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

作者:智旭
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

亦称《占察善恶业报经疏》,简称《占察经义疏》。佛典注疏。清顺治七年(1650)智旭撰。二卷。是菩提灯译《占察经》的注释书。此前十五年作者于云栖寺获得此经,后依经立忏及讲演分科,本书即在此基础上撰成。分五个方面阐述经义:释名、显体、明宗、辨用、教相。书首作者另撰有《占察善恶业报经玄义》(简称《占察经玄义》)一卷。均见载于日本《续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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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宾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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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外编》二卷。唐李观(766—794)撰。李观,字元宾,陇西 (今属甘肃) 人。李华之从子。贞元八年 (792)登进士第,与韩愈、李绛、欧阳詹、王涯、冯宿等同榜,时称 “龙虎榜”。九年(793) 又登博学宏辞科,官至太子校书郎。贞元十年(794)二十九岁卒于京师。韩愈为其作墓志,称其“才高于当世而行出于古人”。李观工古文,名重一时,著有《李元宾文编》。此集又名《李观文集》。前卷为陆希声所编,有文二十九篇,陆希声为之作序;后二卷为外编,有诗十四首,乃赵昂所辑。其文过于雕琢艰深,往往不能自达其意。盖与刘蜕、孙樵同为一格,而熔炼之功却不及二人。此书除有《四库全书》(五卷)本外,还有 《唐人三家集》本,题为 《李元宾文编》,包括 《文编》三卷、《外编》二卷、《续编》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畿辅丛书》本亦作六卷。

管城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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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卷。清徐文靖 (1667—1756)撰。徐文靖字位山,又字禺尊,安徽当涂人,雍正举人,官至翰林院检讨。晚年一直在故里“翠螺书院”主讲。一生务古学,讲求实学,考据经史,著述甚富。《管城硕记》是徐文靖读经、史、子、集各类著作的札记,自经史以至诗文辨析考证,每条以引原书为纲,各条参以论辨,略似《学林就正》之体,而且考订比较详细,大致与《笺疏》相近。此书辑有刘定之的《十科策略》,蔡方炳的《广治平略》,廖文英的《正字通》,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推崇原诗礼诸经之论,涉及子史说部,语言准确,内容广博。有清雍正乾隆间志宁堂刊本,清光绪二年 (1876)刊本,《四库全书》本。

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

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

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元朝陈致虚撰。原为《金丹大要》之附篇,《正统道藏》本单出为一卷,收入太玄部。本篇列举全真道祖师十六人小传,旨在说明钟吕丹法传承源流。其传法谱系为:东华帝君传钟离权,钟离权传吕洞宾。吕传刘海蟾、王重阳、刘海蟾传董凝阳、张伯端,王重阳传马丹阳等全真七子;马丹阳传黄房公、宋德方;宋德方传李钰、李钰传张模、张模传赵友钦,赵友钦于己巳年(1329)之秋传陈致虚。上述传法谱系,是研究唐宋金元内丹道传承之重要史料。

医经原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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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清薛雪 (1681—1770)撰。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扫叶山人、磨剑山人、槐云山人。吴县 (今江苏苏州)人。自幼好学,博学多才,工诗文,擅绘画,因母病钻研医学,博览医书,精于医术,与当时名医叶天士齐名,为吴县两大医家。薛氏深研《内经》,颇有心得,临床经验丰富,善治湿热病。著有《湿热条辨》、《一瓢诗话》等书。此书成于乾隆十九年(1754)。是对《内经》部分原文进行分类并注释。共分为九类,为摄生、阴阳、脏象、脉象、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分类多取张介宾 《类经》之说,而有所删并。因针灸之法另有专书,故此涉及内容甚少。注释上于诸家之说广集约取,采张志聪之说为多,对其义理未尽者,又参加己义加以申说,旨在推求《内经》之意蕴,故名。其分类及选文虽不若李中梓 《内经知要》简要精当,然对若干条文的注释、阐发,确有独到之处。其疾病一类,居全书之半,发挥最详。于注释经文之外,薛氏往往综论历代医家诸证治法,经义合与不合,为之折衷。此书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可供学习、研究 《内经》参考之用。张介宾《内经》和陈念祖《灵素集要》,所引经文皆著其篇目,此书则不然,是为一失。有乾隆十九年(1754)薛氏扫叶山庄刻本,清宁郡简香斋藏版本,1928年千顷堂书局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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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墙九仞,秘辛千年,有多少惊心动魄,又复几许遗恨,上穷碧落下黄泉,层层帷幕为读者揭开。本书收录了烛影斧声、华阳教主、明宫大喋血发秘、雍正压嫡的真相、清圣主如何解决他的皇位继承问题等。“斧声烛影”:宋太宗赵光义是否弑兄夺了皇位;“明宫大喋血发秘”:明成祖朱棣何以在晚年血洗后宫;“朱三太子”:困扰清朝皇帝多年的“明朝太子”孰真孰假;“雍正夺嫡”:雍正皇帝是否真改了传位诏书…… 正史往往对这些宫闱逸闻秘而不宣,因为常常关乎皇室的声誉;而民间说法、野史记载杂芜,难辨真伪。高阳抓住正史里的只言片语,又旁征博引,终于还原了历史上几个有名的宫闱秘事的来龙去脉。

五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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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自述》一书是牟宗三先生于1957年完成的作品,其时年四十九,在这本书中除了缕述牟先生自己在混沌中长成的过程,其生命由“在其自己”而“离其自己”,学问由“直觉的解悟”而走入非存在的“架构的思辨”,再落实于“客观的悲情”,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外,值得注意者是,牟先生在这本书中以反省察照的自述表露了深刻的人生哲学观,在其淋漓尽致的描述下,让人们正视一代哲学大师的背后,其实隐藏了生命存在的艰辛与苦难,因此,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止是一本浮面的自传,自传的底蕴里其实深藏着牟先生在五十岁以后,对儒家思想诠释所必需蕴蓄的功力,所以,今日倘欲了解牟先生的学术世界,除了从其由理智的思辨所展开的架构性学问入手外,对其如何由生命存在之“客观悲情”转化为其生命学问之基础,亦有加以正视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