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五教止观
作者：杜顺
一卷。唐代华严宗初祖杜顺撰。又称华严教分记、五教分记、五教止观。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乃详叙华严五教观门之趣入次第。五门即：(一)法有我无门，为小乘教之止观。(二)生即无生门，乃大乘始教之止观。(三)事理圆融门，即大乘终教之止观。(四)语观双绝门，乃大乘顿教之止观。(五)华严三昧门，系一乘圆教之止观。于小、始、终、顿、圆五教之名称下，阐明各止观之修相，而未判教相，然广亘诸经，说观门之浅深差别，而终归依于华严圆教之事事无碍观，为后来至相、法藏等所立五教判之起因。此书传为杜顺所撰，然书中所言多使用玄奘所传之用语（玄奘返唐，杜顺已示寂五年）并出现杜顺时代并未沿用之寺名，故有本书乃法藏之华严游心法界记之草稿本，及假托杜顺之名仿上书所伪作等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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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
中国古代兵书。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著。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编入《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必读的军事教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29篇，并注“六国时”三字，另著录兵形势家有《尉缭》31篇。今本共5卷24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尉缭子》将战争分为“挟义而战”的义战与“争私结怨”的非义战两种，赞成“诛暴乱、禁不义也”之义战，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之非义战，指出杀害无辜，滥施武力是强盗的行径。认为将帅应有良好的品德，“勤劳之师，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盖，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险，将必下步。”(《战威》篇)“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人”(《将理》篇)，公正地处置各种事情。指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篇)是将帅应具有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则是为将者的弊病，应加以避免。主张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战威》篇)，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篇)，才能使军队“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篇)。《尉缭子》的武德思想是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是反对“卜筮”、“祷词”等迷信做法而重视人的因素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此书集先秦法兵家之大成，被后人称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兵书名著，在军人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周易集传
八卷,元龙仁夬著。书成于至治辛酉年(1321年)。《吉安府志》:“仁夬《周易集传》十八卷,立说主《本义》(即朱熹《易本义》),每卦爻下各分变象辞占。”今存唯八卷,仅上、下经及《彖》、《象》完具。其书即象诂义,于卦象、爻象互观析观,反复推阐,多发前儒所未发,而上下经及《彖传》、《象传》俱全。其阐说《易》旨,宗主程颐、朱熹之解为多;但又兼重《易》象,颇有独到创获之处。《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是书成于至治辛酉。董真卿《周易会通》称其有《自序》一篇,此本无之。朱彝尊《经义考》于旧《序》例皆全录,而亦无是篇,则其佚已久矣。《吉安府志》云:仁夫《周易集传》十八卷,立说主《本义》,每卦爻下各分变象辞占。
续资治通鉴纲目
《续资治通鉴纲目》,明代成化中,商辂等修。亦称《宋元资治通鉴纲目》。载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庚申,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丁未共408年史事。全书共27卷,为续南宋朱熹(1130-1200)《通鉴纲目》而纂,是明代一部重要的官修史著。
蒙斋中庸讲义
四卷。南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今属浙江)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谥正肃。此书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不见记载，只有朱彝尊《经义考》著录袁甫所撰《中庸详说》二卷，并且称已佚，可能指的就是此书。该书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记录以授门生弟子。袁甫之学出于杨简，杨简之学出于陆九渊，故立说多与九渊相合。如讲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诚外也。”此即《象山语录》所谓“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说。《四库提要》称其“虽主持过当，或不免惝怳无归，要其心得之处，未尝不自成一家。”该书原已佚，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成，按经排列，分为四卷，并且加了案语，以匡正其误。
续大唐内典录
简称《续大唐录》、《续内典录》等。佛教经录。唐道宣撰。一卷。麟德元年(664)始撰于京师西明寺,后撰毕于总持寺。总分为十录,又按朝代先后下设十七项细目。但在正文中仅记第一个朝代(即东汉)的译经情况。疑为残本。见载于历代大藏经。
大比丘三千威仪
凡二卷。后汉安世高译。今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又作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大比丘威仪经、大僧威仪经、僧威仪经或三千威仪。揭示舍离烦恼、处于闲静之大比丘，日常应守之威仪规矩。三千但云其多，实则总数不过一千三百八十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