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空论
作者：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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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玛兰志略
地方志。十四卷,卷首一卷。作者柯培元,字复子,号易堂,山东胶州人。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出任噶玛兰厅通判,任期仅两月。噶玛兰古称“蛤仔难”,位于台湾岛东北,嘉庆年间设官置厅,1875年(光绪元年)改为宜兰县。该书成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凡14卷,下分33篇。书成未刊。十四卷,卷首一卷。培元号易堂,山东历城人。道光举人,累官知县、通判。是编为其道光十五年(1835)任噶玛兰通判时修纂。共三十三志,见存抄本九万余字。全书除卷首天文志外，卷一为建置、疆域两志，卷二为山川志，卷三为城池、街市、关隘、津粱四志，卷四为海防、水利两志，卷五为户口、田赋、屯田三志，卷六为盐法、蠲政两志，卷七为祀典、祠庙、寺观、学校、书院五志，卷八为公署、职官两志，卷九为兵制、铺递两志，卷十为宦绩、人物、武功三志，卷十一为祥异、物产、风俗三志，卷十二为番市志，卷十三为艺文志，卷十四为杂识志。
中国文化要义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著作。梁漱溟著。写于1941年至1949年,1949年路明书店出版。本书共13章,即“绪论”、“从中国人的家说起”、“集团生活的西方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理性——人类的特征”、“阶级的对立与职业分途”、“中国是否一国家”、“治道与治世”、“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人类文化之早熟”、“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结论”。本书认定“孔子精神”、“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支柱。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有“向上之心”。人与人之间应发扬孔子的“互让”精神。西方奉行“个人本位主义”,中国则奉行“伦理本位主义”。这是由于孔子独具慧眼,最早“看出人类真切美善底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伦理关系要求互以对方为重,讲情谊,讲义务,讲调和折衷。认为人的心思作用有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理性高于理智,“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性就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向上之心。还提出不是经济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推动了经济,决定了经济。而道德就是文化的核心。社会的治理不在武力而在教化,不在法律而在社会礼俗。“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是“中国文明一大异彩”。本书对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推崇封建道德,反对革新,是消极的。
周易内传
清王夫之撰。六卷,附《周易内传发例》一卷。作者自述是书不同于“推广于象数之变通”的《周易外传》,而着重“守象爻立诚之辞,以体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厘之逾越”。为作者长期精研《易》理之结晶。通过对《周易》的系统解释,作者阐述了其“乾坤并建”的矛盾学说,发挥了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针对程朱“息动而使不流”的主静观点,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动岂可终息也?”反对周敦颐、朱熹对“太极”的神秘主义解说,认为太极只是阴阳二气充凝的物质统一体,它并非孤立于阴阳之上,也不在阴阳之先,而只在阴阳二气之中,动静乃阴阳交感产生。否定了“太极动静生阴阳”这一程朱理学的纲领。书中既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万事万物无非是阴阳之道所变化发展而来;又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认为“情各异用,事各异趣,物各异处”,要求“学易者不一其道”,要因时因地,“斟酌所宜”,“变易其故而别为新”。收入《船山遗书》。
盐山拔队和尚语录
凡六卷。日本临济宗僧拔队得胜（1326～1387）撰，明道编。收于大正藏第八十册。又作盐山向岳拔队和尚语录、拔队禅师语录、拔队录、慧光大圆禅师语录、盐山录。辑录‘盐山和泥合水集’未收录之拈香佛事、小佛事、秉炬、掩土佛事、法语、偈颂、真赞、问答、垂示、遗诫、行录等。
大净法门经
一卷，西晋竺法护译。与大庄严法门经同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他译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vajra cchedikā prajñā pāramitā 梵文释义：以能断金刚的智慧到彼岸），简称《金刚经》。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法本是最早也流传最广的译本。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的释论有：憨山大师的《金刚决疑》；天亲菩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