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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钩沈
五卷。民国震均(唐晏)撰。震均,满州人,姓瓜尔佳氏,民国初,改姓唐,寄居沪上。光绪八年(1882)进士。曾从张叔宪、潘伯寅等人游,故擅长词章书画金石考据学。著有《书人辑略》、《天咫偶闻》、《两汉三国学案》、《渤海国志》四卷,虽搜拾未富,但创始之功不可没。此书乃其居沪上时所撰。因嫌吴若准《洛阳伽蓝集证》限域未清,难免混淆,虽略胜于旧编,但未尽尘障,乃作此书是书全用《水经注》体裁,涉及寺事市里第宅,例高一格写,此外附注皆低一格,杨衒之的案语,则作夹行,误字意定,以△加以区别。考订之字旁边加圈区别。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意在借伽蓝保存时事,故搜采《魏书》、《北史》等书,于记中人物,皆略注大概。吴若准的《洛阳伽蓝记集证》及附图,亦为改订,仍冠篇首。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沈》的例案,不无可议。如杨衒之案语,例作夹行,可永宁寺浮图一节的“衒之尝与河南尹胡世孝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二十一字,也应作夹行,注于“禁人不听升”一语之下,但此书低一格,作为注文,与以下连写;又如永宁寺浮图节“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一语下,自初掘基至闻及十余里;又如浮图北有佛殿一所”一语下,自形如太极殿至莫尚于斯;又如“形制似今端门”一语下,自图以云气至世所闻,此书皆低一格,作为注文。此类例子甚多,另卷五禅虚寺条,所谓“永平里也”一语,注即汉太上王广处八个字,注字尚存,应是杨衒之的原注,却滥入本文,其误显然,张宗祥在合校本中已指出。此书本文子注不见古本,不易析别,为不足之处。该书收入 《龙谷精舍丛书》。
益古演段
《益古演段》是元朝重要数学著作。元李冶(见《测圆海镜》)1259年撰。李冶去世后于至元十九年(1282)由李师征刊刻,砚坚序,今不传。明修《永乐大典》(1408),将其抄入。清乾隆间《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将其辑出,加以校勘,收入《四库全书》。嘉庆二年(1798)李锐以《四库》本为底本,重新算校,由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后来,同治十三年(1874)丁取忠《白芙堂算学丛书》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刘铎《古今算学丛书》本、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均是《知不足斋丛书》本的翻刻本或排印本。 李冶在本书自序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数学重要性的看法,指出“术数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他自述本书的前身是《益古集》,据祖赜《四元玉鉴后序》,《益古集》的作者是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蒋周,生平不详,估计为北宋人。李冶认为《益古集》成就可与刘徽、李淳风相颉顽,而“其閟匿而不尽发”,数理不清晰,于是“再为移补条段,细繙图式,使粗知十百者便得入室啗其文”,遂成是书。
皇清秘史
中国数千年来，历代相沿，皆是君主**政权。其间帝帝王王，此兴彼仆，你争我夺，胜者自然是富有四海，玉食万方，享不尽人间富贵；败者当然是一文不值，任人唾骂。古语所谓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两句话，真是说得不错。惟其如此，所以有天下者，每每任情放肆，为所欲为，以为天下莫敢谁何。虽其中开基创业，不无一二贤明之主，到了一传再传以后，国家无事，子孙安享承平，便把祖宗创业的艰难，抛向九宵云外，渐渐地便向逸乐荒嬉的途径上去了。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到处皆足以怡悦性情，犹以为未足，深居高拱，终日无所事事。一般趋承者，惟恐逢迎不力，于是乎荡检闲之事，层见迭出。凡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久而久之，宫闱之内，秽德彰闻，此等事实，历朝的正史实录，野乘裨官，都有记载。真可谓历代相承如出一辙。
剪灯新话
明代传奇体短篇文言小说集。4卷22篇。瞿佑著。作者在洪武十一年(1378)的自序中说，本书“凡四十卷”。现存明成化间刊本为4卷，明人高儒《百川书志》第六“史部·小史”著录为4卷，附录1卷。日本庆长、元和间有刊本。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曾出版排印;1935年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收入《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据《世界文库》重新排印，又据《古今图书集成》等书补辑为22篇。在22篇作品中，有二分之一是抒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象《金凤钗记》、《联芳楼记》、《牡丹灯记》、《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渭塘奇遇记》、《秋香亭记》、《寄梅记》等。在这些篇章中刻画了一系列品德情操高尚，色貌才艺超凡，对爱情坚贞不渝的普通女性的形象，另有些篇章模写了当时文人的种种心态，象《水宫庆会录》等。也有些篇章借助幻化鬼神的超然境界，发泄作者对现实的愤懑之情。《剪灯新话》常常以元末明初的战乱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诗词与散文相间，诗词成为连缀情节，刻划人物不可少的部分。语言清新秀丽。
文史通义
中国古代文史理论著作。章学诚著。本书通行有《章氏遗书》本，1921年吴兴刘承干刻印。1956年12月中华书局据此排印出版，1961年9月第2次印刷。章学诚所著除本书外，还有《校雠通义》内篇3卷，《方志例略》2卷，《文集》8卷等。后人合刊为《章氏遗书》。全书8卷，分内外篇，各收文章61篇。共计25万字。史文并论，论文部分主要有《诗教》、《文德》、《文理》、《古文十弊》等篇。本书在文学上的理论主张主要有3方面：1.提倡文德说。其所谓文德，也就是指著作者和批评者的态度。认为作者的态度要“敬”，批评者的态度要“恕”，“凡为古文辞，必敬以恕。”所谓“敬”，又包含“修德”和“养气”两方面的功夫，其根本在于“修辞立诚”。“恕”是指品评文学作品时不要刻求古人，又不能无原则的宽容：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要“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着想，不能以一个不变的模式去衡量一切古人。2.提倡文理说。要求文章要言之有物：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而有物的关键在于“中有所见”;“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之烺烺，如锦上绣女之矜套彩色已也。”也就是强调要有“阅历”。3.提倡“文贵发明，亦期用世”。强调文质统一：“文重于质，视具质如何生吾文焉。”由此出发，对拟古和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今舍己之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奴亦学其悲号”，是极为可笑的。对清代流行的“桐城派”古文，则以《古文十弊》进行批判。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受研究者重视。
八大灵塔名号经
全一卷。宋朝法贤译。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经叙述佛陀住世时曾亲举八大灵塔名，并劝听者供养之。本经虽为小经，然卷末所附佛陀一生之编年史，与十二游经、僧伽罗刹经等，皆可作为研究佛传之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