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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溪先生全集
明王畿著,20卷。是集为其子王应斌、王原吉合编。凡语录8卷,书、序、杂著、记、说9卷,诗1卷,祭文、志状、表、传2卷。其门人萧良幹初刊,丁宾重刻增《大象义述》1卷、传、志、祭文1卷。王畿师从王守仁,虽宗良知学说,但又与佛教学说相融会。
十四行集
诗集。冯至著。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初版本中没有序跋,有27首十四行诗和附录杂诗5首。1949年1月《十四行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删去了附录杂诗,增加了一个自序。集子中的诗都写于1941年。其时冯至任教于西南联大。十四行诗又译作“商籁体”,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后又传入美、法等国,产生了几种大同小异的变体。意大利十四行诗多由2个4行组与2个3行组或2个4行组与一个6行组构成。冯至的14行诗形式上接近意大利式。但这位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作者,善于把自己的诗情和才思与诗歌的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因此,他的诗未被形式所累,而是运用这种特殊的诗歌形式表达了自己特殊的诗的沉思和感悟。正如作者在《十四行集·序》中所说:“我采用十四行体,并没有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个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十四行诗形式的特点是既错综又整齐、层次多而疏密有致,韵法精致委婉,极适合表述深遂曲折的感悟与柔密婉转的情思。冯至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十分注意表达的流畅自然,不为十四行诗这种形式所拘束,用韵多用变式,力求符合朴实自然的白话,因此,他的《十四行集》比之运用这种形式的其它中国诗人的作品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十四行集》中的诗作,大都是起兴于身边琐事、飞虫小草、个人经历、历史感悟,由此升发开去,达到对人生底蕴、存在真谛的把握和领悟。因此,可以说,《十四行集》的基本风格是“沉思”的,它通过严整的格律、流畅的韵律,以诗思作为动力,构成了一首首发人深思的隽永小诗。
七颂堂词绎
词论。清刘体仁撰。一卷。体仁字公,河南颖川人。约康熙初年在世。顺治进士。累官吏、刑二部郎中,有诗名。亦善画山水。著有《七颂堂文诗集》。此编论词札记三十三则,均简短明晰。杂谈词的作法与诗词异同。其论词推崇周邦彦词的“雅正”,也赞赏李清照词的“深妙稳雅”,对辛弃疾、刘过等人的词作则颇有非议,说辛弃疾“非不自立门户,但是散仙入圣,非正法眼藏”,反对那种“一直说去,了无风味”的词作。这些观点明显地承继了宋人以婉约为宗的传统,在词体已经极大地得到解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诗与词的分界。所论涉及诸多方面,若词之特征、诗词区别、创作宜忌、鉴赏评价等等,多有灼见。
诸儒论小学
蒙学，一卷，清陈宏谋撰。宋儒论蒙养道理，俱从源头说来，彻内外，贯始终，多不胜录。兹录其切近时弊者，以补前编所未备焉。鲁斋先生于元代以教化为己任，一时蒙古诸生多所成就。今观用人于其所长，教人于其所短，因其所明，开其所蔽数语，已括设教之大端矣。夫教法具在，行之惟人。小子何知，父兄师长之责也。林致之谕父师，其旨深矣，因并录之。
新删定四分僧戒本
律学著述。唐道宣撰。一卷。据作者自序称,贞观二十一年(647)于终南山丰德寺曾撰《删定戒本》,此次所撰《新删定戒本》系在对校佛陀耶舍、慧光、法愿三本的基础上,为解决其时惰学浮侈之徒不能全面、正确地领会前人撰作的旨趣而作。见载于日本《续藏经》。
受岁经
全一卷。西晋竺法护译。收于大正藏第一册。受岁，指夏安居后，比丘增一戒腊。本经内容即叙述目连尊者为诸比丘说夏安居结束后，所行‘自恣’戒仪之意义。比丘若谦抑自省，坦陈自己所犯之过错，请大众予以纠正，大众即欢喜举出其罪过，并施以教诫。反之，比丘若叛逆难驯，又俱恶法，大众即不予举罪、教诫与顾念。此外，本经与中阿含经第八十九比丘请经之内容相近，或为中阿含经之别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