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

作者:麦彭仁波切
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

藏地大成就者麦彭仁波切依于《大悲白莲华经》,所著的《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是一份相当令人感动的佛教著作,论中述及了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中所发的五百大愿及本生故事。作为诸佛的本愿,佛教中最广为人知的,为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取西方极乐净土。而释迦牟尼佛,是以什么样的因缘与愿望而在此五浊恶世成佛道、度众生的,很少有人提及,《白莲花论》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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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

近代王国维著。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作者从叔本华哲学观出发,认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惟有文艺能减轻人的痛苦,“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红楼梦》的主题便在于宣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在于出世”。作者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为“人生之所固有”的“悲剧中之悲剧”,因而可称“宇宙之大著述”,具有最高的美学价值。作者还对“索隐派”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文学艺术所反映的“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文学艺术“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故不宜穿凿比附。其见解多涉及美学原理而越出文学批评之外,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初载光绪三十年(1904)第八至十三期《教育丛书》,光绪三十一年收入《静安文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中国近代文论选》及1963年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均收入此文。

画禅室随笔

画禅室随笔

画论。明代董其昌。 四卷。约1620年。该书辑录《容台集》所未载的论书画文字。卷一为论用笔、评法书、跋自书及评古帖;卷二为画诀、画源,题自画和评旧画; 卷三为评诗、评文、纪事、纪游; 卷四为杂言、随笔、禅说等。该书和作者的《画旨》、《画眼》二书, 所收内容, 范围不一,且各种刊本都有不同,其中并有十六则和他同时代、同乡人莫是龙的《画说》一书内容完全相同。有谓该书为清初杨无补所辑录,并非董亲手编成。但董氏积毕生之力研究书画,创见颇多,对后世影响很大。

六根归道篇

六根归道篇

六根归道篇,撰人不详。似出于宋元。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本篇融会儒、释、道三教之说,阐述修道之要。作者认为世人学道者多,成道者寡,皆因不知守道之要。守道当先守心,心守则意不乱,意不乱则动止合礼,进退有度,而使身正。心正乎内而身正乎外,则耳目得其养,鼻舌不为患。心身耳目鼻舌皆得其守,「则六根悉静而大道存焉」。本篇与《三要达道篇》似出一人之手。

中山狼传

中山狼传

文言寓言小说。 明马中锡撰,存于明刊马中锡《东田文集》卷三。“中山狼”是一则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明刻本《合刻三志》中的《中山狼传》署名唐人姚合,而明刻本《古今说海》、清翟灏《通俗编》、清钮锈《觚剩》,都说是宋代谢良撰。 《明文英华》则题为马中锡作,同时马氏文集中收有此作,故在没有足够否定的证据下,当暂定为马中锡作。 《中山狼传》运用塑造人物,描写情节等小说手法,又与幻想与寓言相结合,刻划了东郭先生与中山狼等鲜明形象。东郭先生被墨家兼爱济物的思想弄得迂腐僵化,明知狼“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却千方百计地为它遮藏掩护,以逃过赵简子的追捕。另一形象中山狼,其特点是狡诈而凶残。它本性吃人,在被人追捕的危急之际,却善于变换脸谱,谎言报恩,顺从听命,并大谈兼爱之道,以迎合愚弄东郭先生。当危机一过,便露出狰狞本相,鼓吻奋爪,强词夺理,要吃自己的救命恩人。亏得杖藜老人用计,才杀死它, 救了东郭。作品通过藏狼、护狼、释狼到求狼、斗狼、杀狼等一系列情节,表现了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和认识作用的主题:狼的本性是不变的。对于狼一样的恶人,决不能有半点同情和怜悯。

明朝开国演义

明朝开国演义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 天下平定。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迨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 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 皇天厌乱,于洛陽夹马营中,生出宋太祖来,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 人,人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大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 所虏。

皇朝遗民录

皇朝遗民录

奎章阁藏《皇明遗民录》写本共一卷,主要是记述流亡朝鲜的王以文(凤冈)、杨福吉、冯三仕、王文祥、裴三生、王美承、郑先甲、黄功、柳溪山九位明遗民的事迹。编撰者署济南后人王德九,系王以文之后,其自序称收拾诸家家乘,谨校成编。自序延续永历纪年,末题永历三戊寅春三月,应是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书后有朝鲜人黄基天的跋语。卷首钤有“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汉城大学图书”。朝鲜时代民间雕版之风不盛,官书多采用活字印本,其余书籍则以写本居多。此册虽然不一定是原本清稿,但似未见有印本,能够留存至今,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