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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言选
周作人译。书中收录了《两位侯爷》、《蚊子摔跤》、《花姑娘》、《人变马》、《狐狸洞》、《小雨伞》、《雷公》等24篇日本民间喜剧。 “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14世纪后半至16世纪，也是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武士专政七百年间的中段，在源氏鎌仓幕府与德川氏注户幕府的中间，足利氏世袭将军，幕府设在室町，所以称为室町时代。这时代的文学普通称作武士文学。 狂言与摇曲同出一源，所以这也称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不但可以让能乐主角来得及改换装饰，也叫观众年得不单调。民间故事与笑话在日本来发达成为“落语”，发达都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业便是从此取材的。《狂言选》中所收的《三个残疾人》，《人变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东噹》以及《养老水》，可能都属于这一类。
易源奥义
元保巴(蒙古族)著。全书三千余字，未 分章节。书前附有《进太子笺》的前言。书中对河图、八 卦、洛书及其关系进行注释。称河图为先天图，亦即“太 极”。主张“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先天数者， 无极而太极”，描述了“太极”演为六十四卦的图示。认 为先天的太极产生“中天”、“人道”：“中天数者，太极之 运化也”，“后天数者，三极之妙用也”。并用“根干支 末”、“元亨利贞”、“动静有无”、“先天象数”、“阴阳五 行”等词语解释“太极运化”，以说明宇宙运动及规律 性。此外还提出“言不尽意，以心会心”的唯心主义认识 论观点。
两都赋
班固著。见《班兰台集》,收于《文选》。作者在序文中说,长安父老,怨都洛邑,冀复都长安,故作此赋以明都洛邑之宜。赋中假设西都宾在东都主人前夸耀西都长安之形胜,建都后之繁华,四郊之富盛,宫室之壮观,特别夸耀昭阳殿之盛况;接写百寮官署、离宫苑囿之隆,又及武帝之求仙与羽猎、水嬉之愉悦。东都主人则指斥西都宾之惑于事理。他先述西汉建都于长安乃一时之计,后遇王莽作乱,光武帝方承古帝之功业遗制建都于洛邑;及于明帝,俭而不侈,一应礼仪以至田猎皆循制而已,唯重教化,致使德治之盛,无与伦比,四夷宾服,天下洽治。西都宾闻而慑服。最后,东都主人授西都宾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作者认为建都不该着眼于有利于统治者的穷极享乐,而该着眼于德化之行,长治久安,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赋中对光武帝、明帝极力称颂,最终规以节俭,是承西汉大赋之体制。全赋规模宏大,恣意铺陈夸张,是汉赋的代表作之一。
花部农谭
古典戏曲论著。1卷。清人焦循著。李斗《扬州画舫录》说:“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农谭”,即农家人的谈论。这部论著是焦循于柳荫豆棚之下和农人“闲谈”的记录。谈锋主要针对花部所演的10部著名戏剧,就其本事和故事来源、梗概做了论述。这是花部兴起后,较早的一部专门评论花部戏曲之作。当时(尤其是上层人物)只重雅部——昆曲,对于花部不屑一顾,认为其鄙俗粗疏。可是焦循在前言中却说道:“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他认为昆曲谐于律,而听者不看戏文,则茫然不知唱的是什么。可是花部“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花部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所以他对于花部10部名剧大加称颂,如认为花部《铁丘坟》有昆曲《八义记》所不能及者。还指出大众喜爱花部戏剧,“前一日演《双珠·天打》(昆曲),观者视之漠然;明日演《清风亭》(花部),其始无不切齿,既而无不大快”,“归而称说,浃旬未已。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见也”。
大鹤山人词话
郑文焯撰，龙沐勋辑。大鹤山人郑文焯为近代词学大家，批校宋人词集甚多，朱黄满纸，颇具新意，然散落海内藏家。1933年龙沐勋附记：“友人唐圭璋君，方议汇刊词话，属为搜辑遗佚，因拟汇录先生批校各集，兼及遗札中之有关于词学者，为《大鹤山人词话》若干卷，以报唐君，并先揭载本刊(《词学季刊》)，为海内治词者之助云。”是编辑录《东坡乐府》(据《彊村丛书》本)批校语二十五则，如《永遇乐》(天末山横)一首，文焯按：“此词又见《石林词》，元刻既无之，毛本又以意题作‘眺望’，当据元刻及叶梦得词，删去此阕。”有的则用评语，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评语云：“煞拍画龙点睛，此亦词中一格。”另有附录“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五通、“大鹤山人词集跋尾”十一则、“大鹤山人论词遗札”二十四则，还有戴正诚辑“大鹤先生手札汇钞”十九则等，对研究郑文焯词学观点皆有助益。《词话丛编》据《词学季刊》辑入。
重编天台诸文类集
重编天台诸文类集，卷十，宋如吉编。