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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盛宴
《旧时的盛宴》，名副其实的民国腕儿写民国范儿。民国人，不管是为官的，为学者的，还是普通人，即便是小商小贩都有敦厚相、坦然样儿；家庭、婚恋、玩乐、衣装，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也有一种又闲适又讲究的范儿。梁实秋的饮酒、喝茶吃烧饼加油条，吴文藻的求婚,徐志摩的情书,石评梅的殉情，无不说明了民国人的爽利、真性情，以及讲究生活的风尚。《旧时的盛宴》通过名家之笔，构造一席生动、丰富、富有感染力的民国盛宴。民国不止一面，它是大师的民国，也是民众的民国，听李叔同、鲁迅、苏青……为你讲述真的民国！
得一录
余治撰，《得一录》是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 在晚清民初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余治,江苏无锡县人,字翼廷,号莲村、晦斋,别号寄云山人。过世后,其门人私谥其孝惠先生。早年入学应科举试,27岁时补金匮县学。后五应乡试不售,中年后,遂绝意仕进,“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仆于江浙之地,游走于官绅与乡民之间,一意行善,广施善举。“奔走劝募,如拯溺救焚,不遗余力。”成为当时江南最具声名的善人之一,“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余治在行善的过程中,将平日自己施行或所见著有成效、足资仿办的善举章程,汇编成集,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编成《得一录》一书。然在刊刻过程中,“剞劂过半,旋罹劫火”,半途而废。同治六年(1867年),余治前往上海,欲再谋付梓,并重为补辑,后在友人吴宗瑛、粤商蔡桂培等人的帮助下,终竟心愿,于同治八年,刻成全书,凡十六卷。《得一录》之名,取自《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之句,其意乃是得一善事则拳拳然奉持之而不失善道,编者的寓意应是希望人人都能奉持善道,珍惜每一个从事善举的机会。该书收录的主要是各类善堂善会的章程,同时也包括一些乡规族约、家训格言、官府有关善举的文书以及教化论说。虽然余治一直对教化深为在意,但该书与一般的主要以宣传教化为宗旨的善书明显不同,其重心主要不在教化,而在求有实效。“是编所集,事事可以仿行,溥为实惠,固非空言无补可同日而语者。”(《跋》)即希望通过提供具体“切于时病,平实易行”(《许其光序》,的章程,让世人仿效而收实效。堪称晚清新型的“善举章程类善书”的代表作。
医经溯洄集
医论。元末明初王履撰。一卷。履字安道,昆山 (今属江苏)人。官泰府良医正。学医于朱丹溪,尽得其传。著有《标题原病式》、《百病钩玄》、《医韵统》,均不传。是书撰成于洪武元年(1368)。寓有对医学探本溯源、贯彻源流之义,故名。内有论著二十一篇,包括对《内经》、《伤寒论》等医著研究心得,对温病与伤寒辨析,对临床若干问题研讨及对李东垣学说探讨等。其中 “亢则害,承乃制论”,在《素问·六微旨大论》基础上,阐述人体内外环境统一性,并依此原则广泛讨论病理与治则问题。“伤寒温病热病说” 中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对温病学发展有一定影响。提出中风有真中与类中之别,对后世研究中风病有所启迪。在“内伤余议”中,对李东垣学说提出不少商榷意见。为研究中医理论较有价值的参考书,亦是研究王履学术思想的现存唯一文献。版本以明初刊本为善。辑于《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丹溪全书》中。一九五六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 《正脉全书》,万历二十九年(1601)吴勉学校刻单行本传世。清季温病学家吴鞠通等对履曾有评说。
思怜诗
《思怜诗》共52首，分成《思美诗》和《怜愚诗》两部分，宋应星取两卷的字“思”和“怜”命名为《思怜诗》。《思美诗》10首，都是七律，《怜愚诗》42首，都是七绝。主要反映了宋应星的人生观，用文学形式表达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宋应星在诗中塑造了两大类典型人物，分别给以褒美和讥讽。他继承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当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并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1944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撰写的论文。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1645年陷于失败。文章写道:“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2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文章于3月10日脱稿,作者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于19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4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则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纲目订误
四卷。清陈景云撰。朱熹《通鉴纲目》成后，为其注释、补遗、订误者有宋尹起莘、周密，明张自勋及清芮长恤等。然诸家之说，或不甚确切，或有漏略。景云之书采摭诸家所未及，悉引据前史原文，互相考证，对《通鉴纲目》之疏漏舛误，指摘精确，补遗勘订，足正传讹。附纠汪克宽《考异》、胡寅《读史管见》、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等之误，亦皆平允。考证中毛举细故，未免琐碎。有雍正五年(1727)《文道十书》本，《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