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作者：神会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写本有：P.3047、3488、2045。胡适把第一写本校订编入《神会和尚遗集》卷二，作为《神会语录第二残卷》；第二写本编入该书卷三，作为《第三残卷》。第三写本由铃木大拙发现，内容包括第二写本的全部，又有此论最后部分及造论者的骈文论赞和韵文颂赞，最后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卷’一行。胡适将三本重加校订，分为上下两卷，1958年发表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二十九本《庆祝赵元任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后收入新版《神会和尚遗集》附录之中。此论由神会弟子独孤沛集录，记载神会在开元二十年（732）于滑台大云寺批判北宗，与北宗僧人崇远（山东远）辩论情形。论前有独孤沛加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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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寮集
诗文别集。八卷，其中诗、赋二卷。宋王安中撰。安中以四六骈文名于时，诗亦曾为宋徽宗叹赏。《宋史》本传记其“有《初寮集》七十六卷传于世”。《郡斋读书志》著录王履道《初寮集》十卷、《内制》十八卷、《外制》八卷，凡三十六卷。《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初寮先生前集》四十卷、《后集》十卷，并云：“《读书志》止载《初寮集》十卷。希弁所藏乃周益文忠公必大序，《前集》中兴以前、《后集》中兴以后文也。《内外制》二十六卷，则李文敏公邴序。”《直斋书录解题》记《初寮集》四十卷，《后集》十卷，《内外制》二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记《王安中集》二十卷。四个记载中唯有赵希弁之《郡斋读书志·附志》所记与《宋史》本传同。这些不同卷次之王集皆佚，亦不见抄本流传。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采掇裒次，得诗文数百篇，厘为八卷，前二卷为诗赋，后六卷为古文杂著，前有周必大、周紫芝及李邴三序。考诸南宋间诗话杂著，知安中诗文遗佚尚多，此仅其十分之一。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两河清汇
水利志。清薛凤祚撰。八卷。凤祚字仪甫，益都(今属山东)人。尝师事鹿善继、孙奇逢。受算术于西洋穆尼阁，以善天文著称。著有《圣学心传》、《天学会通》。是书当于乾隆年间成书。八万余字。首冠黄河、运河图，上为黄河，下为运河，制作甚详，并绘有两岸各支流、湖泊及沿岸城镇等。正文分运河、黄河两部。卷一至四为运河包括运河修守事宜、运河形势、运河总部职官诸篇。凡运河北起昌平、通州，至南浙江沿途各水系、湖泊泉河诸目皆详载之，其中仅山东济、兖二府十七县有泉四百二十七处。卷五至八为黄河详载黄河职官、夫役人数，历代黄河水患及治河成绩，其《历代治河》篇记汉武帝元光三年至清康熙十二年间历次治理黄河情况。卷七录明潘季驯《河议辨惑》，仅加标题，文字略有改动。详辨古今河防得失，疏证明析，具有水利史料价值。有《四库全书》本。
幻中真
清初本衙藏版本《幻中真》目录书影清初本衙藏版本《幻中真》正文书影清代白话长篇世情小说。十二回。题“烟霞散人编次,泉石主人评定”。卷首有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的序。书叙苏州府吴县吉扶云和易素娥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扶云和素娥因遭坏人陷害而离散。扶云被诬告判死刑，出狱后至一石洞中，得神力读天书，学会布阵用兵、符咒神法。出山后冒汪万钟姓名籍贯赴试中状元。何太师欲以女儿友鸾妻之，扶云因念素娥之情不从。太师怒，荐扶云去山东征讨占山为王的强大梁。扶云以从天书中所学法术降伏了义勇的李全忠。利用李全忠消灭了强大梁，得皇帝嘉奖。扶云将绶印交李全忠，归里奉养双亲。素娥初被坏人逼迫投江，后被盐商夫人救出，收为义女，带到徽州居住。扶云因寻父母下落至徽州，遂与素娥相认。皇帝又赐扶云与何太师之女友鸾成亲，一家团聚。有旧刊十二回本，题《批评绣像奇闻幻中真》，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坊刻中型本，四卷十回，日本内阁文库藏。
风月堂诗话
宋代诗论著作。又称《风月楼诗话》2卷。朱弁著。本书成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书前自序云:“予复以使事羁绊河,阅历星纪,追思曩游,风月之谈,十仅省四五,乃纂次为二卷,号《风月堂诗话》。”可知其时作者正被拘于金国,而所录则为昔日论诗之语。书中多记北宋诗坛旧事,于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及诸晁均有涉及,而尤重苏轼,以为“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
孟子全图
明万历刊本《孟子全图》是一本关于儒家“亚圣”孟子的圣迹图册，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圣迹图册是古代儒、释、道三教为宣扬各教中“圣人”行迹而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加以绘制的通俗性编年史式的石刻、木刻等图书。我们根据万历本《孟子全图》一书末页的书肆牌记可知，该书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系福建建阳安正堂刘双松主持梓印。安正堂系建阳书林刻书名坊，书坊创建者为刘宗器，主持《孟子全图》刊刻的刘双松是其后人。安正堂刻书历史悠久，相关资料表明，该坊的刻书史从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清康熙年间。检索瞿冕良先生《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安正堂”条的刻书目录，我们发现，明万历二十六年刊刻的《孟子全图》不在该目录之中。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