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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
不分卷，无年代和作者可考。共分六套，每套六计，共三十六计。第一套战胜计，有“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第二套敌战计，有“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第三套攻战计，有“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姑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第四套混战计，有“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第五套并战计，有“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 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前三套是处于优势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之计。各计解语有不少是用阴阳燮理，推演成为兵法的刚柔、奇正、进退以及攻守的变化。解语之后设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子、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既集中了古代兵家的奇谋方略，也集中了封建割据的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反动的东西。它不能正确地阐明战争的实质问题，只局限于计谋的推演与施用上。
元辰章醮立成历
元辰章醮立成历，撰人不详。从内容看，似出于唐宋间。《新唐书‧艺文志》着录「元辰章三卷」，《通志‧艺文略》着录「元辰章用二卷」，疑即此书。今本二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本书内容为禳灾算命术。上卷载上章禳灾醮仪，内有坛图、元辰章坛四门符、章信及醮法等。下卷载推算吉凶和消灾之法，内列举六十甲子日历和神名，可以根据某人出生年、月、日、时（即生辰八字），以干支、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推算所遇凶灾及解消之法。例如某人本命为甲子神，按历推算所遇恶神为庚辰神，应请子神丙寅神消除，并请合神己丑神来保护，此外本篇又载消五音灾法、消五鬼绝命灾法、慰喻五藏法、课四时请等，皆为推算灾祸和消灾养生之法。
都市一妇人
现代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1月初版,列入“新中国文艺丛书”。收《都市一妇人》、《贤贤》、《厨子》、《静》、《春》、《若墨医生》等短篇小说6篇。本集小说的内容比较复杂,有的反映都市社会的种种病态现象,有的歌颂在世俗社会里尚未泯灭的人情美,有的反映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都市一妇人》、《贤贤》和《静》等篇。《都市一妇人》(初载《创化月刊》第3号)表现城市生活中的昏暗现实和病态人生。女主人公以“小家碧玉”之身混迹于上流社会,因而不断遭到损害和蹂躏。游戏人生的消极态度使她遭受了更大的伤害,最后沦为一个老将军的外室、遗孀。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使她滋生了报复的心理,她丧心病狂地摧残新婚的丈夫,最后不幸葬身水底,了却残生。作品描写了女主人公所遭受的精神苦难和扭曲的心灵,揭露了城市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罪恶,凝结着对都市生活的否定性评价和思考。《贤贤》(初载《文艺月刊》第3卷第3期)塑造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年轻女大学生的形象。她愉快地享受着“一切可爱的生活”,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即使在无意中受到伤害,她也能给以宽容和理解,显示了一种崇高的情怀和美好的品德。作品以优美流畅的笔调歌颂了女主人公纯朴、开朗、美好的心灵。《静》(初载《创化月刊》创刊号)叙述一家老少因战乱受阻于旅途的遭遇。作品着力刻划了少女岳珉和儿童北生在灾难和死亡面前的心理活动。通过少年儿童天真稚气的心灵去感受严峻的现实人生,以他们美好希望的破灭映衬了战争的残酷、人生的凄凉。
广右战功录
亦称《沈紫江广右军功录》。1卷。明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江苏武进人)撰。内容记录沈希仪(字唐佐，号紫江，广西贵县人，时为广西右江参将都督同知，世袭奉议卫指挥使)率军镇压永安(今蒙山)、义宁(今属临桂)瑶民起义及古田(今属永福)、柳州、庆远等处壮族农民起义、海南黎族农民起义史事。多褒扬沈希仪，而竭力诬蔑少数民族起义军，然系时人记时事，材料尚称具体，时间地点亦属可信。为研究明代广西及海南少数民族农民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有《荆川集》(唐顺之撰)、《金声玉振集》(明袁褧辑)、《四库全书》、《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重钞》、《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
八行图说
《八行图说》明万历时期理学家沈鲤辑。全书分八类：孝类、悌类、忠类、信类、礼类、义类、廉类、耻类。每类用五个故事加以解说，前图后文。书前有于慎行、吕坤撰序及任懋谦撰重刊序、袁了凡先生训子弟语、沈龙江先生垂涕衷言。此为清康熙36年任懋谦翕和堂重刊本。
御纂孝经集注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