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一乘十玄门
作者：杜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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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现代短篇小说集。何谷天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初版，列入“文学丛刊”。收短篇小说5篇：《分》、《恨》、《薛仁贵征东》、《雪地》、《山坡上》。本集作品主要反映四川军阀混战年代的乱离现实。其中《雪地》(初载于1933年9月1日《文学》第1卷第3期)是作者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作品描写军阀部队的内部倾轧以及各级官长对下层士兵的欺压和迫害。其中雪地行军的出色描绘使作品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山坡上》(初载1935年12月1日《文学》第5卷第6期)描写两位士兵在战场上通过生死搏斗，认识到彼此不过是为生活而卖命，从而相互怜悯，终于由仇敌变成“弟兄”的故事。作品在表现军阀混战给下层士兵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表现了穷苦子弟之间深切的同情心和朴素的阶级情义。《分》描写三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生活道路：有的消沉下去，有的继续观望，有的则起来奋斗。《分》短篇小说集收入作者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的短篇小说五篇，一九三五年末由作者本人亲自编定，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分》短篇小说集内的五篇小说之一《山坡上》，作者又曾编入短篇小说集《多产集》内。为避免重复，此文集将《山坡上》编入在《多产集》内。
都市一妇人
现代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1月初版,列入“新中国文艺丛书”。收《都市一妇人》、《贤贤》、《厨子》、《静》、《春》、《若墨医生》等短篇小说6篇。本集小说的内容比较复杂,有的反映都市社会的种种病态现象,有的歌颂在世俗社会里尚未泯灭的人情美,有的反映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都市一妇人》、《贤贤》和《静》等篇。《都市一妇人》(初载《创化月刊》第3号)表现城市生活中的昏暗现实和病态人生。女主人公以“小家碧玉”之身混迹于上流社会,因而不断遭到损害和蹂躏。游戏人生的消极态度使她遭受了更大的伤害,最后沦为一个老将军的外室、遗孀。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使她滋生了报复的心理,她丧心病狂地摧残新婚的丈夫,最后不幸葬身水底,了却残生。作品描写了女主人公所遭受的精神苦难和扭曲的心灵,揭露了城市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罪恶,凝结着对都市生活的否定性评价和思考。《贤贤》(初载《文艺月刊》第3卷第3期)塑造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年轻女大学生的形象。她愉快地享受着“一切可爱的生活”,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即使在无意中受到伤害,她也能给以宽容和理解,显示了一种崇高的情怀和美好的品德。作品以优美流畅的笔调歌颂了女主人公纯朴、开朗、美好的心灵。《静》(初载《创化月刊》创刊号)叙述一家老少因战乱受阻于旅途的遭遇。作品着力刻划了少女岳珉和儿童北生在灾难和死亡面前的心理活动。通过少年儿童天真稚气的心灵去感受严峻的现实人生,以他们美好希望的破灭映衬了战争的残酷、人生的凄凉。
河东赋
辞赋名篇。西汉扬雄作。《汉书》见载。元延二年(前11)三月,成帝帅群臣,横渡黄河,行幸河东祭祀后土。“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汉书》扬雄“自序”)。天子追踪殷周之墟,遥思尧舜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于是上《河东赋》以劝。此文可分为三段:开段为前引,写暮春谒神于河东,形容车驾旌旗之盛。中段述成帝追观先代遗迹:览介山,思晋文公及介子推;追慕大禹疏决龙门;登历观(山西永济县山名)而望舜之所耕。他将这些遗迹与远处战场陔下(项羽败处)南巢(夏桀败处)相较,认为这些地方均不如河东。于是天子乘翠龙,渡大河,登华山,该地祥云迎,甘雨降,天子遂叱风伯,呵雨师,大致斥令制风制雨。最后一段乃为对天子及汉代的歌功颂德,而这篇赋的结尾不带任何规谏之辞。扬雄自谓此文目的在于劝。然细绎全文,此赋表面上是对王朝汉德的颂扬,实际上寓讽谏于颂扬之中。姚鼐《古文辞类纂》评云:“《上林》之末有游乎六芝之囿及翱翔书圃之语。此文(《河东赋》)法之,借行游为喻,言以天道为车马,以六经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望山川以为观览乎。”全文仿《楚辞》体,亦融合散体之字句。《汉书·扬雄传》所收录之四赋,《文选》仅此篇未录,其由盖因其体裁和文句不特出,此赋或非子云之佳作也。
诗辩坻
诗话著作。清毛先舒撰。毛先舒,一名骙,字稚黄,一字驰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诸生,不求仕进。精音韵,能诗文,与毛奇龄、毛际可并称“浙中三毛”。有《思古堂集》。《诗辩坻》四卷,前三卷为总论和历朝诗评,末卷谈作诗法则、竟陵派得失和词曲等三题。全书标格论法,与“性灵”说针锋相对:“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亡论词采,即情与气,亦弗可溢。”他将“法”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置于作家的“才”、“情”之上,一再说:“作者,揽群才,通正变,以才裁物,以气命才,以法驭气”;反之,“法不胜才,才不胜情,注辞而倾,抒愤如盈,务竭而无后虑”者,则是“小人”。他评诗推崇盛唐以前而排斥宋诗,立场大致与严羽及明七子相近,不过态度较为平允,并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诋“上下千古,所铸金呼佛者,则唯一李攀龙”。他对竟陵诗派的批评,分“立说善者”和“立说谬者”两个方面,也并不一概抹杀。书中的诗评,细处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颇有舛误,然而大处却也自有心得,不为无见。如说:“汉诗朴处似钝,其气为之也;魏诗壮处似露,其才为之也;六朝诗典处似方,其学为之也;初盛唐诗赡处似滞,其格律为之也。”又将曹植、陆机、陶潜、谢朓、沈、宋、李憕、李颀、李、杜等人作为开诗风转换声气之先的关键人物,等等,虽有可议之处,然大致恰当,足资启悟。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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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纪事本末[标点本]
南宋袁框撰。42卷。纪事本末体通史。袁框喜诵《资治通鉴》。因苦其浩博,乃取材《通鉴》,汇列专题,总括为239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每事按照年代顺序,抄录成篇,起讫了然,颇便阅读。 每卷多分上下,合子卷共为82卷。计战国及秦3目,两汉43目,魏晋62目,南北朝43目,隋唐65目,五代23目。此书约于乾道年间编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弥补了编年体支离及纪传 体重复之病。宋淳熙元年(1174年),杨万里曾为之作序。淳熙三年(1176年),初刊于严州郡学,为小字本。宋宝佑五年(1257年),于湖州重刻大字体。明张溥为之作“论正”,清江西、广雅等书局据论正本刊刻。《四部丛刊》据宋大字本影印,为现通行之最佳本。1964年,中华书局印行标点本。
清代台湾职官印录
本书集刊清季台湾文武机关官印一百六十三颗，用红色套印。所集官印，共分四大类，计有印十八颗、关防一百二十五颗、钤记十八颗及戳记二颗；并在各印底下，刊注印文。从此种官印，可以窥见当时一部分机关之性质或其特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