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缘起观

作者:演培
佛教的缘起观

缘起,可说是佛法的核心,是佛法不共其他思想的唯一特质!佛在一代时教中,虽说了种种的法,但无一不是缘起的多方开展。后代的佛法弘扬者,不论是小乘中的许多派别,大乘中的若干宗派,他的思想之所以分化,诤论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对缘起的看法不同。所以,佛法的特色在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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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英国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2—1727)著。中译本由郑太朴据英国剑桥1725年第3版译出,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1962年重印。牛顿出身于英国林肯郡格兰汉镇附近沃尔斯索普的农民家庭。1661年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669年任剑桥大学教授。1688年当选国会议员。170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光和色的新理论》(1672)、《光学》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牛顿的主要著作,也是科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要文献。1687年初版。全书3编。第1、2编论物体的运动,第3编论宇宙系统。所谓自然哲学,就是物理学。牛顿在书中总结了17世纪科学家在力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物体运动的三大基本定律:惯性定律,力和运动的关系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并用数学原则对万有引力定律作了详尽的论证阐释,建立了一个统一概括地球的运动规律和天体的运动规律的力学理论体系,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史上的第一次理论大综合,代表了当时时代的科学高度,直到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才对牛顿建立的古典力学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

偏见

偏见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天赋并非只有创作一端,他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文学艺术评论家。在写作小说之余,他写有大量书评及艺术评论,二十五岁时即出版散文评论集《欢乐与时日》,另有部分散文评论在其去世后结集为《驳圣伯夫》一书出版。散文集《偏见》所收篇目凡五十三篇,依创作时间先后分为五辑,基本覆盖普鲁斯特整个创作期,极具研究参考价值。其中《夏尔丹与伦勃朗》《反对晦涩》《论福楼拜的“风格”》诸篇历来备受普鲁斯特研究者的重视。

阮元瑜集

阮元瑜集

诗文别集。一卷。汉阮瑀撰。初刊于明崇祯间。阮瑀,字元瑜。生于汉延熹八年(165年),卒于汉建安十七年(212年)。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少曾受学于蔡邕,后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草拟书檄公文。转为仓曹掾属。擅长章表书记,与陈琳齐名。曹丕说:“孔璋章表殊健,……元瑜书记翩翩。”(《与吴质书》)。原有集五卷,已佚。是集为明末人张溥辑刻。《阮元瑜集》,一卷。存赋四篇,论一篇,书两篇,笺一篇,吊文一篇,诗十二首。

诗义固说

诗义固说

诗话著作。清庞垲撰。庞垲,字霁公,号雪崖,晚号牧翁,任丘(今属河北)人。康熙己未(1679)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历任中书舍人、建宁府知府。有《丛碧山房集》五十七卷。《诗义固说》二卷,附于集末。据他本人解释,所谓“诗义”,系指诗的内容及形式:“内达其性情之欲言,而外循乎浅深条理之节”。所谓“固说”,系指“诗义”的不容置疑性:“如是则为诗,不如是即非诗”。全书以《毛诗·小序》“发乎性情,止乎礼义”和孔子“辞达而已矣”作为基本观点,综论历代诗歌。尤推杜甫为“宗子”。书中所引之禅语,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补严羽以禅说诗之“未尽处”。如禅语“生路渐熟,熟路渐生”,他诠释成“剿拉字眼,涂抹烟云,诗家熟路也;由志敷言,即言见志,生路也。学者一意为言志之诗,不屑为修词之诗,初时亦觉难入,追琢既久,自觉有阶可升,剿拉涂抹之途荒,而抒情言志之途熟,便可到家矣”。这种见地,自与严羽有异。与严羽相契的王士禛“不甚称垲”(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诗义固说》系“推衍严羽之说,以禅谈诗,转至于支离曼衍”。其实庞垲立论一以贯之,并无“支离曼衍”之病。有《清诗话续编》本。

北史

北史

这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有100卷,为唐代李延寿编著。书中所收录的内容从魏登国元年(386年)到隋义宁二年(618年),共记载了包括后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232年的历史。李延寿根据其父亲遗留下的编年旧稿,参照各朝史书,并收集各种杂史千余卷,于唐代贞观十四年(643年)开始编写,到唐代显庆四年(659年)成书,历时16年之久。有本纪12卷,其中魏本纪5卷,齐本纪3 卷,周本纪2卷,隋本纪2卷;列传88卷,无表志。纪传顺序,按朝代先后按列;类传人物,按时间先后排列于一传。宋人曾以此补《魏书》、 《北齐书》、 《北周书》之缺。据清代钱大昕等考证,传世本中《隋炀帝本纪》系后人根据《隋书》所补。列传亦有脱误。今有中华书局校点本。

春秋简书刊误

春秋简书刊误

二卷。清毛奇龄撰。此书是清人校勘《春秋》经文取得成绩之第一部。毛氏认为,《春秋》经书是依据鲁史简书修成,而《左传》则是依据各国史记之策书而作。《公羊》、《穀梁》“两家杜撰,目不见策书,徒以意解经,故经多误字,而《公羊》且复以里音市语谰謱其间,其所存圣经已非旧矣”。故其书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羊》、《穀梁》之异文,辨正其谬。其书舍《左传》之经文而从《公羊》者,只有襄公十二年“卫侯出奔齐”一条。毛氏认为,《公羊》、《穀梁》是口耳相传,未见策书,而口耳相传必然会产生“声转之误”,此为毛氏考证的基点之一。如隐公元年《经》“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穀》“蔑”俱作“昧”;隐公四年《经》“卫州吁弑其君完”,《穀》“州”作“祝”,毛氏皆认为是声转之误。他如考定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襄五年救陈,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之类,皆有根据。至于经书“冬,宋人取长葛”,《左传》却作秋,毛氏但知经传不符,不知《左传》记宋事用商正,商正之秋正当周正之冬;庄公六年《经》“齐人来归卫俘”,而王传皆作“宝”,毛氏引《尚书》序“俘厥宝玉”,认为囚人曰俘,而取宝亦曰俘,不知宝古文作,经文之俘,乃隶定时之讹,三传不误而经文误,如此之类,不免白璧之瑕。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