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非集

作者:善熹
辨非集

辨非集,一卷,宋善喜述,有题记。善熹在此书中对解空法师(1092—1182)《金刚通论》《金刚事苑》二书进行了批驳,以维护华严宗第五祖圭峰宗密“禅教并用”的思想,反映出两宋时期佛教内部华严宗与天台宗的争辩,其辩词有理有据,出古入今,体现了丰富的学识,展现了佛教传播进程中的教义之争,于佛教史乃至中古时期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均有其意义。收入《卍续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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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作者是山冈庄八,该书主要讲述在日本战国中后期,德川家康脱颖而出,结束战国烽烟,开启三百年太平盛世的故事。《德川家康》洋洋五百五十万言,将日本战国中后期织田信长、武田信玄、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等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德川家康最终脱颖而出,结束战国烽烟,开启三百年太平盛世。作品展现了德川家康作为乱世终结者和盛世开创者丰满、曲折、传奇的一生,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杀伐、谋略与权术、天道与玄机!它不仅成为商战兵法、政略宝典、兵家必备,更是不朽的励志传奇。

青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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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卷。元赵文(1239—1315)撰。文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亡入闽,依文天祥。元兵破河州,与天祥相失,遁归故里。后为东湖书院山长,授南雄路儒学教授。著有《青山稿》。据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载赵文有《青山集》三十一卷,但久已散佚,清初已无传本。此本系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共八卷。卷一、二为序,卷三、四为记,卷五为碑记、赞、跋、书后之属,卷六为墓志铭,卷七为古体诗,卷八为近体诗、词。今观其诗文,皆自抒胸臆,绝无粉饰。有《四库全书》本(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四库珍本丛刊》本,另有清乾隆翰林院钞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清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

伤寒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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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镏洪撰。约成书于1234年。全书4千余字。书凡1卷。首列伤寒心要论, 次列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小柴胡汤、凉膈散等三十方及新增病后四方, 末则列伤寒心要余论。是书专为伤寒而设, 但在学术上, 则多从河间“火热” 立论。阐释伤寒六经生理病理, 注重五运六气的变化影响。全书内容大体以论热病为主, 所用方药, 亦多系寒凉之剂。即使是伤寒表证, 亦主张施用寒凉。如其在《伤寒心要论》中说: “夫伤寒者, 前三日在表当汗, 可用双解散, 连进数剂必愈。” 若病不解, 病已传变, 治则主用平和之药, 如小柴胡、凉膈、天水之类。谓“双解、凉膈、白虎、泻心, 此理伤寒之妙剂”。本书在编写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在卷首与卷尾能用简洁的文字, 阐明伤寒六经病证辨治心要, 卷中则以较多篇幅论述伤寒热病证治方药, 以证类方, 以方类证等等, 参杂其间, 较为扼要明了。然镏氏概将伤寒作热病论治, 则似乎有些偏颇。此书在金代, 尚未见刊行记载。此书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清·京师医局本, 及刘河间伤寒三六书诸本。现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 吴勉学校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上海图书馆藏有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京师医局刻民国十二年(1923) 补刻《医统正脉》本; 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藏有清·宣统元年己酉(1909) 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河间六书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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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与高适齐名,均唐代卓有成就的边塞诗人,所著瑰奇峭拔、雄壮俊逸,尤以七言歌行雄视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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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旧本题周缠子(生卒年不详),国别不详。《汉书·艺文志》无录,今存佚文,本诸子抄,收为墨家第五。 关于缠子,我们已经完全不清楚他的姓名、国别等等资料,甚至生平都不大清楚。唯一知道,他是六国时人,墨家的学徒,与儒家的学徒董无心(《汉书·艺文志》有《董子》一篇,在诸子儒家类)相见论道。 《缠子》一书,汉、隋、唐志皆不著,书亦佚。马总意林始载《缠子》一卷,引其书二节。大概《董子》一书记述二人之事,故亦称《缠子》。今仅存译文六条。收入本诸子抄,为墨家第五。 班固《汉书》、《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该书,唐宋之间,始见征引。由于其书有董无心论难之语,往往又称《董缠子》,盖附见于《董子》书中,非有专书。清人马国翰辑《董子》于儒家,又辑《缠子》入墨家,两书本为一帙,非有两书,用之者不可不戒。现存的版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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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