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文句记
作者：湛然
凡十卷。唐代湛然述。又称法华经文句记、妙法莲华经文句、文句记、法华文句疏、妙法莲华文句疏记、妙法莲华经文句疏、天台法华疏记、妙乐记。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四册。本书为天台大师智顗所作法华三大部中‘法华文句’之注释书，而与同为湛然所著之玄义释签、止观辅行传弘决共为天台宗之基本典籍。法华文句原本仅将法华经略为分科，湛然更将之细分科段，并将智顗释意不明之处逐一解释，如书中所论列今圆昔圆之同异、修性之三因佛性等，可谓彻底发挥天台宗祖意。此外，本书又强化天台宗之主张，而驳斥三论宗之吉藏、华严宗之法藏及澄观、法相宗之窥基等之说，且力斥将法华经嘱累品置于全经之末，主张应置经前，而提出‘八不可’。又依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含光传及本书卷末之跋，内有作者游五台山曾与含光会面之记载，据以推论，则本书约成于大历九年、十年顷。另据湛然门下道邃、行满之记传资料，谓彼等尝于毗陵闻师讲法华文句，则本书为湛然在晋陵妙乐寺之讲本，故后世称此书为妙乐记。又据本书作者寄语开元寺之大藏，考其原本，似为十卷。明万历年中，绍觉为检寻方便，遂将法华经、法华文句、法华文句记三部会合。现行法华文句会本三十卷即其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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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由来
英国达尔文著。中译本由潘光旦、胡寿文据伦敦1887年第2版译出,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人类的由来》又译《人类起源及性选择》,是达尔文把自然选择理论推广到人类起源领域,通过人与动物的比较研究,揭示人类起源奥秘的学术经典名著。初版于1871年。全书3篇21章。第1篇,人类的由来或起源。附录赫胥黎《论人与猿猴的脑在结构与发育上的异同》。第2篇,性选择。第3篇,性选择与人类的关系、并结论。补论,《性选择与猿猴的关系》。全书第一次以科学的证据论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指出不仅人的生物体是从某些结构上比较低级的形态演进来的,而且人类的智力、人类社会道德和感情的心理基础等精神文明特性也是像人体结构的起源那样,可追溯到较低等动物的阶段,为把人类归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达尔文通过系统缜密的比较论证,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科学结论。但是,他简单地把人只看作是一种动物,强调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人类起源中的主导作用;而看不出人类的意识作用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动物的心理活动。5年后,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人”这一光辉的论断,最终科学地解决了人类的起源问题。而达尔文完全应用动物进化规律套用于人类进化的观点和做法,后来被错误地推向极端,逐渐演变为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国朝宋学渊源记
又名《宋学渊源记》。清江藩著。上、下及附录三卷。以记述清代宗宋儒义理之学学者的学术思想、师承渊源为主要内容，故名之。上卷记孙奇逢、李中孚等北方学者，下卷记张履祥、朱泽云等南方学者，附录卷记彭绍升等亦儒亦禅的学者。共三十余人，一一列为传记。对汤斌、陆陇其、李光地、张伯行等清代理学家，则认为他们已“具载史乘”，或已“从祀孔庙”，故略而不载。本书所录学者多“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没湮，故特表而出之”(《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故是书所列人物并非清代主要宋学代表人物。由于著者专宗汉学，门户之见较深，所以对书中所列人物亦“不无蹈瑕抵隙之意”，且记述亦过于简略，学术价值与影响远不如其《国朝汉学师承记》。有嘉庆二十三年(1818)阮元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有新点校本。
公冶长听鸟语纲常
《公冶长听鸟语纲常》一卷一则，仅两个半中国叶，六百八十一字，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原书板框高一七五毫米，宽一○五毫米。中缝页码先四后三，并非从一开始，为原书如此。未署作者名，刊刻年代不明，亦未见著录。
清和真人北游语录
题曰“弟子段志坚编”。卷前李进、张天祚二序称诸弟子录尹志平之讲论,杜德康刊。李志常与尹志平同为全真道第三代。志常为本书题序撰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本语录重在论述性命修炼及阐释《老子》,倡清静无为。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大慧度经宗要
将说此经六门分别。初述大意。次显经宗。三释题名。四明缘起五者判教。六者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