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空其它书籍
猜你喜欢的书
少广补遗
一卷。清陈世仁(1676—1722)撰。陈世仁字元之,号焕吾,浙江海宁人,系陈訏的族侄,好学工为文,精晓算学。康熙五十四年 (1715)以进士入翰林后,即回乡不仕。《少广补遗》专论垛积之术,视垛积为少广,实为幂级数求和之法。其时杨辉、朱世杰等宋元算术湮没无闻,垛积术无人研治,作者独辟蹊径,自立名称,多有发明。清阮元在 《畴人传》称赞“世仁详人之所不详,其用心有足尚已。”全书共七节,三十七个垛积公式,可归为平尖、立尖、倍尖、方尖、再乘尖、抽奇平尖、抽偶平尖、抽偶立尖、抽奇立尖、抽奇偶方尖、抽偶再乘尖、抽奇再乘尖等十二类。其中如“抽偶方尖准立尖”: 1+ (1+9)+ (1+9+25)+···+[1+9+25+···+(2n-1)²]=1/3{n²(n+1)²-1/2n(n+1)}等为前人所未述。陈世仁的工作在我国级数研究方面占有一定地位。在十九世纪,“幂和公式”经董祐诚、屈曾发、汪莱、李善兰等人研究得到重大发展。该书无刊本,仅有《四库》本。另有抄本分藏于李俨 (现已捐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南京图书馆和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处。
中国文化要义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著作。梁漱溟著。写于1941年至1949年,1949年路明书店出版。本书共13章,即“绪论”、“从中国人的家说起”、“集团生活的西方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理性——人类的特征”、“阶级的对立与职业分途”、“中国是否一国家”、“治道与治世”、“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人类文化之早熟”、“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结论”。本书认定“孔子精神”、“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支柱。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有“向上之心”。人与人之间应发扬孔子的“互让”精神。西方奉行“个人本位主义”,中国则奉行“伦理本位主义”。这是由于孔子独具慧眼,最早“看出人类真切美善底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伦理关系要求互以对方为重,讲情谊,讲义务,讲调和折衷。认为人的心思作用有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理性高于理智,“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性就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向上之心。还提出不是经济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推动了经济,决定了经济。而道德就是文化的核心。社会的治理不在武力而在教化,不在法律而在社会礼俗。“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是“中国文明一大异彩”。本书对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推崇封建道德,反对革新,是消极的。
清虚杂著补阙
《清虚杂著三编》，包括《闻见近录》一卷、《甲申杂记》一卷、《随手杂录》一卷，宋王巩撰，皆纪东都旧闻，本各自为书，后王巩曾孙王从谨合三书为一编。《闻见近录》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迄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甲申杂记》所记上起仁宗。迄崇宁三年（甲申年）而止。《随手杂录》所记惟周及南唐、吴越各一条，余皆宋事，止于英宗之初。全书虽皆稍涉神怪，而朝廷大事为多。 王巩出身名门，是宋代名相王旦之孙，活跃于北宋后期，与苏轼兄弟过从甚密。因此所记朝廷故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民国野史
从来天下愈乱，人才愈多，行出来的事迹也愈离奇。诸君不信，但看《三国志》同《战国策》这两部书便是先例。五花八门，处处引人入胜。盖中国自上古以来，帝王相传，唐虞以降，由传贤改为传子，由揖让变为征诛，都靠着武力取得天下。所以每逢易姓受命之际，除了一部正史之外，都有几种野史稗官，纪载些琐细事迹，推波助澜，这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这野史乃是私家著述，倒还可以言论自由；不比那正史，受了层层的束缚裁制，言不由衷，反不如野史有些价值。到了年湮代远之后，都把正史束署高阁，全赖几部小说家言，脍炙人口。然而这种小说说来说去，无非侈谈些君臣遭际，铺张些富贵功名，千篇一律，换汤不换药，纵然笔墨再好些也做穷了。
古今列女传
明解缙 (1369—1415年) 等所撰历代名女传，3卷。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进士，曾任《永乐大典》总裁官。是书系永乐元年(1403年)仁孝皇后徐氏为阐扬 “风教” ，劝成祖敕令缙及黄淮、胡广等人共同撰辑。上卷为历代后妃，中卷诸侯大夫妻，下卷士庶人妻。全书所录，皆为旌表按封建伦理规范行事之妇女事迹。如，明 “真定高邑许颙二妾陈氏、牛氏，颙卒，皆自经死，事闻，诏旌为‘双节之门’。” 书成后，即 “颁之六宫，行之天下，俾为师氏知所以教，而闺 门知所以学。” (成祖《序》)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明清以来，夫权愈重，妻位愈卑，囿于“三从四德” 、“从一而终” 、“为夫死节” 之事，愈演而愈烈，是书实有深远影响焉!有明原刻本及《四库全书》本。
春秋集义
五十卷，纲领三卷。李明复撰。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阳人。李明复认为：知孔子者惟孟轲，知孟轲者惟周敦颐。而周敦颐《春秋》之学，二程得其真传，程颐曾作《春秋传》而程颢则间有及之。张载通过与二程研究而明之，刘绚、谢湜则是见而发明之，范祖禹等人是见而知之，至于胡安国则又是闻而发明之，而李侗诸人则又是闻而知之。虽然以上诸人派别有所不同，但其本源则一。其观点稍有异同，但于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领以着人君之用的大节上则完全相同。因而他辑录了周敦颐、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洙、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十六家“或着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者，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虽云兼采十六家，然用谢湜之说尤多。其《纲领》三卷，是关于《春秋》宗旨的总论。此书实属宋代诸儒解《春秋》之总汇，较吕本中《春秋集解》更为繁富。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宋代巴川王梦应所刻。今本《集义》部分采自无锡邹仪《蕉录草堂藏本》，而《纲领》部分则录自《永乐大典》。现存有元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