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镜三昧本义
作者：行策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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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路
昭和末期，从银行里退休的小冢贞一去旅行然后就此消失。当初以为和以往一样只是出去一个人旅行而毫不在意的将丈夫小冢贞一送出门的妻子百合子在一个月后，请求警察搜寻她音讯全无的丈夫。已经接近退休年纪的老警察呼野，也开始了这次与他的人生相重合的搜查。然后，简直像画里面的人物一样的贞一也渐渐出现了破绽。在这次搜查中，一个叫福村庆子的女人慢慢浮出水面。呼野刑警追查庆子到了广岛，但是庆子却去了小冢家与百合子面谈。从呼野那里听说了这个庆子就是丈夫的情人之后，百合子发狂了。深知庆子的温顺老实的表妹和情夫山崎非常担心如此冲动的庆子。呼野也有一个和庆子差不多大的女儿。呼野经常会把因为遭受到不幸而患病的女儿和庆子不知不觉的重叠在一起，不可排解的思念使得呼野追赶着庆子。但是，这儿有怎样的令人惊讶的真相呢。
诚斋集
诗文别集。南宋杨万里(号诚斋)作，其子长孺编。133卷。凡诗42卷，赋3卷，文87卷，附录1卷。据《说诗晬语》载，杨万里作诗2万余首。现《诚斋集》中存4000余首，分9集：《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有的抒发强烈的爱国感情，如《初入淮河绝句》4首;有的反映农民的劳动生活，如《插秧歌》、《竹枝词》等;有的描写自然景色;还有大量清新隽永、富于生活气息的小诗，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其诗多用白描手法，不堆砌典故，语言通俗，风格活泼自然，形象鲜明，意境新颖，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时称“杨诚斋体”。
精读指导举隅
中学国文教师教学参考书。叶圣陶、朱自清合著,商务印书馆1942年3月出版。内容全为精读指导,共选了六篇课文作例子。其中有记叙文一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短篇小说一篇——鲁迅的《药》;说明文一篇——胡适的《读新诗》;议论文——柳宗元的《封建论》等二篇和抒情文一篇。在每篇精读文章之后都写了详尽细致的“指导大概”,注重说明例文的体制、主旨、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取材的范围、手法、笔调及构成本文特殊笔调的因素、说明各段大意、各段文字在全文中的作用、指出在文章理法上有关的章节和句、说明其呼应承转、指出须加体味的字句、玩味其言外之意、注释较难的字词句、论及文章作者的思想和创作背景等,此外对例文中的错误也有指摘及订正,有时与其它文章作比较,以助说明。写法上尽可能同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提问与讨论相适应,论述精要并富有启发性,不仅对中学教师怎样指导学生精读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且对学生也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在《前言》中著者提出,指导学生前,先得令学生预习,通读全文,认识生字生语,解答教师所提示的问题。然后又分项说明学生应做的吟诵、参读相关文章和应付教师的考问等练习。该书深入浅出,不作空泛议论,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设想,有些内容仍可作为今天语文教学的借鉴。
白话辽史
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元脱脱等撰。至正四年(1344)成书。一百十六卷。其中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 附《国语解》一卷。记载辽代二百余年历史。此书为《辽史》白话文。
象教皮编
佛教辞典。共六卷，万历年间（1573～1620）陈士元撰。收在《现代佛学大系》第十二册、《大藏经补编》第十七册。内容分为梵译、名数、异谈、禅语、评经、移牍等六部分。作者号“环中迂叟”，该书自序云：“私拟平生所鴃瞎疑之境，操心酬应之概，似与释典暗合。余乃汇辑释家语六卷，题曰象教皮编，于乎儒释果同乎？果异乎？果似同而异、似异而同乎？览者当自得焉。”可见该书颇有比较儒释二教之意趣。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记述838—847年唐代社会状况的旅行记。圆仁著。原书久佚，有多种抄本传世，现存最早抄本为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最早刊本为1907年日本国书刊行会排印本，此后又有多种印本。中国1936年出石印本。还有英、法、德、日等文字的译本。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今木县)，日本天台宗高僧。838年随遣唐使入唐，曾到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学习法华显教和真言密教，历时9年又7月。死后获日本清和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著作还有《金刚顶经疏》、《显扬大戒论》、《入唐求法目录》、《在唐送进录》等十余种。本书共4卷，约8万字。第1卷述西渡入唐、扬州开元寺受学、经山东北上准备西行情况;第2卷述由山东经河北至五台山的情况;第3卷述在五台山受学及西去长安情况;第4卷述会昌灭佛及离开长安归国情况。全书记述自838年到847年间作者历经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的见闻，涉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诸如关于唐代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地方行政、驿站交通、公文书简、风俗礼仪、地方粮价、佛教宗派、寺院法规、规模及经费开支、会昌灭佛等等，都有重要记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学者称本书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记》一起，有“东方三大旅行记”之称，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