卷，因取赠典命之曰《钜鹿东观集》”(见序)，可知魏闲编本作七卷。宋编父集成，未必即有刻本，《草堂集》与《钜鹿东观集》写本、抄本依然流传人间，分卷自然不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二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编为《东观集》。(按“三百”、“四百”皆举成数而言，实数为三百五十九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有《草堂集》二卷、《钜鹿东观集》十卷，亦言“闲集其父诗四百篇”。传世者有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严陵郡斋刻本(此为残本)，亦分为十卷(黄丕烈曾见)。可见《东观集》在宋时已分为二卷本、七卷本、十卷本，但所存魏诗数目相去不远，皆在三百以上，四百以下。魏集除宋刻本外，元代有刊本(见《袭抒楼书目》)。明代多以写本传世。《四库全书》所收为十卷本。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赵诒琛据金兆芝所校江南图书馆藏三抄本刻《钜鹿东观集》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收入《峭帆楼丛书》。贵池刘氏得宋刻本，重摹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