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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经
对妇女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通俗读物。约刊行于明代。经过不断增删,在民间广为流传。著者不详。主要版本有明赵南星(1555～1636)加注刊印的《女儿经》、清同治年间贺瑞麟订正的《女儿经》、《改良女儿经》,以及清光绪年间屯溪聚文堂校印的《女儿经》等。其中尤以《改良女儿经》流行最广,直到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还多次翻印。《女儿经》和《改良女儿经》一样,竭力宣扬儒家的妇女道德观,“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女儿经》虽版本众多,但内容大致相同。均由“大纲”、 “细目”、 “合总”、“广义”四部分组成。
柳湖侠隐
《柳湖侠隐》，为民国武侠小说名家还珠楼主所著的小说之一，6集13回36万字。剑侠小说。1946年10月由上海正气书局出版第一集，至1948年5月出版第六集。
金粉世家
现代长篇小说。张恨水著。原载1927年2月14日至1932年5月22日北平《世界日报》。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2月出版单行本。书前有《自序》。作品以北伐战争前夜为背景，描写了内阁总理金铨一家悲欢离合的盛衰史。小说女主人公冷清秋，其父早死，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一日，国务总理兼某银行董事长金铨的四公子金燕西，偶遇清秋，即被她清新、素雅的气质和超群的姿色所吸引，于是软硬兼施，使清秋终于和他结婚。由于金过去的情人白秀珠的嫉妒，引起金的二嫂王玉芬的不满，在妯娌之间谗毁清秋，并在经济上左右金，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而金也因占有欲已得到满足，便将清秋当成一个负担，甚至大加挞伐。清秋悔恨交加，一气病倒。金对她的病却毫不关心，为解决自己的出国问题，想借助白氏哥哥在军界的势力，复又醉心于追求王玉芬的表妹白秀珠了。冷清秋忍受不了受歧视与侮辱的生活，终于逃离金家，隐姓埋名，自谋生路。而金家在金铨死后，便陷入一片混乱。后更遭一场大火，家产烧毁大半，从此金府衰落、崩溃。而依仗白兄势力出国的金燕西仍旧习不改，学业未成，使白秀珠离开了他，最后成为一个流落异国、无人过问的浪子。全书通过金燕西和冷清秋恋爱、结婚、反目、离散的线索，真实地写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但人物描写有较多的自然主义倾向，所描写的官僚形象还不能深刻反映出官僚的反动社会本质。作品发表后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檀青引
诗。近代杨圻作。见《江山万里楼诗钞》。为七言古诗。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作者二十三岁。檀青,蒋姓乐师,善弹筝吹笛,咸丰间在清宫献艺,乐部推为第一。作者光绪二十一年道经扬州,遇檀青,闻其述当年宫中事,后二年,又遇之于青溪花舫,遂作此诗。借蒋檀青之口,叙述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文宗逃往热河,蒋追随行在,明年文宗崩,蒋乃浪迹江淮间等事,抨击文宗耽于声色,荒废政事。全诗“哀感顽艳,确可以嗣响梅村,康南海题其集曰:‘绝代江山’,不为过也”,“易实甫评曰:‘……目击时艰,抚今悼昔,……婉而多讽,与香山有同志焉。’缘情绮靡,其余事矣”(钱仲联《梦苕庵诗话》)。
大隐居士诗集
一名《邓绅伯集》。诗别集。宋人邓深撰。二卷。深字资道(一作绅伯)，湘阴(今属湖南)人。生卒年未详。绍兴进士。人为太府丞，后提举广西市舶。以亲老求便郡，知衡州，擢潼川路转运使。卓有政绩。后以朝散大夫致仕。有文集十卷，已佚。诗散见《永乐大典》各韵内，清四库馆臣裒集排纂成二卷。收五言古诗十三首，七言古诗九首，五言律诗四十四首，七言律诗六十五首，绝句五十七首，总一百八十八首。其诗有反映现实生活者，其他或记事，或咏物、记游、抒怀，多有可读。 《千顷堂书目》载有“元邓大隐居士诗集》，《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宋人，而非元人。有《四库全书》本。
礼记纂言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