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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鳞爪
《上海鳞爪》所述旧上海滩奇闻轶事约 600 余篇，每篇文字均在五六百字 不等，涉及面极广，轻松好读。
太上说通真高皇解冤经
太上说通真高皇解冤经，撰人不详。似出于明代。一卷，收入《万历续道藏》。此经仅三百余字，乃太上道君演说。谓地狱受苦之人，皆因在世时作恶悖道，杀生害命所致。如能专志持斋，转诵此经，即可解冤拔罪。篇末附广信真人颂五言八句。
悼离赠妹诗
晋代左思作。左思出身寒门,不喜交游,虽博学多才,但不得重用,仕途不得意,晚年退居在家,专意典籍,不问世事。现存诗仅14首,多感慨时事及生平,表达建功立业的抱负,揭露讽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显示出蔑视权贵的英雄气概。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其妹左芬被召入宫,后为贵嫔。左思与妹分别两年,思之而不能相见,作此诗赠左芬。其妹后作《感离诗》酬答。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女进宫为后妃,其亲族亦皆因之富贵荣华。但左思不是趋炎附势之徒,他不以妹妹的入宫作为自己进身腾达的阶梯。他在本诗中抒写了兄妹间真挚的同胞亲情,妹妹一旦入宫平时即很难相见,因而于离别时,他“衔杯不饮,涕洟纵横”。惟嘱善自珍重,爱惜光阴。原诗如下:“将离将别,置酒中堂。衔杯不饮,涕渍纵横。会日何短,隔日何长。仰瞻曜灵,爱此寸光。”
经幄管见
四卷，宋曹彦约 (1157—1228)撰。曹彦约字简甫，号昌谷。南宋南康军都昌 (今属江西)人，淳熙八年 (1181)举进士，曾从朱熹讲学，后受人之召，负责汉阳军事，因部署抗金有方，改知汉阳军。后累官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府。嘉定初，为湖南转运判官，镇压郴州 (今湖南郴县) 瑶民起义，后任利州路(今属陕西) 转运判官兼知利州，发漕司储粮减价粜与饥民、通商蠲税，并论兵柄财权并列之弊。宝庆元年(1225)，擢为兵部侍郎，迁礼部侍郎，不久又授为兵部尚书，力辞不拜，后以华文阁学士致仕。《经幄管见》这本书，是曹彦约在负责讲筵时所辑，其中材料都取《三朝宝训》，作者反复阐明，以示效法。因此书是作为侍讲官向皇帝进讲之词的总结，所以此书于进读、符瑞各篇，大抵是当时侍臣进讲之词，而其余各篇也主要是旁征经史，并归之于法，对这些进讲之词略作评论，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法效尤。只可惜，这本书旧刻散佚，只有永乐大典尚载录全文，今存豫章丛书本、钞本。
中庸译注
《中庸》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由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的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中庸》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首见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中庸》的核心是“诚”,提出了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伸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就能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知识。《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诚”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认为“中庸”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要求“君子”以“中庸”处世,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作者力图让人们按“中庸”原则行事,以谐调人际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中庸》反对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言行过激,提倡“中和”,也有其合理因素。《中庸》所阐发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成唯识论演秘
凡七卷，或十四卷。唐代智周撰。略称唯识演秘、演秘。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三册。乃注解成唯识论及成唯识论述记之书。系唯识三疏之一。撰者为我国法相宗第三祖，书中宣扬法相深义，发挥论、述记之幽旨，字句易解，为初学者所不可或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